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荣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2014年以来，我们对广东省深圳市和广州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天津市等地区的工业区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迄今历时近十年。在对当前的劳工调查方法或借鉴、或批判、或改造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融合调查法。我们于2014年从E市选取了三个私营工厂(以下分别简称A厂、B厂、C厂)为样本实施了三次融合调查，总历时约6个月，其中A厂16天，B厂75天，C厂87天。基于丰富的调查经验，我们提出了融合调查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经验、实施方案等，这或许称得上劳工调查方法的“新探索”。劳工调查如果能够实现从价值中立转向劳动者立场、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并从参与者转向融合者、从干预者转向启蒙者、组织者，即实现传统调查向融合调查的转向，并在此基础上辅以厂外的问卷和访谈，我们一定能记录真实、鲜活、生动、厚重的劳工群体，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社会学者的重要使命。

一、当前劳工调查研究的反思

当前我国的劳工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民工，这方面的文献卷帙浩繁，一方面体现了劳工调查研究的明显进步，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明显的不足。在海量文献面前，我们明显感到，真实的劳工状况仍然难以捕捉，劳工仍然是一群貌似熟悉实又陌生的群体。这种不足既与一些文献的资本叙事逻辑有关，也与劳工调查方法的缺陷有关。

(一)反思劳工状况的叙事逻辑

我国的劳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资本叙事逻辑。在资本叙事逻辑之下，劳工主要被当作再生产的自然要素，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被忽略，他们的劳动过程因不被看作发展目的而被遗忘，他们的生、老、病、死被当作发展负担，他们成为片面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资源。习近平强调关爱劳动者群体，强调保障劳动者利益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1)刘佳：《习近平对毛泽东劳动观的创造性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6期，第11页。，而资本叙事逻辑必然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冲突。这种资本叙事逻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发展主义叙事。发展主义叙事仅仅把经济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而把劳动者视为推动这种发展的生产要素。它把人当作了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而把物当作了发展的终极追求，由此造成人与物的本末倒置，导致物统治人、压制人、淹没人。各种发展主义学说对于一些基本问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因此成为助推资本谋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些基本问题包括：为谁发展？谁推动的发展？劳动者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发展成果被谁占有了？这种发展会导致什么后果？除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化”道路，有没有另一种发展方式？(2)参看许宝强、汪晖主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页。一个国家如果被发展主义主导，经济发展难免出现悖论：即使经济较快增长，大多数人并不能充分受益；但如果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却必然深受其害。

其二，比较优势叙事。比较优势叙事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国际接轨”，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发挥自身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比较优势叙事把庞大的劳工群体当作“人口红利”津津乐道，殊不知，“人口红利”是资本的红利，但却是劳工的代价，为了这种红利，劳动者不得不长期承受低工资、低保障的待遇。大量的国家发展经验表明，走比较优势道路代价极大、后患无穷，劳工负荷过重容易累积阶级矛盾，资源贱卖损耗国家战略储备，低端发展招致生态环境快速破坏，放弃核心技术的独立自主容易被外国掐住咽喉，等等。同时，走比较优势道路不仅难以实现发展的跨越，反而容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永久附庸。过去一百多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跟随西方道路走，除个别国家外，绝大部分都没有实现跨越。

其三，用工荒叙事。近几十年来，我国较普遍地接受了“用工荒”这一说法，“现在打工者是皇帝”“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各出奇招加入抢人大战”“用工荒蔓延国内各大城市”“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等言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实，这与我国劳动力用工状况明显不符，它是片面服务于资本牟利的舆论，而一些人在舆论带动下缺乏理论辨析，自觉不自觉地跟风宣传。2019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曾说，“按照国际口径，15到4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国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劳动力比较充裕，就是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国劳动力的数量仍然比较充裕。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3)王培安：《当前中国人口发展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2019年3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5/c_1210073957.htm，2023年4月29日。可见，用工荒的舆论仅以局部领域的用工短缺掩盖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就业压力较大的总体情况。其实，所谓的“用工荒”根源于一些企业的“工资荒”“待遇荒”。2015年笔者在珠三角工业区调研期间，几乎任何一家哪怕是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都会引来工人的蜂拥而至，进而在几天内把数千岗位哄抢而光，因为其他企业的工资待遇都不如这些企业。也就是说，只要企业稍微提高工资待遇，哪怕只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劳动大军召之即来。如此形势下，为何用工荒的舆论长期甚嚣尘上呢？

在资本叙事逻辑的影响下，社会往往难以走近真实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真实状况容易被遮盖，劳动者容易成为被沉默的群体。同时，社会对劳动者的认知难免存在种种偏差。比如，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社会容易形成若干个固定、僵化的标签评价他们，而这些标签往往难以代表他们的当下、他们的整体，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偏差。

(二)工具实证主义的冷思考

工具实证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盛行于我国的劳工研究，这类文献以大样本、问卷调查、定量分析为主要特征，它们数量甚多，甚至代表主流的研究范式，不少冠以“农民工”名称的研究成果属于此类文献。这类文献的优势一般来看比较明显：源自政府相关部门或专业社会学者，权威性较强；建立在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上，能较客观、理性说明问题；调查样本量大，能从宏观和整体说明问题。因此，这类文献有其特有的重要价值，我们讨论相关问题时往往需要参考它们的统计数据。

