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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世纪以来的传记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每年出版的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作品常在六千至一万部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记文学超高的“生产力指数”，但也随之带来值得思辨的有关文类意识或曰文体建设的两个问题：即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是同一类作品吗？如果是两类作品，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下值得忧虑的种种现象：

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的评选活动中，都不乏模糊文体规范的作品。如张雅文的长篇自传《生命的呐喊》、满妹的长篇传记《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2008 年同时荣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李春雷为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立传的短篇作品《木棉花开》，2010 年荣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田天的《你是一座桥》，及时深入报道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吴天祥在政府与百姓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的先进事迹，展示了一个在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人民公仆的高尚心灵，这部“人物报告文学”却在2000 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陈新的《蛟龙逐梦》，再现了中国逐梦深海的曲折逶迤和奇幻神秘，属于典型的“事件报告文学”，却在2018 年被评为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奖。

在有些文学期刊上，出现传记文学作品被标明“报告文学”的情况。如李春雷的《木棉花开》首发《广州文艺》2008 年第4 期，标明“报告文学”；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首发《中国作家》2009 年第4 期，标明“长篇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