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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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木渎五峰山下，有金圣叹的墓，实际上很不好找。

前年深秋，去木渎乡野寻其墓址，到了难以通行的途径，只好下车探路，逢人便问，总算见到一处类似哨亭的木板房。板壁上有块“吴中区木渎镇森林防火办公室”的贴牌，上有“金圣叹墓至虎山咀”及“护林员某某”的手写字样。距此稍前，还见一处挂有“越野车不得上山”告示牌的铁门。向里张望，一片萧然阒寂的野境，知属人迹罕至之地。难道，这就是金圣叹的归葬之所？

这里，我们先撇开金圣叹的墓地不谈。

对于金圣叹（1608—1661），若非比较关注明清文学者，恐不太了知其人。他的家世背景几无记载，他自己生前也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他是苏州吴县人，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自称泐庵法师，别号鲲鹏散士。他从小爱读通俗文学，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十来岁时父母双亡，家境急转直下。到了弱冠之年，他成家生子，常为衣食忧，对发妻及四个儿女总抱愧疚之情。金圣叹起初也以陶渊明自居，取“绝意仕进”的姿态；后对江山易主的现实不再“感冒”，也不再持“反清复明”立场。他在51岁时因一桩“哭庙案”被处死，但其家人的厄运并没有随着他的罹难而有所转圜，而是生前受“连累”，死后受“连坐”。妻儿被流放宁古塔，为死去的金圣叹继续赎罪。

这是何等不幸！

如果这就是金圣叹的人生简史，恐无多少书写的必要，只能归位于当年无数个不幸家庭中的一例。倘掉转视角窥探明清文史，便会惊讶地发现，他这一生又是多么才气出拔，不同凡响，以至于民国几位大家，都对其不吝擢赞：胡适说他是“大怪杰”；林语堂称之为“17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周作人亦言“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由于一桩“哭庙案”，他又戏剧性地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口中的“抗清先烈”。

金圣叹这个人，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我们只能以他少年时代的文学爱好作为话题切入。他从小天资颖悟，稍长颇为自负，十岁入私塾，虽也读“四书”、《离骚》、《史记》、佛典和道藏之类，却兴味索然，以为“《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吟唱而已”，《史记》也不常读。当他接触到一些被正统派看作“诲淫诲盗”的《西厢记》《水浒传》时，竟一下子着了迷，以至于“无晨无夜不在怀抱”。12岁起，由于酷爱“水浒”，每有心得，便随手写上几行点评文字。谁承想，这不起眼的小习惯，以后竟成了他的“名山事业”。

