“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珍藏在记忆中的故乡，不但从来不曾遗忘，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气息也越来越浓郁。那山，那水，那土地，那乡亲，还有那老宅，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总也说不尽、讲不完。那老宅中的那些老物件，大小、形状及色彩虽然不一，但没有闲置无用的。这些物件中，我最喜欢饭盒子、蒜缸子、油坛子、酒盅子。我将它们称为“老物件四君子”，在我的心目中，它们不亚于傳统书画中的梅兰竹菊。

饭盒子

我们那个山屯里，让我羡慕的人很多，老赵家的大儿子赵根就是其中的一个。赵根比我大五岁。我刚上小学时，他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到离我们那个山屯十六里的中学读书。自行车的后架上，绑着一个黄帆布的书包；前把手上，挂着一个用羊皮手套的料做的兜子，兜子里装着一个饭盒子。每天放学回来，饭盒子在兜子里哗啦哗啦地响，惹来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好奇地盯着看。

赵根的父亲在一个产钼的矿山上班，山屯人都叫他“大工人”，一个月开一百多块钱的工资。一块钱面额的票，可以成扎拿回来，是山屯里唯一一个号称“开资不打扎”的人。当工人就是有派头。穿一身八条垄的棉袄、棉裤，戴一块“钻石”牌手表，家里点的是嘎石灯。那嘎石灯，不仅比煤油灯亮得多，还可以拿到屋外去，不怕刮风下雨。不像煤油灯那样，风一吹就熄灭了。山屯里，哪家要办喜事，都到老赵家去借嘎石灯，图个喜庆。

赵根是山屯里第一个骑自行车去上学的孩子。早晨，我常常站在我家的大门口，偷偷地看着赵根在屯口的大道上踏几步，然后骑上去，很快就看不见踪影。晚上，我又偷偷地迎接他，目送他回到他家的院子里。自行车前把手上挂着的饭盒子，总是哗啦哗啦地响，那声音，脆生生地好听。看着听着，我就期盼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也像赵根一样骑自行车去上学。

我读完小学五年级后，终于有了走出山屯去上学的机会。我欢呼着，把我的黄书包刷得干干净净。

母亲总是一眼就看透我的心事。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花手绢的小包。那是母亲的钱包，我家所有的钱都在那个小包里。那里有多少钱，只有母亲知道。那里的数字，母亲是绝对保密的。她把拿出的钱装进贴身的衣兜里，又把小包送回到柜子里。母亲花了一块八毛钱，在供销社的代销点买回了一个饭盒子，和赵根的饭盒子一样，也是铝的，很亮很亮，在我的心里闪着光。有了这个饭盒子，我便有了走进新学校的一种渴望。

母亲拆了她珍藏的两副羊皮手套，给我缝了装饭盒子的兜子，比赵根的那个兜子新得多。从我上小学的那天起，母亲就一直告诉我书包里只能装书本和文具，不能装其他东西，装其他东西，容易弄脏弄坏书本和文具。母亲一边缝兜子，一边自言自语：“羊皮这东西隔凉隔热，保温！”当母亲把饭盒子装进兜子，我拎起它就跑出宅院。羹匙在饭盒子里“哗啦哗啦”地响，在我的心里变成一支美妙的歌曲，我也有了和赵根一样的饭盒子。母亲笑了，说了一句“穷汉得了狗头金”。我知道不是好话，但我却拿它当好话听。

一个新饭盒子，让我翻来覆去地欢喜着。但我知道，我不会像赵根那样骑自行车去上学，母亲的那个花手绢小包里，没有买一辆自行车的钱。我注定要像我的叔叔那样，每天往返步行三十多里。

母亲总是希望我小的时候多受一点苦。在母亲的眼里，我比妹妹们特殊。母亲曾跟屯里的姚太奶说：“咱过日子，还真得讲究个‘穷养儿富养女。男孩儿将来要顶门过日子，要顶天立地，小时候就得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没个人样儿不行。女孩儿早晚要嫁出去，不能对她们太严厉，不能让她们变得胆小如鼠，不能让她们感觉比别人矮三分。”母亲总是带着我去干那些脏活儿累活儿，而妹妹们要自由得多。

