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

摘 要：因为西西的辞世，网上出现不少纪念的文章，这对于一个有着诸多方面才能而又一生勤于创造的作家及其读者来说，也许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而这些纪念文章中也返检出不少有关她的文学史料。如将西西分别于1987、1988年为台湾洪范书店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选目及其序言，与她差不多同一时期在香港《博益月刊》的“海峡两岸”栏目所推介的大陆小说对比，不难发现其中“西方”及其“现代”，成为其间共有的标准，而以此标准，却又可以见出这两处的选目在艺术形式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别。从这个角度，虽说西西有着精英化的艺术感觉，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不为时所累，但此时香港作为中西互动的中介，及其基于建构自我的需要形成的“香港视角”，却仍然是限定了她的评判：她一方面抵触“伤痕”的艺术表现，另一方面，却又乐意从“伤痕”的角度，理解大陆作家及其文学。

关键词：西西；香港视角；现代意识；边缘阅读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3-0082-09

西西于2022年12月18日的辭世，在相关纪念文章中，有不少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料，不仅有助于理解西西的创作，而且对于把握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学互动，提供了可资佐证的材料。比如西西在20世纪80、90年代与大陆作家的通信，以及她当年给台湾洪范书店出版的大陆小说集所做的序言。这套《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由西西编选了4册，其中两册出版于1987年11月，另两册出版于1988年7月，而此后该书继续出版，但大概因为西西患病而改由郑树森主编。这套作品集在市面上已难得一见，但此番为悼念西西，各卷的书名和目录，顺势被发掘出来。这对于我们理解“八十年代大陆小说”在港台地区的接受情况无疑大有裨益。要知道，“重返八十年代”作为大陆学界的热点，已经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其中，不免有过来人带着岁月的沧桑与无奈感叹过往的岁月，而对逝去的年代充满追忆、美化、神化，乃至于借题发挥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人，虽说感受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影响，却又并非历史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人，就有意重构另一种历史叙述的情感结构。相对于这两种占据主流的态度，像西西这样一个香港作家，虽也经历了80年代，但身在香江，仅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那么她对于这一时期大陆小说所做的选择、评判与解读，就给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参照。

像这种别样的参照，也见于西西在《博益月刊》的“海峡两岸”栏目中对于大陆小说的推介与评述。《博益月刊》是香港的一家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它自1987年9月创刊开始就开辟了“海峡两岸”的栏目，这个栏目基本上是以作家作品搭配相关评论的方式，而西西就在其中承担了向香港读者介绍大陆小说的任务。不难发现，西西在《博益月刊》的“海峡两岸”栏目中，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陆小说的推介和评述，也跟她当时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中一样，体现了她作为一个香港作家的视角。事实上，西西为香港这家《博益月刊》推介大陆小说的时候，正是1987年9月到1988年7月间，基本上与她编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的时间相重合。但大为不同的是，在那篇序言中，她对于“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脉络有着清晰的描述，而对于当时大陆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比如新潮作家如何引起哄动，以及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哪些争鸣，其中的误解、创见，乃至背后所牵连出来的文学史线索，非但一点也不陌生，反倒更能站在“边缘位置”，给出清晰而又精准的判断。然而她在《博益月刊》推介和评述大陆小说时，却并没有着力于描述当时大陆的文学发展脉络，而是在各种新潮或者先锋风起云涌之际，偏偏将目光投注到较早的“伤痕”与“反思”文学，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形式创新的不满。西西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于形式实验表现出强烈痴迷，而后“世纪末”以迄“新世纪”，也仍不断表现出艺术形式的敏感和探索的热情。那么她何以在《博益月刊》中推介大陆小说时，执着于强调现实经验而对彼时方兴未艾的形式实验流露出“偏见”，而这“偏见”却又在编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时做了调整呢？为此，将西西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所做的序言，与她在《博益月刊》中所作的推介对读，或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可借此反观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化格局中，她作为香港作家所秉持的审美观念与内在香港视角的冲突。