金圣叹以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名世，年轻时曾有一个评点“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的计划。遗憾的是，一生醉心斯集、为之魂牵梦绕的 “六才子书”，直到他被杀，也只完成了“水浒”与“西厢”两部，其他仅剩零札散篇。金圣叹曾言，他耗尽心力所写的书，一为“恸哭古人”，二为“留赠后人”，立德和扬才才是他著述的根本目的。他的标新立异、率性放荡的性情，和明末思想界所谓“王学末流”一路的风格不谋而合，甚至在很多方面，他都神似“狂禅”派核心人物李卓吾，被视作明中叶部分才士傲诞之习的一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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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性情，往往与世俗社会的处世法则相背离。比如金圣叹自称“以吾之才，入学如取芥耳”，这让占据学术话语权的学究们十分不自在，想必会痛加呵斥：“哪里来的狂徒？”尤其在对待一般读书人视为人生头等大事的科举应试一事上，金圣叹根本不拿功名当回事，甚至还在考场搞恶作剧，实属千百年科场中极出格之另类。试举一例：某年科考的出题为“吾四十而不动心”，金圣叹在试卷上连写了39个“动心”，考官问其由，金圣叹道：“孟子曰四十不动心，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如此“解读”，纯属侮辱考官的智商，只好将他除名，革除“博士子弟员”资格。类似的事在金圣叹身上还发生过几次，十分搞笑，其结果必然是一再地“名落孙山”。可每每读到这些情节，我却笑不出来，只想作稍稍深入的品读：金圣叹去考场，似乎不是为了金榜题名，而像是专来捣蛋似的，难道他的行事风格就这么无厘头？表面上看，这是他对科举应试持鄙视态度的一种表现，但也没人在他背后顶一把枪非逼你进考场啊？何必非得亲临现场来这么一出？况且这么做是冒极大风险的，首先，扣你一顶无端滋事、扰乱考场的帽子一点也不冤枉。其次，这么率性妄为，还意味着你与清廷的不合作姿态，别人若有这想法，大都藏着掖着，或如黄宗羲那样归隐林泉便是。你倒好，敢来如此正经的场合公开“宣示”，不怕惹那杀头的干系吗？其实吧，我以为金圣叹的滋事，还是和他自身的软肋有关。如前文所提，他从小读不进“四书五经”，也不以“时文”八股文见长，这在以朱批“四书”为出题范围的考场上很是吃亏。所以金圣叹常抱一腔怨氣，对八股制义这样的取士方式有所愤激也属必然，但又缺乏隐忍的功夫，不知“治怒、治惧都是变化气质的实际功夫。克己是泯其小我……遽忘其怒便是克己”的道理。金圣叹身处社会底层，遭逢种种不待见，自恃才高，却不为时人所识，于是油然滋生一副嘲世的面目。他的目空一切、鄙视正统、行为乖张，拿他自己的话说皆属“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唯有放眼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具体表现为与时风的格格不入。

然考场上的事，和他刑场上的事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先简要介绍一下“哭庙案”的案情。吴县新任知县、酷吏任维初到任后，侵吞常平仓粮三千余担且酷刑催逼赋税，还杖毙一人。县内读书人无不愤慨，“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他们联名向江南巡抚朱国治举报，金圣叹为此专门写了《十弗见》，且参与撰写哭庙时的告文。正当书生们愤愤不平之际，顺治皇帝驾崩，举国服丧，这些读书人以为时机已到，在一个名叫倪用宾的书生的带领下，沿途聚众千余人往哭庙。他们先到文庙鸣钟击鼓，再到官府跪进谒帖，一心要告倒任维初。事情坏就坏在巡抚朱国治身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当即下令镇压，逮捕十一人。且并不如实上奏，而是连夜窜改证供，以“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虞”为借口，给这批读书人扣上“罪大恶极”“震惊先帝之灵”“目无朝廷”等莫须有的罪名，清廷遂下令严惩。可怜一介寒士金圣叹，不明“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俗理，又因“眼力不济”，没看出一路高抬自己的倪用宾的用意，不过是想借自己的名气壮壮哭庙的行色而已。后在朱国治的授意下，金圣叹竟稀里糊涂地被当成“哭庙案”的主犯而处以极刑。

行刑日，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一手制造了冤假错案的朱国治亲自监斩。金圣叹把一双儿女梨儿、莲子叫到跟前，说“哭有何用，咱们来对个对子吧”，于是，金圣叹吟出上联：“莲（怜）子心中苦”。此时儿女泣不成声，无心续此下联，金圣叹说，那好吧，我替你们对下联：“梨（离）儿腹内酸”。短短十个字，浸透了他对儿女的不舍，却以这样出人意料的、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片刻之后，刀光一闪，人头落地，可金氏幽默居然还能穿越生死：刽子手发现，从他的耳朵里掉出两个小纸团。打开一看，一张写着“好”，另一张写着“疼”。刽子手虽然杀人无数，但遇到这号刑犯，竟也忍俊不禁。

