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启东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蕴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学说等基本思想日益被学界深入阐发出来，《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前夜“最重要的理论环节”愈发广泛而清晰地被学界认可。由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让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术语经历了自身革命，被赋予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语境和功能内涵，那么《手稿》又为这个“术语革命”的最终降临——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才正式出场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做了哪些思想准备？蕴涵着何种批判逻辑？学界尚未深化对《手稿》意识形态思想的前提追问和本质揭示。本文结合马克思相关著作，力求为这一工作尽一份力。

一、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中揭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本质

马克思在《手稿》序言开篇的意图自述，直接表明了这个文本是接续开展和努力完成《德法年鉴》提出的“副本批判”工作任务的意识形态批判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曾宣告他要“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副本批判”，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但是《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放弃了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计划，原因是他认为“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所以马克思打算从《手稿》开始，“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准备从部分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地推进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不过马克思的这个写作计划未能实现，《手稿》还没完成，他就和恩格斯投入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击之中，但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批判工作被中断了，因为《神圣家族》不仅深化了这个批判事业，而且直接导向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革命性出场。

在此意义上讲，马克思在《导言》中宣告的批判任务，在《手稿》中计划最后以专著进行整体性思辨批判的研究任务，最终都在《形态》中得以基本完成。这一方面说明，要想推进《手稿》所说的对法、道德、政治等具体意识形态的各个击破，在没有完成《形态》这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原理、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揭示之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间接表明了这样一种致思理路，那就是如果没有从《德法年鉴》到《手稿》和《神圣家族》的意识形态批判积累及其想要抵达根本而遇到的哲学苦恼、解释限度，也就没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清理“从前的哲学信仰”、制定“新的世界观”的革命渴望，也就不会有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出场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及其达成的“术语革命”。

国民经济学批判本来就是马克思计划的意识形态批判任务。《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想影响，也是出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需要。这固然没错，因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不仅提到了恩格斯这部著作对他的影响，而且称赞其是“天才大纲”(马克思在《手稿》之前的经济学笔记中对它做了大量摘录)；但更主要、更内在的原因还是源于马克思自身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规划，因为正是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动因和思想经历时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可见，《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并初步确定了批判进路：要从根源和本质上说明法的现实关系、法的意识形态结构，就要解剖产生这个关系结构的“物质生活的总和”，因而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要求走向“原本批判”(5)钟启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29页。，也就是对市民社会本身的解剖，这就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既然是对市民社会以及构筑其上的政治国家的辩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它歪曲反映市民社会的真正秘密。因为“颠倒的世界”生成“颠倒的世界意识”，既然国民经济学是“颠倒的世界意识”，那就难免会在对“颠倒的世界”的辩护粉饰过程中，由于先天不足却又秉持着功利主义目的而陷入矛盾、暴露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进行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正是为了指明内在矛盾，揭穿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和祝福的意识形态本质，并力求在这种揭穿和批判中发现市民社会的本原真相。

首先，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存在三个基本矛盾。第一，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增加自然产品价值、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东西，“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实际情况却是“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第二，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劳动的全部产品应该属于劳动者，实际情况却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身就越贫困，工人获得的劳动产品“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一部分产品，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第三，国民经济学认为，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然而“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国民经济学同国民经济现实的这些矛盾在本质上是劳动与资本根本矛盾的理论体现，但是国民经济学家却看不到这个矛盾。他们认为造成工人的贫困一方面是另有其因，比如竞争、贪欲、懒惰等等，另一方面贫困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发展、劳动分工的自然现象，符合优胜劣汰的永恒秩序，正如他们认为私有制从来就有、亘古不变那样。

