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处给我一个机会和比我年轻的写作人的交流。

先从时间说起，文学和时间。因为我往这儿一坐吧，我至少认识到，第一，我已经是八十八岁半了。第二，我写作已经七十年了。第三，我的《青春万岁》从写作到后来出版，我喜欢说的一个词儿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二十五年。我的写新疆的小说，《这边风景》从写作到出版三十九年，要从开始酝酿起那就四十多年了。去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从前的初恋》，那是一九五六年的稿子，跟着我去了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稿子现在居然还很完整，现在还在保险箱里头放着呢。

作家出版社出我这本书的时候，我说你里头可以放一点原来的六十六年前的稿件的图片。责任编辑陈晓帆同志告诉我说那稿子不好看，反正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从小没好好练写字儿。初恋稿从1956年一直看到了2022年了，而且这个小说里的部分内容是我抄录的1951、1952我的真实的日记，离现在已经 72年。起码我保证一条，里边对天气的说法没有杜撰。比如说1951、1952年几月几日小雪，你们查去吧，如果那天没下雪，可以罚款。一个人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历经天翻地覆的七十余年后发表，很少见。死了有可能：因故他的某个作品没发表出来，过了四百年后发出来了，很伟大。可是我的活看七十年后少作，这个体验更快乐与实在。

不光这些，我还有两篇少作后发，在座的人未必看过，一个是《纸海钩沉—尹薇薇》，是1989年底在十月杂志上发的。原本是我1957年写的，给了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叫周游，很快就打出来排出来了。排出来了我又改了改，后来因故也没有发表。1957年的稿子，到1989年底，相隔三十多年。这个我是有原稿的，另有一个没有原稿凭记忆又加上很多现在的词语，我写的新老短篇名为《初春回选曲》，我自个儿都忘了。后来想起来了，我一查呀网上有，然后我一点，网上说你要想看完，得给我们打两块九毛钱。我觉得那个作品不值两块九，所以到现在为止没看全这个。

我要说个什么意思呢？第一，写作人呢有时候挺在乎：我这个作品到底能够活多长寿命？因为你这个文学它跟别的不一样，跟科学技术不一样，技术一出来新的，就把旧的代替了。例如老子《道德经》里头说过这个大道，就像“橐龠”，读“唾月”，就是那个羊皮口袋，打铁的时候当风箱用助燃，“橐龠”的特点是取之于无，用之于无，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说是大道的象征。但这种打铁的风箱羊皮口袋，内地早就没有了，我在新疆时新疆有，我开了眼界，但是现在我们不会用这个了，用电力送气，方便得多。

可是文学不一样，文学在咱们国家比较老的，比如《诗经》，《诗经》有的说它有三千年了，也许比三千年还长，因为孔子编辑它的时候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可是这些诗是民歌，已经流传了一百年、二百年、八百年你不知道。你是多么了不起的诗人，也顶替不了、淘汰不了《诗经 》。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一大特点就是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委实提气。

像《青春万岁》吧，我说经过了24年、25年，在1979年正式出版。到現在呢，又过了40多年了，就是远远比我等他出版的时间加倍了。而且现在还是，年年加印，44年不衰 。

一部少作什么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转变。我们见证了转变，我们还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参与了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参与了革命斗争，欢呼人民革命的凯歌行进。所以此书有一种激情，有一种光明。

还有，全世界写中学生的文学作品，都是儿童文学，但是《青春万岁》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特殊的动荡情况下，革命的参加者也低龄化了。刘胡兰那么伟大，十六岁。所以这是一个对生活的体贴、这是伟大的斗争，这里有写作人的那种真诚、那种火烧火燎。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连我自己都一直犹犹豫豫。就是《这边风景》。《这边风景》是1973年开始写的。到了1978年文革结束。虽然大的政策还没有调整，“精神”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把我找到了北戴河，在那儿改稿子，我把这个改定了，改定了不能出，好像是“太”革命了。所以我老对不起中国青年出版社。“青春万岁”吧，团中央的领导审查呀，最后就是在那个有点变化的1962年，我称之为“踌躇的季节”，形势有点变化的时候，领导说文稿里头没有写和工农兵相结合，说要不先别出了，出来以后又找麻烦。可是到了《这边风景》的时候呢，它是“文革”当中写出来的。所以他会受“文革”的某些观念、某些提法的影响。到了1978年似乎也不便出版。

