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　张国柱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陕北自己住的窑洞里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图为1939年10月，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斯诺

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访谈录中文本的传播，始于斯诺夫妇熟识的一批北平的进步青年学生。“一二·九”运动前后，在燕京大学讲授新闻学的斯诺，结识了许多进步学生和年轻的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和对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事业的高度热情，使斯诺夫妇得到他们的信任和爱戴，而斯诺夫妇的外籍人士身份和广泛的新闻资源，也使斯诺的居所成为北平学界风云人物经常出入讨论时局和交流信息的场所，甚至是共产党人的临时藏身地。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和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领袖张兆麟、龚普生、龚澎、王汝梅（黄华）、姚克广（姚依林）、陈翰伯等都是斯诺家的常客。1936年10月底，斯诺从陕甘宁苏区回到北平后，他们成为斯诺关于苏区和毛泽东访谈著述的第一批读者。黄敬当时就曾设想组织人翻译斯诺的著作。在燕大读书的龚澎曾从斯诺那里借去一些手稿，翻译了若干章节。此后，这些中译稿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最早的成员中传阅。

斯诺苏区之行的第一部中文著作

斯诺夫妇也非常重视如何能将苏区的真相和毛泽东的号召直接地、完整地传达给中国人民。他们一面写一些分篇的英文报道，一面紧张地赶写一部完整的书稿，同时关注着对现有报道的中文翻译问题。

斯诺的陕甘宁苏区之行，不但使他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同共产党人的朋友、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也有了密切的来往。众所周知，斯诺出入苏区是在张学良和东北军有关人士的帮助下完成的，斯诺因而把张也作为朋友，双方过从甚密。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1991年5月在给张学良将军的祝寿信中说：“如果没有您，斯诺不会在1936年试图去保安完成他的一本有名的经典图书《红星照耀中国》。”张学良方面同斯诺打交道最多的，当推张学良的主要幕僚、东北大学代校长（校长由张学良兼）王卓然。

王卓然在其自传中称他和张学良的关系如同左手和右手。九一八事变后，他受张学良委派主持东北外交委员会，搜集日本侵略东北的证据资料，向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提供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材料，在中南海主持出版发行《外交月报》和《东方快报》，出版中英文文件及图书，并作为东北军宣传抗日复土的喉舌。同时，王卓然还是当时最著名的群众性救亡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的发起者之一和主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儿子王福时是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爱国青年学生，尼姆·韦尔斯是他英文课的老师，他因此而结识并经常出入斯诺夫妇家传递消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王福时在北平秘密出版油印小报《公理报》，报道事变真相，公开宣传西安事变是爱国“兵谏”，而不是“兵变”，同时还宣传欢迎红军北上抗日等方面的内容。

王福时回忆：1936年10月斯诺访问陕北回来，很快将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交给我。斯诺夫人从旁协助忙着到外面冲印照片。她在1937年给我的信中回忆道：“当时我自己也是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整理埃德加一切的笔记、照片说明文字、会谈记录等上面。”我拿到了稿子意识到这批新闻报道稿十分重要，应该尽快发表。时间很紧迫，便组织斯诺的秘书郭达（王福时推荐给斯诺的，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称其为许达）和《外交月报》工作人员李放、李华春立即翻译。

李放回忆：郭达翻译的前半部分，他译的后半部分，李华春译了一章。译稿完成后，王福时他们一同又进行了通校。大家通力合作，争分夺秒，常常是边翻译边排版边校对，交叉进行。在《东方快报》印刷工人积极配合下，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印制工作。

1979年海伦·斯诺在给王福时的一封信中对此也作了描述：“你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所从事的事业的伙伴，我们当时都意识到不能浪费一秒钟，后来证明这样是对的。当时每一件事都关系到生死存亡。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中译本（即《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