其次，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是由于它仅仅从抽象的原则和规律出发，表面上承认人的价值，实质上却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工人在生产中现实的、实践的态度，所以会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却表现为理论的态度、颠倒的态度，正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只能看到“工人”而看不到“非工人”，正如“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当做工人来考察，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那样。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工人仅仅被“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如果工人不从事劳动，那么他就不是人。国民经济学不仅“抽象地把劳动看做物”(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而且同样抽象地把工人看作物，看作价格随着供求竞争关系必然浮动的商品。作为越是创造出更多产品，就越是让自身发生更多贬值的商品，工人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但是，工人在交换关系中的不幸处境，并不能引起国民经济学家的感同身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他们把“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统统看成“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便工人个别地身处不幸之中，那也不过是说明国民经济学规律在发挥作用，这是合乎逻辑的“进步的代价”“文明的阴影”，更何况他们全都相信，工人是特别的人，是需要特别对待的人，因而“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于死绝”(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发给工人的工资与用于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既然国民经济学只能看到抽象的人，只能看到正在出卖劳动的人，那么“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2、123、124、125、127、128、171、171、124页。也就不奇怪了，而如果工人的这种谋生打算落空了，国民经济学也不会感到同情和意外，因为他们既然只能抽象地考察经济事实，自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工人的谋生打算为何跟资本家的致富理想发生冲突，正如他们即便看到了劳动的异化却不能解释这个异化，只能急匆匆地为了避免这个异化现实导致他们的理论破产而粉饰掩盖异化的本质。

最后，马克思揭穿了国民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辩护并意图掩盖劳动异化的意识形态本质。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抽象地谈论工人、劳动及其不幸处境，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遭遇的双重苦难，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造成工人苦难的根源，就像他们不能说明、也不想说明异化劳动的现实本质那样，所以他们要么漠视这个苦难、要么歪曲这个苦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始终都站在资产阶级和私有财产的立场之上。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从“猎人与渔夫”虚构状态出发那样，国民经济学总是“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将之毫无批判地承认和接受。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假定为亘古不变、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因而它从维持和辩护私有财产出发，但又只是机械地维持和抽象地辩护，非但没有说明私有财产造成异化劳动、劳资对立的内在规律，反而把关于异化劳动、劳资对立的抽象公式当作内在规律，自然也就不会指明这些内在规律是如何从私有财产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这样一来，国民经济学就把“应当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把私有财产的事实永恒化、把私有财产的秘密神秘化，把异化劳动的苦难浪漫化，把资本家的最终利益合法化。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这就是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辩护本质和掩盖的真相。国民经济学从不合理的私有财产的永恒真理出发，把工人的苦难歪曲为真理外化的代价，又在这种歪曲中回到私有财产的永恒真理，既掩盖了异化劳动的现实本质，又遮蔽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本质联系。它不允许人们从这种联系中去思考经济学的秘密，正如它不允许工人在不劳动的时候还想当人那样，因为它只允许自己作为虔诚的“守灵人”，守护私有财产及其人格化的抽象公式和道德规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5页。，国民经济学总是要为它的前提辩护，要为它的假定负责，同时又要为自身工作遮羞，这样才能在“理性的迷狂”和“空洞的深刻”中，从而给现代奴役制呈上“道义的雄辩”，也就沦为了这个现代奴役制的意识形态环节和精神宗教。

二、在批判异化劳动中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实质

国民经济学不从私有财产造成异化这个事实中揭示规律，反而把存在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当成规律，不仅掩盖了异化劳动的实质与成因，而且把掩盖异化本质的交换关系歪曲成永恒真理，也就把资产阶级私有制歪曲成了永恒真理。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掩盖异化劳动的真实本质，正是因为它是由“颠倒的世界”(作为“原本”的异化劳动)决定着的“颠倒的世界意识”(作为“副本”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对国民经济学的坚决批判不能停留于理论外观，而要从它的前提入手，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来揭露意识形态的颠倒实质。

我们一旦从“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出发就能看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和廉价，他就失去得越多，而“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这种对立导致“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以至于“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155、158、156、156、156页。。劳动的“现实化”颠倒成“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颠倒成“丧失对象”。异化劳动构造了颠倒的现存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劳动关系的本末倒置，而且是全面彻底的本末倒置。

第一，对人和劳动产品关系的本末倒置。人靠自然界生活，劳动的关系直接就是人改造自然界并占有劳动产品的关系。占有和消费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目的，劳动者获得劳动产品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说，人和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应当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是主词，物是宾词，主词应当支配宾词。然而，异化劳动颠倒了人和自己劳动产品的自然关系：一方面，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工人只能得到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变成“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另一方面，劳动者受劳动产品压迫，主词被宾词支配。“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工人成了自己对象的奴隶，但是没有这个对象就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想得到这个对象就必须强制劳动，并在劳动中生产出更多不受自身支配的异己力量，也就进一步强化了产品对工人的支配关系，使其“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