《这边风景》最后还是做成了，反映好，这个翻译也非常多，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已经翻到国外去的有韩语、俄语、波兰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还有什么日语、土耳其语现在在翻译的过程中，阿拉伯语也已经出来了。那么这里边明明很多观念跟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里边描写人民公社，里边歌颂人民公社的这些积极分子，嘲笑在人民公社不好好干活的那些人的洋相……为什么还能被接受呢？

我体会到了，不管这个观念是什么、概念是什么、政策是什么，但是一部长篇小说里最重要的干货是对生活的反映。在什么观念下都一样有生活，都有老、少、男、女，都有各民族的同胞，都有吃喝拉撒睡，都有衣食住行，都有美丑之分、善恶之分，都有对人生的期待、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对人民对乡土对国家的热爱。不管哪几年，从政策上说，比如是否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教训，那是另外的问题。可是生活不是观念的图解，生活不是观念的派生品，生活就是生活，生活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即使在观念有某些问题的时候，生活不会完全百分之百地体现尚未核实的观念，生活有时候修理观念，生活有时候可以瘫痪错误的观念、荒谬的观念。有问题的观念，对不起，到了生活那儿，它不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实现，它连百分之四十地实现都很困难，当然也会出现令人痛心的问题。所以你要真正忠于生活的话，你仍然能文学起来。生活里充满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辛苦与功业，这很自然，也很开阔。

所以《这边风景》，就在它被央视定为头一年的十本好书的节目中，一个评论家说，此书是新疆的，尤其是伊犁一带的“清明上河图”。因为那里边翔实地写下了这个各民族的、特别是维吾尔族的生活细节。做针线，不是左撇子的话，汉族人的走针是往右前方拉，维吾尔人他是往左后方走。汉族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南疆的我可是不知道，北疆的和俄罗斯族的，是往回拉。宗教生活我也描写了，男孩割包皮我写到过，我也写到过：出门以前做一个祈祷。所以如果你有扎扎实实的生活，而且你对某种有特色的生活有兴趣，那么它能使你的作品产生一点儿免疫力与定力。你比如说您是文革时期写的，你里边必然会有一些对那个时候的常说的一些口号，可是那些口号如果你是和好人结合起来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拿到桌面来的。说这个人民公社怎么老是有人不好好干活儿并为之感到遗憾，这难道不是真实的与善良的反应吗？

所以我觉得时间是对生活底子的考验，还是你对生活的审美和消化能力的考验，你光是说吃喝拉撒睡细节也不行。我们有对生活的丰富的经验，我们有对生活的浓厚的兴趣，我们有对生活的美好的期待，你得喜欢这个生活。最近的一篇对谈里头，我曾经说过，我到了新疆，我到了伊犁农村，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我非常地有兴趣。我爱生活胜过了爱我自己。人不应该娇气，老找最舒服的地方待，是不是？生活本身有它的力量、它的格局、它的美好、它的花样翻新，你难道能不爱它吗？而且生活里有那么多可爱的人，那么多美好的人，还加上前边说的激情和审美，和变生活为美的因素的力量。

