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丝茗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工作是党的舆论工作的喉舌，诸多红色刊物的创办和发行，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后，该刊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舆论力量。本文以广州博物馆馆藏《救亡日报》广州版为例，分析其办刊特点、传播内容与宣传策略，挖掘其时代价值，这对当下开展新闻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救亡日报；传播内容；宣传策略；新闻工作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8-0086-03

一、引 言

在不同历史时期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地在广州创立了诸多文化和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红色刊物，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这些红色史迹和刊物充实了广州的红色资源，厚植了城市文化记忆，为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学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结合广州红色史迹———救亡日报社广州旧址，围绕广州博物馆馆藏《救亡日报》广州版，分析了该报在广州地区的发刊特色、主要传播内容和宣传策略，探讨其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带来的启发，以期进一步丰富广州红色史迹相关研究史料。

二、《救亡日报》的艰难创刊及迁址经历

文化抗战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之外开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敌后战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而上海曾成为全国文化抗战的中心，为文化抗战、推动形成统战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1937年，由郭沫若、夏衍在上海创刊，此后，它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救亡日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主張，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士气。上海沦陷后，大批文化名人南下广州、武汉等地[1]，《救亡日报》也同样遭到查封，历经波折后再度在广州复刊，并成为华南地区抗战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刊物之一。此后，复刊不到一年，在广州沦陷前夕报社又紧急迁往桂林继续办报，在桂林几经迁址之后，于1941年2月28日再度停刊。1945年，更名为《建国日报》后，在上海复刊。同年10月24日，遭到查禁再次被迫停刊，至此，前后一共坚持发行了8年多。

三、《救亡日报》广州版的出版发行

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后的旧址位于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路50号2楼（门牌整编后，50号改为333号），被列为广州市历史建筑。从办刊至今，这栋历经80多年沧桑的老骑楼亲历了抗战烽火和广州新生。从上海到北京，郭沫若一直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如今，救亡日报社周边的环境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尽管临街小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生活气息浓厚，但是，建筑墙体上的历史牌匾却时刻提醒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抗战历史。

1937年底，郭沫若、夏衍等人抵达广州，并积极为文化抗战而奔走，将《救亡日报》复刊提上日程，通过不懈努力，于1938年1月成功复刊。但是，报社很快又遇到了办刊经费不足等问题，在黄苗子的帮助下，通过申请进口白报纸（又称新闻纸，指书籍、报刊所需的印刷用纸）的方式再次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由于办刊过程长期面临经费不足的情况，报社也曾自谋出路，通过广告位招商缓解经费困难。比如，为了适应读者和市场的不同需求，《救亡日报》针对不同的定购周期设定了不同的定购价格，在报纸的刊头处，清楚地标明报纸的价格信息，按零售、1个月、3个月、半年和全年区分，并对刊载广告的费用进行了详细分类和明码标价，收费共分为三个档次，原文如下：

广告刊例（实际国币）（一）报名两旁每日每方五元；（二）中缝前后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三）新闻版另议。

四、《救亡日报》广州版的传播内容与宣传策略

《救亡日报》广州版以团结抗战为核心，主要刊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漫画等文艺作品，版式活泼，个性突出，在广州复刊不到一年，总发行量高达1.2万份。在广州复刊后，它与《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救亡日报》广州版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分析全国抗战局势，推动全民族抗战事业发展

《救亡日报》通过报道和分析全国抗战局势，增强军民抗战信心和决心，揭示抗战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系，从而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比如，在1938年4月16日（第一版）中刊出《我决将敌驱出晋南》《我军五万攻松江敌有败退势》《吉县东南我敌激战》《观城敌南乐溃退荣河被我三面包围》等抗战通讯。此外，还通过揭露日军侵略广州的罪行，激发全民抗战斗志，强化爱国意识。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华南地区的经济重镇，也是军事要塞。从1937年8月31日，日军利用自身空中优势对广州实施首轮轰炸到1938年10月，广州共经历了从空袭市区到空袭交通线，再转移到空袭市区三个阶段，其间，广州人民经历了深重的苦难，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广州博物馆馆藏的1938年4月20日《救亡日报》广州版（第二版）中，报道了一则发生于日军空袭广州第三阶段的新闻《在敌机轰炸下》：“敌机惨炸了大利工厂之后，十七日又疯狂地闯进市区来投弹。小北、大北、流花桥等处溅满了我们无辜同胞们的鲜血，也刻画下敌人最无耻的暴行。当敌机在流花桥投弹时，记者望去似在观音山下，赶着跑去，走到海珠北路底左角路傍一家医院门口，接连来了两辆救护车子。问起来才知是流花桥大小北等处遭了惨炸……这，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敌人侵害之下，是不分贫富贵贱的。我们必须加紧巩固统一战线，唯有争取抗战到底，我们的整个民族，才都有出路……”由此可以看出：从1938年4月16日至4月20日这段时间，日军曾对广州核心城区发动了多次空袭，袭击范围包括越秀山（原观音山）附近、小北一带等地区，房屋被毁，无辜平民惨遭伤亡，这是日军侵华的累累罪证。《广州抗战史》统计的数据显示：仅1938年4月这一个月内，日军空袭广州次数多达24次。此外，该报道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不分阶层、不分阶级，团结抗日的政治原则。