第二，对人和劳动行为关系的本末倒置。生命的本质是活动，自由自觉的劳动体现并实现着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人同自己产品的相对立，使得人同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于劳动的准备、实施和产品分配各环节。“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工人本来应该在劳动中体会“生命的美感”，结果却是劳动“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工人本来应该在劳动中满足“人的需要”，结果却是生产满足着“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工人的劳动本来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自愿劳动，结果却是“他的活动属于别人”“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概言之，工人的劳动成了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异己活动，颠倒了人和劳动的关系。

第三，对人和人的类本质关系的本末倒置。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类存在物，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既将自己的类存在看作对象，也将自己的生命对象看成类存在。人同自身的类关系，是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来建构的。一方面，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使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人而成为人，使人的活动成为自由的活动；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和无机界，人才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但是，“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7、158、159、160、162、163、162页。，不是让人感到自由而是让人感到压迫，不是带来全面发展而是导致单向度重复，不是生产美而是造成愚钝和痴呆，它把人的自主活动、类生活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物质手段和实现资本增殖的片面原则。

第四，对人和人关系的本末倒置。“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166、166、169页。既然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那么“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166、166、169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同工人在对立中恶化竞争，工人同资本家在敌对中加剧仇恨，资本家同资本家在争斗中奸佞算计，社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和普遍混乱之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没有人真正获得了自由，包括作为现代剥夺者的资本家。

异化劳动揭示出了“颠倒的世界”秘密，它不仅表明社会危机的积累和爆发不可避免，以及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将在危机中炸裂，而且表明它既是私有制的原因，也是私有制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进一步指明的：“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166、166、169页。如果说劳动的外化是人改造对象和创造自身的生命活动方式，那么异化劳动则是表明这个生命活动方式在外化过程中全面失去了改造的对象和自身本质力量，以至于劳动者除了为剥夺者生产私有财产而换取微薄工资之外，没有为自己生产任何财产；如果说私有财产是分工的历史后果，那么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则是表明这个后果要以人在劳动中的全面异化和社会在对立中的全面危机为沉痛代价，以至于劳动不再异化、社会不再对立，资本就不能增殖、资产阶级就无法继续统治。在此意义上讲，国民经济学正是这种异化和对立达到巅峰的理论表征，是现代社会“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造成这种现代性迷误的原因不再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亦即围绕资本逻辑构筑的“颠倒的世界”。

可见，国民经济学作为“颠倒的世界意识”，是对异化劳动的颠倒反映，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抽象总结。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对表象世界与本质世界进行区分，但是他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不过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研究经济事实、异化劳动，而没有深入到异化劳动背后寻找根源和本质，只能把劳动异化归因为所谓经济规律、历史代价或者人性之恶，也就把异化劳动的真相掩盖起来，并在这种掩盖行动中把作为历史假定和逻辑起点的私有财产描述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定在和逻辑终点，在神圣化私有财产的同时神圣化资产阶级私有的政治国家。所以，就像马克思批判的：“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166、166、169页。国民经济学从抽象的假定和原则出发，只是把劳动看成物，看不到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不会把工人看成人而只是将其看成谋生的奴隶，因此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逻辑就是通过表述“异化劳动的规律”来承认和掩盖异化劳动，正如他们通过虚构“私有财产的历史假定”来承认和祝福私有制那样；他们决不力求说明和批判劳动异化与私有财产，因为他们就是劳动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学术人格化，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学说中颠倒了现实关系，却在这种颠倒中现实地建构了统治秩序和利益区别——“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166、166、169页。。

三、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中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秘密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揭露了意识形态的辩护立场和颠倒实质，那么进一步追问这种辩护是通过何种观念完成的、这种颠倒观念又是如何生成的，也就引出了关于意识形态抽象机制的发生论问题。马克思是结合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来考察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不仅看到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抽象秘密，而且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抽象同样也是整个宗教和神学批判的哲学原则。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没有将费尔巴哈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但从其借助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又在这种批判中讨论辩证法和哲学的本质就能看出，马克思既在肯定费尔巴哈，也是在否定费尔巴哈，这既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观念的宗教批判)，也是因为力求给实证批判打下基础的费尔巴哈哲学同样陷入了抽象和神秘，最终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200、113、114页。究其原因就是费尔巴哈在他的神学批判和黑格尔哲学批判中，不仅“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而且“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200、113、114页。，揭穿了宗教的异化本质和思辨唯心主义的颠倒本质，确立了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来理解现实的哲学原则。这个哲学原则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直接否定，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体系的形式上的否定。

