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婧 宁瑞琴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丹尼尔·德隆达》(DanielDeronda,1876)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与艾略特以往创作的单一民族主题不同,该小说转向盎格鲁-撒克逊和犹太两个民族两条不同主题线索的交织叙事。故事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图景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塑造了形象丰满、主张各异的寄居于英国的犹太群体形象。其中,既有普通的犹太商人家庭,也有被迫远走他乡的犹太流散者;既有持文化融合观的同化主义者,也有心怀远大政治理想的复国主义者。小说的犹太主题曾在学界引发颇多争议。犹太学者盛赞该小说对犹太族群的同情基调。著名犹太史学家詹姆斯·皮奇奥托(James Picciotto,1830—1897)1876年在《绅士杂志》(Gentlemen)中称赞道,“这是为长期遭受诋毁民族的辩护,反击了那些无知的毁谤”,并称,“艾略特这部小说比任何立法作用都大,使人宽容、启迪智慧”。(1)James Picciotto,“Deronda the Jew”,in David Carroll(ed.),George Eliot: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71,p.408.而以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为代表的英国精英学者则痛斥犹太主题损害了小说的整体艺术性,提议删除犹太情节。(2)F.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London:Chatto &Windus,1948,pp.79-80.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等人从后殖民理论范式出发,批评该小说支持犹太复国运动,“无视巴勒斯坦人利益”,“维护帝国霸权意识形态”。(3)Eaward Said,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pp.64-65.另参见赵婧:《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犹太复国主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更有研究者将艾略特视同为“殖民者”和“导致巴勒斯坦人灾难的帮凶”。(4)Ahmed Kahky,“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s Victorian Compromise”,Philology,vol.56,no.2(2012),pp.1-37.另参见赵婧:《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犹太复国主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不同民族和政治立场的研究者对该小说的犹太主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近年,对该小说的犹太主题阐释不再停留在褒贬二分层面,主流学界围绕犹太主题的延展解析进行了广泛研究。有研究者聚焦艾略特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化,探讨其舍弃反犹偏见、转向认同的缘由,揭示其思想转变所蕴含的文化、宗教与时代内涵。(5)Ahmed Kahky,“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s Victorian Compromise”,Philology,vol.56,no.2(2012),pp.1-37.犹太主题的叙事方式也是研究热点。布洛克·泰勒(Brooke Taylor)认为,乔治·艾略特将想象与神秘主义代入了现实主义小说写作,使用非经验性的预言丰满文本;(6)B.D.Taylor,“The Science of Fiction in 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George Henry Lewes Studies,vol.68,no.2(2016),pp.116-135.诺尔拜·萨利尔(Saleel Nurbhai)等则认为,艾略特以犹太神话的“傀儡泥人”类比莫迪凯与丹尼尔之关系,依此构建情节与叙事结构,扩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维度。(7)N.Saleel &K.M.Newton,George Eliot,Judaism and the Novels.Palgrave Macmillan,2001.此外,研究者还通过犹太族群的身份建构反思民族认同和帝国主义问题,剖析艾略特对犹太族群的同情与支持,批判帝国主义风潮。(8)P.Brantlinger,“Nations and Novels:Disraeli,George Eliot,and Orientalism”,Victorian Studies,vol.35,no.3(1992),pp.255-275.以上研究从创作技巧、作者意图和主题思想解析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犹太族群的生存状态和世界民族关系建构问题。

