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寇玉婷

（西安财经大学a.经济学院；b.西部能源经济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西安 710100）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开始转移至共同富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点与落脚点[1]。

国外学者没有关于共同富裕的直接论述，与此类似的概念有福利、反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等[2]。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是现阶段国内外福利测度和分析的经典理论体系，其用功能自由与能力自由衡量福利，实现了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的有机结合，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3]。阿玛蒂亚·森的这一理论框架与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是相契合的。

国内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内涵界定；二是水平测度；三是政策路径研究。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代表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状态，因此共同富裕无法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必须选取多维指标进行全方位评价[4,5]。现有学者对于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6,7]。也有研究聚焦共同富裕如何实现的问题，孙智君等（2022）[8]从区域平衡角度，着力解决三大差距问题；张建刚（2022）[9]提出从基本经济制度出发，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虽然国内学者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多数学者是基于政策文件对共同富裕进行解读及延伸的，相关理论研究和理论支撑还不足；第二，学者们对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定性分析，对于共同富裕量化分析的研究较少，且现有研究对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测度较少关注共同富裕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应该更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此提供了基本框架。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尝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全国不同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化过程和关键影响因素，从而厘清各区域共同富裕的优势和短板，有利于精准施策，为探寻行之有效的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路径提供经验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本文尝试结合党的二十大整体战略布局来构建指标体系，从经济发展、科教提升、社会治理、福祉增进和环境改善五个维度以及功能和能力两个层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等。对于部分省份和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中值法进行填补，具体的指标体系如下页表1所示。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本文用熵值法来测度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具体过程如下：（1）正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2）负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3）计算信息熵，熵值越大表示指标数值间的差异越小，指标重要性越低，反之重要性越高[10]；（4）计算单指标权重，2020年各单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5）计算子维度指数；（6）计算综合指数，分别计算功能共同富裕指数与能力共同富裕指数，并进一步将功能与能力共同富裕指数的权重分别设定为1/2，加权汇总成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指数[3]。

1.2.2 核密度估计

为深入分析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特征，选取高斯核函数进行计算，运用核密度估计曲线的波峰数量、主峰位移以及主峰变化趋势、延展性、极化趋势等特征来判断各个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特征，核密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K(⋅)为核函数；N为样本数据观测值个数；X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ˉ为均值；h表示带宽。

1.2.3 障碍度模型

为厘清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共同富裕的短板，本文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各指标因子进行障碍度测算并排序，以确定各障碍因素对各个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为各地区提高共同富裕水平提供依据，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障碍度Iij表示i省份j指标对共同富裕的障碍度；Wij表示i省份j指标的权重；X′ij表示i省份j指标的标准化值与理想值1的差距。

2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全国整体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全国及各综合经济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变动呈现以下特征：

表2 2010—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结果

第一，各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呈现明显的分层现象，可分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其他地区四个层次。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共同富裕水平均值，其余五个地区均低于全国共同富裕水平均值。东部沿海、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总体共同富裕水平较高，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领导人倡导先富带动后富，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加快沿海发展的战略，导致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第二，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不断波动的状态，这意味着目前的共同富裕水平是不稳定的，但从整体来看，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责任心和使命感将“共同富裕”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高度[11]。2014—2015年，全国整体以及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下降较为明显，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仍旧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东北综合经济区在2018年共同富裕水平下降较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2017年我国东北三省人口出现“负增长”，受到地区经济增长缓慢、东北振兴遇见瓶颈等因素的影响，更多的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负增长”也会制约当地共同富裕的发展。东北综合经济区在2019年共同富裕水平上升比较明显，上升至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接近的水平，明显高于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全面振兴东北等政策的实施以及《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的出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全面发展，提升了当地的共同富裕水平。

3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分析

3.1 全国总体共同富裕水平动态演进

对全国整体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核密度估计，以刻画其分布的整体形态及动态演进规律，结果如下页图1和表3所示。

图1 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估计曲线

表3 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

如图1（a）所示，全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波峰数量来看，核密度曲线始终处于多峰状态，表明当前的共同富裕水平处于多极化状态，主峰与次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极化现象相对减弱；第二，从分布位置来看，考察期内核密度曲线中心呈现先左移后右移的现象；第三，从分布形态上看，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核密度估计曲线宽度呈现先收敛后拓宽的变化趋势，这表明在考察期内共同富裕水平绝对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第四，从分布延展性来看，核密度曲线呈现右拖尾现象，且拖尾逐渐延长，表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相对差距正逐渐扩大。

3.2 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空间演变分析

基于图1（b）至图1（i），关于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曲线变化趋势的分析如下：

从波峰数量来看，在考察期内，除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均呈现多峰状态以外，其他五个综合经济区均呈现单峰状态。具体来看，东北综合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在考察期内波峰数量变化趋势为“双峰—单峰”，表明两个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两极分化的状态正逐渐弱化，地区内部差距在减小；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波峰数量变化趋势为“双峰—多峰”，表明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正从两极分化状态向多极分化状态转变。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波峰数量变化为“多峰—双峰—多峰”，从最初的多极分化状态慢慢转变为两极分化状态，最终又回到多极分化状态，这两个地区经历了多极分化程度先减弱后加深的状态。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波峰数量变化为“单峰—双峰—单峰”，表明该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先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后期两极分化状态逐渐弱化，又回到单峰的状态；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波峰数量变化为“双峰—多峰—单峰”，极化状态先增强后减弱，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区域内共同富裕水平差距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从分布位置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中心位置表现出逐年右移的演变过程，这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且主峰宽度越来越窄，说明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愈发集中，区域内部差距在不断缩小；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中心位置表现出“左移—右移”的变化趋势，其余地区呈现相反的趋势，即表现出“右移—左移”的变化趋势。

