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娣?陈芷柔?刘旭

摘 要 为探讨抑郁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认知失败问卷、反刍思维量表以及抑郁自评量表对171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女生的认知失败水平显著高于男生。（2）相比城市住址，农村住址大学生的认知失败水平显著更高。（3）反刍思维、抑郁、认知失败两两间呈显著正相关。（4）反刍思维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认知失败，而且能够通过抑郁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的认知失败水平。

关键词 认知失败；反刍思维；抑郁；大学生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3.08.004

1 引言

人们在生活中普遍都有过一些“哭笑不得”的经历。例如，走到超市却忘记要购买什么商品；话到嘴边却一时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不小心扔掉了想要的东西，却保留下来原本打算丢弃的，等等。Broadbent等将这些过失现象统称为认知失败，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完成能够胜任的简单任务时，由于认知因素而出现错误的现象（Broadbent et al.， 1982）。虽然这些行为过失看似微不足道，却反映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状况，若不加以重视，可能会影响工作、生活，甚至安全（Brossoit， et al.， 2019; Wallace & Vodanovich， 2003）。对于大学生来说，认知失败可能会使其中断学习，引发学习倦怠、职业决策困难，增加负性情绪、降低主观幸福感，导致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等不良行为（张秋亮， 2021; 张亚利 等， 2019; 章麟， 2013; Carrigan， & Barkus， 2016; Hadlington， 2015）。因此，探讨大学生的认知失败是了解其认知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或干预大学生产生认知错误、保护其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一环。

以往研究表明，认知失败受多种因素的单独或协同影响（周扬 等， 2017; Carrigan & Barkus， 2016），其中反刍思维是首要考虑的近端认知因素之一（李璇， 梁祎明， 2022; Cropley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1）。反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个体对自身消极情绪及相应事件的反复思考（来水木等， 2009; 徐慧， 赵富才， 2021; Nolen-Hoeksema， 1987）。作为个体内部自主的认知加工活动，反刍思维会直接干扰个体的认知功能，进而损伤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表现（陈骁， 冯正直， 2015）。例如，采用Stroop范式、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等认知功能任务的研究发现，陷入反刍的大学生抑制功能、工作记忆容量显著降低，表现为问题解决能力较差、思维灵活性不强、注意力不集中以及信息提取失败增多等（陈骁， 冯正直， 2015; 甘小荣等， 2022; 何蕾 等， 2021; 来水木等， 2009）。事实上，反刍思维与认知失敗的关系在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Cropley et al.， 2016）。例如，李璇和梁明（2022）发现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且前者能有效预测后者的发生。不过，已有研究侧重关注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之间的关联性，较少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体验，是危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陈春宇等， 2019），也是认知失败多发的诱导因子。认知失败的整合模型认为，抑郁是导致认知失败的重要非认知因素（Carrigan & Barkus， 2016），它会使个体的加工速度、归纳推理、执行控制及注意等认知功能下降（胡月等， 2017），从而造成个体日常生活中行为过失的发生。例如，Sullivan和Payne（2007）发现，抑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受负面信息的干扰，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和记忆偏向，因此会比普通人报告更频繁的认知失败。Burdick等（2009）的研究也发现，双相患者在抑郁阶段会表现出注意缺陷，从而使其他认知功能受损，导致认知失败。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抑郁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认知失败，其中以达到抑郁阈值被试自我报告的认知失败率为最高（胡月等， 2017; Fisher et al.， 2020）。因此，除反刍思维外，抑郁也是引发大学生产生认知失败的重要因素。

依据反应风格理论的观点，反刍思维是一种适应不良的认知风格，也是个体抑郁情绪产生的关键易感因子（陈春宇等， 2019; 来水木等， 2009; Nolen-Hoeksema， 1987）。与该理论观点相一致，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反刍思维是诱发抑郁情绪的主要原因，其与抑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郭素然， 伍新春， 2011; 韩秀， 2015）；高反刍思维水平的个体易沉浸在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反复思考之中，从而产生抑郁、无助、无价值感等负性情绪（方帆等， 2021）。更为重要的是，反刍思维不仅会促进个体抑郁情绪的发生与发展，甚至会维持或加重这一负性情绪或症状（郭素然， 伍新春， 2011; 来水木等， 2009）。当个体受反刍思维的影响产生负面情感时会反复思考原因，由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陷入思维困局，导致个体心理压力增加，进一步加重抑郁水平（Lyubomirsky et al.， 1999）。追踪研究也发现，反刍思维可以正向预测个体10天、7周、甚至半年后的抑郁水平（Nolen-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et al.， 1994; P?ssel & Pittard， 2019）。

