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

全国性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军“扫荡”的加剧，中共在敌后战场进行武力反“扫荡”的同时，开始强化在政治战场上与日军的较量。战争的性质决定了中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自身在政治上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行宣传攻势，在敌人内部激化、扩大矛盾，削弱其侵略力量；同时，将广大群众的抗战情绪和信心转化为抗日力量。

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加强了宣传攻势

从1939年的“治安肃正”到1941年的“治安强化运动”，侵华日军开始作长期作战的准备。桑木师团长曾作出判断：“究思以‘建设守成为目的之肃正作战，由于不断之讨伐与复杂困难之治安工作之实施，故其辛苦极大，而其成否则可断言，为决定在于武力经济思想战中与‘匪团比赛忍耐性之斗争上。”这意味着在实施手段上武力已经不是日军进攻的唯一方式，宣传战、思想战等多样化的进攻态势已然出现在敌后战场。

《高鲁日记》中曾非常传神地描写了日军的宣传手段。“敌人吸收人民参加敬老会。伪政府在各县城中，召集区村中的寡妇、贫民、秀才、举人等参加敬老会，以收买人心。如给穷人一些钱、衣物或请吃饭。他们还进行欺骗宣传，说：‘维持东亚和平‘剿共灭党‘应感谢日本人根绝赤祸。还由敬老会搜罗地方的戏子进行耍狮子、踩高跷、唱戏等娱乐活动，以引起人民对敬老会的兴趣和注意。这种宣传在敌占区未组织起来的人民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日军六千人覆没》漫画

此外，日軍还推行了一整套奴化教育政策，意图在思想上、精神上征服中国民众，以确保其占领之目的的实现。以冀中平原为例，在“五一大扫荡”后，整个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日伪一方面捕杀中共的抗日教师，强迫教师自首投降；另一方面强迫各村成立伪小学，强迫儿童入学，讲授伪课本，进行奴化教育。日军利用汉奸对中国老百姓进行的欺骗麻醉宣传，模糊了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认识，其产生的消极效果是无法估量的。如晋中部分群众痛恨汉奸，不恨日本，说汉奸坏日本好。此外，日军的宣传对群众悲观失望的情绪、厌倦思想的产生同样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如皖南事变、《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后，由于谣言流传，群众情绪低落，认为中国抗战没有前途。

面对日军日益残酷的“扫荡”“蚕食”以及伴随的思想战等多种侵略形式，反“扫荡”斗争日益成为各根据地的常态化的斗争。恰恰是日益增多的反“扫荡”，为中共反击敌人的思想、军事进攻，发动己方宣传攻势提供了有利时机。对于各地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以及游击队来说，利用敌人“扫荡”后方空虚之机，发动宣传攻势，不仅可以配合针对敌人的反“扫荡”，还可以从思想上清除敌人的政治欺骗。

中共对日军的宣传口号从“打倒天皇”变成“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由于中日之间的民族差异性以及日军本身所固有的成熟的组织结构和士兵信仰，在日军内部建立反战堡垒，与日军形成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较低，且不符合实际。基于此，中共在对日政治战场确立作战方针时则是以促进日军厌战、怠战、自杀等情绪为主，以削弱日军战斗力。

在针对日军士兵的宣传内容上，主要有促进其思家思乡心情的；强调战争残酷和痛苦的；提醒其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的；指出日军军队生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助长其对长官不满的；暴露侵略战争本质，揭露日军的欺骗宣传的；清除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偏见，打破民族隔膜的；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和目的的；说明中共武装的性质和俘虏政策的。但在具体实践中，面对异国的敌军，在宣传攻势的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更加复杂与艰难的挑战。

在宣传内容上，为适应日本人的风俗人情，尽力使所有的宣传品符合日本人的口吻，而不是中国人的语气，中共在进行口号宣传时，逐渐避免了像是“打倒天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的出现，而是采用更加顺畅的语调，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

在具体实践上，特别是在喊话时，由于中日两国语言的差异性，不可能做到每名战士都能用日语向日军进行宣传。为克服这一障碍，八路军129师的做法是，先开训练班，从每个战斗连队中抽出3至5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聪明的、口齿伶俐的年轻战士，到团政治处集训1周左右。集训的内容是，明确争取瓦解敌军工作的意义、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方法，学习日语喊话。学习结束后，他们回连队组成敌工小组，在连干部的领导下，教全连学会对日军喊话，并具体组织实施平时和战场上瓦解日军的工作。李公朴在晋察冀军区体验生活的6个多月中，曾记载：“学生们跑到山上去喊日本话，喊日本口号，让日本俘虏在山下听。然后由日本俘虏纠正，什么地方应该喊高一些，哪一个字发音还不够正确。就是如此艰难困苦接近实践地训练出来的第一批干部，成为晋察冀敌军工作的奠基人。”

