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郡　薛雯

内容摘要：郁达夫但无论其创作个性有多鲜明，其作品与文艺思想与旧传统之间的潜在联系确乎难以掩盖。就自然观而言，郁达夫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存在于文学、文化视域。在对自然界的抒写以及情感态度上，郁达夫不仅继承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受到了隐逸文化的的影响。而就文艺自然观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中“独抒性灵”的主情思想，体现在创作中就是对于情“真”的追求和自我的剖白。

关键词：郁达夫 传统文化 自然观 主情观

自然观，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从现代的观念来看，指的是人对自然界认知的总和。它作为世界观的一部分，包含了对于自然起源、发展、自然界物与物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取意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环境”。而在中国哲学观念中，“自然”一词有着更甚广的范畴。

蒙培元在《论自然》中提到，自然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状词而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1]它指的是万物遵循本真的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实体但又客观存在的无为的规律。例如《老子》中“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中的自然就是描述万物依性发生的状态，“自然”的此种概念最初就是由道家提出。而后庄子在秉持老子观念的基础之上，又将“万物”的“自然”衍生为人“自为自适”之性情，把自然本性视为至高准则。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的描述主体从之前的“物性”“人性”又转移至“审美”，即演化为一种与“人工”对立的，以不可以修饰为高的审美标准。[2]至此，“自然观”终于超越单纯的哲学范畴，在文论范畴有了新的意味，完成了由哲学领域到美学领域的转换。

本文所探讨的，一方面是郁达夫对于“自然界”的认知，这其中主要闪耀着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光辉；而另一方面，郁达夫对于文艺自然的观点则吸取了古典文学文论中的“主情观”。这两个层面中均渗透着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对于郁达夫的影响。

一.自然（界）观：天人合一、隐逸思想

郁达夫曾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中提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和万物，人和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和作用。”[3]在其观念中，人和自然能够相互影响继而达到谐和，但在这之前，人和自然至少是依存关系。这种依存而又互相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指的是人天然有接近自然的欲望、眷恋着自然；另一方面，人靠着自然使自己原有的情感得以抒发甚至实现精神上趋于忘我的转变。这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并相互融合的调和状态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莫不相通。

郁达夫在自然的恩赐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山水俱丽的富春风光让其从小就好亲近自然。“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4]这对郁达夫走上文学道路后又形成的对自然的态度有着奠定性的作用。对于亲情缺失的童年郁达夫来说，自然，是他郁闷孤寂情绪的排遣口，甚至是解开郁结情绪、使正面人格得以张扬的那把钥匙。

在郁达夫早期的散文与小说中，他往往将自然作为抒情主人公“自我”的延伸。将“自我”之情投射到自然景物上，使“自然”着我之色彩，使得自然带有了符合作品基调的抒情性。在《<达夫自选集>序》中他写道：“散记清单易为，而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诚然，郁达夫受到自然主义的深远影响，其笔下的自然风景书写都呈现出客观、中立的色彩，并生动地折射出了抒情主人公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但郁达夫自己也承认——“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的。”[5]所以，郁达夫笔下的环境描写还为作品营造了抒情的氛围，使人物的内心状态不仅仅是被“反映”，更是被烘托和渲染。

