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军

一

大约七八年前，《中国诗词大会》问世，热播全国。笔者也同万千粉丝一样，连续追“季”，兴奋之余更作一文，大意为网络海选、才智PK、权威点评，加上催泪故事的编织、平凡英雄的打造，一系列新颖时尚的创意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推广，可以极大地扩展古典诗词的群众基础，并生发说当代原创诗词若能按此办理，同样有望实现“扩群”，与古典诗词的盛况实现“合龙”，一道重现“诗的国度”的当代愿景。

而今回头一看，感觉自己当时未免有些冲动——不能将公众对古典诗词的欣赏热情，等同于他们对原创诗词的接受意愿。事实上，两者的差距极大，完全不在一个谈论范畴。当然，21世纪，尤其新时代以来，原创诗词势头渐劲、发展正猛。据粗略统计，全国诗词作者已达三百万人，各类诗词报刊三千余种，加上虚拟媒体，每年发表新作近千万首，是《全唐诗》《全宋词》总和的百倍以上。然而必须承认，当代诗词作者队伍貌似庞大，但其占全国总人口之比却是小而又小，难以突破小众文化状态。整个社会对原创诗词的欣赏需求低迷、兴趣提升缓慢。原创诗词作品看似海量，但其质量的落差却是大而又大，不仅损伤了原创诗词的名誉，更是遮蔽了少数力作的光芒。

孔子用“兴、观、群、怨”①出自《论语·阳货》。表述诗的社会作用。“兴”是抒情与启思，“观”是观照与认知，“怨”是指责与批判，三者均属创造审美层面；“群”是传播思想情感、交换见解看法、寻求社会共识，属于接受审美层面。平心而论，当代原创诗词在“兴、观、怨”上的表现不虞匮乏，少数优秀之作既有情感又有观点，既有赞美又有批判，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但因“群”的过小导致创造审美与接受审美严重不匹配、不平衡。“兴、观、怨”一旦“失群”，便失去了从个体精神扩展为社会精神的可能。至于网络创意、主流媒体，再好、再强也只是外因。而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是语言文字系统及环境的改变，使根植于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的古典诗词成为今人乐于学习、欣赏和引用的非遗品种；却使同样源于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的原创诗词，不复成为习惯白话文和普通话系统的今人惯于接受、欣赏和传递的文学体裁。所以，当代原创诗词的质量虽可以依靠诗人、诗社的努力继续提高，但当代原创诗词所处的语境绝不是光靠个体、群体的作用所能扭转的，更不是光靠外力、外因所能解决的。

传统诗词创作需求量小及其所致的交流圈窄、传播力弱，并非个人原因所造成，而是时代社会变迁、语文环境变动再加上文体盛衰、审美兴替的综合作用。百多年前，时代社会变迁极快，处于封建文化顶端的诗词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难以适应，其作用、地位和受众不得不让步于能够应对的白话新诗；诗词艺术高峰早过，创作主体无法超越，便将主要力量转向新兴文体诸如白话小说、散文、话剧，仅把诗词作为自我排遣的“余兴”；诗词教育应试取消，对联、作诗、填词不再是学生的必修课，也不再是文人的基本功；新兴主流媒体屏蔽，由于读者阅读需求渐趋萎缩，原创诗词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例如《申报》在1872年创刊后的二三十年里大量刊登“竹枝词”，《新闻报》在1893 年创刊后的十几年里大量刊登诗词作为“填补新闻版面的重要补白材料”①花宏艳：《〈申报〉洋场的竹枝词考论》，《暨南学报》2018年9月号。见《胡适留美日记（三）》。，随着新闻稿件供应渐趋充沛，诗词数量渐减终至绝迹，《新青年》在1917年后也“不再刊录旧体诗”②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胡适：《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二号。。总之，百多年来，按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创作的诗词渐从学生常规化教育、文人常态化写作、社会普遍化审美中剥离出来，成为个人雅兴、业余爱好。虽有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继承古典余脉、注入先进文化、彰显时代精神的鸿篇巨作，但更多的是排遣个人性情、寄托片段思维、隐喻思想观念的晦涩文字。作为文体的由盛转衰已成为必然，加上启蒙教育断层、公众审美转移，传统诗词创作“失群”已成趋势、终成定局。