第二个，我再说说空间。我写作呀，我写了新疆，我也写了北京，也有很多地方我故意没有写是什么地方，或者是既不是北京，也不是新疆。比如说这个《春之声》里边儿，写坐闷罐子车的经验，那是我从西安到三原的亲历。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呀都有自己的根据地，但是也有一些作家，你说不清他的根据地。托尔斯泰你说不清他的根据地，他写彼得堡，尤其是写那些大的派对聚会，写了那些说法语的俄罗斯贵族。但是他也写了农村，写了这个火车还没有通的地方，甚至于他也写了车臣。他是同情车臣的某些反沙皇的人物的，我们翻譯叫哈泽穆拉特。哈泽，现在都用“哈吉”二字。是说去朝觐过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弄不清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莎士比亚，没有人说清楚他是哪儿的人，他写的甚至不只是一个国，不只是一个民族，所以这个不是固定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标准，比如说写得多，写作也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曹雪芹写的就不多，至少咱们知道的不多。毛主席当年在他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是这么讲的，中国对世界应该有更大的贡献。这个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有“半部”《红楼梦》。请看，《红楼梦》是进入中国的立国之本了。曹雪芹没人敢跟他比。我认为全中国、全世界，就一个曹雪芹，永远也看不完他，永远感动不完、分析不尽。

我写新疆也写内地，写农民也写城市人士，这些年我很喜欢在我的新作里，加上一些国外的、国际的因素，睁大眼睛，面向世界。《笑的风》里头，我写到西柏林，那是真的，我在西柏林就认识这么一个哥们儿，北京人。他妈妈是东德的，他爸爸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德共产党人结为家庭的不少。因为萧三也是，他的夫人是德国籍。王炳南的夫人也是德国籍。《笑的风》中那位中德混血儿朋友赶上那个改革开放的妙哉时期，就是他跟着他妈妈到了东柏林了，他在西柏林呢找个工作，他呢仍然是中国的护照。第一，这个东德非常欢迎你来，而且可以免签。第二，西柏林也欢迎，因为当时的苏联是不承认西柏林是西德的一部分，只承认西柏林是占领区，是你英美法的占领区。所以如果有中国人可以动不动就到西柏林转一圈，这个事太好了。这位朋友在西柏林当着记者，因为他又会英语、又会德语、又会汉语。他挣钱挣的是西德马克，花的时候呢兑换成了东德马克，在东德花。还有，不好意思，但是我在这儿说问题也不大。他在这个西柏林呢有一个美国籍的女友，他回到东柏林呢，还有一个中国妻子。所以混到他这个程度，也绝了。这些在《笑的风》上都写到了。

我还要告诉大家，我有幸得到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方便。我访问过境外的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些事你出去看看，你可是真长见识。

我再简单地说一点，就是我想说这个文学的想象力。我们提倡现实主义，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说下大天来，你的想象也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孙悟空是想象，但是他看着天上有云彩，他在想他一个跟头跟云彩一样地跑到十万八千里以外，这仍然有实际生活中的根据。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愿意向各位，向作协同志报告，最近我相当入迷，我看这《三体》。为什么我看不明白？原来我自以为我是很热爱科学的，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的。但是《三体》够我费劲的。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你要敢想象，想象也有现实的根据。现在还出了一本书，就是《三体中的科学问题》，专门有科学知识，从物理学上来解释《三体》小说。还有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在国外也取得很大的成功。他能够想象到别人所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胡扯，他又有一定的逻辑、一定的思路。我觉得太厉害了。

从文学观念上说，西方人更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英语里头，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小说的词儿， short story，这是短篇小说，novel是长篇小说 。整个的小说叫什么呢，像小说二字的叫法fiction。fiction是什么意思？ 虚构之意，所以说谎话也叫fiction。中国也对，说那种靠不住的话叫“小说家言”，办真事儿，不能按小说家言办。

中国的小说一词起始于庄子，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就说你修理、修饰，制造一批小说、制造一批段子，不是大说不是大言，尤其不是给朝廷报的那个策论。你“干县令呢”就是你意欲用你的小说来表达你对那个最大的命题、最大的事业的意见，表达对国之大者的关心，这是不得体的，是很难做到的。

