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悦

内容摘要：以“草根批评家”自居的唐小林固然对一些文坛乱象有所揭示，显示出一定的批判锋芒，但是也存在如下局限：过分拘泥于细节而忽略文本总体的审美意蕴，流于现象描述而缺乏对某些问题的深层追问，对作家作品缺乏“同情之理解”。本文以唐小林的批评文集《孤独的“呐喊”》为例，论析其文学批评的优长与不足。

关键词：唐小林 《孤独的“呐喊”》 文坛乱象 同情之理解

唐小林的批评以文字的尖锐、对批评对象的毫不留情面而闻名，他以辛辣的笔触向众多一线作家、批评家“猛烈开火”，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雷达等等。唐小林每对准一个批评对象，都能从他个人的阅读感受出发，指出该批评对象文章中的不足。犀利的笔锋，不怕事的批评态度，让唐小林从一个打工仔一跃成为文坛“新贵”。尽管如此，唐小林仍以文学批评的门外汉自居，因此，被称为“草根文学批评家”。他将笔头指向多位一线当红作家、批评家，并对目前文学创作中的诸多乱象进行了指摘。《孤独的“呐喊”》是2017年作家出版社“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中的一册，也是唐小林继《天花是如何乱坠的》之后出版的第二部批评合集。这个名字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先生曾谈及以“呐喊”两个字命名的原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而唐小林借用“呐喊”为自己的文集命名，或许既是为了凸显自己特立独行的批评姿态之“孤独”寂寞，也是希望以自己的批评对当前文坛上的一些积弊当头断喝，促其改进。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用力过猛、学理性欠佳等不足。这部论文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评论家批判、作家批判、文坛乱象批评。前两部分都选取了唐小林对当代文坛上的知名学者、作家的批判，最后一部分则是唐小林对目前文坛中的一些现象的担忧。总的来说，这部选集集中代表了唐小林文学批评的总体倾向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关注细节，但往往“见树不见林”

任芙康以《让人无可计施的人》为题给《孤独的“呐喊”》作序，其中写到：“（唐小林）是文坛目前最果敢的批评论家。”[1]确实，唐小林的攻击对象几乎为文坛上的一线名家。本书选取的6篇对批评家的批判，皆是批评界的高山：雷达、刘再复、谢冕、陈思和、陈晓明、程光炜；对作家的批判则有余光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秋雨等等知名作家，不得不说，唐小林确实够“果敢”。在对这些名家进行批判时，唐小林非常注重对于他们文章中的细节进行考察：纠处文章中的语法、文史知识、时间等细节性的错误。如他在《王安忆小说病象报告中》对王安忆小说“病象”的概括：“病象一：写到后面忘了前面，人物常常互相干仗‘犯迷糊'。”“病象三：望文生义，语言粗糙，词不达意。”[2]166-177

在对名家进行批判时，唐小林首先批判的就是名家作品中存在的知识性错误，对名家作品逐字逐句的抠字眼好像成为了唐小林文学批评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为此，唐小林将这一点作为当代小说创造病象中的重要一点单写了一篇文章：《学历不逮，硬伤就像满身瘢疮》，批评了名家们不求甚解的态度。笔者以为，名家作品的“文字事故”若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或者说是作者有意為之，其实也无伤大雅，但若是频发的“文字事故”，确实会对读者阅读造成一定的困惑，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容易误导他们。通常来说，批评家在对作品进行批判时，主要集中在考察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方面，类似唐小林这种注重考察作品中知识性错误的批评方式比较少有。对一些作品中出现的“硬伤性错误”确实是应该加以指正，不过，过于计较作品中的常识性错误，特别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地评判作品内容，则会显得“为纠错而纠错”了。如在《余秋雨怎样“卖瓜”》一文中对《冰河》开篇的误读。余秋雨的原文是：“在河流上很少有远行的船只，永远是波阔浪静、人迹杳然。”唐小林对此句进行了过度的分析，举出郑和远洋的例子，表明中国古代远行的船只数量的庞大、人员的众多，以此反驳余秋雨的话。且不说郑和远洋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例，就说中国古代这个时间年限，中国古代历时数千多年，数十个朝代，唐小林仅就其某一个朝代的一个案例来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并且，这段文字在文章开篇出现，并非是为了考证某一个地方的河流航运问题，更多的是渲染一种宁静的氛围，忽略对语境的具体分析而强行“挑错”，唐小林先生未免有吹毛求疵之嫌疑。