虽然民间传说不全然是虚构的产物，但我们尚不能据此相信以上的故事就是确凿的史实。在金圣叹被杀十余年后，苏州曾有这样的民谣流传：“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仅见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吴地老百姓以为，朱国治后来被吴三桂所杀，乃其冤杀金圣叹的报应。其实按当时的大势来看，这是清王朝鼎定天下、立足未稳之际，对异见人士所采取的一种杀伐手段，所为者，“专治各种不服”也。明清更迭之际，可别小看了吴侬软语的苏州，当年民气之刚烈，实属罕见。殉国者有之，缟素哭先帝者有之，暗中组织反清者有之，出家当和尚或坚不出仕者亦有之。金圣叹的被杀，不过是无数次杀戮中的一例。但他的赴死，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因参与组织反新朝苛政而罹难的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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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这位明清之际杰出的文学家与批评家，专业范畴又当如何评价呢？

明中叶以前，中国小说理论还远远滞后于创作。李卓吾评点“水浒”乃为先声，随后冯梦龙、凌濛初、王世贞、钟惺、李渔等均有建树。倘论及对小说创作理论进行了全面探索、独特阐发并推至成熟境地的，公认得从金圣叹这儿算起。这就是虽有人数落金圣叹的种种不是，却无法否定他是中国古典文学评论领域的一座高峰的缘由。郑振铎先生曾言，“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他的“腰斩水浒”，止于聚义；“腰斩西厢”，止于惊梦。堪称文学批评史上石破天惊的壮举。当然此举历来褒贬不一，鲁迅即斥为“昏庸之举”；胡适的看法则较“立体”，一方面他认为缺乏“科学依据”，但同时指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继而认为“他删去《水浒》的后半部，正是因为他最爱《水浒》，所以不忍见《水浒》受‘狗尾续貂的耻辱”。我以为这个看法还是如盐入水、化理入情的。坦率地讲，招安以后的“水浒”，确实读之“很不给力”，想必不能入金圣叹的法眼。七十回以前，英雄们个个呼之欲出，气宇不凡；七十回以后，竟齐刷刷如砍瓜切菜，横遭不测。能活下来的，出走的出走，出家的出家，伤残的伤残，自杀的自杀，折煞了多少干云的豪气、勃然的英气？唯余碎了一地的“窝囊气”。所以七十回金评本一出，三百年间，坊间几不知还有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若说金圣叹不经裁量，不是“艺高人胆大”，就敢提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对施耐庵的名著恣意切割，凭意径改，恐非事实。

再则，去冗长，存精华，向来也是金圣叹的审美观。其在《西厢·惊梦》的批语中曾流露：文学世界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虚拟，现实世界同属“因缘所生法”，不必执着于实相。如前文所述，金圣叹对佛典、道藏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这就构成他的文学理论还有“出入三教”的特点。诸如“因缘”“空性”“忍辱”这些佛学观念都被他运用到理论阐释之中，实可谓前无古人，自创一格。当然，对于宗教教义和文学创作的“融汇”，是否如批评者所说在一定程度上存有牵强附会之嫌，自可商榷。

金圣叹有大才，是无疑的。但我以为，他所体现的更像是一种“偏才”。虽然他的众多膜拜者视之为 “书凡涉其手者，实皆世人之所并未得见者也”（金昌《才子书小引》），但在反对者看来，则把他进入学术畛域所做的一些研究，诸如对佛学、易学和庄学的阐释，统统归于“野狐禅”一类而加以诋毁，这也是金圣叹此类著作少见流传的主要原因。鲁迅认为，金圣叹其实早已被官绅们视为“坏货”了，可见当时他所处的憋屈的环境。才高若金圣叹者，无论表现多么出色，都无法得到公允客观的对待。看客们似乎约定俗成似的，只要你金圣叹一冒头，就休怪我等乱棒齐下。金圣叹自己曾愤愤不平于“其书一成，便遭痛毁，不惟无人能读乃至反生一障”。