在日军空袭广州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广州军民奋起反抗，与日本侵略者顽强作斗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救亡日报》通过报道广州抗击日军取得胜利的战事战况，激发了军民斗志和抗战热情。在1938年4月16日（第一版）中刊登了一则短讯《袭广市敌机实被击落十架》：国际社消息，日前进袭广州市之敌机，遭我英勇空军击落者实有十架之多。其中，七架已发现，且生擒敌机师一人，余机尚未寻获，或已堕入海中。该日敌机以二十四架起航，出海时仅余十四架矣。

（二）反映广州抗日事迹，推动抗日文化活动蓬勃发展

自1935年下半年以后，广州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大量青年学生、妇女儿童以及文化界人士纷纷参与救亡运动，形成了共赴国难、团结御侮的局面[2]。上海沦陷后，随着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南下，知识分子聚集广州，大量文化和出版机构在广州设立，直至广州沦陷前，当地出版机构超过了70家，涌现出《广州日报》《珠江日报》等刊物；同时，以戏剧、诗歌等为代表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抗日文化活动蓬勃发展，广州成为全国文艺中心之一。《救亡日报》对救亡团体开展的抗日文化活动作了大量宣传报道。比如，从1938年4月20日刊出的《番禺浙北救亡工作团成立———都市与农村的文化交流》《我们打游击战———中山七八剧社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彼时广州文化抗战氛围浓厚，抗战热情高涨。从城市到乡村，参与救亡宣传的演员们通过粤曲等艺术形式，创造性地在传统文化中融入抗战思想，通过打“戏剧游击战”活跃在抗日宣传前线。正如司马文森在《迅速地反应———关于集体创作的刍议之一》中所述：广东的集体创作运动，特别是戏剧界的集体创作运动，从《黄花岗》四幕六场的历史剧，由集体的力量，在极短促的时间内产生以后，已到了全盛时代。过去的文抗会（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戏剧组，剧协的编剧委员会，各剧团的编剧组都把这工作（指集体创作，尤指剧本创作）当为一种主要的工作支持着。这些由集体力量产生出来的剧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方性和斗争性非常浓厚……

对不同抗日文艺团体活动成果的宣传报道，体现了《救亡日报》广州版传播内容丰富、覆盖面广、鼓励和支持文化抗战等特点，并通过刊登外国文学中译作品等方式向我国人民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跨文化传播意识。

（三）美术与新闻学相结合，兼具通俗性和思想性

周恩来同志曾对《救亡日报》的办报风格作出重要指示，他提出：“要好好学习邹韬奋所办的《生活》的作风，要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3]作为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救亡日报》积极创新传播思路，从形式和内容上生动践行了这一方针。利用漫画的传播特性，吸引广大民众的关注和兴趣，扩大团结抗战主张的传播力、影响力以及号召力，是该刊的重要传播特色之一。在广州博物馆馆藏1938年4月16日《救亡日报》广州版（第四版）救亡画刊专栏中刊出了两则抗日漫画：一则题为《抵抗与不抵抗》的漫画中，甲村村民在遭遇日军侵略时纷纷避难反遭侵害，而乙村村民在遭到日军侵略时却奋起反抗，最终击溃侵略者，通过甲乙两村村民不抵抗与抵抗两种结果的对比，激起民众的反抗意识，鼓励全民族奋起抗战；另一则题为“援助被敌机炸伤的工友”的漫画描述了遭日军空袭后的场景。救亡画刊专栏每逢周六出版，至1938年4月16日已出版了14期。漫画具有自身的传播特征，运用漫画的艺术语言特点和规律，直观鲜明地表达价值取向，通过构建艺术形象和构思画面传达团结抗日的观点，更容易实现社会舆论的引导，也增强了感染力和传播力。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在新媒体语境下使用漫画解读新闻、表达观点，依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传播趋势。在《救亡日报》转至桂林办刊之后，仍旧借助美术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发行了《救亡木刻》等美术副刊，书写了一段国内外美术史和新闻史上未曾有过的特殊历史。

（四）刊發爱国人士抗日救亡言论，凝聚团结抗日共识

莫桂烈在研究《救亡日报》桂林版提升舆论宣传感召力的策略时，认为夏衍善于利用名人效应，经常邀请知名人士撰写“抗日”类时评文章，并以“本报特稿”专栏进行发表[4]。而1938年4月16日《救亡日报》广州版（第一版）中，也设置了特稿栏目，刊出宋庆龄、何香凝的《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1938年4月20日（第二版）则刊发了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的文章《南海渔民的呐喊》，说明《救亡日报》桂林版是延续了在广州时期的办报策略，即在舆论场域中，通过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政治领袖发声，形成显著的宣传效应，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凝心聚力。

五、结 语

虽然救亡日报社几经迁址，但是团结抗战的出版精神和初心始终没有改变。《救亡日报》广州版在承担起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时，也为后续相继在广东地区创办的红色刊物提供了宣传经验。它的办刊特色对新时期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发挥舆论宣传的喉舌作用、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借鉴。历史已经远去，红色精神薪火相传。新时期的新闻传播和文化宣传工作，应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将“人民至上”的观念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

参考文献：

[1] 刘晓慧.传播的目的是服务———桂林版《救亡日报》传播过程要素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0）：134-138.

[2] 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广州抗战史[M].广州：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3] 叶浩豪.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文化宣传策略———以《新华南》为中心[J].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3）：61-68.

[4] 莫桂烈.抗战时期桂林《救亡日报》的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启示[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5（15）：14-16.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