斯诺夫妇不仅无偿提供书稿和资料，还给予经济赞助，并提供了一部分纸张。王福时编译斯诺书稿的行动，还得到他父亲王卓然及其手下员工的支持，从经理到车间主任，不少人直接参与，整个工作是在中南海《东方快报》印刷厂内进行的。排版期间，王福时他们就吃住在印刷厂。从1937年初春开始，于4月初完成，整部书稿仅仅历时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编辑、版式设计和印刷等多个环节的繁重工作，顺利推向社会。

为了保证这本书的顺利、安全出版发行，王福时他们煞费苦心。首先是书名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避开了当时敏感的“陕北”“保安”“延安”字样。其次，虽然书稿的主体部分是斯诺的陕甘宁苏区访谈录，编译出版此书的初衷也是为了用中文把斯诺的相关著述推介给中国民众，但在封面上卻并没有用“美国记者施乐著”（1928年斯诺初到中国不久，在上海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施乐”，并刻有印章）的字样，以迷惑国民党图书检查系统的官员。与此相关，书稿第一篇文稿的标题用《毛施会见记》，而未用《毛泽东和斯诺（施乐）会见记》。再者，出版单位的名称没有用“东方快报”，而有意署名“上海丁丑编译社出版”，避开了北平和东北军的背景；该书的主要稿件本是斯诺夫妇直接提供的，但为遮掩，特意在封二刊印的一则声明中强调：所有斯诺写的稿子，均来自《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北美报业联盟》《大美晚报》《纽约太阳报》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此外，书的封面用斯诺拍摄的8个身着海军衫的少女舞蹈照片为封面配图，以淡化书稿的政治色彩，给人以外国记者写的中国西北游记的假象，同时也意在衬托这本书的主题，动员全中国人民起来抗日。

王福时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北平还没有什么出版社，印刷物资匮乏。《印象记》配有大量照片和歌曲，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论是版面安排还是印装质量，都可以说相当不错。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是初次参与出版，由我负责主编，完全是边做边学，尽量想将这本书设计和编排得好一些。”

《印象记》的主要内容

《印象记》是第一本斯诺访问陕甘宁苏区作品的中文版著作集，从该书译者序言的落款时间1937年4月1日可知，该书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到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重要时刻问世的。它不仅比黎明书局根据纽约《亚洲》杂志连载翻译的《毛泽东自传》早7个月，比中文版《西行漫记》早10个月，甚至比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也要早6个月。和《毛泽东自传》等其他译著相比，其主体部分不是从斯诺在《亚洲》等英文报刊发表的文章翻译而来，而是由斯诺夫妇直接无偿提供的，并且是在斯诺夫妇的帮助指导下编译出版的。全书共345页，分为8篇。

第一篇是《毛施会见记》

该篇是现存的记述1936年7月15日至23日，以及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5次谈话的最早的中文稿，分别是“外交”“论日本帝国主义”“内政问题”“特殊问题”“论联合战线”。斯诺专门为这组文稿写了“序”，合起来总共是6节文稿。

斯諾在“序”中简略介绍了他苏区之行的经过，着重介绍了他与毛泽东访谈的情况。他写道：“我与他会见的时候，总是在晚间。每次谈话往往继续到翌晨两点钟，毛氏休息得晚，他常在日落后至午夜间来处理最重要的工作，这种习惯可以说是他当年从事于新闻事业养成的。我们的谈话太长了，并且涉及的范围也太广了，这里真是不能完全复述的，但是下边问答式的摘要，不仅特别有关于中国的发展，也实在是有关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斯诺在序言中还特别述及：“我与毛氏关于苏维埃政策的谈话，是由在保安苏区服务的青年吴亮平做翻译，毛泽东对我的解答，我完全用英文记下来，这种记录又翻成中文，经毛氏的校阅，他对极细的节目，都力求其正确。因此，我相信下面的记载，总是无大错误。”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封面

