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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价值特质

2023-08-18张广俊

理论导刊 2023年8期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

摘 要:鲜明的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底蕴,彰显了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因人民需要而生,党群同构的现代化方式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情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进行部署谋划,在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彰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以宏大的人类视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上坚持“人民”概念政治性与集合性的互洽,在实践中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增强自身人类关怀的时空张力。中国式现代化以构建自由人联合体为理想追求,不断探索发展人的社会解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在推动人的各种关系的优化发展中塑造类本位思维,指明人类前进方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36-08

基金项目: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2020MYB040)。

作者简介:张广俊(1995—),男,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崭新模式,鲜明的人民性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同其他现代化模式最显著的区别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完善发展的内在机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和推进中,人民至上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规约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谋篇布局,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成功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现代性,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所在,并在追求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彰显人本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因人民需要而生

人类探索现代化的历程呈现出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在现代化建设的方式、路向、理念等方面多元化的趋向和格局。各国的历史背景、现实国情等都是影响现代化模式建构的重要因素,但一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其根本在于是否立足人民发展需要以及是否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生发逻辑既是外在力量迫使和推动的结果,更是中国社会内在力量发展和积累的必然,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同党和人民的双向选择中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马克思认为,人类现代社会是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形成的。无论是地理大发现还是其引起的殖民战争与工业革命,都是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存在空间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为导向的发展实践,“现代化启动的成败的关键首先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上去探寻”[1]。纵观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以往任何现代化模式中人民在政治中的主要地位被弱化、虚化,在某些模式下甚至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对象。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西方现代化是一个由点到面的渐进突破与发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其阶级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它们使无产阶级成为单纯的被剥削工具,不断让其他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2]408。因此,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形成过程看,其本质上不是全体人民共同选择的产物,这也决定了这种模式在运行中对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忽视与侵犯。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开辟顺应了广大人民摆脱剥削的意愿,并依靠人民力量稳固了红色政权,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化。但是在建设过程中错误估计苏联现代化发展实际,使现代化建设基本理念脱离实际,阻碍了社会主义优势的充分发挥。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形塑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的特殊演进逻辑,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外诱型、后发型及革命与改革交织的混合型现代化。这种独特的启动形式在实践中突出地表现为传统与变革的激烈冲突,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发展理念和动力上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彰显。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广大人民对国家发展的态度发生转变,在精神上更加主动地影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这种主动性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产生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形成动因的转变。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变革大潮所采取的应变策略本质是一种保守现代化运动,由此产生的追求国富民安式、近西式以及党建国家式的三种现代化模式方式都受到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双重阻力,无法找到改造社会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爱国和救民成为革命的思想主流,变革的重心不再集中在政治上,最终目标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3],组织发展群众、解放改造群众成为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号角。二是构建方式的转变。西方主要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演变过程。在西方现代化影响下,近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人民意识、社会心理等产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初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方式,人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这种主动性表现为中国现代化政治合理性与价值正义性的統一。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意蕴最基本的现实依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党形象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拓展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实践延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党派、阶级所鼓吹的社会思潮和现代化理论部分或全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脱离人民实际,影响现代化建设实效。中国共产党应人民需要而生,一经成立就广泛发动工农群众,第一次明确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以及团结群众的党纲要求,确立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成果,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被动的外部输入向主动的内部创造的转变。

这种党群同构的现代化方式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人民性。第一,中国共产党承继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人民情怀。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原理、关于人的本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等思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塑造和彰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理念导向。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实现人民利益与民族复兴要求在政治层面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拓展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实践延展,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不仅实现了人民在政治领域的“归位”,人民成为党的执政之基和现代化建设力量之源,而且“两大历史任务”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内在逻辑,成为其推进的内生动力和价值追求,达到了党的领导的政治必然性、兴国强国的目的正当性和人民至上的价值正义性的统一,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强劲的启动因子和不断拓展的政治导向。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的反映,进而增强党执政的必然性,赋予中国现代化建设深层次的主动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意蕴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党形象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4]9。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构想根本上都是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展开,人民情怀塑造和规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路,由此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不同分期和实践进路。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旨意识,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力量为动力源、以人民满意为立足点、以人民参与为着眼点的现代化建设价值导向。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部署谋划:以人民为中心

构建现代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综合表征。但是在近百年的现代化探索中,无论是少數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相当数量的后发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现代化发展的泥淖,暴露出自身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病。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中创造了中国发展的“两大奇迹”,拓宽了人类现代化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西现代化形成的不同结果,根本在于两种社会制度下现代化运行逻辑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部署谋划现代化建设,构建了新的现代性。

