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蕾

1924年至1926年，鲁迅置身于五四运动后至暗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中，怀着苦闷忧郁的情绪，通过《野草》的书写进行了一场痛苦决绝的心灵博弈。《野草》自出版以来就获得了学术界的热切讨论，其中关于《野草》是否可以被定义为散文诗的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对于散文诗概念的梳理与界定以及对于《野草》的重读重析，有利于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野草》的价值，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散文诗起源于西方文学世界，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的开篇畅想道：“写出诗的散文，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于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①［法］夏尔·波德莱尔： 《巴黎的忧郁》，郭宏安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4页。由此提出散文诗的创作主张。经过各国作家几个世纪的创作实践，散文诗的文体特征渐渐拨开迷雾，愈发清晰起来。散文诗目前仍然是一种边缘文体，它兼具诗的本质和散文的外形，表现的是现代社会中复杂的、瞬息万变的个体情绪，具有抒情性、波动性以及思维跳跃性。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散文诗这种对于当时中国文学而言的新颖文体，即是他从波德莱尔处“拿来”为我所用的。本文认为，《野草》具有散文诗的内核，表现出了鲜明的散文诗的艺术特征。本文试以《野草》中的《好的故事》一文为个案，解读《野草》中形于散文的诗篇。

一、情动于诗：诗人鲁迅的一场好梦

为情造文，为情赋诗，这是自古以来写作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