根据《印象记》刊载的时间和中共档案文献综合考订，归结起来主要是五个方面的问题，即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对内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联合战线问题。其中，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谈外交问题。毛泽东谈的是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外交问题的基本态度；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9月23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联合战线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整理稿已经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公开发表。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读者不大容易看到的另外两次谈话的内容。

7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内政问题。《印象记》标明这次谈话的时间是“7月8日”。实际上斯诺和马海德是7月13日才抵达保安的，第二天中共专门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这在《红色中华》上有明确的报道。不可能在“7月8日”就与毛泽东晤谈。查1937年11月上海无名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访问记》，该书是章铎声根据1937年2月3日至5日《大美晚报》连载的斯诺文章进行翻译的。虽然其出版时间晚于《印象记》，但其中所刊《在保安与毛泽东关于国内问题的谈话》一节，明确标注时间为“1936年7月18日”。事实上，毛泽东关于国内问题的谈话持续了两个晚上，7月19日仍然是继续谈内政问题。《印象记》刊载的关于“内政”问题谈话记录稿后半部分的开始，明确无误地载有“保安，1936年7月19日”的字样。

毛泽东关于国内政策的阐述，一方面是阐述瓦窑堡会议以来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及其对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在团结抗日前提下，中共对未来中国社会走向的构想，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对于后一方面，毛泽东指出：“像我已经再三说过的，我们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族解放。在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也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所要求和希望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他是为争取独立而必需的重要机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当然留作将来的目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假如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被给予权力的话，也必须经过共同的意愿和人民大多数的要求。”

7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

在回答斯诺关于外界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时，毛泽东郑重地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绝不是为了俄国人民和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的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时隔三年之后，即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再次会见斯诺时，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收入《印象记》的《毛施会见记》，有斯诺写的序言和5篇访谈组成，自成一体。和《毛泽东自传》那样典型的口述史料不同，《毛施会见记》既有毛泽东对中共和红军历史的简要回顾，更多的是他对中共方方面面政策的阐述，以及他对抗日战争走向的分析和中国社会未来前景的展望，有强烈的“政论”特色，或者说是口述的时论。

上海无名出版社印行的《毛泽东访问记》

事实上，斯诺在到苏区前就通过中共地下党递交了拟采访的问题，193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对斯诺拟采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斯诺是有备而来，新闻记者的敏锐视角和参加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使他提出的是苏区之外的中国与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毛泽东也是“蓄识已久”，肩负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带着冲破禁锢和困境的急切，他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

第二篇是《红党与西北》

该篇即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演讲稿（一译作《红军与西北》）。这个报告概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由来及其发展历史，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过程，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西北苏区的现状，包括中共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军队、民众，以及内政、外交、民生等政策，特别是生动记述了苏区民主平等的新气象和从军队士兵到普通百姓所显现的激昂振奋的精神风貌，并系统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背景和真相，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演讲稿既有客观的叙述，也有观感和点评，在其赞同钦佩之情中，不时流露出毛泽东和中共方面的观点与影响。

斯诺在这篇演讲稿的开篇就断言：“共产运动在中国，特别在今天，已经走上一个空前的历史阶段。在西北方面，现在展开的严重情势，在我个人看来，是许多年来中国未有的复杂局面。中国整个未来的命运，也许要看这个局面的开展如何。”

谈及红军长征，斯诺认为：“红军的向西北行进，无疑是一种军事上的撤退策略，绝对不是一种溃退，而且直到最后达到了目的，他们的中心干部仍然完整，他们的意识和政治信念依旧坚强。红军们自己宣称而且相信，他们是向抗日的阵地前进了。他们这种信念，在心理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么一来，可以使他们很容易从沦为沮丧的溃退一变而为胜利的前进。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前移是对的，因为西北的确是一个抗日的军事根据地。他们很清楚地看出这个决定未来中、日、苏三国命运的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对斯诺这次苏区之行不了解的读者，多把斯诺的到访地误以为是延安，实际上当时延安尚在东北军控制之下，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是1937年1月13日；也有读者精准定位为保安（今志丹县），或泛称陕北。斯诺则在此演讲稿中详细记述了他的足迹所至，即“我于去年7月上旬到了陕北的保安，在红区逗留一直到去年的10月。保安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都会。苏维埃区包括山西的北部，甘肃的东部（清水河以东），西兰公路的北部，宁夏的东南角（黄河以东以及长城以内的部分）”。这就准确地表明，斯诺到访的是已经通过红军西征拓展到宁夏一隅的陕甘宁苏区。

