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黄灿然《杜甫》

“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的诗及其人格的共情力量和无比深沉的命运感，在于他对自我、生活、疾病、困苦、万物以及时代命运强大的揭示能力，在于他高超的诗歌技艺和语言才能：“杜甫之伟大就在于，他竟能把一切提炼为精悍的韵律、提炼为诗。”（李敬泽《北京雨燕以及行者》）杜甫是兼具命运感、时代感以及历史感的综合型、总体性诗人，所以他会成为后世作家的精神导师，甚至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正如伟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诗歌与地点》）

一

1942 年，伟大的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日记中写道：“大多数作家则将许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折磨之中：想写，却不能写；想写得不同，却无法写得不同。”我们不妨将加缪的这句话看作是“诗人之教育”，这既来自诗歌的内部规定性又来自社会外界的激荡。在艰难重重的非常时期，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最终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活力以及精神共振？这让我想到当年奥登对叶芝及其时代困境的提问：“和我们自己相比，叶芝作为一名诗人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曾面临过怎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