(一)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现代化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发展进步需要发展理论的指导,核心在于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发展理念受一国国情的综合影响,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发展导向。从中西方文化底蕴的差异来看,西方文明以追求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反映到西方现代化模式中体现为对商品经济的推崇和对技术革命的迷恋。特别是启蒙运动后,资本主义对理性的弘扬逐渐演变为对理性的迷信,出于资本逐利性以及科技要素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意义的日益凸显,“理性的发展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5],表现为对科技的狂热追求和对人性的忽视淡漠,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失去价值约束的工具理性往往会导致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这也使西方现代化陷入发展悖论。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6]453,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不断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产方式,也深度重塑着人类历史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驾驭科技能力的不足,技术将现实生活“殖民化”,“表现为自然的客观化和社会的非道德化”[7],造成西方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也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技术“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8]的现实,强调资本主义的技术的现代性是物质性的、追求狭隘当前利益的人类非理性的体现,是应当摒弃的现代性。与西方文明相反,中华文明以追求和谐协调、以人为本为特征,在发展观念上坚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其他是手段。这种发展观对解决人类现代化困境的价值在于强调现代化发展的出路不在于摆脱理性,而在于如何建立合理的理性。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实践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明确了科学的发展理念。第一,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中国式现代化依赖科技进步的赋能,同时也着力限制技术负面影响的溢出扩散。我们党始终坚持科技进步“更好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9]的理念,将技术运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使科技发展成为人民生活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手段,消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第二,坚持人民作为现代化建设成效的评价主体。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要义的观点是人类现代化在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种思想普遍存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回答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现代化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将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现代化事业的衡量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观赋予发展新的内涵,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抓手。西方现代化是“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10]。这种物欲主义不仅表现为对人民精神生活建设的不足,而且体现为人民需要的满足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群众需要服从于资本增殖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也是现代化建设同人民需求结合的阶段性跃升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三次历史性转变,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架构也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结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思想理念,为新时代条件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南,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时代彰显。

(二)依靠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现代化下,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从对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下人的相对独立状态的转变,但是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私有制为根基,人民的历史能动性难以彰显,并受到资本等的压制。从一定程度讲,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模式,资本利益与群众利益的互斥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难以汇聚群众的历史伟力。

人民的创造伟力以及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样态的塑造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凸显,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群众的作战方法推动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政治前提;还是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拉开改革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农业强国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伟业中都凝结着人民的智慧,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得到充分展现。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1]70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发展动力上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与个人利益相结合,既擘画了全民奋斗的目标,又强调发挥群众主体层面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个体的奋斗精神,将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性与群众主体性相结合。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建共享,“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2]。人民既是现代化事业的参与者,又是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受益者。共建意味着对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肯定,也表明现代化建设力量不是群众个人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合力凝结,基于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力量体系,凝聚全体人民的奋斗力量。第二,在财富创造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财富的主体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1]23。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财富衡量是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强调勤劳致富、弘扬奋斗理念,增强人民自身“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规避西方现代化的福利陷阱。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将人民的发展程度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评判标准,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利益实现的双向互动。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重要制度支撑,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使生产资料真正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各主体基于利益共享、机会平等的理念,建立相互依赖的发展关系,凸显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物的丰富与人的发展两种存在形式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既追求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富充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强调“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6]787,以物的极大丰富促进和表征人的全面发展。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摒弃西方现代化中鼓吹人对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观念。“在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13],中国式现代化既肯定人的价值,也重视对人理性的规约,在发挥人的主体价值基础上,又将人放在各种关系中去理解,在实践中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从全局性高度反思人的理性价值,使“发展”回归和谐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也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如前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1]22。