这类专门挑错的评论文章，往往是“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其性质更多地类似于《咬文嚼字》杂志的“规范语言文字”的工作，虽有其不可抹杀之价值，但离真正的文学批评尚有一定距离。

二.流于现象描述，缺乏深层追问

《孤独的“呐喊”》第三部分为唐小林对当下文坛现象的批判，除了上述对作者知识性错误的批判，还对当下文坛“性噱头”“嗜脏”“克隆”“玩弄怪圈”等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下文以唐小林对“性噱头”的批判为例分析。

他列举出李洱、莫言、贾平凹、余华等多位知名作家作品中的性爱描写，尺度之大，描写之多，令人吃惊。就此而言，唐小林对许多文学作品中“性”泛滥的批评，的确是难得的“清醒剂”。我们在充分肯定唐小林批评的积极意义时，也要看到他的问题。首先，在批判“性噱头”泛滥之时，他也忽略了一些优秀作品中别有深意的性描写之正面价值。比如，有的作家借助性描写达到文化批判的目的，《废都》中庄之蝶与多个女人发生过关系，雷达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中说：“庄之蝶通过性活动所暴露的灵魂的复杂，比之他在现实活动中的流露，要多得多”[2]；有的通过性描写丰富了人物的性格，《白鹿原》中白孝文对田小娥的迷恋，性描写是为了更好的塑造人物性格；还有的通过性描写寄予了作家的某种意识形态——像王小波《黄金时代》就借助性描写达到了对文革时代的讽刺和批判。其次，在批判“性噱头”现象时，唐小林也有为寻例证强说“病”的嫌疑。通过摘录典型文段的“实证”，确能有针对性地指出问题；但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字一旦脱离了具体语境，必然造成其内涵的损耗——于是，我们从他所举的例证中就只看到了“性”，而忽略了作家之所以那样写的深沉用心。比如余华《兄弟》中，无论是写李光头少年时代的“偷窥”，还是写他发达以后的“乱性”，都有比较明显的对世相讽刺之色彩。再比如，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是一篇诗意浓郁的小说，唐小林在文中举到的那个“涉性”的细节，在小说情节的构成上必不可少，而且在小说原文中让人读来并无任何不妥，和小说整体的诗意很合拍；但是被唐先生这么一转述，并且与其他粗鄙的文字堆叠在一起时，反倒显得特别猥琐。

在唐小林列举诸多“性噱头”，享受“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之快感的同时，我们不妨替他设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作家热衷于性描写，难道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卖点？许道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当社会旨在剥夺个人独立思考和表达自由的桎梏的时候，文学的色情或色情的文学往往表现出某种破坏的甚至革命的意义。”[3]虽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据，牵强附会地说作家的出格描写都大有“深意”，但也不能见“性”色变，将但凡涉性的文字都看成艺术败笔，乃至看成作家之“罪”。在评判“涉性”文字时，我们有必要从作家的构思命意，从作品整体意蕴出发，对其进行反思，既不绝对地排斥，也不无原则地肯定。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大环境出发来看待唐小林所批判的“粗鄙伧俗”。19世纪末以降，许多作家从表现美走向挖掘丑，大量的“审丑意象”出现在作品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卡夫卡《变形计》中格里高尔从人变为了一只巨大的、恐怖的甲虫；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劣根性”；莫言《红高粱》中群狗大战的血腥场面、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忍地剥皮的场景；余华《现实的一种》中，山岗虐杀山峰的场面等等。而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作品中直白浅陋、乃至粗俗的性描写，也可以视为是以较特殊的方式汇入了这“审丑”的大合唱。总之，当前小说性描写热的现象是多种文化合力所致；唐小林仅仅简单的将这种现象归结于“通过形形色色的性描写来博得读者的眼球，扩大作品的发行量，提高知名度”[2]226，未免显得以偏概全。

概言之，对于一些作品中以迎合低级趣味为导向的市场“媚俗”现象，唐小林的文章确实有“当头棒喝”的警醒作用。但是，由批评少数作家性描写的欠妥夸大到几乎全盘否认作品的价值，不免有过度夸大负面作用之嫌。

三.对作家作品缺乏同情之理解

早在三千多年的孔孟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主张。雷达也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一文中，将“外在的刺激”——贾平凹创作《废都》时的个人遭遇（离异、亲人之丧、名人之困、疾病在身）、“内在的积聚”——贾平凹的创作个性与创作倾向、以及贾平凹“自我作古的勇气”——对自我作品的否定，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贾平凹为何会一改之前淳朴性灵的创作风格，而创作出争议颇大的《废都》。雷达先生运用“知人论世”方法对《废都》的解读未必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但确实是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对作品做出了能自圆其说的较合理阐释。