然而,在现有的犹太主题研究中,对犹太景观的考察始终缺位。景观具有物质性和超验性两种特征,是阐发小说主题的重要文化符号,诠释着特定的民族记忆和历史内涵。其实,景观作为物质性转向的研究热点,也曾激发了不少学者对该小说中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解析。例如,有学者关注《丹尼尔·德隆达》中河流等自然景观,并探讨其隐喻含义。(9)J.Thale,“River Imagery in Daniel Deronda”,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vol.8,no.4(1954),pp.300-306.也有研究聚焦人文景观,如“昏暗宅邸”“荒凉乡村”“镜子”“雕塑”“画像”等人文意象,剖析人物的流散心理。(10)J.Sudrann,“Daniel Deronda and the Landscape of Exile”,ELH,vol.37,no.3(1970),pp.433-455.亦有研究通过解析“建筑”的景观特征,阐释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与成长轨迹。(11)M.R.Granatino,Building Realism:Architectural Metaphor in the Mid-Victorian Novel.Doctorate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Exeter,2019.不过,此类研究中鲜见对犹太景观及主题意义的集中讨论。艾略特笔下的犹太人身处伦敦主流繁华都市,其教堂和市井居所显得个性独特。小说以建筑景观转换来推动犹太主题的叙事进程,颇具主题阐释价值。因此,本文将立足人文景观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范畴,考察犹太族群的宗教信仰和市井文化,探讨19世纪中晚期流散于英国的犹太族群身份建构问题,诠释艾略特作为西方精英小说家,在其收官之作中寄寓的各民族独立共存之美好愿景。

一、犹太景观书写与民族记忆的关联

《丹尼尔·德隆达》创作于19世纪中后期,正值欧洲反犹、排犹思潮势头渐长,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工业化进程改变了社会民众的意识,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引发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格局变动。与此同时,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追求民族独立的思潮应运而生。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不少流散各地的犹太人走上回归故国、寻求政治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艾略特本人亦经历了从“反犹”到支持、理解犹太复国运动的心路历程。她结识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多伊奇(Emanuel Deutsch,1829—1873)后,深入认识了犹太宗教。游历欧洲之时,她曾亲自参观各地犹太教堂,收集并阅读犹太书籍。以此为创作土壤,艾略特在小说中不仅成功刻画了丹尼尔、米拉等多名犹太角色,也将视野放于莫迪凯、科恩等犹太民众所聚居的教堂和市井风景。艾略特浓墨重彩地描绘犹太族裔的特色景观,通过可视化的物质元素还原身处英国的犹太族群作为“他者”的生存状态。犹太族群流散于世界各地,他们的民族认同往往建立在共同记忆之上。在犹太宗教被歧视、犹太人无法获得政治权利之时,他们坚守信念与远大抱负。同时,复国主义运动促进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觉醒,增强了集体认同感。

该小说描述了在英国居住的犹太人基于宗教文化渊源的民族想象与集体认同建构,表达了艾略特对民族独立与融合、种族间和谐交流的希冀。其中,许多犹太人聚集的场景,如教堂、商铺、书店和居所,都与主题阐释相互应和。这些景观突显了英国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不羁、形态各异的个性特征。正如布洛克·泰勒所言,身处维多利亚时期,艾略特书写时代特征、阐述时代话语,将其社会见解寄托于景观再现与想象,并将“想象”引入理性逻辑主导下的世界,记录了不同民族在时代浪潮之下的存续和变迁。艾略特引导读者意识到此类书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体现出小说作为真理载体的力量。(12)B.D.Taylor,“The Science of Fiction in 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George Henry Lewes Studies,vol.68,no.2(2016),pp.116-135.