第三篇是《红旗下的中国》

该篇是斯诺系统记述他陕甘宁苏区之行缘由、经过、见闻的一组稿件，分别刊登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民主》《太阳报》等报刊上，《亚细亚》杂志后以《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为题发表。包括“寻找红色中国”“到‘西边的安乐乡——西安”“到红区去”“被‘白色土匪追逐”“叛乱者”“红色伴侣者”“毛泽东——苏维埃的台柱子”“红军大学”“红色剧社”“和红区农民谈话”“西北的红星”“苏维埃的工廠”“彭德怀论游击战术”等，共13节。后来它构成《红星照耀中国》的一部分（58节中的13节）。其中“西北的红星”与前文《红党与西北》中的内容有少量的重复。

虽然这篇文稿是系统记录其苏区之行的，但毛泽东仍然是斯诺浓墨重彩记述的主要对象。不仅如此，在《印象记》8篇、345页的书稿中，专门集中介绍毛泽东言行的有90页，另外还在一些段落中提及，总量占书稿的1/3左右。

斯诺在“毛泽东——苏维埃的台柱子”一节中写道：“从这些从来未公开的宝贵材料里，我没法用简短的几百字来告诉你，关于这个农民出身而转变成革命者的知识分子。他的生活可说是中国近一代人最丰富的剖面，也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斯诺深深为毛泽东所折服，文字之中蕴含深情：“不要以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救（世）主，这是瞎话。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中国的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认的，你在他身上要感觉到一种确定命运的力量。它不是某种过激和华润的东西，而是一种坚强的基本的活力。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滋长到不可测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综合地表现了千百万中国人的急切的要求，特别是农民的。这些农民是贫穷困苦、营养不足、被人剥削、目不识丁的，可是他们却温柔和善，宽宏大量，勇猛惊人，而且现在是很有反抗精神的人类。他们在中国人民中占大多数。假如这些要求和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振兴中国的动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深阔庄重意义下，毛泽东确有成为中国伟人的可能。”

《印象记》的第四、五、六篇是根据《亚细亚》杂志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3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王福时与诺曼·韩威尔并不认识，只是因其文章的内容也是关于苏区和红军的，并且所记述的区域与“西北”相连（严格地讲偏西南），虽然作者的政治倾向没有斯诺那样鲜明，但总体上比较客观，就组织翻译3篇文章并纳入《印象记》。

第七篇是《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该篇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是毛泽东在延安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朋友。史沫特莱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在幼年时代对贫困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感动了大批读者。幼年时的冷酷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她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妨碍她自由发展的一切，不能容忍压制，憎恶虚伪和不纯。1928年，她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被派到中国。很快，她便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所吸引，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全力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的唯一美国记者，目睹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1937年1月12日，她搭乘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车辆到达延安。从那时候起到9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她会晤。

大概是因为史沫特莱是在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以后到延安的，1937年3月1日，毛泽东特地在延安凤凰山住地同她进行了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长谈。毛泽东向她指出：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新中华报》刊登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史沫特莱问：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民族主义者了呢？毛泽东答道：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的观点束缚于一阶级及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个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是带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在回答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时，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毛泽东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作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

毛泽东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因为这是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最新主张。特别是在社会各界对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产生了种种善意误解和故意歪曲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解释和辩驳，就显得十分必要。毛泽东除将此次谈话记录的整理稿在1937年3月16日、19日、23日、26日、29日和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连载外，还于3月10日亲自致信斯诺：