我叔叔读书时，就是步行每天往返三十多里。山屯里有许多人都嘲笑我的奶奶，说天天让孩子上学有啥用？还不如让他在家帮大人干点活儿。奶奶不为所动，数九寒冬迈着因裹脚变成的“三寸小脚”，每天起早送叔叔上学。因为上学路上要路过一片坟场，叔叔一个人走有些害怕。后来，叔叔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成为奶奶家里第一个“吃皇粮”的人。

母亲也像奶奶一样，一直支持鼓励我上学读书。我是家里的大头顶，应该早一点成为父母的帮手，可母亲却一直让我上学读书。母亲说，咱家比不上老赵家的现在，但咱家一定要比得上老赵家的将来。你一定要像你叔叔那样，将来成为一个“吃皇粮”的人。

心里盛着母亲的话，我背着黄书包、拎着饭盒子，满怀信心地走进新的学校。每天早晨，母亲都很细心地给我装好饭盒。不管家里吃啥，我的饭盒子里总是保证装得最好。母亲常对妹妹们说，你哥一天要走三十多里，就得让他多吃点好的，让他走路有劲。

我的饭盒子里，除了主食，还总是少不了下饭的菜。实在没有菜，也要保证有咸菜。母亲给我装的咸菜，总是变着样地切。有时切丝，有时切片，有时切块，总让我有新鲜感，让我有食欲。咸菜里，还常常拌几滴香喷喷的炸过油条丸子的棉籽油，很香很香。拎着装饭盒子的兜子，吃着母亲装的饭菜，总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我，起早贪黑，冷天热天，我都会从容应对。

过了一年，我的大妹妹也去新学校读书。这时，母亲的花手绢小包似乎攒够了买一台旧自行车的钱。母亲把那个小包里的钱拿出来，交给了我的父亲。很快，我家就有了一辆“红星”牌的脚闸旧自行车。

从此，我就成了那台自行车的主人，大妹妹成了自行车后架上的乘客。有了大妹妹的陪伴，我的那个羊皮手套做的兜子里又多了一个饭盒子。多了一个饭盒子，母亲是不是又多了一份牵挂？

蒜缸子

我家碗架子里的秫秸帘子上，摆放着一个紫檀色的蒜缸子。也不知为什么，平时这个蒜缸子一直口朝下扣着。不光这个蒜缸子，我家小到喝酒用的酒盅，大到盛米用的缸，平时都是口朝下扣着。我想，这些物件一直扣着肯定有啥说道。那个蒜缸子自打来到我家后，就一直扣在了我的心里。

山屯人的日子，总离不开碟碟碗碗、坛坛罐罐。有碟碟碗碗的声音响着，有坛坛罐罐的东西摆着，家里就有飘香的味道弥漫着，就有小丫、小小们的笑声飞扬着，就有袅袅的炊烟茂盛着，就有一扇扇的门活跃着。

打小，我就和家里的那些碟碟碗碗、坛坛罐罐有着亲密的感情。我家的碗架子里有多少碟子多少碗，哪只碟子有豁牙哪只碗上有璺，我都记着。我喜欢揭开挂在碗架子上的蓝印花布帘儿，看一摞摞的碟碟碗碗。那碟和碗，都有蓝色的边道。碟与碟摞在一起扣着，碗与碗摞在一起扣着。碗分大碗、二碗和小碗。小碗是盛饭用的，一家人每人一只有余。二碗和大碗都是盛菜用的，数量要少一些。不同的碗摞在一起，从大到小，在秫秸帘子上一顺排开。

每到饭时，我就和妹妹们争抢着到碗架子里去端碟和碗。这时母亲会说：“小心点儿我的小祖宗们！”碟碗摆到饭桌上，我和妹妹们就会“叮叮当当”地来一通碟碗筷乐器大合奏。如果耍得太过分了，就会惹来母亲的一声喝骂。吃完饭，碟碗就要在盆里被洗得哗啦哗啦响，然后又摞回到碗架子上的秫秸帘子里。从炕沿边到碗架子的地面，早就被我们踩得溜光亮。