景观,亦称风景,包含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指一个地区的外貌、产生外貌的物质组合以及这个地区本身”,涵盖“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部分”。(13)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67页。自然景观囊括山川草木、江河湖海,往往作为被感知的客体而获得呈现;人文景观则包括特定的建筑、街巷、乡村和城镇,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反映与再现。在《风景与记忆》(LandscapeandMemory,1996)一书中,西蒙·沙玛指出:“风景(Landskips)本质上是人特定感官和精神状态的投射。”(14)S.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Vintage,1996,p.461.在此范畴内,风景“在成为自然之前,首先是一种文化;它是投射于木、水和岩石之上的想象建构”。(15)S.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1996,p.61.人们欣赏景观,体会其背后承载的历史文化。同时,人们也将个人经验与所见所感相融合,对景观产生共鸣,获得情感体验,继而通过书写赋予特定景观新的内涵。反之,风景作为文化符号,保存着岁月沉淀的各类记忆,是人类社会延续的重要见证,在呼唤古今共鸣、唤醒集体记忆、增强民族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正因景观联结着身份与记忆,小说对景观的再现往往与观景者和叙述者的有意取舍及刻意改造密不可分。在解析景观时,景观、记忆与文学书写三者间的复杂关系不容忽略。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质疑记忆的真实性,他认为,“记忆的艺术不管是对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公民和组织,都是某种被利用、误用和滥用的东西,而不是某种静止不变地待在那里,供每个人拥有并融入自身的东西”(16)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 265页。。在他看来,记忆的主体、陈述者以及记忆的陈述方式都与复杂权力关系相伴而生,因此虚构不可避免。就景观再现层面而言,当权者往往通过模糊虚构、裁剪记忆等方式记录并改写特定景观,借景观话语重构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历史情境。某一民族以及某一阶段的民族历史也会被虚构记忆建构。以此为基础,民族内部的人民也会根据自身需求与自我倾向对既有景观的含义进行加工重构,作为“想象的共同体”。(1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民族”建立在对宗教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内容的集体记忆之上。在不同的时空场域内,民众通过反复欣赏与品味特定景观,将个体与民族相连接,感知、解读、构建民族身份并培育民族特性,形成对“共同体”之想象。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通过景观反映的话语内涵及隐喻含义解读民族历史文化,也通过特定个体或群体对景观的解读,把握他们对民族文化、历史及民族记忆之态度。

乔治·艾略特小说对风景的再现与想象并非单一。她将社会现实与民族想象相结合,书写英国的重要历史片段。小说景观扎根时代、乡村以及普通民众,并以日常生活为背景诉说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记录工业化、宪政改革、帝国扩张、民族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丹尼尔·德隆达》中,不同民族和阶层的文化在同一空间共存,对应的景观书写也突破单一民族视点,传达出更丰富的内涵。因此,要想深入探讨该小说的景观再现与想象书写,其写作特色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布洛克·泰勒曾对《丹尼尔·德隆达》中的直觉(intuition)、共情(empathy)与想象(imagination)等现象作出解读。他提出,这部小说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合理使用“想象”,通过物质现实与超验感官的复杂互补,探讨社会、人性、道德及民族之含义,强化民族建构的主题。(18)B.D.Taylor,“The Science of Fiction in 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George Henry Lewes Studies,vol.68,no.2(2016),pp.116-135.而这种“想象”,与作品对“民族”这一主题的阐释可谓息息相关。在《丹尼尔·德隆达》中,犹太人或辗转流散、或客居异乡、或成长于异族家庭,但他们的共同记忆离不开对祖地耶路撒冷的认同与想象。犹太族人虽散居各地,却始终保有地域与时空上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想象。因此,犹太族群才能获得自我身份与集体认同,并作为一个民族长久延续。

另外,要解析文学作品的民族想象,立足时代背景是关键一环。时代背景有助于诠释现实景观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如W.J.T.米切尔所言:“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19)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第2页。因而,小说景观携带着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文化特征。19世纪小说再现的景观充满错综复杂的文化属性,既与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殖民话语相关,也体现了社会变革中各阶层的文化诉求和民族身份建构。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投身帝国主义竞争及资本扩张浪潮,国内外阶级矛盾与民族冲突愈发凸显。精英知识分子对大英帝国的“景观”塑造开始在宣扬帝国传统、增强民族认同和维持集体同一性方面承担重要使命。相应地,此时的文学景观不仅承担着联系人与地域的媒介作用,其再现形式也与帝国发展现状相一致,成为特定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的叙述者。为深入解析,下面我们将分析文本对犹太教堂和市井居所两种建筑特征的书写,探讨其中蕴含的犹太族裔的宗教信仰与其在流散地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适应问题,揭示艾略特对民族关系的思考。