实际上，费尔巴哈并没有克服旧哲学，否则马克思为何还要在《手稿》中用大量篇幅来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呢？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从施特劳斯到鲍威尔这些“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工作，甚至都没认识到其必要性，因而这些“神学批判”“批判的批判”尽管曾显现出进步因素，但“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200、113、114页。，也就要求对这些批判及其批判的对象进行再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做的哲学贡献存有保留，他虽然高度评价后者在批判神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问题上采取的实证主义，但是并不表明费尔巴哈哲学完全克服了旧哲学，因为从序言最后一段的脚注(马克思在手稿中删掉的一句话)中就能发现马克思的微妙态度。“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200、113、114页。马克思确实认为费尔巴哈在批判旧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上做出了真正的理论贡献，正是费尔巴哈的“哲学狂飙”使得在理论前提上系统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获得基础、也成为必要，但是马克思又拿不准这种理论贡献是否彻底扬弃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扬弃了旧哲学，因而他隐约感到经由费尔巴哈开启的针对旧哲学的批判工作将持续深入下去，同时由于这种批判关乎哲学本质，因而或许这种深化将对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做出反思，只不过马克思当时还不清楚这种接续批判背后的真实理论走向将通往何处，也没有意识到他会在几个月后竟然要因为这个理论走向所达成的原则高度而必须清算费尔巴哈哲学了。

这个理论走向关系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关系到“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关系到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在《形态》中，马克思回忆并重新评价了这个理论事件：“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1页。

从这一大段经典论述可知：其一，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明确了从“天国批判”走向“尘世批判”、从“副本批判”走向“原本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进路，因为彻底的批判不仅是“联系原本”而且直接就是“针对原本”，必然会专注于“实践课题”。其二，正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联系原本、专注实践，才导致他和其他德国理论家一样停留在黑格尔的哲学基地之上，都没有真正走上“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反而在揭穿宗教幻想之后又陷入了仅仅在幻想中反对宗教和现存世界的新幻想，堕落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三，在马克思看来，问题不在于揭穿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本质幻想，而在于揭示人们如何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所以如果说费尔巴哈的总问题是“宗教为何是幻想”，那么马克思的总问题则是“幻想何以支配人”。总问题的理论差别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原则上，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直观和实践确定性的探讨仍然是在假定现实，“用迷信说明历史”，马克思则力求把握现实的人，“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因而需要首先确立起“此岸世界的真理”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最后，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德国理论界来说，还是对于正在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马克思来说，要建构“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都必须彻底地批判黑格尔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因为当时整个理论界所进行的批判，不仅是对问题的回答，而且是问题本身都带有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只有彻底地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才能“真正克服旧哲学”，才能真正揭穿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抽象秘密，才能在费尔巴哈的哲学成就基础上继续推进同国民经济学、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斗争，并把这种理论斗争保持在追求“革命的科学”的原则高度和正确道路上，尽管马克思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就在这个高度和道路上迎来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哲学革命。可见，没有费尔巴哈打下的实证基础，没有对这个实证基础的反思、超出和批判，归根到底要是没有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彻底批判，马克思就不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中完成哲学革命和历史唯物主义创制。这也说明，“意识形态”术语随同马克思“哲学革命”一并出场并非偶然，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道路和批判原则。正是意识形态批判发现了旧哲学的理论缺陷、提出了制定新世界观的理论需要，才催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而这又反过来引起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术语革命”，使这个从法国大革命中孕育产生的启蒙术语，真正获得了革命性语境和历史性内涵。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发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了一种批判手段和新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42)[英]J.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5页。“为当代批判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分析工具”(43)[英]乔治·拉雷恩：《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是扬弃了抽象的全部旧哲学，终结了观念论哲学，确立了“真正的实证科学”，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完成的“术语革命”恰恰是揭示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本质和非科学性。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内涵就是证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由一系列抽象的词句、观念和教义构成。回到《手稿》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正是围绕揭示意识形态的抽象秘密这个理论主题进行的，力图回答意识形态构筑的颠倒幻想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又是怎样支配人们的观念世界和生命活动的。在马克思看来，弄清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秘密，也就揭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地基及其辩护原则。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犯了双重错误。第一，黑格尔把现实的异化理解成精神的异化环节，因而异化的扬弃不过是绝对精神否定自身外在性而回到自身的纯粹思维过程，正如黑格尔眼中的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生成史那样。在这个思维前提下，黑格尔谈到财富、国家权力等异化现实时，仅仅是指“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至于消除这些现实异化的历史活动，“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204、204、205页。。第二，黑格尔没有认识到，思维和精神通过扬弃异化复归自身的真实本质在于“把对象世界还给人”(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204、204、205页。，感性、宗教、财富、国家等等都应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204、204、205页。，相反黑格尔只是看到了精神的异化，而没看到人的异化，在他眼里“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204、204、205页。。因此感性、宗教、财富、国家权力等等，全都成了精神扬弃自身异化的内在环节，并随着这个环节的完成而被收回于绝对精神的整体理念之中；人的现实的异化也被这个精神的外化—返回运动概括其中，似乎扬弃了精神领域的异化也就同时扬弃了异化的现实，似乎人间的异化之苦不过是自我异化的精神进行自我扬弃的感性证明和抽象辩护。