而那个紫檀色的蒜缸子，就扣在碗架子秫秸帘子的一角。我家没有蒜缸子时，一旦想吃蒜清酱，就要到隔壁的奶奶家去借蒜缸子，这差事一般都是我来跑腿。母亲一声吩咐，我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奶奶家，直接到碗架子里去拿那个棕红色的蒜缸子。回来的路上，我会一直盯着手中捧着的蒜缸子，心里美滋滋地享受着它的漂亮。

那年快过年时，就听母亲自言自语：“没个蒜缸子真憋屈。”母亲的话，从来都不是轻易出口的，出口的话都一定产生影响。果然，母亲去赶年集时，花了五毛钱買了一个紫檀色的蒜缸子。当时，买一个蒜缸子的钱，能买一个砂盆、一斤半煤油、两包半火柴、四斤咸盐，难怪母亲说“这蒜缸子可不便宜”。也许是我看惯了奶奶家的蒜缸子，感觉母亲买的蒜缸子颜色有点深。

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紫檀色既压重，又辟邪。”怎么，这蒜缸子选啥颜色的，还挺有说道？母亲在挑蒜缸子时，一定在颜色上动了一番脑筋。我仔细琢磨一番后，终于明白了我家为啥好多物件的颜色都比较深。我随即又觉得，奶奶家的蒜缸子，颜色不太庄重。

我家有了蒜缸子后，再想吃蒜清酱，就不用跑到奶奶家去借。我捧着蒜缸子端详，觉得蒜缸子一定与我家的各种缸同族同宗，一定是在缸窑里烧成的。蒜缸子的材质，与我家水缸和酸菜缸的材质差不多，做工也似乎差不多。与各种缸比较，蒜缸子无非个头小点儿，而且口小、肚大、底厚，形状有点儿特殊。蒜缸子有厚厚的底座，缸口上外凸一圈圆圆的沿。有了这样一个蒜缸子，我家无疑又多了一份财产，我家碗架子里的秫秸帘子上又多了一份重量。

我喜欢蒜缸子的小巧和敦厚，更喜欢擀面杖在蒜缸子里发出咚咚的响声。在我家，一旦擀面杖在蒜缸子里发出了咚咚的响声，一家人就会吃一顿好吃的。做豆腐时要捣蒜做蒜清酱，包饺子时要捣蒜做蒜清酱，杀年猪时更要捣蒜做蒜清酱。蒜是我家菜园子里种的，编成的蒜辫子一直挂在屋子房梁上。清酱是用大酱汤添加一些黑豆、香菜等熬成的，盛在一个紫黑色的坛子里。盛清酱的坛子叫清酱坛子。有一条蒜辫子挂着，有一个清酱坛子放着，我家就可以随时用蒜缸子和擀面杖捣蒜做蒜清酱。

起初，捣蒜的活儿都是母亲包着，我和妹妹们在一边好奇地看。后来，我就从母亲的手里接过了蒜缸子。再后来，妹妹们又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蒜缸子。我家的好多活计，起初都是母亲一个人干，后来我就成了帮手，再后来妹妹们都成了帮手。不管啥活计，母亲都不嫌弃我们干不好，很少给我们挑毛病。在母亲身边，我们慢慢地知道了啥叫过日子，也慢慢地懂得了怎样过日子。

一头蒜剥成蒜瓣，不能一次性放在蒜缸子里，而要一瓣一瓣地分着放进去。放进一瓣后，就用擀面杖捣碎。一次性都放进去，蒜瓣会在蒜缸子里叽里咕噜地乱跑，使擀面杖捣蒜时，蒜瓣会从蒜缸子里蹦出来。蒜瓣捣成蒜泥后，加适量的清酱，就成了美味可口的蒜清酱。蒜清酱要现做现吃，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新鲜的味道。

我家二月二烀猪头肉时，母亲把一碟做好的蒜清酱放在饭桌上。我和妹妹们像一群小燕似的围坐在桌子边，看着母亲拆那热乎乎的猪头肉。母亲把猪头肉蘸上蒜清酱，依次放进我和妹妹们的嘴里。我细嚼着猪头肉和蒜清酱的味道，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幸福。而到了盛夏时节，母亲烀一锅土豆、茄子，然后用蒜清酱拌一盘土豆茄子，味道真是美极了。