二、犹太教堂:犹太信仰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宗教性是犹太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既是民族精神的寄托,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自古希伯来时代起,犹太民族便处于飘浮不定的处境中。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该族群经历了群聚游牧、迁移迦南、出埃及、多番战乱等多个动荡阶段。这期间,虽有短暂辉煌与统一,但该民族大多时间皆处于流散、迁徙与漂泊的境况之中。在重重磨难中,宗教自始至终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对救世主弥赛亚的信仰成为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团结一心、坚强忍耐的希望源泉。犹太人坚信自身是“上帝挑选的子民”,注定要遭受磨难。因此,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竭尽全力克服磨难,等待上帝征召。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中,犹太教义已渗入犹太人的生活与文化中。其中,对教规教义的虔敬塑造了犹太民族普遍的道德准则与基本社会规范。他们对“苦难”与“救赎”的教义解读造就了积极抗争的心态,而对律法与契约的恪守精神则成就了其商业伦理与诚实品质。从某种程度来说,犹太教产生的影响不限于宗教,它已成为维系族群精神家园的重要一环,成为普遍而独特的民族心理,维系犹太民族团结统一,激励其负重前行。

犹太教堂(Synagogue)作为犹太宗教的记忆体,在不同时期诉说着相同民族话语。它能够唤醒犹太族群对宗教与民族的深厚记忆,建构起对民族的集体认同。如克里斯托弗·迪利(Christopher Tilley)所示:“风景成为有效的社会化媒介和知识媒介,认知一隅风景就是认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我们的归属。我们的个体及社会身份在风景以及风景的种种地域中一一得以展现。”(20)潘红:《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中的非洲风景与帝国意识》,《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另见Christopher Tilley,The Materiality of Stone:Explorations in Landscape Phenomenology,Oxford:Berg Publishers,2004,p.25.《丹尼尔·德隆达》一书中,犹太教堂建筑曾多次出现在犹太角色建构族裔身份、追寻集体认同的过程之中。

犹太女孩米拉自童年起被迫随父亲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当她返回英国被丹尼尔拯救后,曾向梅里克一家诉说过往生活。其中,关于犹太教堂的记忆占据重要篇幅:

……从前母亲常常带我去犹太教堂。记得当时我坐在她的膝盖上,透过栏杆往外张望,耳边还回荡着诵经和吟唱的声音,我总巴望着能到那儿去。很小的时候,我曾在某天偷偷溜出家门,试图去找那间犹太教堂 ……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女士离开后,我们去拜访过好多人,其中就有我们的女房东,她是位犹太人,也信仰犹太教。我请求她带我去犹太教堂;我读她的祈祷书和《圣经》,待攒够钱便托她帮我买了几本书,这些书属于我自己,有了它们,我同母亲的联系似乎更加密切了。(21)G.Eliot,Daniel Deronda,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td,1996,pp.176-177.

在米拉的经历中,景观物象是联结个人记忆与民族身份的重要媒介。犹太教堂作为一种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纪念物,是她不断渴望、寻找的朝圣场所。随父亲离开出生之土的漫长时光里,对教堂的记忆和对民族身份意识的认知始终萦绕于她的脑海中。当她再次步入犹太教堂时,即刻全身心投入祷告。她坦言,教堂的景象让她“产生了与过去同样的感觉”,使她开始觉得“不愿放弃世界上的任何东西”。(22)G.Eliot,Daniel Deronda,pp.298-299.教堂使她的现在与过去联结起来,并与族裔精神脉络接通。作为从小脱离犹太环境的“流散者”,她因“对本民族宗教一知半解”而懊悔失落,称自己为“不称职的犹太女人”。(23)G.Eliot,Daniel Deronda,p.299.重游教堂后,她的民族身份记忆开始复苏,激发她的生活态度从消极怠世转向积极进取。艾略特借助教堂景物的隐喻作用诠释人物心理,让读者接近角色,产生共情。于米拉而言,犹太教堂不仅同她的过往密不可分,更是唤醒了她对“宗教”纽带的憧憬,使她渴望回归族群、重塑犹太身份。

