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春雨

大多数人在阅读王富仁著述的时候，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无论他的长篇系列文章还是短篇随笔，读起来都并不轻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富仁在字里行间倾注的那种沉重的、痛苦的，甚至有些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思考。思想是王富仁研究的起点，也是归宿，思想不仅是王富仁研究的结论，更是过程。王富仁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是什么”，而是深入讨论这个东西“为什么”如此。始终以思想的方式进入文学、观照文学，是王富仁学术研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以思想的方式进入文学，以文学的世界反观现实，从一开始就是王富仁研究的重要特点。纵观王富仁的学术轨迹，他在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不变的是他始终将目光投向当下的生活，投向对当代国人精神文化的关注，这也是王富仁学术研究能够不断焕发生机的主要原因。

20 世纪80 年代常常被称为第二个“五四”，中外文化的碰撞、启蒙思想的复苏、“人的价值”的重申，一时成为那一时代的重要关键词。在这种思潮背景下，怎么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怎么对待外来文化，怎么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成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王富仁连续撰写了“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三篇系列文章：《对古老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估》《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拿来》《从“兴业”到“立人”》，这三篇文章加上收入《灵魂的挣扎》一书的《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一文，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进入世界文化体系之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个关系中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借鉴西方文化，怎么应对慕外崇新的心态？……王富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展开的脉络中倾注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思想文化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使王富仁开始关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在《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一文中，王富仁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冷静审视了当代文化面临的危机，并认为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文化也有其复苏、发展、繁荣、萧条等不同的演进阶段，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而知识分子真正能做到的，并不是维持文化的持续繁荣，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长盛不衰，怀揣追求永恒的文化繁荣这一想法，无异于寻觅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追求应该如何构建？王富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追求应该建立在自己全部人生体验中最强烈、最难舍弃的社会愿景和精神诉求上，即使条件再艰困，环境再恶劣，也要咬紧牙关挺住并坚持下去，努力采用一切人类历史文化成果来充实、丰富和发展它(王富仁：《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文学世界》1993 年第6 期、1994 年第1 期)。

王富仁也的确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面对何种社会环境和文化局面，他始终保有一种可贵的清醒，在复杂的文化幻象中抽丝剥茧，并提供一种深厚的、富有创见的思考。步入新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曾有人提出“21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王富仁认为这样的说法具有“文化沙文主义”的性质，即过分宣扬中国文化的优长。他认为，21 世纪并非中国文化的世纪，任何一个世纪所产生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精神遗产都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国家、民族共同创建的，因此并不存在谁是世界老大的问题。面对21 世纪世界范围内多元丰富的文化样态，王富仁开始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影响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一文中。王富仁在文中从世界文化格局的嬗变中展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预想，他所关注的研究生制度、中国社会的社会化、宗教意识、影视文化的发展以及独子文化、多余人文化这五个影响21 世纪中国文化的现实因素，鲜明地体现着他对于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

从我跟随王富仁老师学习开始，到王老师去世，前后有十七八年的时间，至今，王老师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都是很深的，而且一直非常鲜活。王老师作为思想型学者，他的这个“思想型”的特点体现在哪里？下面我想谈一些我作为学生的观察和理解，有些和别人看到的不太一样。