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跟国民经济学有着相同的思辨本质和抽象逻辑。其一，他们都从抽象的设定出发，前者是把精神设定为本原和前提，后者是把虚构的原始状态(诸如“猎人和渔夫”“理性经济人”等等)设定为开端和公理；其二，他们所以要如此设定抽象，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这个抽象设定的纯粹自我运动和扬弃异化之路来承认和辩护现实，前者是为普鲁士国家及其市民社会祝福，后者是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及其市民社会辩护；其三，这就意味着当他们的设定在遭遇现实冲突、异化劳动的理论挑战之后，他们要么假装看不见这个冲突和挑战，要么宣布克服这个冲突、扬弃这个异化本身是精神复归或者规律运行的真正任务，也就把造成异化的原因和扬弃异化的途径统统表述为精神在行动、命运在安排。因此，马克思特别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204、204、205页。他只能看到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积极方面，就像国民经济学家仅仅看到作为“工人”的“人”那样，只能看到工人生产了财富、创造了奇迹，却看不到赤贫和职业病。

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学对“颠倒的世界”的颠倒性反映和意识形态辩护，既从抽象的设定开始，又以设定的抽象结束。因为事情本来就是抽象，所以国民经济学家想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想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在思维着市民社会的表象世界规律，在这个流通领域充斥着自由和平等的生活假象，而将生产领域这个本质世界的颠倒真相掩盖起来，于是国民经济学在以假乱真、本末倒置中构造了市民社会的表面幻象，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过是“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却没有揭示异化劳动的发生机理和扬弃规律。但是这个过程不仅国民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个人也没有意识到，从而每个人都相信这些规律和幻想，每个人都在“颠倒的世界意识”中颠倒地认知着“颠倒的世界”，因而不仅把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还将自己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一种抽象和幻想，既有致富的梦幻，也有解放的渴望，更有无根的漂泊以及“无家可归”的现代性精神危机。

为什么会这样？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13页。。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着全方面和全过程的异化，人们在生产环节就已经被异化劳动塑造了认知、灌输了观念、建构了认同，因此当流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对生产领域这个“颠倒的世界”本质进行颠倒时，人们不仅难以觉察，反而会认为后者建构的生活方式、生命范式和理想图式，恰如其分、本该如此、值得向往。理性的同一性遵循着资本的增殖性，个人处于抽象的统治之中，“抽象痛苦”伴随着“抽象活动”。(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13页。

这就意味着，彻底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揭穿国民经济学，就要同这些抽象原则、抽象活动做坚决斗争，并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能真正解决“理论的对立”，才能真正破除“社会的对立”和“阶级的冲突”。因此，“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必然会超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关于“抽象的人”的思想范围，必然会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哲学革命，最终确立起“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手稿》的意识形态批判内在推动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变革，使其在借助费尔巴哈来批判国民经济学和思辨唯心主义时洞察到费尔巴哈哲学的不彻底性和非批判性及其意识形态本质，因而决心清理“从前的哲学信仰”、制定“新的世界观”，最终在《形态》及其后续文本中引发和完成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术语革命”。在此意义上，《手稿》堪称马克思哲学革命前夜“最重要的理论环节”，对于梳理和还原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变革，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