但是，工具实证主义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国内外学者对它的批评虽仍显不足，但却早已有之。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嘲笑它为“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4)转引自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3页。、J.R.费根(Joe R.Feagin)和H.薇拉(Hernán Vera)称“这种象牙塔式的教育制造出的是‘经过训练的无能’”(5)转引自王建民：《在参与性行动中改变世界 读费根、薇拉的〈解放社会学〉》，《社会》2011年第6期，第230页。。沈原同样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认为这些数据分析和量化描述把农民工当作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而不是当作具体的、历史的、正在生成中的具体阶级成员来描述，“由于在这种抽象水平上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 年之久的研究，因此如果我们对这种抽象的、一般化的研究表现出某种厌倦，实在说也在情理之中”。(6)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26页。这些批评虽严苛，但却不无道理，同时，我们想根据我们的劳工调查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商榷。

首先，我们要追问：大样本问卷调查如何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几千、几万甚至更大的样本，是如何发放的？是如何完成的？如何确保调研员严格完成问卷？如何确保被调查人认真填写问卷？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可控的因素。调研员随意应对的有之，被调查人随意填写的有之。这些问题均不是问卷调查中的小概率事件，而是较大概率事件，而且，样本越大、范围越广、人员越杂，其概率一般就会增大。尽管大规模问卷调查有一套降低失误的科学措施，但如果执行问卷两端的人(调研员和被调查人)难以确保认真、严格、规范，则终究难以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此外，年龄、生日、工资等客观的数据容易确定且更不容易失真，但情感、意志、态度、信念、思想、观点等主观方面的问题却更难通过数字量化准确记录，因而数据失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是，问卷调查越来越普遍地运用于主观问题的量化，这就尤其要求我们加强辨析。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提出过一个经典例子：在一次由著名机构实施的阶层状况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自愿列为“中等阶级”，但当把调查表改变成包括了人们所喜欢选择的“工人阶级”时，“工人阶级”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7)转引自[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吴忆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0页。费根和薇拉在他们的代表作《解放社会学》中也集中阐述了抽样调查的局限：抽样调查难以处理调查中的时间因素，有些被调查者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想法；关于人们思想、观点、态度和情感的深层现实，很难在几十秒的即时性问题中获得；人们的态度、信念、情感和意识等难以从口头或书面的调查问题中引出。(8)转引自王建民：《在参与性行动中改变世界 读费根、薇拉的〈解放社会学〉》，《社会》2011年第6期，第230页。尽管主观问题的量化分析也有一套科学方法用以降低失误，但我们提出的以上质疑解决起来存在不小难度。

其次，我们要追问：数字足以承载复杂厚重的社会内容吗？

我们感到，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丰富、厚重、复杂、立体、深层的，远非单纯依靠量化分析足够容纳和承载的。劳工文献的生命在于记录劳动者的生命，立足于深层次田野调研的作品才可以记录劳动者生命的厚重。因为没有深入劳动者内部，工具实证主义的数字往往把具体的、有差别的、动态的、立体的劳工生存状况化为一般的、无差别化的、静止的、单面的分析，这种“数字”究竟有多少代表性、能说明多少问题确实需要批判性反思。同时，工具实证主义的调查看似工程庞大，但却未必深入，而且容易出现错误分析。因为现实是复杂的而数字是简单的，因为现实是动态的而数字是静止的，如果没有深入劳工生产生活内部进行调查，就难以把握一些复杂、动态的事实，因而仅仅或主要通过简单、静止的数字去承载复杂、动态的现实，经常容易出现错误分析，我们在阅读相关文献时，不时发现这类问题。

二、融合调查法的基本理念

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复杂劳工群体，我们有着强烈的记录愿望，为此我们于2014年在珠三角E市的三个工厂实施过三次融合调查，总历时约6个月。融合调查主要有两个特点、两个目的：一是调查者较长期(通常为两三个月)地完全融入劳动者角色，同吃住、同劳动、同生活，从而完整、深入体验劳动者职业角色，并通过劳工日记、调研报告、学术论著全方位记录劳工的生存状况。二是调查者充当劳动者必要的启蒙者、组织者、引领者，激发劳动者潜在的维权意识和行动能力，从而达到认知劳工群体潜在维权意识、行动能力的目的，由此把握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对于其他劳工调查方法，融合调查法或借鉴、或批判、或改造，因此，它是从其他劳工调查方法中生长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也将在评析其他劳工调查方法中阐述这种方法。

(一)从价值中立转向劳动者立场

对于社会调查，更多人主张价值中立，这种主张认为调查者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才能科学、客观和公正地观察社会、研究社会，否则就会有意识地排斥某些材料，而自觉亲近能够证明自己结论的材料，从而将实证沦为“证实”。(9)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页。价值中立有它的合理性，但并非唯一可行的做法，尤其劳工调查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倒更倾向于明确劳动者立场。

资本与劳动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博弈关系，企业因为拥有所有权、管理权、分配权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劳动者则天然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我们在长期的融合调查中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劳资博弈天平的天然失衡，就特别需要政府、工会、媒体、学界等社会权力站在劳动者一方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劳资博弈的平衡，如此方有可能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当前劳工生存困境的形成与以往社会权力的监督、约束和制衡有所缺失有一定关系。因此，学术作为社会权力的一种，需要有一部分学者站在劳动者立场为劳动者发声。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中，历来也有明确劳动者立场的优良传统。社会学界也不乏反思价值中立的声音，如，沈原很早就批评中国社会学“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10)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3页。。布迪厄晚年也明确提出，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社会学如若不想变成“社会巫术”，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传达底层的声音。(11)转引自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7页。