由上述分析可知，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都会对个体认知失败产生影响，同时反刍思维也会诱发抑郁。新近研究发现，抑郁等负性情绪会使大学生对负性信息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导致其认知变得更加局限从而激发个体形成更多错误的认知偏差，使其更倾向于进行消极的认知加工（侯娟等， 2021; 郑希付， 2009; Lyubomirsky et al.， 1999），进而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认知失败。认知加工偏向理论认为，受外部环境或内部特质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在认识过程中会对与自身相关的信息产生选择性偏好，表现出特质一致性效应，即个体受特质因素的影响而偏向于加工与自身特质相一致信息的现象（Niedenthal & Setterlund， 1994）。结合这一观点与Beck的自我图式理论，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并处理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时，处于反刍思维模式下的个体会无意识地反复回想相关事件，但因无法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到更长时间和更多的抑郁，表现出抑郁情绪和负性思维的恶性循环（来水木等， 2009; Lyubomirsky et al.， 1999）。另一方面，抑郁个体受大脑中负性自我图式的影响，在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时会更多地关注情境中的负面信息并将其与自身相联系，产生对自我的消极评价、降低对目标任务的持续性注意、引发消极的认知加工，进而表现出更多的认知失败（王智等， 2008; Payne & Schnapp， 2014）。由此可见，抑郁可能在反刍思维与个体认知失败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反刍思维不仅直接导致大学生认知失败，还可能通过抑郁情绪对认知失败产生间接影响。但是，目前尚无研究直接检验抑郁在反刍思维和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结果，本研究试图了解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认知失败的影响，并探讨抑郁是否在反刍思维和认知失败之间起中介作用，以期为大学生认知失败的干预提供一定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湖南与四川两省182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1710份，有效率为93.55%。其中男生728人（42.57%），女生943人（55.15%），缺失值39人（2.28%）；城市935人（54.68%），农村724人（42.34%），缺失值51人（2.98%）；独生子女697人（40.76%），非独生子女976人（57.08%），缺失值37人（2.16%）；单亲家庭159人（9.30%），非单亲家庭1478人（86.43%），缺失值73人（4.27%）。

2.2 工具

2.2.1 认知失败问卷

采用Broadbent等（1982）编制，周扬等（2016）修订的认知失败问卷（Cognitive Failures Quest-ionnaire，CFQ）。该问卷共25道题目，包括干扰、记忆、人际失误、运动协调和人名记忆五个维度。采用1（从不）～5（总是）5点计分，问卷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认知失败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2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Nolen-Hoeksema等（1991）编制，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该量表共22道题目，包括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三个维度。采用1（从不）～4（总是）4点计分，问卷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3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Zung（1965）编制，王征宇和迟玉芬（1984）翻译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该量表共20道题目（其中10道为反向计分题），包括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抑郁的心理障碍四个维度。采用1（从不）～4（总是）4点计分，问卷得分越高代表抑郁情绪倾向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3 數据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Hayes（2013）编制的SPSS宏PROCESS程序，应用Model4检验抑郁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本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形式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对所有条目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数有11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23.47%，远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认知失败现状分析

分别以性别、家庭住址、是否独生和是否单亲为自变量，认知失败得分为因变量，分析大学生认知失败的现状。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大学生认知失败的是否独生差异不显著（p>0.05）；是否单亲差异不显著（p>0.05）；性别差异显著（t（1669）=-3.85，p<0.001， d=0.19），女生得分（M=59.92，SD=14.30）高于男生（M=57.24，SD=13.98）；家庭住址差异显著（t（1625）=-2.32，p=0.020，d=0.12），农村住址大学生得分（M=59.64，SD=13.18）高于城市住址大学生（M=58.04，SD=14.80）。

3.3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r=0.57，p<0.01）；抑郁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r=0.43，p<0.01）；反刍思维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48，p<0.01）。反刍思维、抑郁与认知失败的各个因子，包括干扰、记忆、人际失误、运动协调与人名记忆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3.4 抑郁在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被试性别与家庭住址的情况下，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应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ROCESS程序，检验抑郁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效应。如表2所示，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失败（β=0.71，t=28.84，p<0.001）；当反刍思维和抑郁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反刍思维（β=0.59，t=21.71，p<0.001）和抑郁（β=0.33，t=8.76，p<0.001）都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认知失败。