斯洛（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斯諾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随即将这篇谈话交给正在编印《印象记》一书的王福时，将该文作为该书的第七篇，于当月在北平出版印行。

斯诺非常珍视毛泽东的这封来信，自接到来信到1972年他逝世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在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回到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日子里，以至定居瑞士期间，他都一直将此信带在身边。在他去世后，斯诺家属请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帮助整理斯诺与中国方面往来的文件，才发现此信并复制保存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在当月就被在苏区以外的世界公开发表。这较1937年6月13日巴黎《救国时报》刊载此文，早了3个月。它虽然不是斯诺记述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但却是毛泽东在3月10日亲自托人交给斯诺的。这使得毛泽东对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2月发生的“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的评述，在3月即被国统区的人民所了解，从时效性讲，也不失为一篇独家新闻。

第八篇是《随军西行见闻录》 

最后一篇即第八篇，是陈云署名“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该文是陈云在1935年5月30日泸定会议后，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到上海，在蛰居等待赴苏联期间起草，1935年秋完成的。他假托为一名被俘随红军行动的国民党军军医（陈云后来讲他是以傅连暲为原型），化名“廉臣”，全景式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从天全离队这8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1.2万里的长征行程。《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4.5万字，不仅是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而且是在作者离开长征队伍不久即写出的，加之作者曾经参与长征的领导决策这种特殊身份，因而兼具真实性、思想性、权威性、生动性，既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影响力。1936年，由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编辑，在巴黎创刊出版的中文《全民月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以《西行随军记》标题发表，接着又在《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四期相继连载完，连载时题目则改为《随军西行见闻录》。文末注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明确地记载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1936年10月7日，位于苏联莫斯科中央大街25号的外交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随军西行见闻录》64开单行本。王福时当年虽然不知其作者是陈云，但能将其收录在《印象记》之中，并且在国内是首次发表，非常契合整部书稿的内容，为之增色良多。

除这8篇文章外，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王福时等花费心思，将这些照片和歌曲的词谱穿插于书稿之中，使之融为一体。其中，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中央红军远征歌》，歌词准确地浓缩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整个历程，充分展现了红军将士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首歌的歌词是：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里来走湖南，宜临永蓝一齐占，通过二道封锁线，吓得××狗胆寒；

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突破三道封锁线，势如破竹谁敢挡；

正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占领黔北几十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黔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两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周薛两师兵；

四月红军向南征，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过了泸定桥，刘文辉部望风逃，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有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转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吃苦耐劳为谁个，为了苏维埃新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人少走，无坚不摧是红军；

九月进入潘州城，陕甘支队向北行，突破渭河腊子口，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远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抗日讨逆救中国。

斯诺还向王福时提供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据查这也是首次发表。它与现在流行的《长征》诗，略有不同，现录以备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悬岩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救国时报》刊登毛泽东1936年7月16日同斯诺的谈话

《印象記》的传播

该书于1937年4月由北平的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就销光。此后出现了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是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参加此书编译工作的李放说，1938年6月他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一个小书摊上就发现在出售此书。可见，在全国性抗战爆发前和全国性抗战初期，此书曾风行全国。斯诺本人后来在《大河彼岸》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此书（指《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尚未发行时，中译本已经面世，首次向中国人民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消息。”尼姆·韦尔斯则形容此书“像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

笔者1990年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走近毛泽东》一书中，曾将《印象记》称之为《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30多年后重新研读，发现这个断语是不准确的。《印象记》和《红星照耀中国》内容重复的只有《红旗下的中国》一篇中的13个小标题下的文字，其他都不相干。虽然在主题上，《印象记》与《红星照耀中国》一致，都是宣传中共、苏区和毛泽东的，虽然《印象记》的主要内容也多是出自斯诺及其苏区之行，但是《印象记》不是后者的雏形本，而是与后者并行于世的另一本书。