就获取、筛选、运用资料而言，价值中立未必优于明确劳动者立场。不可否认，社会科学难免不内含立场，诚如沈原所说，在底层社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社会安排下，不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言说，无立场本身就抱持着某种立场。(12)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7页。因此，寄希望于价值中立实现科学观察或许只是一个良好愿望，每一个人作出判断都是建立在之前形成的理论认识之上，因此难免不形成一定的倾向和立场。每一个调查者都需要筛选材料，但并不能说价值中立者就能够理性、客观，更不能说持有立场者就无法秉持理性、客观。理性、客观是一种基本的学术品质，价值中立者可以做到，持有立场者同样可以做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制造同意》等不少著作都是站在劳工立场作出的经典。因此，立场与科学未必矛盾，马克思的《资本论》立场鲜明，其科学价值却超越了大部分论著。劳动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敏感性，劳动者生产过程的丰富性，劳工状况的波动性，现实劳动者原子化的个体性、冰冷性，种种客观情况决定了要想了解完整的劳动者就需要取得他们的信任甚至与他们融合在一起，因此，坚持劳动者立场反而能为调研的顺利完成提供更多便利，反而能够获得更为厚重的劳工资料。

(二)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并从参与者转向融合者

不少劳工调查站在局外人、旁观者视角获取所需资料，我们认为，置身劳动者之外的局外人、旁观者角色更难真切、立体、动态地认识劳动者，从而更难记录厚重的劳工状况，布洛维著名的扩展个案法就明确要从观察者扩展到参与者。首先，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感受难以通过语言在匆忙之间传递清楚、完全。俗话说，事非经历不知难，要想知道每天在流水线工作12小时的滋味，最好自己干上一段时间。如果有了劳动体验，就能真切感受劳工状况的方方面面。其次，劳动过程是一种立体的生产关系，如果缺少全程的在场捕捉，调查者很难再现丰富的具体过程。例如，在工厂内，厂长、经理、生产组长怎样通过层层管控、施压实现对每一环节、每一工人的控制，面对这些控制工人展现出怎样的身体状态和情绪反映，如果调查者长期在场，就会发现这种立体的场景蕴含极其生动的社会内容。再次，不管是工厂的管理策略和手段、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要求还是工人的状态和诉求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需要调查者有一个时间段的持续在场跟踪才可能完整再现。例如，我们调研的一个手机加工厂，年初刚招工时的拉速是250台/小时，而在年中却提高到500台/小时，而产量的翻倍可能带来工厂管理和工人反应的激变，从而呈现截然不同的劳动关系。

近20年，立足于深度田野的参与式劳工调查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品，潘毅的《中国女工》、何明洁的《劳动与姐妹分化》、陈龙的《“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等是代表作，它们都是作者长期参与到劳动者角色进行深入体验之后的调查作品。(13)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3-135页。我们则试图针对参与式调查方法提出我们的改造构想。参与式观察存在较难克服的缺陷：进场后亮明调查者身份的做法容易破坏调查现场，尤其劳工场所时常处于矛盾状态，特殊外来者在场容易使被调查各方要么夸大矛盾要么遮蔽矛盾，从而使信息被过滤、失真。特殊外来者身份也更不容易接近被调查者各方，即使接近了，被调查者展现的也未必是真实的原生态状况。潘毅、何明洁都在她们著作中表达过调查者身份的介入给她们平添了麻烦，造成了干扰。为此，我们主张实现由参与者向融合者的转向。融合调查要求调查者“乔装”进入调查现场，并尽可能地完全融入被调查者的角色中，直至调查完全结束之后才可小范围说明自己的身份和调查意图。这一过程一般需要经历第一阶段的角色“乔扮”、第二阶段的学习、适应被调查者的角色再到最后达到与被调查者角色几乎完全融合的状态。其最高境界是完全的“忘我”融合，从意识到行动融合为被调查者的一员，从而几乎“忘记”自己以前的社会角色，当然，这一点要求过高，不能苛求。如此融入有利于调查者长期地完全置身于被调查者角色情境当中，达到不破坏调查现场和完全真实体验被调查者角色的目的，这最有利于全面掌握被调查者原汁原味的真实处境。

(三)从干预者转向启蒙者、组织者

参与式劳工调查虽深入，但却还有一个局限，即调查者只是把自身定位为倾听者和记录者，这使得他们只止步于记录现场，而不是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激发被调查者的更多潜在特质，而对劳工群体来说，某些潜在特质或许更为关键。诚如行动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所说，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并非轻易可见，它们确实是被秩序和支配掩饰起来，而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使这些关系浮出水面，从而不再受到各种社会惯例范畴的摆弄。为此，图海纳主张社会学者要对调查对象积极干预，“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图海纳主张通过干预“拨开覆盖在社会关系上面的支配和习俗”，“向行动者及研究者展示这些关系的本相和实质”。(14)转引自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5-6页。沈原对图海纳的社会干预方法进行调适和改造后，曾对HB省BG镇农民工和BJ市的都市运动进行过积极干预的实践。我们高度肯定沈原在劳工调查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同时认为如果再进一步则能取得更好的劳工调查效果。沈原的社会干预方法局限在于：干预小组站在局外干预局内，使得干预措施难免显得突兀、生硬甚至格格不入，也难免带来诸多局外人的不便，从而使干预效果打了折扣；干预资源来源于外部输血而非内部自生，名校师生团队及其所连接的政府、物资资源皆不是劳工群体所能想象，干预本身打破了调查对象的生态系统；干预过程似乎系统、复杂，但干预程度仍然不够深入，干预甚至给人草草收场的印象，与干预初衷和设想有所差距，因而难以达到预想的干预效果。

