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桂秋

（临沂大学，山东临沂，276000）

一、引言

作为普及性最广的文化载体，我国的古代蒙学读物在传播知识、教化民众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明清山东蒙学读物，同样在明清山东区域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教育功用。目前学术界对明清山东蒙学读物的整体概况虽进行了描述但尚未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试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地区蒙学读物的深入剖析，挖掘其蕴含的文化功能，为当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历史借鉴。

二、明清时期山东蒙学读物概貌

蒙学教育主要依托于蒙学读物进行，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蒙学读物的选择与编著亦取决于当时的山东蒙学教育状况。明清时期，山东地区蒙学教育采取私塾、社学、义学及书院等形式进行蒙学教育。明代初等教育中，社学和私塾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1]明代的义学及部分书院亦承担了蒙学教育的功能，但未占主流地位。时至清代，社学大多已经湮废，学校蒙学教育以义学及私塾为主。[1]至清末，山东蒙养学校机构的名称亦呈现出近代化的趋向，大批的蒙学机构改为高等小学堂。随着教育制度的改良及新学制的确立，明清山东传统蒙学教育也渐趋衰落。纵观明清时期的山东蒙学教育，虽然不同蒙学教育形式在时代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但蒙学教育主旨始终未变，即均注重“蒙以养正”，将蒙童的品德修养、知识学习与社会教化联系在一起。

蒙学读物是蒙学教育的文本载体，其主旨、内容的制定撰写及其流传推广与蒙学教育状况相辅相成。对于明清时期的山东蒙学读物概况，学术界在相关著作中已经进行了扼要阐释：明代山东的蒙学读物最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见诸记载的还有朱熹的《小学》，女子教育的则有《女教书》等。至清代，山东蒙学识字教材仍以“三百千”为主，同时，产生于民间的一大批“杂字”书，日益成为山东童蒙识字的重要教材。总之，除了“三百千”、《龙文鞭影》及《笠翁对韵》等[1]影响广泛的蒙学教材，明清山东还有诸多自编的蒙学读物。因自编使用之缘故，许多蒙学读物未加刊刻，目前仅存书目信息。这些自编读物类别多样，涉及经学类、杂字类、地理类等方面。

综括山东蒙学读物概况，明清山东地区的蒙学读物呈现出明显的分类特征。首先，蒙学读物内容具有明显的难度区分。明清山东蒙学教育在施教过程中，会采取由易至难的教育方式，如明代汶上县社学“授一图擘画指示令其通晓展习；次为句读堂，列管氏弟子职图亦日讲其一；次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粗熟……”[2]体现出识字习字、句读至讲经等蒙学教育的阶段性。与此相适应，诸多明清山东蒙学读物亦有明显的难度梯度可供蒙童选择。其次，明清山东蒙学读物的教育主旨具有明显的导向分类性。蒙学教育受众的社会面最广，这就导致了蒙学读物教育主旨呈现出科举教育导向与大众教育导向的明显分别。对于带有明显科举导向的蒙童来说，“其习读先弟子职，次小学，次论语，次大学，次申庸，次孟子，次孝经，次通鉴纲目。非圣人之书不得一概杂施，以坏正学”，[3]“课试”类的蒙学读物是他们必修之书，因此，相当多的明清山东蒙学读物便围绕科举主旨而展开，体现出明显的科举化教育导向。除此之外，当时山东社会还有一大批无力或者无意于科举的蒙童，对他们的教育主旨则强调识字明礼，“粗言之则习字体识字义，及至成人可以持家营生；精言之则明理义习礼仪，赖以陶养性情，检束身心，变化气质，总期其勉为善良，不致流为匪僻”。[4]着眼于蒙童将来维持生计所需及日常礼仪培训的蒙学教育重点呈现出的便是此类蒙读物的大众教育导向。

三、明清山东蒙学读物之文化“培原”指向

虽然蒙学读物分类不同，普及的蒙童阶层有所不同，但明清山东蒙学读物有着共通的文化价值指向，即“培风化之原而为国育贤之首务”。[5]要达此目的，蒙学读物便兼具培道德之原与知识之原的文化功能。

（一）培道德之原

明清山东蒙学教育强调要“首明孝悌，次研文章”，[6]将品德修养教育排在文章技艺之前，以此来奠定蒙童未来处世为人的道德根基。

蒙学读物的知识内容选择都蕴含着或隐或显的道德修养教育。四书五经类蒙学读物中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视与讲解自不待言；明清山东地区流传的《三字经》《孝经》等读物同样用“幼而学，壮而行；上至君，下泽民”[7]的浅显语言对蒙童进行孝悌五伦等儒家的道德教育。面向大众的杂字类蒙学读物亦强调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如，民间受众较多的《庄农日用杂字》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劝，“生财由大道，勤人不肯闲”[8]等言均包含着勤劳与守正道的劝诫教育；《山头杂字》强调“理宜孝顺爹与娘”“邻有仁厚家道强”，[9]融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于蒙养职业知识教育之中，从而实现着儒家伦理文化在民间社会的渗透与传承。

强调从孩童期奠定道德修养根基的典型蒙学读物当推朱熹所著的《小学》。此书选录儒家经书及历代贤德之士的嘉言善行，在明清时期被官方奉为正统蒙学读物教材。如，明代登州姜连设置社学时“择民间子弟，教以《小学》诸书”；[10]清代乾隆时期曹县知县刘绅将此书作为诸生“朝讲夕贯，身体力行”之书。[11]同时，《小学》亦见于蒙童家教之中，曾任阶州知州的明代商河人张奇“恒以朱氏小学课孙”；[3]清代巨野贡生李肃幼年之时，“父手授小学一部，曰此为学根基也，跪而受之，读之不厌”[12]等。