对中介效应作进一步检验发现，抑郁对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之间产生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分别为[0.66，0.76]、[0.09，0.15]，均不包括0，说明抑郁在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量为0.1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6.90%，直接效应量为0.59，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3.10%。反刍思维对认知失败影响的路径如图1所示。

4 讨论

4.1 大学生的认知失败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的女生认知失败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周扬等（201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女生之所以比男生报告频率更多的认知失败，可能是由于女生相较于男生更偏向感性而非理性，更容易受到负向情绪（比如抑郁）的影响，在这种消极状态下无法灵活分配有限的认知资源，从而表现出较差的认知行为（周扬等， 2016）。

本研究还发现，农村住址大学生的认知失败得分显著高于城市住址大学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例如，章麟（2013）发现，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认知失败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对于目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信息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扭转。以往城市学生会比农村学生更早更快地接触到信息的刺激，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普及，农村学生现在同样可以获取到对等信息。认知资源占用理论认为，个体所持有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Watkins & Brown， 2002）。城市学生由于从小生活在信息丰富的环境中，可以从容挑选适合的资源，而农村学生相比之下一时无法适应这种环境，认知资源的调动较差，大量的信息占用了有限的认知资源，也就报告了更频繁的认知失败。

4.2 抑郁在反刍思维和大学生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李璇， 梁祎明， 2022; Cropley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1）。如Cropley等（2016）发现，员工越沉溺反刍工作，其在思考和认知上的注意力越不集中，报告认知失败的频率越高。本研究还发现，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方帆等， 2021; 胡月等， 2017; Fisher et al.， 2020）。反应风格理论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不良的认知方式，会影响到抑郁的发生、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Nolen-Hoeksema， 1987）。Robinson等（2003）的研究表明，陷入消極情绪且倾向反刍的个体，很可能发生频率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的严重抑郁（来水木等， 2009）。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与认知失败及其各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抑郁的认知理论认为，抑郁个体在认知加工中对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难以抑制自身对消极信息投入更多的注意，从而引发认知失败（侯娟等， 2021; 张红梅， 张志杰， 2011）。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结果表明不仅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认知失败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且抑郁在反刍思维与认知失败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反刍思维不仅是诱发认知失败行为的直接风险因素，而且还会通过抑郁情绪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失败。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认知状况的影响是不易察觉的，而抑郁作为最易被反刍诱导的易感因子，其水平的高低对个体日常生活中认知表现的好坏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反刍思维会激发个体消极的认知偏向（如消极记忆、消极元认知、消极图式等），表现出对消极生活事件的反复思考，而较少考虑积极的解决策略和应对方式等。这些消极的认知偏向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消极情绪或抑郁症状，进而表现出情绪低落、思维迟钝、语言及行为减少（Sullivan & Payne， 2007）。另一方面，处于负性情绪状态下的大学生，不仅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消极和有偏见的，其注意力也难以集中，即个体无法长时间对正在进行的某项活动集中注意（胡月等， 2017; 来水木等， 2009）。在此基础上，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出现明显降低，从而表现出认知失败行为（陈骁， 冯正直， 2015; 张红梅， 张志杰， 2011; 章麟， 2013; Cropley， et al.， 2016）。除此之外，对于抑郁在反刍思维和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可以用认知资源占用理论来解释，处于反刍思维状态的大学生由于大脑持续运转以及消极地应对人际困扰，严重挤压了认知资源，从而导致压力与消极情绪等负面影响，而认知资源被过多占用，可能会导致大学生正常的认知机制被损害，进而出现认知上的行为错误（陈骁， 冯正直， 2015; Watkins & Brown， 2002）。

综上所述，反刍思维不仅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认知失败，还能通过抑郁情绪间接地影响其认知行为。本研究借助探索反刍思维通过抑郁影响认知失败的内在作用机制，为预防大学生认知失败提供了新方向。抑郁不仅危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还影响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状态。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定期对大学生进行抑郁筛查来预防或干预大学生的日常认知状况，提高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也要转变对待消极生活事件的态度，以防陷入反刍思维状态，避免产生其他不良影响。

5 结论

（1）大学生认知失败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家庭住址差异。女生比男生更易经历认知失败，农村住址大学生比城市住址大学生更易经历认知失败。

（2）抑郁在反刍思维和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反刍思维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失败，也通过抑郁对认知失败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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