基于此，融合调查主张调查者实现由干预者向启蒙者、组织者的转变。调查者融合于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正式一员，同时充当劳动者必要的启蒙者、组织者，激发劳动者某些潜在的意识和行动能力，从而达到认知劳工群体集体意识、行动能力的目的。之所以有必要加入启蒙和组织环节，根本在于劳工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他们存在两种状态：一是自然存在的自在状态，二是潜在的自为状态。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劳动者一般情况下都表现为原子化、一盘散沙、忍辱沉默的自在状态，但如果某些条件改变，他们可能从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从而实现根本的质变。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加入劳动者启蒙、劳动者组织的工作，使得劳工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从而有助于观察劳动者更多的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有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自为的阶级就是觉醒起来联合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和政府、社会并无根本对立的矛盾，他们不存在推翻某种政权、某个阶级的使命，劳动和资本是一种共存博弈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你死我亡的关系。那么，劳动者是否仍有自在状态和自为状态的区分呢？我们认为，这种区分同样存在。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因此，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还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有所作为，劳动者听任剥夺、忍气吞声只会使劳动关系越发失衡。当下，劳动关系在局部领域的失衡一定程度上源于劳动者长期以来的忍气吞声、无所作为。那么，劳动者能否站出来依法维权呢？融合调查试图通过调查者的启蒙与组织工作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探索，以此更好预判劳动关系的未来走向。

三、实施融合调查的基本经验

2014年以来，我们重点对珠三角工业区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三次融合调查样本也选在珠三角E市。E市是珠三角核心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它的制造业几十年以来在我国甚至世界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制造业从业者达到384万人，2020年则达到415万人，且约99%集中在非公经济。(15)见E市统计年鉴，来源于E市统计局网站。E市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使其资本市场的劳动关系发育相对成熟，使得调查更具典型性和前瞻性。相对其他地区，珠三角地区工人的自发维权行动也明显更为活跃，工人的维权意识明显更为突出，而E市的劳动关系矛盾在珠三角地区又尤为突出，这种状况使得珠三角地区尤其是E市成为引领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前沿地带，这使得对E市的劳工调查更为迫切、更有意义。

融合调查因为难度较大、要求较高，个人单独完成虽也有可能，但一般需要成立融合小组，以团队方式开展调查。小型融合调查以3—5人为宜，中大型则6人以上为宜。为使调查更易操作、更易掌控，我们选择成立小型融合小组进行试验。小组成员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的高校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我们平日里经常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一起讨论劳工等社会问题，逐渐形成了基本共识，由此产生了记录中国劳工的浓厚兴趣甚至强烈使命。

第一次融合调查在E市甲工业区A厂，融合小组共3名成员，3人均以普工身份开展工作，历时16天。A厂工人规模60人左右，生产各种技术含量很低的卡片，如银行卡、会员卡等，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厂。我们在A厂被生产经理分配到冲床车间，成为操作冲床机器的工人。这是我们实施融合调查的初次探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16天，我们初步建立了工人生存状况的整体图景，也初步探索到了启蒙、组织工友的基本方法和思路。第二次融合调查在E市乙工业区B厂，融合小组共5名成员，历时75天。B厂工人规模2000人左右，这种规模作为调查对象比较理想，B厂生产各式收音机，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等地。我们被分配到仓库、流水线、电焊、波峰焊房等岗位，这次较完整地实施了融合调查，使我们基本确立了融合调查的完整方案。第三次融合调查在E市丙工业区C厂，融合小组共5名成员，历时87天。C厂是一家手机组装厂，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等地。C厂工人规模1000人左右，我们被分配到质检、物料、电焊等岗位。这次调查再次检验了我们的融合调查实施方案。

因为实施融合调查相对复杂，每个工厂的情况又存在较大差异，因而需要随时调整调查节奏、目标、方法等，但变中也有不变，根据我们在三个工厂的三次实践，我们将实施融合调查的基本程序以及关键问题的基本经验总结如下：

(一)“乔装”入场

“乔装”入场是融合调查的基本要求。我们全程将自身定位为一位普通的正式工人，完全体验工人的职业角色，同时仅用作为岗位工人能够获取的经济社会资源开展调查。我们的经验表明，“乔装”越彻底，调查越便利，结果越有效。工业区对普工的基本要求主要看两个：一是年龄，多数工厂要求年龄不超过35周岁，有些甚至要求不超过30周岁；二是性别，一般都是女性优先，因此男性工人在E市会频繁遇到“不招男普工”的苦恼。但是，大多数中小型工厂招聘普工一般无其他特别要求，只要工人符合表面基本特征，“是个人填个表都能进”，而一些要求工作经验或技术含量不大的岗位也能依靠机智轻松闯关，即使在有些厂遇到年龄、性别限制，但在遍地都是工厂的世界工厂内，入职难度并不大。我们融合小组成员均未满35周岁，而且都佩戴眼镜，因此我们都是“乔装”成具有工作经验的高中文化工人，三个工厂的入职都比较容易、顺利。