反观唐小林的批评，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纠错”上，一味地去抓作者文章中的语法错误，甚至断章取义的去分析作品中存在的文史等知识性错误的硬伤问题。偶一为之尚可，但一个批评者老是停留在查错纠错的层面，则极可能陷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尴尬处境：忽略了对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的深层次分析，缺乏对作家创造作品时的创作动机的深层追问。

以《粗鄙伧俗，“性噱头”多如牛毛》一文中对莫言《丰乳肥臀》的批判为例。唐小林将上官金童对乳房的迷恋视为一种泄欲的方式，尤其指责了上官金童对姐姐们的乳房也不放过的变态心理[2]224。确实，在《丰乳肥臀》中，有极多的篇幅描写了上官金童对文中女性乳房的迷恋，包括他的母亲、亲姐姐、独眼老金等等。不过，上官金童的这种行为并非如唐小林所说，将这些女性视为“自己泄欲的对象”[2]225，《丰乳肥臀》中众多的爱欲描写也并非是作者为了博读者眼球。

乳房有两种象征涵义：一是养育；二为里比多，即爱欲。在《<丰乳肥臀>解》中，莫言曾谈到是一尊将女性乳房和臀部刻意夸張的雕像引起了他的创作冲动，因为这刻意夸张的雕像抓住了事物的关键——他终于明白想起那雕像就激动就冲动就充满自信是因为母亲的力量，是母亲生养我哺育我和我建立了血肉联系才会产生的一种血亲的力量[4]。可见，乳房在文中并不是以一种对里比多的体验而出现的，而是对母爱的伟大与崇高的赞扬出现的。母亲上官鲁氏的乳房与其生命力息息相关，在粮食充裕的情况下，上官金童吸食到的是甘甜充沛的汁水，而在灾难到达的时候，母亲的乳汁便是淡薄而充满着朽木的气息。在这里，乳房象征着母亲的生命力。当然，乳房象征的里比多，在母亲与姐姐们身上也有充分的展示。上官金童曾描述过母亲的性史，上官寿喜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丈夫，但婆婆和这位丈夫自己并不知情，于是有了母亲和于大巴掌生的大姐和二姐，与一个强盗生的三姐，和郎中生的四姐，和卖狗肉贩子生的五姐，与和尚生的六姐，被四个败兵轮奸后生的七姐以及和牧师生的金童和玉女。毋庸置疑，姐姐们也继承了母亲充沛的里比多能力。但是，作者在这里展示的并非是一群性欲旺盛的女人的情史或者说是一群女人罔顾伦理的性爱史，而是如朱德发所说：“也许这正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独特思想深度和独特美学意蕴。”[5]

周海波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之一便是：中国文学批评与讨论往往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和上层社会中进行的，带有较强烈的“精英”文化的特征[6]。在《孤独的“呐喊”》的《后记》中唐小林写道：“在文学批评这个行当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外人，并且长期是一个‘吃瓜群众。”[2]327文革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学院批评”成为主要批评倾向之一，精英分子长期占领着这个领域，因此，批评文章都呈现出以理论化和体系化为主的“学术”批评特色，自然，受众也多半是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

以唐小林为代表的“草根文学批评”给批评界带来了不一样的空气，其敢于直言、犀利尖锐的文笔、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其在文坛有了一片自己的领地。他毫不留情面地批判众多名家引来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也成为文坛的一大奇观。不得不说，唐小林的出现对文坛的一些不良风气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他的批评文章有时显得不够理性，往往有意忽略作家的匠心，拒斥和其他批评者的有效对话，这未免显得过于“任性”。“文学批评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兼及一切文学活动和现象的理性分析、评价和判断”[7]，同时，批评也是一种和作者以及其他读者对话的方式；“理性分析、评价”就意味着不能太随意和过于“任性”，“对话”就意味着不能完全忽视别人的意见，进而陷入自恋般的“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正如李健吾先生所说：“（文学批评）不是摧毁、不是私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8]。

参考文献

[1]唐小林.孤独的“呐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2.

[2]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6（3）：20-28.

[3]许道明.中国新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55.

[4]莫言.《丰乳肥臀》解[J].当代作家评论，1996（1）：123-124.

[5]朱德发.“里比多”释放的悲歌和欢歌——细读莫言《丰乳肥臀》有所思[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13-21.

[6]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89-491.

[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09.

[8]转引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94.

（作者单位：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