所以，当备受挤压的金圣叹听到友人邵兰雪从北京带来的消息，说顺治皇帝曾称赞他的“才子书”：“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便立刻在心中激起巨澜，实可谓“狂禅志未伸，望阙心感慰”。久被抑制的委曲和愤懑，被皇帝知音这么一抚慰，得到极大的释压，随之而来的，便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于是，他膝盖一软，向北而叩，高呼万岁，后还写出《春感八首》以谢皇恩，其中有：“绛县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漫惊新。忽逢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虽然这个未经证实、未见记载的皇恩，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好，却给了金圣叹莫大的激励，以至于在因“哭庙案”被抓时，他仍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高呼“先帝”，并据此力争。朱国治可能和金圣叹犯冲，愣是没当回事，还劈头盖脸加罚二十巴掌。以金圣叹行将赴死且自小羸弱的病体，凄惨之状，实不忍想象。

有人看不惯金圣叹，并不代表谁都不待见金圣叹，他的欣赏者中，个别人甚至地位还很高。比如当年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赋闲在家的前高官钱谦益，就对金圣叹青眼有加。他不仅把“泐师”金圣叹这方面的“事迹”写进了《列朝诗集小传》中，还把金圣叹请到家里扶乩。对金圣叹的“表演”非但不见疑，还表示首肯和称赞。本文无意于详述金圣叹乩降招魂之行为艺术及其过程，只是想以此为例，见证金圣叹年轻时的啖名之习和极其聪明。本来，他只是在民间一些小场合玩玩“乩仙”术，粉丝多起来后，心就有点野了，以至于“从地方台演到了中央台”，登上了钱谦益那样的高端平台，包括在“江南第二才子”、官员叶绍袁家里乩降葉女叶小鸾一节，堪称那行当的传统经典曲目。为了不露破绽，就免不了一番精心策划，他甚至还请来几个帮手配合“演出”。当然表演很成功，官员很满意，他自称“智者大师”高足转世，而把一生信佛的钱谦益称作“东晋高僧慧远”的化身。我们不禁要问，金圣叹如此大费周章，究竟所为何事？其实，无非是想和这位“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章泰斗套近乎，借牧斋之金口，扬自己之微名。看来成果还是蛮丰硕的，钱谦益不仅回馈以唱和诗十首，还撰写了《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为之扬名，使当时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金圣叹，一下子名扬吴中，蜚声士林。

文学史上，有对江淹、郭璞、李白、李贺等人所谓“仙缘”的相关记载。这在今人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斥为迷信也很正常。但在当年，很多名流对扶乩之术深信不疑。底层出身、怀才不遇又具扶乩之能者，往往会利用扶乩与人接触的方便，侈谈奇合甚至装神弄鬼，以达到接近名流、积攒名声、打开另类社交之门的目的。其实，钱谦益自己就很明白：“古之文人才子，当其隐鳞戢羽，名闻未彰，必有文章巨公，以片言只字，定其声价，借其羽毛，然后可以成名。”金圣叹当年的求名之心，钱谦益岂能看不出来？只是出于心肠古厚、擢拔晚辈而乐于成全罢了。他是爱才的，大才者往往是爱才的，当然，以金圣叹的绝顶聪明和过人才华，也具备了这方面的“本钱”，否则，你稀松平常，那是任谁也扶不上梯子的。

那天，面对一片荒榛野蔓的金圣叹墓，我不禁为其身后如此荒寒唏嘘不已。史载，当年金圣叹被杀后，家产入官，妻儿于吴中即刻发遣宁古塔，故并无家人赶赴江宁收尸。所幸他的弟子、吴江沈永启（1621—1699）不避风险，随往江宁为金圣叹敛尸并运回灵柩，葬于五峰山下博士坞，才给后人留下这一点凭吊的念想。记得我在金圣叹墓前念言怆结，回想起来，还是为未竟的“四才子书”徒增怏悒，表达叹惋之情。

岂止是叹惋，简直是痛惜不已。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桩“哭庙案”，以金圣叹当时53岁的壮年，批“六才子书”的全瓯无缺想必是可以达成的，这将给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留下怎样的一笔遗产？实在是难以估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