二

传统诗词创作的“失群”由何而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传统诗词创作到了清末，早已沦为强弩之末，不但在应对时势变化、回应社会关切上无能为力，反而因大量泥古不化、缺乏情志的劣作而遭抨击。虽说如此，启蒙教育、审美习惯仍在，人文环境、社会共识依然，虽已无法真正发挥“群”的功能，却仍可以撑持“群”的规模。然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诗词创作很快两者尽失。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和影响，一是其代表了文学革命和文化进步的大趋势，二是其在理论与创作上同时发力，取得了对传统诗词创作的压倒性效果。理论构建方面，作为“言文一致之语言”①花宏艳：《〈申报〉洋场的竹枝词考论》，《暨南学报》2018年9月号。见《胡适留美日记（三）》。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白话新诗方向正确，即便做法粗糙、说法极端，照样深得人心、广获拥戴。创作实践方面，《尝试集》最初虽脱胎于旧诗，但胡适很快抛弃了旧诗框架，加上郭沫若、谢冰心的崛起，新诗的诞生及成长总体并不依赖古典诗词滋养，更多是直接从生活口语化来、间接从西式诗歌学来的。由于缺乏有效的传承和明显的维系，传统诗词创作的“群”无法通过与白话诗歌创作的“群”共享而获益，更是加速了“群”的流失和衰落。

胡适于1916 年10 月推出“文学革命八事”②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胡适：《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二号。，包括：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究文法结构，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八事”后称“八不主义”，与陈独秀次年推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①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五号。会师，对旧文学发起了致命的打击。“八不主义”虽遭不少学者和史家的批评，如王瑶《中国新闻学史稿》认为其“形式决定内容的态度”，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其“大多着眼于形式上的点滴改良”，但其实用性和有效性远胜“三大主义”，如同八支利箭，箭箭射向了旧文学的心窝。仅就传统诗词的创作理论及方法而言，至少被五箭打中了要害——不用典，意味着取消了古今映照理念及内在扩容手法；不用陈套话，意味着剥夺了符码象征意义及意境营造手段；不讲对仗进而“诗当废律”，意味着否定了平仄、虚实、词性的对应及其所代言的民族审美偏好；不避俗字俗语，意味着冲击了炼字造句的创作习惯和贵在含蓄、崇尚典雅的艺术追求；不模仿古人，意味着抛弃了模仿拟作这一传统继承模式，割裂了继承与创新的关联。于是，古典诗词作品只被欣赏而不被模仿，传统诗词创作则被逐出公众视野乃至文学领域，不管劣作还是精品，糟粕还是菁华。

必须承认的是，“言文一致”的“活文学”是打破文化封建专制和文学贵族垄断，实现文化民主和文学自由的必经之途。由于冰冻三尺，若非使用猛药，新诗、新文学、新文化恐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大强度碾压、大幅度上位和大规模覆盖。然而过犹不及，何况作为文学尤其是诗歌，本身就有高于生活的先天禀赋、纯于寻常的细腻情感、精于口语的后天要求。于是一顿猛药之后，白话新诗直白、粗俗、缺乏意境的毛病及诟病就来了，其危机也就来了。有鉴于此，胡适后来对“八事”作了反思并试图纠偏。其实新诗创作也未全按“八事”行事，很快有人从诗歌本体美学出发予以纠正，如闻一多、徐志摩的“三美说”（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及“新格律派”。但一种似是而非的认知，毕竟已经形成了——既然“旧文学”的诗词与“新文学”的新诗没有联系，只有对立，那么就算传统诗词创作有生活、有时代、有创新，也都不能算“新文学”，更不能进“新文学史”。这个错误观念及做法至今仍在，所以纠正理论、调整实践依然是必要的和迫切的。

三

实际上，“八事”在诗歌创作上的极致发生于20 世纪50 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不但将新诗“口水化”，还将诗词作了“打油化”，尤其是“口号化”或“概念化”，一般称其为“老干体”和“新干体”。新、老“干体”为了反映新生活、表达新思想、展现新形象大量使用新词组、新语法、新韵脚，呈现出与传统诗词迥异的创作风貌并影响、推动了更多相似作品的出现，为了区分，可将其一并称作“非传统诗词”。值得一提的是，非传统诗词的创作者有干部也有群众，有老师也有学生，有艺人也有军人，有老板也有职员，还有作家、教授和科学家等等——这自然是受传统诗词创作教育断层的影响。

