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良基

“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人们同欺诈的斗争古已有之。关于宋代的欺诈问题，学界从侧面做过一些探析，研究成果表现出两宋时期欺诈现象的广泛性，然而其中专论欺诈和欺诈防治的内容并不多。本文考察宋代政府对欺诈问题的防治，以阐述宋朝官方以行为防治为核心的反欺诈模式。

一、宋代对商品质量的监管

质量伪滥是宋代较为多见的社会问题。茶户杂异物充数，“采粗黄晚叶，仍杂木叶蒸造，用填额数”［1］，以杂物“拌和真茶，变磨出卖，苟求厚利”，不仅“阻害客贩”，损害市场秩序，更是“实有侵夺买引课”［1］。伪滥盛行时，甚有“官库合干人与管押人”等官方管理人员与之合流合作“表里作弊，将短狭、粗疏、轻薄、粉糊伪滥䌷绢起发前来”［1］。至南宋时，“诸路产盐场……杂以伪滥之物拌和送纳，无由检查，为害不细”［1］，同时“诸州受纳官与专、斗作弊，公然受纳湿恶伪滥之物”［1］。宋孝宗乾道时期，伪滥情状更甚，有“四川州郡酒库无一不败坏，在法虽有酒赏，类皆不可及格，亦无有能应之者”［1］。

质量伪滥给政府和百姓都带来很大困扰，朝廷多次发出诏令力图禁止。禁令首先从提高违法成本入手，将伪滥同刑罚较重的“私贩”一般处理。“京城及诸道州府民卖茶，多杂以土药规其利”，宋太宗时诏令“一切禁之”，并将违法者“以私贩监麹法从事”［1］。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间，有大臣进言强调“近年以来，有百姓采摘诸杂木叶造成杜茶，夹带货卖”，问题严重“乞赐止绝”，并发起社会公众监督“许人告捉”，奖励告发者“比私茶例给赏”，同时在立法上“诏令审刑院别定刑名，严行止绝”［1］，设立专门罪名以严责伪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