同时,犹太教堂也是聚集力量、呼唤民族记忆和集体认同的重要载体。历经多番战乱与长期流散后,同胞“聚会”对犹太族群而言举足轻重。犹太人在各地的犹太教堂中聚集祷告,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民族力量的集聚。除了米拉记忆中的犹太教堂,小说还借丹尼尔之眼,描绘了法兰克福犹太教堂的集会场景。在教堂中,犹太教徒齐聚一堂,举行希伯来礼拜仪式,聆听布道并进行祈祷。尽管该教堂外形“平平无奇”,内部陈设也“破旧萧条”,但参与仪式的过程中,丹尼尔通过目之所及的点点滴滴,感受到整间教堂“展现束缚中的犹太历史,带着悲剧色彩,却又荣光万丈”,“仿佛是一首连贯的乐章,承载着强烈而沉重的遗憾”。(24)G.Eliot,Daniel Deronda,p.303.他似乎能听到“民族信仰正在追寻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回响”。(25)G.Eliot,Daniel Deronda,p.304.这间犹太教堂保有独特的建筑外观,展现宗教仪式的威严。它承载的不仅是漫长时光积聚起的信仰力量,更是族群间代代相传的共享记忆。这是犹太民族集体认同的构成要素之一。

综上所述,《丹尼尔·德隆达》中,艾略特以写实的笔触描绘犹太教堂及教堂内部景观,不仅向读者展现了该类建筑的外形特色,也揭示了其承载的深刻话语内涵。作为景观的建筑蕴含着独特记忆,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同时,小说的文本想象和感官描绘赋予了景观活力和生命力。对不断失去物质家园的犹太族群而言,身体感受、精神认同与凝聚力是维系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在民族承续的历史中,教堂、礼拜堂等历史建筑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言说者,起到唤醒民族记忆、协助建构集体认同的重要作用。此刻,景观“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26)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第1页。犹太教堂承载的宗教信仰将建筑内外的参与者联结起来,凝聚民族力量,在漫长的磨难与流散中构筑起精神家园,对民族存续至关重要。艾略特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精英小说家,在小说中对弱势族群的宗教信仰和建筑寄予了深刻的情感认同,超越了19世纪英国流行的帝国主义优越感和狭隘意识。这在小说描写的犹太人经营的商铺、书店和日常居所的陈设中亦得到反映。

三、犹太市井:犹太认同与文化适应的杂糅

除宗教外,民族记忆还包括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族群文化和观念等要素。其中,民族文化的存续与传播是犹太人在流散中构建集体认同的重要一环。在《民族:认同与差异》(Ethnicity:IdentityandDifference,1991)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民族认同与过去和历史是建构关系。这是历史性的政治建构,亦是一种叙事建构,一种以故事、记忆、历史叙事为基础的文化救赎行为。”(27)S.Hall,“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Radical American,vol.23,no.4(1991),pp.16-18.在长达数千年的流散中,宗教性使犹太人得以维持较高的民族认同感。在文化层面上,流散的犹太族裔通过同所在地民族沟通交流,并因此产生文化适应性,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习俗甚至被异族同化。在此背景下,犹太族裔历经苦难、流亡与被异族打压,犹太文化却仍能够得以顽强保留,成为维持犹太民族身份的重要保障。