在时间上，《印象记》的汇集翻译出版，早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4个月，比1938年2月复社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则早了差不多10个月；在内容上，《印象记》不仅有5篇不是出自斯诺的文稿，而在同是出自斯诺之手的3篇文稿中，也只有一篇与《红星照耀中国》重叠；在体裁上，《红星照耀中国》全书一贯，都是属于报告文学，而《印象记》只有3篇是报告文学（《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和《随军西行见闻录》），有2篇是口述的时论（《毛施会见记》和毛与史沫特莱的谈话），而诺曼·韩威尔本应属于“纪实”的3篇（《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文稿，却充溢着误解和枯涩的评论。因此，二者并无雏形本与正本的关系。虽然《印象记》的文字在总体上没有《红星照耀中国》流畅生动，但其内容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一点也不弱于后者，从政策宣传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其严谨和郑重更强于后者，是足以与后者相媲美的一本传世之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印象记》出版的当月，即1937年4月，该书的总编译王福时陪同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尼姆·韦尔斯和王福时，王将一本《印象记》和一支张学良送给他父亲王卓然的手枪赠给毛泽东。毛泽东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

在全国性抗战爆发10个月之际，当中国抗战应该是持久战的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的时候，毛泽东本人也为自己在全国性抗战爆发之前，就能那么早、那么准确地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而感到自豪。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还特意写道：“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提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接着，毛泽东大段引录了他当年同斯诺谈话的原文。据以为证：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具备）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今泰国）、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印象记》最重要的内容是《毛施会见记》。它虽然是因斯诺的提问而来，虽然是出自斯诺的记錄整理，但它毕竟是毛泽东的答复，记录的是毛泽东的所思所想，并且经过毛泽东的订正认可，因而可以说是关于毛泽东的5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我们仅从上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的这段话分析，其就包含有三个重要战略预判：其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三个统一战线”，即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世界上一切与日本有利害冲突国家和人民的联合、日本及其殖民地反战力量的联合，其中关键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大联合。其二，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发展趋向的判断，我们现在知道，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而身处陕北保安窑洞的毛泽东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而且准确地预见到日本下一步的侵略目标是西太平洋地区，这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早5年。可以说是对日本侵略中国后，究竟是要“北进”还是“南下”的最早的也是准确的预判。其三，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以及持久战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战术的科学描述。这足以说明这五篇文献思想内涵之丰富和史料价值之珍贵。

《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封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甘近一年，并即将迎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际，在经过东征和西征使陕甘宁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新的革命大本营的时候，在红军与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形成“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关系，毛泽东以西北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实现的大好形势下，为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借斯诺向天下敞开心扉，纵论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的最新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污蔑，坦陈中共爱国救民的拳拳之心，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山河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印象记》的公开印行，首先是使《毛施会见记》收录的5篇时事文献，成为中共党内进行学习和宣传的重要读物。1936年1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根据《密勒氏评论报》刊载的文稿，率先翻译发表斯诺写的序言和毛泽东7月16日和斯诺的谈话。

1937年新年第一天，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学生呼声》周刊的创刊号公开发行。该刊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刊载了由东园翻译的斯诺1936年7月16日与毛泽东“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谈话，斯诺的序言以编者按的形式同时发表。1月9日，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又连载了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关于联合阵线”的谈话。

和《印象记》的《毛施会见记》不同，《学生呼声》虽然只刊载了毛泽东与斯诺的两篇谈话，但却耐人寻味地刊载了斯诺1936年11月11日在北平发给《密勒氏评论报》的“后记”和“记者的更正”。斯诺在“后记”中写道：

