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平

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11月27日《人民日报》将《指示》全文发表。《指示》指出：“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在封建统治下，年画曾经是封建思想的传播工具。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利用旧文艺形式从事文艺普及运动以后，各老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改造旧年画用以传播人民民主思想的工作已获得相当的成绩，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艺术形式。”

《指示》一经发布，各地文教机关、美术团体纷纷积极响应，并开始组织创作，着手新年画的出版工作。截至1950年初，已有26个地区的200多位画家创作了 412种新年画，出版发行700万张。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还策划了新年画展览，以广泛征集群众意见。1950年春节，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今中国美术家协会）与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1950年3月2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又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了有关新年画的座谈会。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新老画家投身于新年画的创作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国画曾被认为是封建的、传统的、脱离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没落艺术。它不像版画那样具有战斗性、革命性，不像年画、连环画那样具有大众性、普及性，不像油画那样能迅速倒向苏联的学院派绘画，所以当时国画家们纷纷转向年画创作，直至1957年5月各地开始成立国画院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此时，解放区过来的画家们一马当先，起到了带头作用。但这一办法也只能是专业的年画创作队伍组建之前的权宜之计。

为鼓励创作，文化部于1950年5月为评选出的25幅作品颁发了新年画创作奖。其中，李琦的《农民和拖拉机》、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安林的《毛主席大阅兵》获甲等奖，每人得奖金30万元（旧币）；张仃的《新中国的儿童》、冯真的《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顾群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力群的《读报图》、邓澍的《欢迎苏联朋友》、姜燕的《支援前线图》等8件作品获乙等奖，每人得奖金25万元（旧币）；张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阅兵式》、毕成和王角共同创作的《四季生产图》、乌力吉图的《人人敬爱毛主席》、乌勒的《建政权、选好人》、徐立森的《减租说理》、张怀信的《好副业》、俊生和清泉共同创作的《支援前线》、梅生的《新中国的歌声》、墨浪的《庆祝胜利努力生产》、王叔晖的《河伯娶妇》、任迁乔的《提高文化》、黄均的《新疆代表向毛主席献礼》、黄胄的《人畜两旺》、张建文的《城乡互助物质交流》等14件作品获丙等奖，每人得奖金20万元（旧币）。

1952年，全国创作新年画500余种，共4000万份。为巩固成果，1952年7月，文化部再次颁发新年画创作奖金，并从千余幅作品中选出40件，共39人获奖。至此，新年画运动达到了高潮。其中，优秀作品有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侯一民和邓澍共同创作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李可染的《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叶浅予的《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力群的《毛主席的代表访问太行山老根据地人民》、石鲁的《幸福婚姻》、阿老的《中朝部队前线胜利联欢》、张隆金和方增先共同创作的《人民的西湖》、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赵泮滨的《收割归来遇喜报》等。从这一时期创作的年画题材看，反映农业生产的约占三分之一，其次是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领袖风采及庆祝抗战胜利的，还有反映军民团结、丰衣足食、解放战争、学习文化、工业生产、提倡卫生、中苏友好、土地改革、认购公债等内容的，可谓密切联系实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大批艺术名家的踊跃创作，使新年画领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反映的是1950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为保护工厂财产光荣负伤的劳模赵桂兰的场景。作品所创造的新年画表现领袖人物题材的构图方式、色彩运用等艺术手法，对以后的年画创作乃至其他画种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被认为是新年画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发行量超过百万份。

其实，新年画的创作早在抗战时期便已开始。1939年，由汉奸组成的伪晋北自治政府为迎合日本侵略军的“宣抚”政策，在年画上印有“遍撒和平种，晋北成乐土”等宣传口号。华北沦陷区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以石印的方式印制了一批灶王爷画像，上面附有宣传日军政策的口号，并强制农民购买。鉴于此，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画家们开始创作宣传抗战的年画以应对反动年画。最初创作新年画的都是来自延安鲁艺的青年画家，他们将年画当作春节下乡慰问的礼品分发给农户。但由于其绘画艺术风格偏向西洋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差较大，宣传效果不太明显。