(二)选择岗位

选择岗位对于开展融合调查特别重要，因为不同岗位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作为调查者，岗位好与次的标准为：岗位辐射面有多大，能否更全面、更充分接触工厂各层级的人，尤其是能否广泛接触工友，理想岗位如基层管理员；岗位工作间隙有多少，能否有相对充分的时间接触工友，理想岗位如技术员；岗位流动性有多广，能否在不同岗位、工人之间串岗，理想岗位如流动物料员。一般最好不要选择固定流水线的工位，因为这些工位将极大限制调查者广泛接触工厂各层面角色尤其是广泛接触工友，如果调查者每天固定在流水线10个小时，那么他在紧凑的调查周期内从事融合调查的时间、空间就十分有限了。笔者在C厂的IPQC(质检员)岗就是比较理想的岗位，当时负责两条流水线的质检，既可以参与工厂中层会议，又可因流动性充分接触大量工人，两条流水线约80位工人，每一位皆在笔者的频繁接触范围内，期间笔者还被调到其他流水线负责质检，因而在C厂与笔者充分接触、交往的工友约达80人之多。在有了一些工人工作经验之后，调查者如果灵活应对工厂招聘环节(例如，即使没有工作经验，也可以“乔装”有经验)，一般可以主动选择工作岗位。

(三)扎稳脚跟

扎稳脚跟、不被“炒鱿鱼”是开展融合调查的前提。干稳一份工人工作，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并非轻松之事，因此扎稳脚跟就显得更为重要。由于工人任免权完全掌握在上级管理手中，工厂常常发生管理把工人炒掉的事情，尤其在入厂的第一个月属于试用期，工厂更可能随时炒掉工人。即使这种事发生在实施融合调查结束前的一天，这也意味着调查前功尽弃，损失较大。所以，不被“炒鱿鱼”是在厂内的一个底线，为此常常需要“干一切不能干”“忍一切不能忍”。工厂喜欢的工人类型一般是卖力能干、老实顺从，为此需要做到两点即可：一是卖力干活，至少不能被管理认为自己偷懒，二是在头一个月坚决不能顶撞上级管理，尤其在入厂初期，迎合上级管理尤为重要，头一个月过后则万不能与管理发生较大冲突。在C厂，笔者任职的IPQC岗属于基层管理员，上级管理一般希望这个角色凶悍、厉害，因为在招聘中“乔装”有工作经验，为不露馅且保住岗位，笔者在入厂初期不得不时不时“屌”一下员工，时不时在车间冲着员工“发飙”，以此彰显威严，而笔者在上级管理的面容神态中看到了他对笔者的嘉许和肯定。当然，在岗位稳定后，笔者就开始转变管理姿态。

(四)融入工人

对于融合调查来说，欲化工人，须先工人化，这是基本要求。一是调查者必须适应工人超长时间、超高强度的工作。工人工作的超长时间、超高强度往往会超出调查者之前的预想，由此在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是艰难学习、适应的过程，这对调查者必定是个极大挑战。二是除做好普通工人之外，调查者还须争当工人眼中的“好工人”，或者至少不能成为一名“差工人”。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也是我们在多次融合调查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教训。赢得工友尊敬、获得群众认可是广泛交友、意识启蒙及合法维权的基础，而这首先取决于“你干活是否漂亮”，如果你是干活糟糕的“差工人”，尤其是在工作中拖了其他工友的后腿，则容易遭到工友的嘲讽、嫌弃或鄙视，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工人化”还要求调查者尽快转变原先的谈吐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些方面须向工人学习和看齐，尤其需要避免书生(甚至书呆子)气息。例如，在珠三角工业区盛行“他妈的”和“屌”人文化，工人三五句谈吐中往往夹杂着“他妈的”“屌”“被屌”等词语，这些在调查者往日生活中被视为极其粗鲁的脏话却是工人的习惯用语，所以谈吐中不用这些词显得还不像工人了。一位劳工人士曾开玩笑似的教我们一招“秘笈”：只要每句话中都带上“他妈的”就像工人了。这并非向恶习妥协，而更像是入乡随俗，如若调查者连工人都做得不像，实施融合调查就无从谈起。

(五)广泛交友

广泛交友是融合调查最常规的一个环节，除适应工人角色和做好岗位本职外，融合小组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于广泛结识、结交工友，调查者要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了解工友、熟悉工友，并尽可能获得他们的友谊和信任，这既是争取更广泛、更全面劳工调查的需要，也是接下来实施意识启蒙和合法维权的需要，因而这一环节既基础，又核心，直接关系到融合调查的成效。广泛交友的方式因时因地因人灵活多样，在工业区常用的有：在岗位上与前后左右及其他可能接触的工友攀谈与交往，由此形成工作中的工友网络，并争取成为这一网络的领导、核心；窜访宿舍，通过窜访工友甲的宿舍进而结识同一宿舍的其他人，由此扩展工友网络；下晚班后约工友吃夜宵，晚班一般九点、十点下班，此时不少工友有吃夜宵的习惯，因而可以较容易约上三五位工友一起夜宵；约工友打桌球、溜冰、下象棋五子棋等，尤其是工业区的工友普遍有打桌球的习惯，因而“桌球交友”是不错的选择；周末组织工友到出租房做饭、吃火锅，不少工友住宿舍，因而到出租房聚餐对工友有吸引力，聚餐也有充分时间与工友深度交往；周末组织工友进行爬山等户外活动，并在户外活动中运用团建集体游戏增加工友凝聚力。融合小组要尽可能集体配合、协作，以小组集体的力量克服交友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可逐渐将积极工友无形中吸纳进小组，通过积极工友带动其他工友。工友多数处于原子化的孤立、无助状态，因而融合小组搭建的工友活动平台也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友情。

