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阳

前篇文章以《鲁迅与许广平》为题，对有学者到筑城倡导“反思我们的文学传统”的话题做了回应（见《贵阳文史》2015年第4期）。不过那只是“女师大风潮”的点滴，意犹未尽，故再作此篇补叙。

山外请来讲席给山民宣讲新“经”

上次提到的筑城讲座，从北京邀请来的陆先生一开头就拿上世纪20年代的“女师大风潮”为由头，提出要“反思”我们的文学传统，说“其是与非太过分明，轻易给人戴上好人坏人的帽子，缺乏包容性。”其所举证的案例，就是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被学生驱逐离开北京，而成为当时晾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以此认定其“重要原因”，是“派系斗争”。具体“细节”即“案情”就是：“许广平给鲁迅写信告杨荫榆的状”，于是广东人许广平联合浙江人鲁迅，将江苏人杨荫榆赶下台。“至于程序是否合法没人追究”。还说，“1925年杨荫榆回到苏州生活，1930年代日军占领苏州后，为不少当地女性提供了避难所，后被日军杀害。”（陆建德：《反思文明的文学传统》，《贵州都市报》2013年6月18日）

无独有偶。不久又在筑城的报上读到另一篇文章，作者说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老师讲《纪念刘和珍君》，并从老师“汩汩流露的感情，受到深深的震撼。”后来，又听到老师念了一篇《杨荫榆之死》，“这才知道原来被骂的女校长，也并非不爱她的学生，她甚至为学生涉生命之险并最终付出了生命。”他于是觉得“世界并不是非白即黑。人性站在那儿，但角度是多棱的。”（文章见《贵阳日报》2014年2月13日）

说是巧合，乃是因为应邀到贵州做讲席的陆先生，其所讲课题与这位作者在学校所听的课都涉及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刘和珍也是杨荫榆在任期间的女师大学生。讲学者和听课者，似乎都在为杨荫榆的遭遇而鸣不平。

然而，读过报纸的报道之后，却突发莫名的感伤。不禁想到：

贵州历来就是边远的蛮荒之野，又给戴上了一顶“自大”的灰帽子，只能听候外来者的开发。王阳明，就是开发贵州传播文明的“精英”之一。于是每有“讲座”，得请外来的“精英”给“蛮荒”之民传经送宝。回过头来看贵州，不是也有走出去的精英么？诸如李端菜、谢六逸，以及王若飞，等等。不过，这次讲“反思我们的文学传统”，涉及鲁迅与“女师大风潮”，对我黔人，也是一门必修课。这得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以前曾经有过将鲁迅作品从教科书中删除之议，但未形成定案。这次“讲席”在讲学中对鲁迅文学所指称的种种“是非”，不就成为“删除”鲁迅文学的一种佐证了么？何况，鲁迅又是与许广平联合起来，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赶下台的“罪魁”呢！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读鲁迅的书，知道鲁迅其人者，越来越少。即如那位在学校听过老师讲《纪念刘和珍君》的作者，可能从老师的讲课中知道那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但不一定了解鲁迅与杨荫榆，以及杨荫榆与刘和珍之间究竟是些什么关系，当然也就不会知道“女师大风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讲席”既然要拿“女师大风潮”来说事，他对女师大及其学潮一定是很有研究的了。然而，就其实亦不尽然，而是意在题外，似乎是要追究杨荫榆的被逐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又用杨荫榆在日军侵华期间为隐蔽不少女性，遭到日军的杀害的“义举”，去质疑她的被逐是否有悖于“道义”？这岂不就远离“反思我们的文学传统”的题旨了么？

文学上的“反思”，其实就是文学批评。鲁迅是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载1922年11月9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中说：“我不敢希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望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为了破解“女师大风潮”之谜，亦应遵循鲁迅先生的“希望”，认真读一读鲁迅的书，查阅相关的史料，才能辨明“女师大风潮”的是非，了解杨荫榆被逐的根由，认识真正的鲁迅。

因为不是听讲者，不知讲席先生都讲了些什么，但从发表出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记者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立场是客观的，态度是认真的。譬如，对“女师大风潮”，记者是这样写的：“讲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女师大风潮这一重要文化事件”；又如在引述讲学内容时，则标明其为讲席的“认为”；再如“说起‘女师大风潮中被驱逐的杨荫榆，陆教授有自己的理解，认为派系斗争是重要原因。”其中，“女师大风潮”前所冠的“上世纪20年代的”，及其后的“重要事件”，想来是记者加上去的；“理解”一词的运用，则很有讲究。“派系斗争”是对“女师大风潮”定性的关键词，极为重要，说其是“讲席”自己的理解，至于真相如何，留给读者去思考和查证，此即记者的高明。由此看来，这位记者是读过鲁迅的书、对“女师大风潮”是有所了解的。

“女师大风潮”，确乎是上世纪20年代发生在北京的“重大文化事件”，“当时惊动全国。”事非偶然，确乎与鲁迅密切相关。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创造的业绩，最为辉煌的要数《呐喊》，当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女师大风潮”，因为受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干扰和当权者的迫压，留下了负面影响，不为一般人理解，而被冷落，甚至歪曲。其实“女师大风潮”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具有标志性的成就。如果说《呐喊》是无声中国的一声“惊雷”，那么“女师大风潮”就是受强权者压迫的女性起而反抗、自我解放的先声。这个解放运动又是在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感召下兴起的。也可以说是《呐喊》的出世与“女师大风潮”的胜出，是鲁迅改革社会——民族解放思想经过实践结出的两朵奇葩。

《呐喊》，1923年8月出版，犹如一声惊雷（鲁迅《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日记》1934年5月30日：午后为新居所书条幅），声震环宇，足以振聋发聩。至1930年7年间，连续增印达12次之多，一时“洛阳纸贵”。其间还译成多种文字，流布海外，转而成为他国的异邦之声，谱写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

（作者系《花溪》月刊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