例如《沉沦》中，抒情主人公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就被无情的现实所嘲弄，于是在巨大的孤独和幻灭感之中，他看见“四面都是沉沉的黑影，并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连天，四面并无遮障之处……又有许多虫鼠，窸窸窣窣地在那里争食。窗外几株梧桐，微风动叶，飒飒地响得不已……”这样的自然描写，既展现了主人公在黑暗现实下压抑的心境，又相辅相成地加深了整段文字低沉、阴郁的氛围。一草一木都被注入了与主人公情绪相同的黑暗色彩，那么潜藏在文字里对于社会强烈的批判和忧愤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到了后期，郁达夫借自然景物表达“自我”的倾向慢慢弱化，转而其笔下的自然景物能够影响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和情绪，继而达到了物我相融的状态。尤其是郁达夫在1933年移居杭州后所创作的大量山水游记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比如《迟桂花》翁家山里撩人的桂花香气、澄明的夕阳光、葱茏的梢头甚至清新又安静的空气，这样田园牧歌式的自然山居景色，都使“我”的欲望得到净化。作为小说作者，郁达夫将自己和自然相处的体感投射到了作品主人公身上，但同期的散文中，郁达夫对于自然的净化作用，也有更加明确的表达：“你只教有兴致，有走三里山路的脚才，上去花它一整天的功夫，看看长江，看看湖面，便可以把一切的世俗烦恼，一切都消得干干净净。”[6]从全篇的情绪转变甚至郁达夫这一时期的观念改变来看，在欣赏、抒写这些或明丽或淡雅的美景时，郁达夫的心境并不是一开始就积极明朗的。与创造社诸君不合，为“左联”所不容，受政府压迫而迁居……其心境实际上比其在日本留学期间还要低落与失望。但是郁达夫主动投入了自然的怀抱在自然风景的审美之中，自然风景之清新明丽使得郁达夫排泄胸中块垒，身心舒展开阔，在物我两忘中得了一份怡然之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所选择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或也受到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影响。他曾言：“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万物呀，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了你们，到那秽浊的人海中间去觅食去的。”也就是说，郁达夫不仅靠自然来纾解、调整自我，同时，自然山水也最终成为了他的精神归宿。这一点从郁达夫的游记文学中可以看出，确有前人论：“游记文学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也是文人企图摆脱浊恶现实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5]实际上对现实的态度也不是一味消极，在1926年，郁达夫为南方革命形势所鼓舞而下广州，虽其性格里仍对革命抱着犹疑态度，却仍然扬起了高昂的斗志——“我觉得走消极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想一改从前逃避计划，走上前路去。”所以纵观郁达夫的整个人生軌迹，它实际上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起落后才决定回归自然。隐逸文化所强调的并不是一味的遁逃，隐士或以山水为寄托荡涤身心，或以自然为阵地坚守志趣，与其说郁达夫回到自然是厌世者的逃避，还不如说是一个未找到明确出路的知识分子在自然的感召下寻得了一条相对平静的道路。对于一个处在极端混乱时代且心性本就敏感悲观的抑郁质的人来说，隐于自然，归于自然就成了他无声的抗争。

二.文艺自然观：对于“主情”的继承与发扬

除了上述郁达夫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认知之外，郁达夫的自然观还体现在他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探究上。古今中外的学者从未放弃对文学与自然美学的关系的思考，西方文论所倾向的“模仿说”，即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我国古典诗论所主张的“主情观”则强调真实传达主体情感。五四之际，西方现代文明之风盛行，唤醒人们沉睡的自我，西方浪漫主义与日本文学直接作用于郁达夫强烈自我意识之上，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一股反叛传统诗学、极力张扬独抒性灵的潜流催动着自我意识的萌芽，郁达夫从中也获取养分，他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肯定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文学主张，在《写作闲谈》里认同“言为心声”、“文者人也”的理论。故郁达夫认为“大凡艺术品，都是自然的再现。把捉自然，将自然再现出来，是艺术家的本分。把捉得牢，再现得切，将天真赤裸裸的提示到我们的五官前头来的，便是最好的艺术品。”，而“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

不过郁达夫认为文学艺术之真并不依靠事无巨细的表达来展现，艺术所求之真是“由作者的灵敏的眼光从芜杂的材料中采出来的一种人生的精采而已。”[6]是人在对自然、社会观察中所自然流露的一种“天真”。

这种求真精神体现在郁达夫的创作历程中，具体表现为现实之真和情感之真。众所周知，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理论自觉探讨“自叙传”小说的第一人，而郁达夫对“自叙传”小说的理解中折射着他的文艺自然观，毋庸置疑，“自叙传”小说突出特点在于其“传”的性质，其第一要义是以作家亲身经历事情或体悟为素材进行创作，郁达夫所写的四十多部小说中，“自叙传”小说的占比极高。胃病住院时郭沫若前去医院探望并且商议办文学杂志（《胃病》）、失去安庆政法学校教席后不得不送妻儿回老家（《莺萝行》），失业后生活拮据只能在上海租住矮小脏乱的阁楼（《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切实发生在郁达夫身上的事件都化身他笔下的情节，从他的创作表现和理论表述中可以窥见郁达夫对艺术真实理解的第一个层面，即为“现实的真”。郁达夫很少刻意营造“假定性真实的艺术意象体系”，而是直接提供并展示自己在不同时期的遭遇和情感。