庄子告诉你说，小说是引车卖浆之流的下等人喝着茶闲扯的那些事儿。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坏话。因为小说确实有一个特点，从小见大。但是虚构的能力，我始终觉得我们还可以发展发展。

最后我再说一个，就是语言是符号，是思维的符号，又是一个自己的世界。文艺里头，按受众的数量来说，远不如歌曲戏剧电视节目，所以挣钱文学也不灵。但是呢，文学又非常重要。您看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举的例子基本上是文学。原因就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所以我认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应该有相对比较强大和深邃的思维能力。当然，叫座的表演也很好，那个谁也不能轻视他。尤其是每年这个春晚，这已经成为中国的春节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可是你要想发展思维能力，不能离开文学，不能不看文学的书。

同时，语言本身它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尤其是中文和汉字，因为它是综合性的文字，它表音、它表义、它表达一种逻辑，而且它有非常美好的形状，就是有无穷妙处的形、义、音、理的结合与结构。这个结构是文字和语言的结构，不仅仅是逻辑的结构。比如说骈体文的对仗，它不仅是语义上的相对应，而且是平仄、词性、语法上的对应。比如说“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桃花红”。“又是”和“依然”意思差不多。如果仅只作为符号看，它们互相重复，不可取。但作为对联，它极佳。尤其是在中国的诗词里，文字有跳跃性，有蒙太奇，有互相不相关的东西，都摆在那儿，非常吸引人，如说“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月明珠有泪”，写到了极致，已经是永远无法超越的了。“蓝田日暖玉生烟”，“玉生烟”，好得没法再好了，写出了玉的湿度、玉的生命。但是珠与玉，有文字上的匹配，却无逻辑与事实上的联通。蓝田也有麻烦，因为蓝田是陕西的一个地名。他跟那个沧海，实际对应连贯不上。但是你把它作为汉字来对，却是绝无差错、美好圆满。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写小说为主的，多少是写诗歌为主的，但是写诗的、写小说的，我希望都互相尝试尝试，对方对语言的构思与结构。语言艺术有很强的音乐性，文字、文句、段落、章节的铺排，有造型性，例如从一行一个字到一行十几个字的金字塔形诗。文字的联结与转化，有姿态性舞蹈性，还有正话反说、正说、颠倒次序、俗韵雅韵、拗口绕口、荤谜儿素猜、素谜儿荤猜……有杂技性、趣味性、故事性、调笑性。

我顺便再说一句，神哨的话就结束了。我们的很多著名的就是比我年轻一点的，一批同行朋友，他们都特别佩服《百年孤独》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既是现在时，又是未来时。同行们五体投地，全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面前趴下了。

其实这有什么新鲜的？李商隐一千六百几十年以前，远远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前，写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问我的归期，这是现在问。未有期，在可预见的未来，回不去。巴山夜雨漲秋池，这是现在进行时。何当共剪西窗烛，是未来时：什么时候我能与你回忆我的现在呢？共话巴山夜雨时，是讲未来时期的过去时，即我的如今的现在时。我丝毫不敢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所不敬。为什么呢？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它是左翼，他是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的朋友。所以那个秘鲁的诺奖得主略萨就攻击他，说他是阿拉法特的太监，他不予置理。一九八六年二月初，我在纽约出席国际笔会的第四十八届大会，与陆文夫作为贵宾与会。在那个会上，美国的这个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刚一发言，美国那些作家，脱下鞋来用鞋跟砸桌子 。为什么？美国不准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

但是写作上的这些小技法呀，中国有的是。越是做作的怪招，越没有太大的价值，而且怪招只能用一次，玩第二次就只能丢人。尤其是你要看诗词的话，哎哟，无意中的创新，把你活活服死。所以我还希望跟大家说，活一天学习一天，学习中国的传统，学习世界上的各种新书、可爱的书，学习生活中随时出现的新的想象、新的可能，学习学习再学习！

特约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