1938年冬，由延安鲁艺罗工柳、胡一川、彦涵、杨筠、华山、黄山定、马达、肖肃、陈铁耕等人组成的鲁艺木刻工作團，在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的带领下，于1939年1月到达太行抗日根据地，与原在地方上的美术同行一起，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紧张的宣传工作中去。

1939年，全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并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品，进行文化渗透。为挫败敌人的阴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武乡县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朱德总司令和陆定一主任在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宣传的战斗性，揭露敌人的阴谋。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改变过去木刻创作中用黑白色调对比组织画面的创作手法，转而采用我国传统的水印木刻单线平涂的方法，使得画面更加明朗生动。

遵循着这样的创作原则，第一批年画在武乡县关家垴村刻印，先后印制了18种，涉及战斗、生产、参军、支前、建立民主政权等内容。其中，彦涵的《保卫家乡》、罗工柳的《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等新年画印刷出来后，深受当地百姓欢迎，两万余张即刻分发完毕。甚至有些住在偏远山区的老乡得知消息后，走几十里山路，到木刻工作团住处领取。

这批木刻套色年画，多采用单线条的手法来达到艺术效果，用线的变化表现物的质感。设色上采用平涂法，兼用浓淡烘染，以表现人物面部和服装上的层次变化。

这批年画在当时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县王家峪村街上展览时，引起了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注意。他在观赏了这批作品后甚为满意，认为这是美术为抗战服务、为群众服务的良好范例。为此，他给木刻团写了热情洋溢的表扬信，此信由木刻家胡一川珍藏多年。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新年画在国统区及国际上也产生过影响。1942年，周恩来曾将这批新年画连同延安的木刻一起带到重庆展览。1943年，这批新年画又分别被送到美国、英國、苏联、印度等国展览。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年画开始受到根据地美术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前，那些接受过鲁迅指导的青年版画家们便已经致力于汲取民间木版年画的精华，并将之融入到新版画中来。鲁迅曾在《致段干青》的信中指出，新版画应参考民间喜爱的“花纸”（即年画）。“他们在过年时所选取的花纸种类，是很可以参考的。”（摘自《鲁迅书信集》）为改进年画创作，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研究室还将40多幅年画作品流动展出。

1943年，新年画艺术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迅速向各解放区推广开来。由于当时的印制条件简陋，印刷材料短缺，所以作品的尺幅都不大。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以反映抗战居多，著名者有彦涵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孙玉石的《庆祝新春，庆祝解放》、罗工柳的《改良工人生活》及未留下作者名的《放下锄头拿起枪》《参加八路保卫家乡》《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扩大敌后爱国运动》《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等。

到1944年时，新年画主要以呈现祥和喜乐的内容题材为主，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形式上也更接近民间传统样式，已进入成熟期。这些被称作翻身年画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农民家中，可见其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1944年晋绥区创作新年画9种，印制11万份；1945年，吕梁出版社成立，印制新年画是其主要工作；1946年，冀鲁豫边区开始木刻年画的改造工作，1948年边区成立了年画工作委员会，建立了新大众版画工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古元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讲究卫生》、彦涵的《保卫家乡》《春耕大吉》《军民团结》《开展民兵爆破运动》《抗战胜利》、罗工柳的《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罗工柳与王式廓合作的《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杨筠的《织布》、江丰的《念好书》、胡一川的《军民合作》《开荒生产》、力群的《丰衣足食》《人民代表选举大会》、邓澍的《学文化》、李书勤的《组织起来》、张晓非的《识一千字》、沃查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莫朴的《互助生产图》《五子图》、洪波的《参军图》、金浪的《刘邓大军南下图》《翻身农民领到土地证》、邹雅的《民兵练武图》、顾群的《豆选》、施展的《新年劳军》、王大斌的《从劳模代表大会归来》及不知作者名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南路开荒》《双喜临门》《兄妹开荒》《拥军花鼓》《人财兴旺》《全家福》等。到解放战争时，大批投向解放区的画家及民间艺人的加入，推动了新年画的发展。其中，马骥的《欢迎二线兵团》、陈兴华的《过新年》、夏风的《翻身乐》、沈柔坚的《庆功图》、郭钧的《民主自由》、郝云甫的《摘棉花》等作品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