19世纪初的欧洲解放运动使犹太民族在发展方向上面临艰难抉择:是放弃犹太民族特征,融入客居国家;还是坚守民族特色,与社会主流文化适度疏离。至19世纪70年代,同化主义与反犹思潮逐渐高涨。部分客居英国的犹太人尝试从民族独立和自我认同方面探讨犹太出路,还建立理论体系指导行动。他们认为,“同化”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可以吸收其他民族的社会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也有泯灭犹太特性,违背犹太教气质的风险。因此,真正的出路不是曲解或背叛本民族历史,而应在接纳定居国文化的基础上,维护民族特性,回归民族传统。建筑与城镇景观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群体所造就的文化特征。《丹尼尔·德隆达》中的市井商铺、书店和居所承载着使用者的文化符码,是民族文化的缩影。

该小说中,艾略特发挥其现实主义写作的标志特征,聚焦犹太人聚居的普通市井,强调日常生活以及微小细节对人物塑造及情节推动的作用。(28)B.D.Taylor,“The Science of Fiction in 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George Henry Lewes Studies,vol.68,no.2(2016),pp.116-135.通过描绘典型的犹太市井环境特征及生活图景,艾略特勾画犹太民族的代表性具象,从景观印记中揭示犹太民族如何从文化记忆中联系古今,构建集体认同。同时,艾略特还再现了犹太族群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探讨族群内部在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上的分歧,就其传递的隐喻含义进行讨论。

小说中,英国犹太商人埃兹拉·科恩在对待民族文化存续的问题上态度温和。他选择适度保留自身文化,同时接受多元文化,这从他经营的典当行可窥得一二。在丹尼尔眼中,犹太聚集地的市井模样往往会“唤醒人们心中某种遥远的团结感”。(29)G.Eliot,Daniel Deronda.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td,1996,p.302.与此形成对比,丹尼尔初次靠近犹太人经营的典当行时,橱窗摆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天主教风格的精致银扣、特点迥异的首饰、蕾丝花边和其他模棱两可的物品,这些并排陈列的商品代表着不同文化。(30)G.Eliot,Daniel Deronda,p.320.丹尼尔拜访科恩家时,屋内陈设同样充斥着类似的视觉冲突:充满宗教风格的古旧银器、羊皮纸及礼拜用具。气氛格格不入的橡木书桌和高边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31)G.Eliot,Daniel Deronda,pp.326-327.与文化融合的室内景观相对应,科恩身上也印刻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也精通英国人的处世之法,待人接物带着些许英格兰特色,如丹尼尔所言:“与那些饱受苦难的同胞们不同,他(科恩)并未蒙受民族阴影。因此,他灵魂中粗俗的部分与那些细皮嫩肉,家庭兴旺且血统纯正的英国小贩们并无二致。”(32)G.Eliot,Daniel Deronda,p.324.科恩一家选择“同化”的方式,既保留犹太人的根本特征(如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也吸纳异族文化元素,延续稳定的世俗生活。

相反,莫迪凯与科恩虽身处同一条街巷,却执拗地坚守犹太民族的独特性。他渴望回归故土,选择复国主义道路,重建家园。莫迪凯被塑造成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先知。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信仰坚定,一生为民族事业奔走。弥留之际,他仍在谋划复国大业。莫迪凯首次登场于他经营的一家古旧的犹太书店。书店是民族文化的汇聚场所,书籍是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莫迪凯坚守犹太书店,就是在维系民族的根系。该书店外观狭长、环境昏暗、位置偏僻,不禁令人联想起“过去宗教法庭的监牢”。(33)G.Eliot,Daniel Deronda,p.319.背靠书架的莫迪凯身处阴影之中,典型的犹太面孔在旁人看来就像是“流散中的先知”“中世纪的新希伯来诗人”。(34)G.Eliot,Daniel Deronda,p.319.当得知丹尼尔有意购买犹太书籍时,莫迪凯近乎狂热地企图从对方身上寻求共鸣。即使毫无根据,他始终坚信丹尼尔为犹太同胞,最终会踏上东方之旅,承担复国使命。冥冥之中,他以“先知”的态度对丹尼尔作出预言,并向其传递复国理想、视其为精神使命的接班人。小说末尾,莫迪凯的期盼得以实现:丹尼尔迎娶了犹太女孩米拉,前往东方回归族群,踏上故国祖地。而莫迪凯对民族未来的预言也在半个多世纪后得以印证。这种非经验的神秘主义描写是艾略特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一部分,她将经验事实与超验情感相结合,扩充对现实的想象图景。通过对犹太书店的再现,艾略特抒发了自身对犹太民族的同情与愿景,而这种愿景“包含着无法用经验解释的道德价值,并且其功效将在社会行动中得到验证”。(35)B.D.Taylor,“The Science of Fiction in Daniel Deronda”,George Eliot-George Henry Lewes Studies,vol.68,no.2(2016),pp.116-135.从另一层面而言,小说聚焦犹太书店这一简陋景观,同样隐喻着莫迪凯乃至19世纪犹太复国群体的处境:在昏暗色彩与偏僻处境中,他们孤独失落,却始终坚持不懈。当面对事关民族延续的抉择时,“莫迪凯们”主动肩负起神圣使命,踏上找寻故国、回归故土的道路。