在我的记忆里，好多味道都是因为有了蒜清酱而变得更加鲜美。肉片不蘸点儿蒜清酱，饺子不加点儿蒜清酱，豆腐脑不添点儿蒜清酱，就好像缺点儿啥，就吃不出应有的味道来。逢年过节，我家的饭桌上，总少不得那个紫檀色的蒜缸子。我和妹妹们都愿意到碗架子里去取那个蒜缸子，都抢着拿擀面杖去干捣蒜的活儿。有了那个蒜缸子，我家就有各种各样的美味飘着香着。

油坛子

山屯人过日子，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油坛子。那个油坛子里盛着的，都是清一色的荤油。山屯人所说的荤油，就是猪油。山屯里所有的大人，都会牵挂一个或大或小的油坛子；所有的孩子，都会喜欢一个或大或小的油坛子。有了油坛子，山屯人家的日子才会有香喷喷的滋味，才会有油汪汪的盼头。

我家的油坛子，是母亲卖了二十个鸡蛋，花了一块五毛钱从大集上买来的，黑亮黑亮的，中间的肚儿稍大一些，底儿和口儿稍小一些。

油坛子常年放在堂屋一角的高桌子上，那应该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地方。坛口上，一直盖着一个圆圆的榆木盖儿。那个榆木盖儿，是我家盖新房时，从榆木檩子上锯下来的，刚好比坛口大一圈儿。山屯人盖房子，过梁和檩子上锯下来的边角料，都会被很好地利用起来。过梁上拉下来的圆墩，可以做菜板子。檩子上拉下来的圆墩，厚一点儿的，可以当木凳坐；薄一点儿的，可以当油坛子和咸盐坛的盖儿。

我路过堂屋时，总会禁不住望一眼高桌子上的油坛子，总能闻到一股隐隐的油香，让我舒心，让我陶醉。母亲做菜，不管是炖还是炒，用的油都是那个油坛子里的油。山屯人都喜欢吃荤油，说吃豆油和花生油不香。油坛子里的油，大多都是自家杀猪时炼出来的。每家过年前杀一口年猪，不仅能够过一个丰盛的大年，来年还会有喷香的荤油享受着。

荤油分为水油、板油和肥膘油。水油是肠油，板油是腹腔壁上的油，肥膘油就是肥肉油。在山屯人的眼里，肥膘油最好，板油次之，水油再次之。但山屯人舍不得用肥膘炼油，那油坛子里的油，主要是水油。

为了让一头猪多出一些水油，秋末冬初时，母亲就开始给家里养的那头猪多喂一些粮食之类的精饲料，这也叫“喂肥猪”。而此前的猪，叫“壳郎猪”，体形虽然较大，但很瘦，没有肥膘。壳郎猪喂一段精饲料后，就长了大量的肥膘，就变成了肥猪。母亲还经常夜里给猪喂一些玉米粒，她说，猪吃了玉米粒这样的夜食，肚子里就多挂水油。

我喜欢看母亲站在锅台前炼猪油的姿势，更喜欢闻母亲炼猪油时锅里散发的那种油香的味道。母亲把水油切成均匀的块儿下到锅里，然后添适量的水开始烧火煮。水油块煮熟后，便减小火力，让锅里的水一点一点地蒸发掉。剩下纯正的水油块，水油就自动流溢到锅里，然后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出来。

这炼好的水油，不能直接舀进油坛子里，油坛子被烫容易炸裂。母亲先把炼好的水油舀进一个已经预热的缸盆里，缸盆不预热也同样容易炸裂。油在缸盆里降温后，才可以倒进油坛子里。但炼好的油不能在缸盆里放得太久，太久就会凝固。

锅里炼好的油舀净了，剩下的就是干巴巴的油嗞啦。闻着油嗞啦的味道，我和妹妹们都馋得不得了。母亲每次炼完油，都会把油嗞啦盛在一个蓝边的大碗里，然后端到饭桌上。母亲用筷子夹一块油嗞啦，然后蘸一点擀成细面的咸盐花，按照从小到大的年龄顺序，一个一个地放进妹妹们和我的嘴里。