(三)人民享有: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综合性、系统性变革的表现,是增强人类社会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关于人类存在结构和行为规范的表达,也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程度的样态表现及现代化与人类发展关系平衡度的表征。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的关注是同人类解放和自由的思想主旨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的目的是满足和提升人的正当需求,推动人的发展进步。因此,“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4]。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剖析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和价值性,强调现代化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纵观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是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15],货币的无限增值性与资本家无穷的致富欲使资本逻辑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基本逻辑,伴随而来的是西方现代化造成的非道德、非正义性,殖民扩张、人的异化、两极分化等都是西方现代化的副产品。因此,西方现代化建立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主张“文明即资本”,其结果导致内外部发展不平衡,最终必然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人民的多重需要和发展诉求部署谋划现代化建设格局,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统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结构布局的优化实现了人民群众各需求层次的平衡协调,不断增强自身的全面系统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现代化最终体现于人的发展的价值理念,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证明了现代化建设是合理的、进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与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化成果最后落脚到人民生活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与总体状况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现代化”侧重经济发展和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到“两手抓”,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元素架构始终同人民诉求的变化相适应。新时代,我们党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新发展阶段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指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多重属性的全面彰显,旨在推动人的统一性的塑造。人是“理性的、自然的、和谐的、自由发展的、人文的‘人”[16],是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与人的需求存在先后发展状况不同,人的多重属性的综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摧残和精神属性的忽视,中国式现代化反映的是人的属性的平衡协调,“带来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17],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逻辑代替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既允许资本的存在,同时又限制资本的野蠻属性,“实现从物质财富的增长到以社会主体的发展为本”[17]。这种转变既表现为“无愧于人的本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消除资本逻辑下人的工具化现象,更加关注现代化中不可被度量的存在,如人的道德情感和文化智慧等。这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生产目的“资本——权力——利益”循环和抽象化,摒弃“人—物—人”的社会关系虚幻表现形式,否定人的原子化存在,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价值融合和利益联结,丰富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视野:创造人类新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分析并不局限于国家视角,而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阐释人类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实践是人类文明多元化的表现,一国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也反映出一个民族文明蕴含的理念和哲思。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基本经验,追求天下大同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并非偶然,是在对人类关怀的价值选择中生发而成的,是命运与共理念的真实写照。因此,应从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积极贡献方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一)理念上坚持“人民”概念政治性与集合性互洽

现代化是人的能力的外化表现,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把握决定着一种现代化模式的价值基底和表现样态。中西方文明的重要价值观差别之一体现在对人的个体性和社群性关系的认识,“人民”成为带有强烈政治意蕴和目的意义的范畴,影响着两种制度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人民”被赋予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政治性。首先,西方现代化强调个人的利益和个性,“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变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18],这种个人主义也是西方哲学重视的问题,比如鲍威尔的独立的个人、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等思想,抽象思辨的人本学“主张回归人的本性,回归人的自然属性”[19],压制人的社会属性,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其次,西方现代化中的“人民”概念突出阶级性,淡化普遍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资产阶级在现代化发展中不断再造“人民”概念,统治阶级将自身标榜为全体受苦人类的代表,但根本上“是‘资产阶级个别阶级利益覆盖、替代‘人民整体利益的过程”[20],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狭隘视野,不能反映全人类的整体发展程度。最后,西方现代化中“人民”工具性价值强化,服务于资本需要,资本的社会性代替人的社会性,资本的生产关系掩盖人的社会关系,人性得到充分发展,也达到了最野蛮的状态,造成阶级对立、社会撕裂,影响现代化成效。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理论旨趣、利益指向和立场原则的反映。一方面,从政治性看,“人民”是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理论基底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概念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民是万物中最为天下贵”的集合的、普遍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的主体性思想以及“民贵君轻”的政治逻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思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追求全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概念的包容性、广泛性。在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概念的推进内在意蕴丰富。这一概念表述的内在政治意蕴也接续实现同“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概念关联。新时代,我们党强调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同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地位和主体作用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从集合性看,“人民”概念的集合性契合并超越政治性的局限。这种集合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全体人民政治地位得到保障、发展利益得到满足,也表现为超越政治范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1]的空间张力。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也“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4]546。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视野,既表现为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全面反映人类文明的整体样态,真实展现全人类的发展程度,更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态,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路径,超越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政治约束性,致力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二)实践中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

西方现代化的个人主义倾向和排他性特质等关于“人民”概念的狭隘观念,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现代化走上暴力冲突、霸权主义的大国崛起之路。西方中心主义鼓吹统一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掌控着现代化的话语权,以模式输出强迫其他国家沿用西方现代化版本,进而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操控世界利益格局大搞霸权主义的价值支撑。西方中心主义所追求的是一种畸形的人类共性,以政治和经济上的功利性消灭各国现代化现实的差异性,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反映的“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人”为立足点,是类似宗教式的抽象共相、虚幻共识,是资产阶级统治者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观念原则。在实践中,西方现代化成为“普世价值”扩张的载体,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利益格局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独立自主选择符合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权力的否定,更是对他国人民共享现代化成就权益的践踏,导致人类社会滋生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22]。中国式现代化以科学的人民观为指导,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一如既往地为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作贡献。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本国人民价值利益的体现,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人类没有共同价值,作为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价值,人性是所有共同价值的基础,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各国文明和人民间的同情性共鸣体现着真正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是不同现代化方式独特价值的集合,其所体现的价值愿景和实践路径是和而不同的内生式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实践,也是这一价值的世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站在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立场上,从人类整体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发展建构,既“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4]425,在内外关系平衡中实现发展互补,又以一种新制度体制和实践路径丰富人类文明共存的伦理基础,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定位是发展人类文明,其建构体现的是超国家的文明视野,对各国人民文明创造采取“开放的肯定性”态度,代表全人類共同利益。这种全人类站位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开放精神,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分享,中国发展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发展利益,强调各种现代化路径互利互助的共存状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写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关怀是人类在文明维度共同体的映照,基于世界人民共同的人性,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追求:构建自由人联合体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价值归宿。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更高层次解放和发展的历史,历史的建构始终围绕“人”这个中心线索,人的自由程度是衡量某种社会形态进步性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一种发展模式正当性和持续性的根本尺度。中国式现代化否定以往人类发展历程中对人性束缚的各方面局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彰显人民的自由性和社会性,追求人的社会解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推动全人类的自由联合。