从分布形态来看，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呈现“下降—上升”趋势，波峰宽度变化趋势为“变宽—变窄”。具体来看，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波峰高度波动范围为7.7311～9.9633，波峰宽度在2017年开始变宽，逐渐变成双峰，2017年以后仍旧回到多峰状态；波峰高度波动范围为9.8471～23.4498，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波峰宽度在2017年开始变宽，由双峰变为单峰，2019年以后单峰波峰开始逐渐变窄；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波峰高度波动范围为14.4614～22.6973，波峰宽度从2015开始变宽，由单峰变为双峰，2019年开始变窄，又回到最初的单峰状态；其余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呈现“上升—下降”趋势，波峰宽度变化趋势为“变窄—变宽”。

从分布延展性来看，东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均呈现收敛状态。具体来看，其中，东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在2010—2017年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呈现的变化趋势为“右拖尾—左拖尾”，该地区在2010—2017年呈现明显的右拖尾现象，2017年以后转变为左拖尾；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在考察期内呈现明显的左拖尾现象，且拖尾有逐渐延长的趋势；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整体变化趋势为“左拖尾—右托尾”，2010—2012年呈现左拖尾现象，在2012年以后核密度曲线分布从左拖尾转变为右拖尾，核密度曲线整体呈现“拓宽—收敛”的波动趋势。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均呈现拓宽的波动趋势。具体来看，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表现为明显的右拖尾现象，且拖尾有逐渐收缩的趋势；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延展性变化趋势为“右拖尾—左拖尾”，在2010—2017年呈现明显的右拖尾趋势，2017年以后转为左拖尾，整体呈现“收敛—拓宽”的变化趋势；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延展性呈现明显的“右拖尾”趋势；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呈现明显的右拖尾现象，且拖尾期呈现“延长—收缩”的波动变化。

4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按障碍度排序选取各省份前三位障碍因素用于分析，并进一步归纳31个省份的共同障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共同富裕水平障碍因素排序（单位：%）

（1）功能方面。制约共同富裕的障碍因素集中在科技市场成交额、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医疗保险参保率等。科技、文化和社会保障对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影响较大，可见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具体来看，制约共同富裕水平的第一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科技市场成交额，障碍度范围介于11.73%～21.10%。较为特殊的是，北京的第一障碍因素为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障碍度为22.23%；广东的第一障碍因素为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障碍度为13.57%。制约共同富裕水平的第二障碍因素集中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障碍度范围介于9.08%～19.81%，北京和江苏为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障碍度分别为12.68%和10.38%；制约共同富裕水平的第三障碍因素集中在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这两个因素。较为特殊的是，上海的第三障碍因素为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北京的第三障碍因素为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2）能力方面。制约共同富裕的障碍因素集中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机构人数占就业人员比重，科技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研究与开发机构数等。可见，在能力方面，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也应从科技和文化入手，增加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人员的投入，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体来看，制约共同富裕的第一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机构人数占就业人员比重，其对江苏的影响程度最大，障碍度为13.53%，对吉林的影响程度最小，障碍度为8.67%。制约共同富裕的第二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科技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第二障碍因素较为分散，具体来看，北京的第二障碍因素为文化和旅游机构数，天津的第二障碍因素为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数，河北和山东的第二障碍因素为科技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制约共同富裕的第三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研究与开发机构数和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数。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首先使用熵值法测度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其次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过程，最后引入障碍度模型识别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1）共同富裕水平现状方面，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在不断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均值为0.3029；沿海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其中，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最高，均值达到0.4218，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次之，均值分别为0.3793和0.3210。

（2）共同富裕动态演进方面，在考察期内，全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多极分化趋势，曲线宽度有拓宽趋势；分区域来看，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这三个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多极分化趋势，曲线宽度有拓宽趋势，其余地区极化趋势开始弱化，曲线宽度有收敛趋势。

（3）共同富裕障碍因子分析方面，无论是功能方面，还是能力方面，共同富裕水平的障碍因素都集中在科技、文化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具体来看，功能方面，制约共同富裕的障碍因素集中在科技市场成交额、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医疗保险参保率等；能力方面，制约共同富裕的障碍因素集中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机构人数占就业人员比重，科技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研究与开发机构数量等。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第一，考虑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继续提高共同富裕水平。一是立足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实行差异化政策。二是内生主导与外部帮扶相结合。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和特色产业，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并深化定点帮扶工作，从而实现内生主导和外部帮扶的有效结合。

第二，关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缩小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距。一是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共同富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推动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二是加强区域间、城乡间要素的有效流动，避免区域内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比如北部沿海地区整体共同富裕水平较高，但区域内共同富裕水平差距较为明显，北京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

第三，从主要矛盾出发，推动共同富裕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从障碍因素分析中可以得出，排名前三位的障碍因素为科技、文化和社会保障。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这三个领域，实施相应的政策，提升这三个方面的发展水平。一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人员的投入数量和研发机构数量，从而激发创新活力。二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点增加文化产业人员的投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不断完善兜底性救助，提升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