(六)意识启蒙

多数人深入劳工调查之后都得出消极结论，他们认为工人没文化、没技术、没素质，处于底层也在所难免，他们认为工人即使长期承受不公和侵权，也只会忍气吞声，无所作为。这些观察无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劳工神圣形象相去甚远。我们认为，一般的劳工调查只能获取自在工人的信息，因而难免得出悲观结论。融合调查试图突破这种局限，试图探索自为工人的面向，因而必然走向更为复杂的意识启蒙与合法维权的环节，这也是融合调查的精髓，是它区别其他劳工调查方法的根本所在。工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及感受，调查者则要抓住攀谈时机进行意识启蒙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激发合法维权意识。调查者要向工友反复灌输，党和国家现在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工厂违法了就可以依法维权。因此需要经常性地结合实际、结合日常向工友讲述工厂在工资、工时、社保等方面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地方，并在此过程中鼓励工友通过行动维护合法权益。二是激发劳动者主人翁意识。主要通过向工友讲述马克思主义ABC原理或道理激发劳动者主人翁意识，结合日常反复向劳动者灌输以下道理：劳动者是财富的创造者；劳动者是工厂和社会的主人；劳动者的权益主要要靠自己争取；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是维护工人权益的组织；国家强制要求工厂合法经营；等等。融入工人进行意识启蒙的优势在于：所有的意识启蒙都可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的口语化攀谈中，因此毫不突兀和违和；反复灌输的机会较多，可多达数次甚至数十次；在反复启蒙中容易辨别工人的意识、态度、立场，并从中筛选出骨干工友进入下一步的合法维权。

(七)合法维权

在前期广泛交友和意识启蒙的大量铺垫之后，融合调查的最后一步就是引导、组织一场合法维权。合法维权针对工厂的一项或几项突出违法行为发起厂内维权行动，它以融合小组成员为核心，以积极工友为力量，以广泛结识的工友为群众基础，合情、合理、合法、合节地向工厂管理层追讨合法权益。它意在测试工人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问题，包括能否实现转变以及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由此预判劳工群体在各种社会势力影响下可能的未来走向。不得不说，这种构想十分大胆和另类，突破了一般学术的边界。但不管是马克思的“改造世界”社会学、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还是费根和薇拉的解放社会学，都主张在行动中确立学术生命力。我们认为，融合调查主张进行一场合法维权实验倒是在严肃、认真探讨中国劳动关系。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2015年4月8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4/08/content—2843938.htm，2023年4月29日。在“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的未来走向是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因而融合调查的社会实验显得更为重要。

四、C厂的融合调查实践

在实施合法维权之前，融合小组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工厂的工人分为三个层次：相识工人、积极工人和骨干工人。相识工人就是融合小组与之在工作生活中有所接触但仅见面打个招呼、有所寒暄的工友；积极工人就是融合小组与之有密切交往，且能基本接受我们意识启蒙内容的工友；骨干工人就是经常参加融合小组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工友，他们坚定认同我们的意识启蒙内容，且表露出明显态度愿意参与合法维权。我们在三个工厂的实践结果为：A厂融合小组3名成员，实施调查16天，培育相识工人31人，积极工人12人，骨干工人3人；B厂融合小组5名成员，实施调查75天，培育相识工人97人，积极工人32人，骨干工人12人；C厂融合小组5名成员，实施调查87天，培育相识工人125名，积极工人41人，骨干工人15人。具体的培育方法因时因地因人灵活多变，基本经验前面已经阐述，接下来再以C厂为例具体展开。

从B厂出厂后，融合小组的五名成员用半个月整理了调查资料，为一鼓作气完成最后一个阶段的调查，我们于2014年6月底经工厂招聘进入C厂。经过几个月的历练，我们俨然成了地道的产业工人，同时每个人脑中都有了产业工人的完整图景。与我们一起进入C厂的还有在B厂一起维权一起出厂的6名“战友”，因为有一个可靠的集体，6名工友也走出了过去的孤立和消极，颇带豪情和意气地进入了C厂。笔者主动入职了IPQC(质检员)岗，融合小组成员中的小桥和阿强(化名)主动入职了物料员，这两种岗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我们虽无工作经验，但也灵活应付了招聘管理的简单盘问。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两种岗位都是实施融合调查的较理想岗位。因这类岗位有限，其他2名融合小组成员志成和天宇(化名)和6名工友则被分配到了流水线岗位。入厂前我们制定了三个月的实施方案，第一个月的重点是适应工作、扎稳脚跟、熟悉工厂，第二个月的重点是广泛交友、建立集体、初步启蒙，第三个月的重点是筛选工友、重点启蒙、发起维权。后来也基本按此计划推进调查工作。

在C厂的三个月，工厂订单充足，20条生产线都是满负荷运转，每条流水线每天组装4500台手机，多的时候产量则加到5000台。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成为常态，赶货时则需加班至晚上十点、十一点，每周一天的休息也可能因赶货被“没收”。因为已有经验，融合小组成员在适应工作和扎稳脚跟方面已有足够的韧劲，“干一切不能干”“忍一切不能忍”成为我们的重要原则。