在记者访问其他几位首领时，他们担保改变“苏区”和“红军”等名称不成多大问题。在标语上“工农红军”已变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红军”，在非正式谈话时，有主张把“红白”区，改“实验区”或“特别行政区”的。只有不妨碍他们的独立性，只要便利合作，他们对名称上任何改变，大概可以承认。他们明显地表示不参加未来的民主共和国阁席，他们准备遵守共和国的纪律，普选一事也许不致坚持，但中心的要求在民权的保证，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释放政治犯。毛氏也担保不组织违反联合阵线政府的民众运动，也不提高“阶级斗争”。

这篇后记实际是对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9月23日谈话的补充，与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精神是一致的，反映了中共针对西安事变后中国政局发展提出的最新主张。因此，笔者推论这篇后记和同时刊发的“记者的更正”，不像是斯诺的手笔，而是在西安领导救亡运动的中共人士假托斯诺名义撰写的。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中共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就如该刊创刊号发表的《西北学生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的：

双十二事变后，西北立刻成了中国、远东的重心，而且成了全世界的注视点，这也不是偶然的。……西北要在最短最短期间做到一个真正的抗日救亡的根据地，要做到真正的各党各派的彻底合作，要做到真能以自身的力量保卫西北，然后以此力量，以此形势，作全国抗日救亡的模范，促成全国总动员抗战，促成张、杨两将军及全国救国阵线的抗日救国主张早日实现，并促使一切不觉悟的人们及早回头来共赴国难。这是当前的伟大任务。

这段话明显的就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方面的工作方针。

延安民族解放社1938年1月刊行的《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收录《毛施会见记》除斯诺序言之外的5篇文章，只是将“外交”的篇名改为“外交政策”，将“论联合战线”改为“论统一战线”。

在此之后，又有多个《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的版本，全部或部分地刊载了《毛施会见记》收录的这5篇文章。

此外，前文述及，1937年11月，上海无名出版社出版了章铎声翻译的《毛泽东访问记》，全部收录了这五篇文章和斯诺写的序言。随之又出现了以《毛泽东访问记》为书名的翻印本。

与无名出版社推出《毛泽东访问记》同时，上海前锋出版社推出由鲁凯翻译的《毛泽东奋斗史》。该书称斯诺为“笔录者”。该书把斯诺关于“毛泽东自传”记录，分别以“我的家庭奋斗”“我的生活奋斗”“我的阶级奋斗”“我的战争奋斗”为小标题，然后将它们和江帆写的《毛泽东先生的传略》与衡天写的《毛泽东夫人贺志珍女士的传略》（原文如此），合为一体。最后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毛泽东关于特别问题谈话》《毛泽东关于联合战线谈话》和《毛泽东论中日战争》三篇访谈录。

《中国的新西北》扉页

像《毛澤东奋斗史》一样，1937年5月，上海平凡书店也出版了一种斯诺苏区之行相关文章的合集，即由思三翻译的《中国的新西北》一书。该书以《大美晚报》连载的斯诺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演讲稿为底本进行翻译，以《中国的新西北》为篇名（同时也是书名），将2月3日、4日、5日连载的内容分别作为“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然后以《与毛泽东先生的谈话》为题，以《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连载为底本，翻译收录了斯诺的序言为“小引”，同时收录了1936年7月15日关于外交的谈话、7月16日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谈话、7月18日关于国内问题的谈话和7月23日关于特别问题的谈话。译者特意在书末注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日译毕，颐，上海”。

1937年11月5日，上海进步图书馆出版了斯诺原著、白华编译的《毛泽东印象记》一书，收有斯诺写的印象记33则，其中若干有关毛泽东生平的史实，是前述《毛泽东自传》和《西行漫记》中所没有的。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毛泽东奋斗史》《中国的新西北》和《毛泽东印象记》等书的问世和热销，在《毛泽东自传》之后，丰富了斯诺关于苏区报道的中文本品种，反映出中国民众急切了解中共、苏区、红军和毛泽东，以及中共抗战政策的期盼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苏区之行的最重要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中译本《西行漫记》，终于在1937年10月和1938年2月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