(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社会解放

马克思分析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人的关系的三大形式,这三种形式的历史演进是生产进步的体现,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的解放程度。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通常将“资本主义社会”同“现代社会”作为同义语来使用,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启使人类社会实现了划时代的发展,不仅因为人类生产工具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解放程度的历史性变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人的存在形式呈现出的“现代”色彩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403,人第一次从对他人的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资本主义倡导的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实现了人在政治领域的解放,人的相对独立状态彰显出人的主体人格,进一步释放了人的主体力量,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跃升,为人的更高层次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推动人的政治解放的同时,使人陷入经济领域的束缚。资本主义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纯粹的金钱和利益关系,形式上的贸易自由掩盖了人民实际的不自由,资本的自由代替劳动者的自由,人自身陷入经济囹圄中,成为资本的奴隶,被异己的力量支配。实现全人类解放必须以一种新的现代化方式推动人的经济解放以及更高形式的社会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伟大实践,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国人民发展状态的现实表征。站起来意味着中国人民实现了政治解放,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富起来代表着中国人民实现了经济解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表明中国人民正在向社会解放的目标迈进,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自由解放的互促互进,明确了人类社会解放的内容和路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探索了人类社会解放的基本目的。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集中体现和社会解放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同志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23]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因此,我们党高度重视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宽人类社会解放的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化的所有制基础和旧式分工体系,既强调发展为第一要务,以高质量发展提升生产的平衡性和充分性,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体系,同时大力弘扬勤劳创新观念,发挥教育培育全面发展的人的基础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人类前进方向

人类的社会解放意味着人的存在向类本位的迈进,即构建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下“经济联合体”的超越,不是人与人之间原子式的简单结合,而是“联合起来的人们共同驾驭他们创造出的社会关系”[2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表现为人在各种关系中立足现实社会所进行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类属人类的潜在性首先在于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扩展人的社会关系,并通过处理好类关系最终实现自由的发展状态。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的类属性的生成始终受人的实践活动历史特征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单纯的“自然—血缘”关系,是群体本位的自然存在物。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启塑造了人的“生产—经济”关系,资本逻辑渗透进人的存在各方面,人与人在利益至上观念下形成了个体本位存在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动人的存在从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变,这也是其运行弊端的根本所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群体本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25]。如何实现向最高的类存在形式的过渡,只能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寻找答案。

从全人类的共同人性和价值共识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内生弊端的扬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个体本位的规范和发展,为向类本位过渡提供现实基础。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改变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下人的异化存在状态。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中国式现代化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6]297。中國式现代化坚持公有制主体优势的发挥,同时保障生产资料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的公平性、合理性,协调政府和市场作用规范资本职能、引导资本发展,不断消解人的异化根源。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的类本体理念思维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物种思维”,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倡导确立人类命运与共的类本体观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的“自由—自主”的联合。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类本体理念的积极实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23-24,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着力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塑造人的相互依赖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着力实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协调,在人与人社会关系融洽的基础上达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唤醒人作为类存在的自觉意识,以自由自觉的社会关系联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结语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世界意义,必须进一步加强其人民性的研究和阐释,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和本质要求,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同时,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一是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都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一元多线”演进规律的反映,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成效的基本事实。如何对其他现代化模式特别是西方现代化在推动人的解放和发展方面的历史进步作用作出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加强同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比较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探讨。二是立足“两个大局”以及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风险及挑战,如何在坚持和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彰显人民性,并回应和抵御各种质疑和污蔑,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选择,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情怀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理念相融通,将人本价值作为各种文明交流的纽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普遍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也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因此,需要扩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视野和维度,全面阐释和宣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新时代走好自己的路坚定信心、增强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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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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