流水线的节奏使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展开广泛交友工作。工作岗位是我们的小舞台，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长给了我们无限的时机去深度了解、结交岗位附近的工友。即使固定的流水线岗，至少左、右、对面各2名工友都在深度辐射范围之内。IPQC(质检员)和物料员更是有机会游走于流水线上每一位工友之间。当谈工作、聊家常、扯闲天成为工人们打消工作无聊的主要方法之时，我们更是成为话题的发起人、撑场人。若干天的嘻哈攀谈之后，岗位附近的工友都成了“老熟人”，我们也足以给他们写一篇人物志或访谈录了。因为C厂没办食堂，所以约工友去厂外吃饭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中餐、晚餐必约上两三个工友，三个月期间，无数的“饭局”串起了我们与工友的广泛交情。晚上九点下班，工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间，吃上一顿十来块钱的夜宵成为工人的享受，融合小组便把各自熟悉的工友约在一起凑个一桌，通过夜宵逐渐把工友聚拢为一个集体。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则是我们凝聚工友的最好时机。我们在厂外城中村以1000元/月的价格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供融合小组日常开会和工友聚餐、娱乐使用，并安排小桥和志成住出租房，为更广泛接触工友，其他人都住工厂宿舍。我们五人一般分为两组，由各组约集熟悉的工友到出租房聚餐，为使聚餐可持续，从一开始我们便倡导了AA制。因此，出租房周末一般有中午和晚上两场聚餐。总之，融合小组总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广泛结交工友，并使工友逐渐凝聚成一个集体。

C厂的意识启蒙总是融于日常攀谈之中，我们总在无形中完成最复杂的思想干预。C厂的劳动关系常态化地弥漫在紧张氛围之中，工人常以抱怨、摔货等方式消极地发泄情绪，而这种劳动关系状态与工厂的违法违规经营脱不了关系。这给了我们大量的时机向工人灌输法治理念和劳工法规。入厂不久，我们便总结出工厂的主要违法行为：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平时加班工资比政府限定的最低标准低3.59元/小时，周末加班工资则低5.78元/小时，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因此被克扣400—800元；工厂在工人入职半年后才和工人签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一个月之后就得和劳动者签合同的规定；工厂没有给新入职员工购买社保，违反《劳动法》关于自用工起就得给员工购买社保的规定；在工时方面，违法超长加班，违反《劳动法》关于每月加班不能超过36个小时的规定。C厂三个月中，我们向一部分相识工人宣讲过法治理念和劳工法规，而向每一位积极工人、骨干工人则反复宣讲过。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工人，所以意识启蒙都可融于日常攀谈之中。例如，当工人抱怨工厂因赶货取消每周仅有的一天假期时，我们则会抓住时机告诉工人工厂的行为违法，《劳动法》规定不能任意超长加班。而在工人的言语反馈中，我们可以较清楚地判断工人的立场和态度，并从中筛选出潜在的积极工人和骨干工人，进行更多频次、更深层次的意识启蒙。例如，周末聚餐时融合小组成员可相互配合发起意识启蒙的相关话题，尽可能地激发工人的共鸣，并在工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攀谈过程中引导话题的方向和内容，这种集体言语风暴常常可以完成深层次的意识启蒙。融合调查的最后一步是引导、组织一场合法维权。为使行动合法可控，根据工业区客观情况，我们在三个工厂的维权主要依据最低工资制度。按照《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不仅约束基本工资，它还直接决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即它还决定了最低加班工资。然而，我们发现，工业区的中小企业普遍不能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它们只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本工资，对加班工资却另出一套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折算的标准)。工资标准低使得工人不得不靠大量加班维持生存，如此一来，更加大了工人法定最低工资被克扣的幅度。因此，我们合法维权的诉求设定为：要求工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我们结算加班工资。我们认为，这一诉求合情、合理、合法、合度，受到劳工法律和各级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合法维权容易取得工人支持，也容易获得成功。

在C厂两个半月后，我们已经培育积极工人40人，加上从B厂过来的6名骨干工人和5名融合小组成员，我们判断实施合法维权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因此我们便开始维权行动的“吹风”。因为合法维权只是一场社会学试验，我们必须控制维权行动的规模和程度，我们并不想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厂激烈抗议，因此，“吹风”对象只限于积极工人。我们在日常攀谈中向这些工人表露我们要通过维权行动讨回合法的最低加班工资的意图，其实是以此试探工人的反应和态度。如果经过一番沟通后工人明显反对我们的想法，我们则放弃争取，如果坚决附和或基本赞成，我们则逐步深入向他们做思想工作和团结工作。最后，我们从40名积极工人中筛选出15名骨干工人。以下一段学术随笔记录了C厂合法维权的经历：

9月26日上午开工之前，我们按约定在车间门口集合，然后一起走向办公室找厂长讨薪。15名骨干工友，最终站出来的有11位，另外4位刻意避开了我们，依然进了车间。11名工友加上B厂过来的6名工友和5名融合小组成员，已然形成了一小股浩浩荡荡的队伍，22人一起涌进张厂长办公室。

…………

张厂长见我们态度坚决且说起话来有理有据，所以只能试图用情感来笼络我们。他看出小桥是领头人，就对小桥说了些平时也待他不薄之类的话。他说：“小桥，你觉得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刚来半个月我就单独找你聊过两次，你也知道，像其他员工我很少找他们。你自己觉得我给你讲的那些道理是不是为你好？”这等伎俩对小桥自然起不了任何感化作用。于是，张厂长对小桥说：“小桥，听说你们要到劳动局告我？！”他话没说完便忙着给我们围着最近的几个人递烟。小桥说：“我们只是要求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结算我们的工资。”一提到法律这个令他心虚的东西他便忙着绕开话题，转而又用软磨法跟我们套近乎。

我们清楚张厂长在试图拉拢我们，也感觉到一提到《劳动法》他就有点心虚。于是小桥就接着把话题转到讨薪和法律上，他说：“你们厂在很多地方都严重违反《劳动法》，我们现在只要求你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给我们22人结算工资，如果能在这里满足我们的最低要求，那么拿到工资之后我们便马上离开这个厂。但是，如果你们硬是要无视法律的存在不给我们结算工资的话，那我们只能寻求政府的帮助。但是，一旦我们到了劳动局，我们要反映的就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了，我们要把厂里各处违反《劳动法》的地方都反映上去。”