更让我们享受的，是炸猪连贴的美味。山屯人所说的猪连贴，其实就是猪的脾脏。炼油时，母亲把猪连贴切成块，同时与水油一起放进锅里煮。水油炼好了，猪连贴也炸好了。吃一口炸猪连贴蘸咸盐花，真是满口留香，感觉天下最美的味道不过如此。

那些油嗞啦，母亲只是让我们尝尝鲜而已，不可能让我们吃个够。母亲把从锅里掏出来的油嗞啦，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挂在过梁的钉子上。大年三十时，母亲才把它摘下来剁成碎末，掺进白菜或者酸菜馅儿里搅和均匀，包油嗞啦馅儿的饺子。这油嗞啦馅儿的饺子，味道香而不腻。年三十的晚上，山屯人几乎家家都用油嗞啦拌馅儿包饺子。

杀了年猪后，我家的油坛子里就会盛满白花花的荤油。这一坛子荤油，母亲想办法要让我们一家人吃上一大年。一个月吃多少油，一个月油坛子下到啥地方，母亲心里有数。母亲常说，坛子里有油时一定要想着没油时。母亲炒菜、炖菜，只用羹匙去取油，每次都是半羹匙多一点。炖菜时，大多是后放油，母亲管这种做菜方法叫放浮油，说放浮油节省。一层油花浮在上面，不光好看，也好吃。我和妹妹们拿着羹匙，专门盯着油花舀。

油坛子充足了，我和妹妹们有时就会吃上一顿荤油和的秫米干饭。山屯人管荤油和的秫米干饭叫油饭。每年秋天，我家活计多、活计累的时候，母亲就会捞一盆热热的秫米干饭，再舀一匙荤油来。这时，每个人吃饭用的碗一律换成了大碗。盛上满满的一碗秫米干饭，用筷子在饭中间插一个眼儿，再用筷头剜一些荤油下进眼儿里，然后浇点清酱，将荤油、清酱和秫米干饭和均匀，就成了香喷喷的油饭。香喷喷的油饭，至今还留在记忆里。

酒盅子

我家有一摞青花瓷的酒盅子，与一个酱紫色的喇叭嘴、小细脖的酒壶一起，放在碗架子里的一个蓝边大碗里。这摞酒盅子总共有八个，不用数，就在我心里。八个酒盅子在蓝边大碗里一顺地躺着，一个挨着一个摆成半圆形。酒盅子很小。三盅盛不下一两酒。这么一个小小的酒盅子，捏在我父亲的手中，却能散发出迷人的酒香和超乎寻常的魅力。

我家的酒盅子是咋来的，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给的，还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自己买的，我一直没问过谁，也就一直不得而知。其实，我很关心我家的物件都是咋来的。我家的柜子、箱子、坐镜、掸瓶、帽盒子啥的，我几乎样样都能说出它的出处来。哪件是爷爷奶奶给父亲带过来的，哪件是姥爷姥姥给母亲陪嫁过来的，哪件是父亲和母亲成家挑门过日子后自己买的，我几乎都清楚。唯独这摞酒盅子，我一直没有求真。

酒盅子用的时候少，闲的时候多。我家碗架子里的物件，就数酒盅子的利用率低。不像碗、筷、匙之类的物件，一天三次被端到饭桌上，又一天三次被放回到碗架子里。而酒盅子，很少被摆在饭桌上。一旦被摆在饭桌上，我家的宅屋里就一定会有浓浓的喜庆气氛。

但在我的心里，我家的酒盅子是全山屯使用率最高的酒盅子。“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父亲常常这样说。我家每年杀年猪时，父亲和母亲都要请本家族的长辈们来喝猪血。喝猪血就自然少不了喝点小酒，酒盅子就自然派上了用场。

我们那个山屯里，数我们郭姓的家族大。家族大，长辈人就多。杀年猪那天，一大早父母就让我去一家一家地请太爷爷辈和爷爷辈上的长者。我喜欢干这样的差事，不大会儿工夫，我就把太爷爷和爷爷们请个齐全。