《伪军的三条路》漫画

对伪军的宣传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替日本人送死”

伪军究其本质上来说是受日军统治与指挥的。日军对于伪军的使用与掌握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一般是：无论用在守城或进攻方面，均系混合使用，将日本军队与汉奸武装夹杂在一起，一方面便于监视，另一方面可以威胁。这就不可避免会使日伪之间隔阂不断。此外，伪军的内部也因为派系的不同而矛盾重重。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为中共对伪军的争取与瓦解工作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

抗战时期从被瓦解的敌军数量来看，日军要远远少于伪军。从民族差异性来看，伪军由中国人组成，对伪军的工作主要由中共的敌工部门等来完成；而对日军的工作则是要大力借助于日人反战团体的力量。有鉴于此，与对付日军的办法不同，中共对伪军进行争取与瓦解工作的目的主要集中于发动其反正或是做内应，以配合打击日军。在具体做法上，对伪军进行口号宣传时，大多是以民族利益为前提，以求增强伪军官兵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揭穿日军的欺骗阴谋，指明当汉奸当伪军之无出路，号召其反正到抗日方面来。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替日本人送死”等口号。

随着宣传攻势的不断深入，为适应敌我双方战争态势的发展，中共在宣传形式与内容上更加多样化。如冀南军区在1942年冬季对敌宣传攻势中，对伪军、伪组织展开了“红黑点”“良心大检查”运动。据一个县统计，在1942年5月以前，受害的抗属达4000多家。在伪军中开展“红黑点”运动的半年多时间里，受害的仅17家，还是在日军强迫下干的。

对于伪军伪组织的成功争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逐步作用于各个方面，如作战时即可让争取成功的伪组织充当内应。对此，日军参谋部制定的“剿共计划”中对伪军内应作用有过描述：“共军在袭击我方据点时，或开城迎入，或协同共军进攻皇军；或在作战时故意放枪，通知情报，使敌早期逃逸；或投奔敌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中共还将反正的某些伪军组成外围军，给以其他名义，并在生活上优待他们，不强派干部（自动要求时才派去），不把他们编散，甚至照原有薪饷发给他们。用这种外围军去影响争取其他伪军，其作用是相当大的。顯然，面对伪军复杂多变的特点，中共并没有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和手段，而是抓住不同伪军的不同特点展开积极有效的活动，以实现伪军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最大化。

对群众的宣传方式与策略

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左权曾经说过：“有民众的积极配合，就给战争战斗胜利以极大的保证。否则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对于群众重要性的认识，日军也同样意识到这一点，并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长期的欺骗宣传。他们在所占领地区，散发大量“灭党反共”的标语、传单、口号，并经常派人下乡宣传、开会，用种种手段来欺骗中国民众。不可避免，日军对所占地区群众的宣传战，使一部分群众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转变。

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观看“打日本、救中国”的标语

为应对敌方的虚假宣传，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将群众视为同样重点宣传攻势的对象，成为中共在敌后重要的斗争任务之一。

在具体做法上，多是通过召集群众大会、座谈会、报告会等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动员与宣传。在百团大战中，以辽县为例，则是普遍采用中秋晚会、“九一八”纪念会来进行扩大宣传，以娱乐大会的方式宣传胜利的消息，使老百姓不误信谣言。仅从到会人数来看，辽县八个基点村“九一八”纪念会到会群众就有13，192人。此外，还运用了新的宣传方式，如辽县的早会听捷报，晚会闹黄昏，利用娱乐时间进行宣传等。召集的方法，即每天黄昏时村警打锣，口喊胜利消息，来集合群众。晋中地区普遍运用打锣宣传，即每晚睡觉之前村警打锣，报告胜利消息。

这些形式，都是根据群众自身的特点而量身采用的宣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增强敌占区、游击区群众抗战胜利信心和日本必败信念的同时，还密切了中共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从实际产生的影响来看，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就曾记载：“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不仅如此，敌占区的人民群众开始自动要求出公粮，大批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奔赴根据地，以尽一个中国人的义务，如潞城一县就来了40多人。正如毛泽东明确指出的那样：“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对敌宣传方面，只有真正与百姓融为一体，才能将宣传攻势变为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从而将宣传攻势的作用发挥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