“非传统诗词”也是诗词。虽然文学的属性弱、格律的问题多，却能凭政策之功、宣传之力尤其是白话文语境、普通话声韵，为当代诗词创作扩“群”。改革开放以来，非传统诗词与传统诗词的创作都进入低谷，并出现了前者向后者靠拢的趋势。大批非传统诗词创作者大量活用经典诗句、使用典故符码、讲究对仗音韵、追求意境营造，试图在古典美与时代性中找平衡、求发展。这种平衡与发展，对具备文言文功底和古声韵能力的作者而言更易达成。

最重要的还是语境。百多年来，“言文一致”虽已实现，“言文隔绝”并未完成，除了少数极端时空，白话文和普通话系统并不全然排斥文言文和古声韵。“文白交织”的语境为“文白互用”的文艺创作提供了通道和空间，体现在小说、散文、戏剧、曲艺等多种门类上，其中诗歌要比其他体裁更明显。

其一，单字思维依然运用普遍。名词方面，白话词组取自文言单字，仍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拆分、独立使用（如“光明”“魂魄”“感觉”“冰雪”“道义”“缺少”“增加”），这显然有利于对仗（虽然容易“合掌”）。文言单字常与白话词组结合，成为“半文不白”的新词组（如“航天魂”“获得感”“可燃冰”“无间道”）。值得一提的是，追求字数相当，但词性、平仄并不求完全对应的词句，当下十分常见，可称其为“非传统对仗”，例如诗歌散文中的“星光何等耀眼，烟花如此炫丽”，新老传媒的“修志存史励后人，鉴往知来开新局”，公文讲稿的“实现中国梦，奋进新时代”等等。白话词组工对难度较大，“非传统对仗”虽然略显粗糙，但有利于诗词创作思维的培养。动词、副词方面，词组、单字往往能够互替，意义完全相同（如“制-制作”“访-访问”“采-采用”“较-较为”“为-为了”）。此外还有大量文言配置，直接用于白话诗文（如“堪忧”“较高”“及其他”“为实现”），流畅顺达，毫无生硬之感。

其二，成语熟语依然引用广泛。源自农耕社会、基于文言文系统的成语和熟语（如“半斤八两”“亡羊补牢”“南辕北辙”“旗鼓相当”“一棵树上吊死”），依靠基础教育助力大量使用，其所蕴含的历史、自然、人文典故也为今人所熟知，这明显有利于用典（虽然容易滥用）。古代成语和熟语大多已具备了延伸意涵，在使用中毫无过时感、违和感，极少被新词所取代。即便偶有同义或近义的新词出现，质量并不更优、底蕴并不更深、生命力也未必更长。例如“不明觉厉”“脑洞大开”“压力山大”虽曾流行一时，却不能取“莫名其妙”“醍醐灌顶”“泰山压顶”而代之，不出意外，被遗忘并淘汰的应该是前者。

其三，文化符码逐渐采用频繁。随着古典文化以各种形态回归今人的视听，许多具有隐喻性的事物和象征性的意象（如“红豆”“兰舟”“桃源”“荼蘼架”）被人们广泛读取，并开始在生活中频繁采用，例如“采薇服饰”（意为天然质朴）、“德馨家装”（意为小而雅致）、“梦蝶电子烟”（意为哲学冥想）、“东篱农家乐”（意为自然食材）等。即便科技进步已到了“上天入地”的程度，但其冠名多为“嫦娥”“神舟”“天宫”“蛟龙”之类，这些具有历史积淀感和民族象征性的符码，早已与当代文化融为一体了。

综上所述，语文环境的“文白交织”和日用而不觉的“文白互用”，既有益于传统诗词创作的生存，也有助于非传统诗词创作的提升，更有利于两者的共存、竞争与调谐、优化，逐渐形成属于新时代的“新传统诗词”。