第一是王富仁的讲话。除了正式讲课和做报告以外，王老师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沉默的，很少夸夸其谈，讲话都比较平静，但是在我们学生的面前就不是这样了。作为学生，有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有的时候到他家，整个一天基本都是听王老师讲，甚至中午吃完饭，下午他接着讲。真是滔滔不绝！从一个问题讲到另外一个问题，思维始终处在高度活跃和兴奋中。王老师的讲话虽然滔滔不绝，但是逻辑性却极强，记录下来的话，就是一篇文章。所以王老师虽然是注重思想这一类型的学者，其实他也倾诉，他也放飞自我地讲述。王老师说的时候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执着，那样的毫无顾忌，这是我们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所享受到的一份独特的精神大餐。我想，大概王老师的那种思考方式，那些来自心底的深层次的东西，也需要一个诉说的渠道，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他特别放松和舒服的说话对象。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做博士论文期间，王老师在汕头，通过打电话跟我谈论文。那时候还是座机，每次一打都是一两个小时，通常也都是王老师说，我听和记，对我论文的相关问题，王老师谈得纵横捭阖，思考又极其深入、细致，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二是王富仁的看人。这里的看人不是指他看人准不准这个看人，而是他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静静盯住别人的那个眼神、那个神情。我们这次会议海报选取的王老师的照片，就是我记忆中他听别人讲话时专注看人、思考的样子。不管讲话的这个人是他的长辈、他的同辈，还是一个本科生，只要人家发言，他就非常执着地关注，甚至整个脸侧过来盯着人家看，眼睛一动不动地思考式地盯着人家，仿佛一定得从人家的这个讲话中扣出一个他希望听到的东西。我有时候想，学生的发言，有什么必要这样执着、重视呢？但王老师毫无例外地重视！他听人讲话，就像他自己倾诉时一样。对一个人来说，说和听是内在统一的，往往自己说得好，听别人说话也听得好，听别人听得好，自己也说得好，因为无论是说还是听，都是以思考作为基础的，所以王老师的“看人”，是我脑海里他作为思想型学者的一个永不磨灭的形象。

第三是王富仁的沉思。沉思占据了王老师大部分的神情、动作和言谈举止。他的沉思一般都伴随着抽烟。大家都觉得王老师抽烟厉害，一天几包烟，其实王老师的抽烟据我观察，并不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而是一支接一支地点，让烟一直在他的指缝间燃烧着，让烟雾一直向上升腾着。我们读博士的时候，谈学习的事，去王老师望京的家里最多，一般都是从我们到他家开始，大家一落座，王老师就点起一支烟，直到晚上我们离开，这烟都没有熄灭过。一整天，他一直跟我们谈话，他在烟雾升腾中思考、讲话。我想，那个烟其实是王老师思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道具，一个发动机。如果不拿着一支烟，他的思考似乎就会中断！王老师举例子的时候，也经常拿香烟、火柴、火柴盒这些做例子。王老师告别式那天，师母特别深情地讲过，王老师一生两个东西不能没有，一个是书，一个是烟。我觉得，书是他的精神来源，烟则是他思考时的亲密伙伴，是他思考的独特方式。

第四，在大多数人眼中，王富仁是一个平和、谦和的人，但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的喜怒哀乐，他经常真情流露。在学术方面，对一件事情、一种观点，甚至对某个人，他不高兴，他会发自内心地生气，极其不满，极其愤怒，甚至咆哮。有的时候高兴，他就非常高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像个孩子一样！生活中也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有一次王老师大发脾气。2001 年夏天，王老师要从北师大家属区搬到望京的新房，我和几个师姐去他师大的家里，想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我们到王老师家的时候，他和师母正在等收废品的人，说是一件旧家具看怎么收，大概能给多少钱。等了很长时间，收废品的人终于来了，看完家具，人家说这个不收，卖不了什么钱，你实在不要了，他可以免费帮忙抬下楼。王老师听后立刻就生气了，非常愤怒地连说了好几遍“不收你来干什么”，好像最终家具也没扔，还是搬到了望京的家里。我们很少看到王老师动那么大的气！王老师那代人生活上非常节俭，对“收废品”行业的不懂行和过高期待，显然是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他的思考范围。其实，王老师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底线的人。不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中，你不能触碰他的底线，只不过什么是他的底线，需要跟他有深入的交往才能摸透，不是谁都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在我看来，有很强的底线，这也是王老师作为思想型学者的一大特点。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我博士毕业工作后，第一年的元旦，意外地收到了王老师从汕头寄来的贺年卡。说“意外”，是因为我还没有给王老师寄贺卡，却收到了王老师先寄来的贺卡。一打开，心里更是一震，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学术研究不能停，一停就是一辈子！”这张贺卡我至今都珍藏着。说实话，当年并没有真正理解王老师话中的深意。这么多年来，特别是王老师去世后，写作这本研究王老师的书的过程中，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分量太重了！而这句话其实也是王老师一生的写照，他一生都在不停地看书，不停地研究，不停地思考，所以他让我们也不能停，因为一停就是一辈子！我后来得知，王老师也给其他同学写有这样的贺卡，我觉得这句话是王老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