猪血炖好了，杀猪菜也炖好了，父亲就陪着我的太爷爷和爷爷们开席了。两张桌子并排摆着，太爷爷和爷爷们按照辈分年龄依次排座。在太爷爷和爷爷们面前，我的父亲一直是恭敬地打点着。他端着一个酒壶，只管忙着倒酒。我真羡慕这些太爷爷和爷爷。我甚至偷偷地想，啥时我也能变得和他们一样神气，也有人请我去喝小酒，去喝猪血，去吃杀猪菜。

父亲常常把酒壶交给我，让我去给太爷爷和爷爷们倒酒。倒酒很讲规矩，必须先按照辈分大小的顺序倒，然后再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倒，顺序错了父亲会在一边悄悄地提醒我。“满杯酒，半杯茶。”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常识。“喝了我倒的酒，能活到九十九。”太爷爷和爷爷们就喜欢我说这样的话。

太爷爷和爷爷们围坐在一起，饶有兴致边喝酒边唠嗑儿。他们端酒盅的姿势，真是讲究。拇指和食指捏着酒盅子的沿，轻轻地送到嘴边，“吱”的一声响，酒盅子在嘴边略略地倾斜一下，然后又缓缓地放回到桌子上。细瞧瞧酒盅子里的酒，就下去那么一点点。与其说他们在喝酒，还不如说他们在品酒。

三盅五盅下肚后，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活跃。不知不觉中，太爷爷和爷爷们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哪家的男人勤快厚道，哪家的女人贤惠孝顺，哪家的孩子听话不祸害人，都是让人高兴的好事。这些话题，时常能听到我父亲的名字，我母亲的代称，还有我的小名。我在一边听着这些话，心里总觉得美滋滋的。

太爷爷喝到了量，也觉得话说得差不多了，便提议收杯。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太爷爷和爷爷们都是控制酒量的高手，酒盅子贴在嘴边吱吱响半天，也下不去半盅酒。他们喝酒，纯属一种沟通交流。八个酒盅子端在八个人的手里，吃一顿饭也喝不了二斤酒。山屯人常说，喝多的人会耍酒疯，我真想看看我的太爷爷和爷爷们喝多了耍酒疯是个啥样子。

在父亲的身边，拿着酒壶学会给太爷爷和爷爷们倒酒，我知道了啥叫长辈，啥叫晚辈，啥叫尊老敬老。父亲常说：“敬老人是敬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所在。在山屯里，父亲事事都能得到人们的支持，事事都能干得比较顺畅，就是因为他敬老敬得好。正月初四是我爷爷的生日。那一天，父亲和母亲都要把叔叔和姑姑们请到我们家，又是小酒聚亲人。端着溢满酒香的酒盅子，爷爷高兴着，我们大家快乐着。

在我的心里，我的母亲一直是一个特别的母亲。常常有别人家的女人强烈反对男人喝酒，甚至反感到打架的程度，可我的母亲好像暗地里支持我的父亲喝酒。我家不管来啥样的客人，只要家里有酒，母亲就会把酒壶和酒盅子摆上，然后在旁边伺候著，听着看着我的父亲与客人一起，让酒盅子发出吱吱的响声。父亲也真是争气，酒盅子咋吱吱响，他也没醉过。

看着青花瓷的酒盅子，我竟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小小的酒盅子，要比大大的碗尊贵。碗里盛着饭，是吃给自己的；而酒盅子里倒的酒，是喝给别人的。酒盅子里飘出的醇香，给我们家聚来了人气的兴旺。过日子既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也要靠别人的支持帮助。饭碗强壮自己，酒盅聚来亲朋。

作者简介

郭宏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葫芦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葫芦岛市连山区作家协会主席。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福建文学》《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1000多万字。出版系列散文集《山屯物事》《山屯情愫》和《山屯光阴》，长篇人物传记《董明珠：倔强营销的背后》《李彦宏：专注成就百度人生》《纳兰性德：他是人间惆怅客》。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和尼泊尔文在海外出版。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