在官方及民间的双重推动之下，官方所期翼的朱熹《小学》的道德教育效果在明清山东地方志中屡见记录。如，曾任隰州及扬州知府的寿张人刘寅“七岁通朱子小学，能体认行之”，成年后赈济贫困族邻，为官则以“清廉勤慎”而称；[13]“好读朱子小学，每举以训子弟”的胶州人士徐友直“好集成方制药济人”；[14]居于民间的平州人士龎玑“日以小学及朱柏庐先生家训为提命”，其家族睦洽，“兄子妇五十余口同居其爨”，[15]为当时民间之典范。上述三人的身分及事迹虽有所不同，但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通悉朱熹《小学》。追寻他们成长经历的话，可以看到《小学》类的蒙学读物赋予了他们为官清廉之原、行善济世之原以及睦族养德之原。明清方志的这种记述方式也说明“虽然《小学》因其语句长短不一，无法成句及文词古奥，在启蒙学堂中并不常用”，[16]但以此书为代表的蒙学读物所蕴含的道德指向意义是为当时社会所颂扬的。

（二）培知识之原

明清山东蒙学读物所呈现出的多元知识结构，针对的是蒙童不同的培养导向。明清山东蒙学读物在培知识之原时，同样体现出科举导向的儒家知识教育与职业导向的大众知识教育并行的特点。

第一，科举导向的儒家知识之原。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明清山东所编著的经学类蒙学读物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经学类蒙学读物的教育主旨在于用较为浅显的语言使童蒙了解经学。如，李拱辰所作的《四书便蒙要解》强调用以“坦易明白”之言对四书进行辨惑解义。[17]围绕四书五经展开修撰阐释及汇编类的蒙学著作，突出的蒙童对经学知识的储备，将儒家知识的传授与明确的科举主旨导向融为一体。

第二，注重职业导向的“社会知识之原”。由于山东基层社会的绝大多数蒙童无法受到系统的由小学至大学的系统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明清山东地区出现了《庄农日用杂字》《山头杂字》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杂字读物。与科举导向的知识普及不同，以《庄农日用杂字》等为代表的杂字则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知识普及化的特点。

清乾隆年间贡生马益著的《庄农日用杂字》以“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8]开篇，以鲜明的重农思想为基础，紧扣“日用”主题，将识字与民间的农业生产与日常习俗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学习之中，同时也实现了山东地区农业知识与民间节俗文化的世代传承。与《庄农日用杂字》立足于“庄农”不同的是，清代博山人宋信中编纂的《山头杂字》则具有浓厚的手工业启蒙特色，强调以“明账”来诲蒙童，点明以“名器物”为核心的职业启蒙教育必要性。全文通过对窑厂、山厂、杂货等十六项知识介绍，将区域特色手工业文化寓于当地蒙童识字教育之中。这种注重社会知识之原的蒙学读物，将基层蒙童所学知识与未来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呈现出此类蒙学读物鲜明的职业化及民间化的特色。

虽然蒙学读物的面向对象不同，其着重点不同，但统观蒙学读物，其以专达通的教学期翼，即统一于儒学文化的普及却是相同的，即，他们注重“培风化之原”，通过道德教化来进行蒙童的文化塑造。

四、明清山东蒙学读物之文化“善俗”功能

明清山东蒙学教育意在“小子有造，即可期成人有德”。[18]“培风化之原”，实现儒家教化在民间的普及，引导风俗向善是明清山东蒙学读物希翼达到的重要文化功能。

首先，从蒙学教育的目的来看，明清山东蒙学读物被赋予文化“善俗”的教化期待。如，明代聊城的进士朱延禧称如其郡塾中童子人手一册《小学》学习的话，可“徐收转移化导之效”；[19]清代曹县知县刘大绅亦称精研《小学》可纠正“人心不正，风俗不厚”[11]之弊。可见，他们认为《小学》等蒙学读物有助于社会风俗的改善，这渗透出浓厚的以蒙学教育内容为途径、以文化来“化民成俗”的理念。虽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变迁，注重通过蒙童教育来实现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并以此促进社会风俗的改善，是作为教化文本的蒙学读物所共有的文化“善俗”的施教期待。

其次，明清山东蒙学读物的“善俗”实效屡见诸史书记载。如，前文提到的幼时习《小学》的刘寅对宗族邻居“竭力资之施不计报”、龎玑“兄子妇五十余口同居其爨”，他们均起到了在当地社会睦族的示范效应；徐友直“好集成方制药济人”的慈善举动亦具有向善的指引作用。明代朐山书院在大力发展蒙养教育之后，“朐之多士少锐而颖异，视诸邑为独盛”，在儒生阶层的影响之下，“邑之士咸观感而向化。”曾择民间子弟教之以《小学》诸书的明代登州姜连曾称“由是科甲日盛，而浮庴旧俗因而自化，军卫畏之，百姓爱之”。[10]在蒙学读物的熏陶下，蒙童对儒学传统伦理道德的学习及实践，对社会风俗的改善方面呈现出了以文化俗之功效。

自然，由于科举化教育导向的影响，明清山东地区对蒙学读物进行选择时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这也受到了当时不少学者的批评，如，“今之学者自童子以至白首皆习为课试之文，而《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罕有问之者”[20]之言。但就文本的主旨及内容而言，明清山东蒙学读物具有知识传授与道德蕴养的双重价值。随着明清山东蒙学教育的开展，蒙学读物在区域社会中实现着儒家文化在民间最广泛程度上的传承，在涵育知识之原与化民善俗间发挥着民间教化的文化功能。不可否认的是，明清山东蒙学读物中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如，对对愚忠愚孝的颂扬以及里面掺杂着许多命定论的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当坚决摒弃。但辩证地吸到蒙学读物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对于当今探寻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