同时“自叙传”不仅是“传”，更重要在乎“叙”，它仍然以剪裁、想象等艺术手法作为根基，郁达夫表示小说中的一举一动并不“完完全全是我过去的生活”，譬如《沉沦》中蹈海的自杀是作者根据主人公绝望压抑情绪不断深化而设置的悲剧性、必然性结局，他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创作个性选择忧郁、伤怀的素材，以此传达对生命、时代的感想。郁达夫追求的“现实之真”，脱离冗长乏味的自然主义作品的纯客观态度，自然再现的过程通过了审美主体感情的过滤，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郁达夫投注了对于文艺创作的深层次理解，即专注自我表达情感之真。在行文过程中，无论是对异性爱情的诉求、对黑暗社会的抨击或是对祖国强盛的愿望，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直抒胸臆，譬如他在《空虚》中通过揭露质夫在听到同学说L氏新任总统，统一希望在即时澎湃的内心感受，以此来倾泻自己对新军阀虚伪丑恶的憎恶之情。直抒胸臆的手法和大胆的心理独白可以说是郁达夫前期小说的重要特点，后期抒情小说叙事成分增多，其风格由直露变为含蓄，《微雪的早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大多通过动作语言侧面表现，情感不再大声疾呼式地倾吐，而是一丝丝地被抽吐出来。但是郁达夫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率真的追求，而是将其投射到作品人物中，《迟桂花》中天性纯真的山中女子翁莲，郁达夫将她活泼率真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赞叹之情，可见率真不仅是郁达夫的天性流露，也是他的追求，在那个烽鼓不息的至暗时刻，显得尤为可贵。

除此之外，郁达夫将小说中自然人性转化为直白露骨的内心剖白，他在《沉沦》《茫茫夜》等作品中对人们讳莫如深的性苦闷心理、性变态行为进行大胆细致的描写，即使遭人非议，却仍然毫不避讳。他赤裸地展示人性中低俗情感，毫无遮拦地展现率真，故而郭沫若曾评价郁达夫“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这种露骨的率真，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7]而正是因为郁达夫率真的品性以及其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相互作用，造就了他文章中情感体验、自然人性的充分流露，达到为人和为文的统一。即使郁达夫接触着大量外国文学，喜欢德国田园小说，欣赏卢梭的“率真自然”，但与其说郁达夫的文风受着西方唯美主义影响，不如说郁达夫以形成的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过滤西方文化，我们固然承认中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凝聚在中国文人身上的情结。郁达夫深受传统文艺中“缘情派”的影响，承接着明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小品文“贵真尚情”的源流，在文论中坚持抒情是文学创作的中心。正所谓“艺术家呀，要紧的是情意，并不是言语，因为一口气就是你的诗”[8]，情感自然而然的展现是郁达夫对创作的追求。通过这种浑然天成的抒发达到对美的追求，郁达夫主张的美是情真融为一体的，而这种美是抽象的、感性的、“天然去雕饰”的，故而他推崇的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重性灵神韵的文艺观——在艺术的传达保持原初状态，在情感的传达中保持自我的本真性情。因而在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通过情调结构小说；还是采用单一主人公为表现中心；抑或运用直抒胸臆和内心独白的表现方法、情绪化语言，郁达夫都是为了更自由地表现情感。所有妨碍情感真实的技巧，他统统舍弃，信笔由之，从容挥洒，不为情节结构、世俗伦理所束缚，以真切情感和充沛才情使得读者共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多以矛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注重对黑暗社会进行真实的描绘和无情的披露，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以载“道”，反而抗拒着作家主观情感的投入。而郁达夫受到中国注重现实的真和情感的真，二者有機结合形成更为全面的文艺自然观，即“有情的写实”。所以可以说，其揉合了真实现实和笃诚情感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艺中“主情”的部分，也是对这种传统的推动和个人化改良。

必须说明，一个人的包括人生哲学在内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并不是某种文化传统的某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很难明确郁达夫的自然观是受到了具体哪一流派或个人的影响，但不能否认古典文学文化传统天人合一、隐逸思想及主情观对其此种倾向形成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思维以及中国古典文论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郁达夫的精神内质，无形的熏染也引导了其自然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陈引驰.《庄子》“天”“性”脉络与美的生成[J].学术月刊.1994，（8）：59-64.

[3]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8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4]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5]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M].学林出版社，2004.

[6]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12.

[7]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10.

[8]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9]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文论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