四

可以确定的是，新时代之诗词创作，已不是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旧文学”“死文学”，而是中国梦理想要复兴的“新文学”“活文学”之一了。欲为新时代之“新文学”“活文学”，诗词创作须在“兴、观、怨”尤其是“群”上有突破、有发展。如前所述，基于文言文语境和古声韵系统的传统诗词创作无法实现广泛“扩群”，而基于白话文语境和普通话声韵系统的非传统诗词则难以有效“扩群”，必须开辟新路。新路开辟，并非“另辟”，恰恰是在传统诗词创作和非传统诗词创作的共存、竞争中，逐渐完成调谐、实现优化，以“新传统诗词”使“扩群”既保持高质量，又掌握普遍性。

这种现象以及趋势，早已现出端倪。其中非传统诗词向传统诗词创作的靠拢，前文已有述；而对传统诗词创作方法的改革则出现更早，并持续至今。改革的着力点，主要在四声和押韵。由于普通话的普及教育及社会覆盖，导致古典诗词欣赏与传统诗词创作均出现了四声和押韵不匹配的问题，故对今人而言，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都是充足的。

综观已有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一是将入声派回平上去声，按普通话的四声重新标定，得到“新声”；二是以此“新声”划定诗韵，得到“新韵”。两者合为“新声韵”，令传统诗词创作整体进入白话文语境和普通话系统。此举与非传统诗词创作，堪称相向而行。采用“新声韵”的传统诗词创作吸引了大批新作者和大量新读者，在“扩群”上得力甚巨、居功甚大。值得一提的是，创作方法的改革可以倒逼诗词内容的更新，相信若有一部科学、规范、被广泛认同并使用的“新声韵”，则有望使新时代诗词或曰新传统诗词赢得新能量、新地位尤其是足够大的审美群体。

然而改革必有代价。“新声韵”一方面会挤兑传统诗词创作空间（一些征稿评选活动非“新韵”作品不纳），令其愈发“失群”又“失血”（传统诗词创作的新作者和新读者）；另一方面会助力非传统诗词创作愈发“无厘头”，在边“扩群”边“失群”中重蹈新诗的覆辙。事实上，已有一些诗人如周啸天等因践行“白话文”、尝试“新声韵”付出了被指责甚至被谩骂的代价。笔者以为，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样的代价是必要和必需的。

由于古典诗词的强大及深入人心、“文白交织”的语境及现实状态，恪守文言文语境和古声韵的传统诗词创作仍具生存合理性，但并不是新时代诗词的主流。同时，但凡改革包括文学改革，都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创作和研究成果，需要社会和时间的共同检验。笔者以为，当下只是新时代诗词的初级阶段，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暂时的、局部的，都应作为研究的材料和改进的载体。“干体化”“口水化”虽很可能泛滥，但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它们可能既是暂时的、局部的，也是永恒的、全体的。回望历代传世佳作，能为今人耳熟能详、口诵笔录的多为当时通俗也很文雅、文言而近白话的作品。由此推断，大可不必为当前新传统诗词的“浅白”“俚俗”而杞人忧天。最关键的，是在诗的情志立意、时代特征、生活质感、普适情趣上多下功夫。何况随着古典文学地位和全民文化自信的提升，按照文艺品类由俗到雅的规律，新时代诗词料难堕入“新民歌运动”的境地。

绝不能低估传统诗词、非传统诗词的转化能力和转型能量，它们都将是新传统诗词萌生与长成的主力。可以看到，传统诗词创作正在不破古律的前提下吸收白话文词汇（包括网络流行语）、普通话声韵（寻找与古声韵相同的字词）以反映现时代；非传统诗词也在“力写今生”的前提下运用单字思维、典故、工对以增强古意——年轻的初学者尤其如此。两类创作的性质和站位不同，但是目标一致，有望在交流和竞争中实现求同存异的共识、优胜劣汰的发展。只要保持理性的宽容，避免非理的攻讦，新传统诗词只会迎来多样性的繁荣，不会导致破坏性的衰败。相信这两种力量的合作，将会达成笔者对新传统诗词的愿景——以白话文和普通话声韵为主，以文言文和古声韵为辅（白文结合，以白为主），反映真生活、抒发真情感、表达真理念、挥洒真兴趣，摆脱机械呆板，拒绝形式主义，实现总体标准、同中有异、灵活变通、古今逢源的体裁形式，在白话和文言自然而巧妙的结合中生发诗意，在社会的评价和历史的检验中持续“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