从上可见,透过同一街巷上的犹太商铺、书店和居所陈设,能够窥见犹太族群内部态度分歧之冰山一角。笔者也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对犹太复国运动内部之异见进行了详尽阐述。(36)赵婧:《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犹太复国主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历史上的悲惨遭遇与重重磨难加深了犹太族群对宗教坚定且专一的信念。在文化与社会交流的维度上,犹太民族对“民族”之解读却存在差异,身处异国的流散者面临矛盾的处境。从民族身份上来说,科恩一家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但就文化身份而言,他们既保留着民族特质与民族传统,也因身处英国环境而展现出“融合性”。对于大部分如同科恩一样的普通犹太人来说,“民族主义”与“复国主义”是远离生活的遥远理想,但对于像莫迪凯此类知识分子而言,“重归故土”“重建故乡”与“复国”等概念仍是不可磨灭的热望。因而,在反犹运动盛行的时代,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重新燃起对故国家园的憧憬,奔赴他们心中的圣地耶路撒冷。

艾略特通过再现犹太聚集地的市井景物,结合犹太人的民族想象,讲述犹太族群对待流散地文化的不同态度。她并非想要对该族群内部的某种态度进行批判或否定,进而凸显另一选择的明智高尚。相反,她从犹太族群的立场出发,诉说犹太人在相同情境下,承续民族信仰与文化的不同方式。小说彰显了他们为维持集体认同、追寻民族身份和保持民族独立方面所做的努力。因此,艾略特超越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立场,描绘了犹太人的生存状态,肯定了少数族群保有文化特征、追求民族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中,通过犹太教堂和市井景物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犹太族群的生活图景。她将现实书写与超验描写相结合,抒发犹太族群对民族独立的想象与愿景,从宗教根源与文化适应两方面述说该群体的民族身份建构。

犹太民族长期处于离散状态,其宗教与文化亦是如此。在追寻民族身份的过程中,流散者对“犹太教堂”这一宗教景观的记忆和想象成为联结个人与族群的纽带。集体记忆和宗教信仰凝聚民族力量,为犹太人构建起民族团结的精神家园。另外,在文化建构方面,个体意识的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部分犹太人选择接受并适应居住地的他族文化,在民族身份上实现和平而非暴力的“回归”,如科恩经营的典当行,包罗万象。而有的犹太知识分子,如莫迪凯坚守的犹太书店,是传播犹太民族文化的阵地。他强调民族特性和复国理想,倡导从地域上回归故土,奔赴记忆中的故国。艾略特通过描绘不同的犹太市井居所和陈设景观,展现族群内部对复国理想的分歧,隐喻犹太族群对民族身份之探索。

毋庸置疑,艾略特身处19世纪中后期,能够跳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性视域,借日常生活景观书写犹太族裔的民族特征,体现了她对弱势族群独特价值的认同与理解。小说寄寓了艾略特对犹太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建立独立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望,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直至今日,各民族融合与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