张厂长见软磨不行便转而硬泡。他说：“如果你们打官司的话，怎么着也得半个月上不了班吧？你们这样损失岂不更大？”他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一般情况下，工人是耗不起这么长时间的法律纠纷的。但是因为之前就抱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老板的这种威胁自然无法让我们退缩。小桥反而更进一步地说道：“不管要多久，我们都耗得起。你们厂处处违反《劳动法》，我们要告到劳动局去，你自己清楚会是什么后果。你要不要我给你讲讲《劳动法》？”

或许张厂长以为我们讲不出《劳动法》的具体内容，听到小桥这种挑衅后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那你讲讲吧。”三个月来，我们早已把工厂的违法事实熟烂于心，小桥更凭三寸不烂之舌足足给张厂长讲了约10分钟的劳工法规。我们工人听了之后十分舒心、解气，不停地在旁边附和、叫好，气氛似乎达到了高潮。事实证明，政府和法律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者也是遵守法规的，但总有一些工厂漠视守法经营。厂长几次想插话进来打断小桥说话，但小桥还是一口气说完了早已准备好的四条，见厂长想插话小桥就接着说：“你还要不要我再给你罗列几条？”说到这里张厂长自然只能叫停。

辩论过程中，张厂长的说辞曾有几次引起了我们的共愤，我们便一起发出激昂的抗议。二十几人围堵办公室的场面也引起了车间的纷纷议论，似乎随时可能引发车间里的骚乱。经过约2个小时的辩论、周旋，工厂管理层见识到了我们的决心和气势，也意识到难以分化我们的团结，同时他们也担心其他工人加入维权，或事情捅到劳动局，因此，工厂最终答应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我们结算加班工资。张厂长说：“我可以给你们22人按照《劳动法》的标准结算加班工资，但是只能补偿你们最近半年，超过半年的，因为时间太久了，难以再重新核算。同时公司的规定不能随意更改，你们拿到钱之后就离开公司，不要再去给其他员工说。”

张厂长的说法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此时，工友们都为胜利流露出开心的笑容。因为我们22人大部分进厂都未满半年，张厂长说的限定对我们影响并不大，我们在商量后就同意了张厂长的方案。于是厂长就叫来财务小妹当场给我们重算工资。最后，我们在原有工资基础上，每人获得1000—5000元不等的工资补偿，22位工友共获得6.8万元补偿，每人平均约3090元。

关于合法维权，我们在A、B两厂的试验结果为：A厂在行动前有三位骨干工人答应一起维权，但最终都没有站出来，最终我们融合小组3人实施了讨薪，维权行动较轻松地获得了成功，每人获得约600元的依法补偿。B厂在行动前共有12位工友同意一起维权，结果站出来维权的有8位工友，经过一上午的谈判后，维权目标基本实现，根据大家的加班时长，每人获得800—6000元不等的补偿。

五、简短结论

早在2006年，沈原就发出“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的呼吁，他认为农民工研究亟待实现“两个转变”：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中心性。(17)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26页。而在方法论上，沈原认为要“重新定位”“另辟蹊径”，“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18)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3、7页。融合调查正是响应这种呼吁的另一种劳工调查方法探索，它的生命力根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庞大劳工群体。因为存在几亿的劳工，所以融合调查虽要求苛刻，但也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和意义。同时，我们虽指出了其他劳工调查方法的不足或局限，但并不否定它们的特有价值和优势。我们除在厂内实施融合调查之外，在厂外也实施了较大量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包括访谈工人、劳工NGO(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参与观察工人集体行动等。融合调查时，调查者的优势在于，调查者本身就是一名工人，因此除有意为之的工人访谈外，调查者可以鱼融于水般地将大量工人访谈融于日常生活和观察中(如调查者在找工作过程中即可接触大量工厂和工人)。同时，一般的调查难免使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存在时空隔阂，因此可能造成调查者对被调查者所述的理解困难、理解粗浅或理解偏差，而调查者在有了丰富工人生存经验之后就可对被调查者所述做出迅速准确判断。因此，我们认为，建立在融合调查基础之上的劳工问题认知或许值得政府部门和学界参考。

共同富裕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从对象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指的是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在内的全民共同富裕(19)项久雨、王永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发展历程和时代进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0期，第5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中，工人阶级不能掉队。习近平指出：“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20)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第2版。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党的二十大报告依然明确“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7页。。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这一经典认识在改革开放后不断遭到质疑。有人认为，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工群体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忍气吞声，即使有些人通过集体行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也只是“实用主义团结”。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劳工群体身上看到的是消极面向。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积极面向似乎完全不符，一些人还据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严肃探讨工人阶级在新形势下的先进性问题，这是融合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不可否认，这些人看到的劳工消极面向确实是“亲眼所见”的客观现象。但是，据此就认定劳工群体不能引导、不能教育、不能组织吗？据此就对劳工群体失去信心吗？我们通过较长期的融合调查得出的观察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劳动者可以在某些条件作用下实现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转变，劳动者可以在被启蒙、被组织之后在政府、法律、工会的保护下积极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者既是创造财富的先进群体，又可成长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先进群体，而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劳动者也可能一直停留于自在状态。工人阶级历来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重点，如果我们党和国家不引导、不教育、不组织，就会有其他政治势力渗透进去引导、教育和组织。因此，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尤其需要重视对我国工人阶级的引导、教育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