一、“像西西这样的一个读者”

像西西这样的一个作家，在文艺方面的才能无疑是多方面的。西西自1955年在《人人文学》上发表诗作以来，在香港文坛上活跃了将近70年，足见她强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除了在物质生活上的清淡自守，而又在创作之外兼着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应是她早年文艺生涯的一份保障。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她多方面的文艺才能，让她在昔日报刊业发达的香港，有了在专栏或副刊四面开花的机会，在小说、诗歌、散文之外，又广泛涉足文评、影评、剧评和画评。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专栏化的文艺生存之道给她带来多大的收益，但西西确实在漫长的文艺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仅仅关于中外小说的阅读和评论，就先后结集了2部。从中不难看出，西西的涉猎之广，而这些从文本中得来的经验，也在很多时候转换到她的创作中。比如她最初在《中国学生周报》征文比赛中获奖的《玛利亚》，就有评委李辉英认为她是“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及个人的想象而组织了题材”①，而这一创作上的技法恰恰就是她一再推崇的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常用的。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的序言中，西西论及陈村的创作，曾提及“他不断变，书本的启示也许多于土地”。对此，许子东以他跟陈村十多年的交情做担保，“我敢说西西的这句话是道中要害的”。而且许子东还不由得感叹：“内地这几年也有关于陈村的零星的评论，或赞其技巧、观念先锋，或捧他如何灵气横溢，为什么反不如身处喧哗荒漠的西西更能静心体会陈村小说的实在意味呢？”②这显然是希望在对比中强调西西的眼光独具。但其实，西西在评述陈村小说时的一语中的，恐怕也另有原因，那就是她本人的创作，也存在“书本的启示也许多于土地”的因素。

读西西的小说，像是走进了图书馆。这显然得益于她的博览群书。关秀琼还曾在《西西的书卷气》一文中专门就此考察了西西在香港《快报》上开辟的“阅读笔记”。据关秀琼考察，“阅读笔记”分两个阶段刊于《快报》的“快趣”版，其中第一阶段是1981年1月19日到1981年7月15日连载，第二阶段是1983年6月1日至1983年9月30日连载。因为关秀琼重点考查的是第一阶段，她又将这一阶段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81年1月19日至1981年2月19日，集中介绍拉美及中外小说，第二个时段是1981年2月20日至1981年4月1日，是对《诗经》《乐府》《周易》《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典文献的解读，而后则是1981年4月2日至1981年4月8日连续刊登了七篇画评，介绍雷奈·马格列特的画作。由此可见西西的文学教养，不仅贯通古今，而且触类旁通。接下来关秀琼着重考查了西西“阅读笔记”中的七篇“画介”部分，用以分析《浮城志异》中对于这部分绘画资源的转化③，所以，就没再触及第二个阶段的内容，而据查，时隔两年，西西又将她的兴趣转移到西方现代小说，并于1986年将她在这两个阶段有关西方或拉美現代小说的“阅读笔记”，经重新编排整理后，收入台湾洪范书店版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

像西西这样的一个作家，不愧是“永动式融界大师”④。而若就阅读而言，西西对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的小说的兴趣，应该远大于20世纪以前的文学经典。不仅如此，除了欧美的君特·格拉斯、卡尔维诺、昆德拉、冯尼格之外，她还对拉美作家如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略萨表现出浓烈兴趣，而后又将这兴趣扩展到非洲作家。比如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他的《等待野蛮人》早在1986年就已进入她的法眼。显然是这些作家所共同关心的身份意识和认同困惑，以及他们身在边缘的后殖民处境，深刻地激起了她作为一个香港作家的共鸣。比如巴西作家罗萨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讲了一个大家庭中的父亲，本来是老实、本分、木讷的典范，却突然有一天给自己订做了一艘独木舟，漂流到家附近的一条河上再也不肯上岸了。他的离家出走惊动了很多人，他们纷纷猜测个中原因，但却又不得其解，而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最初的诧异消失殆尽，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而母亲也老了，并都远离家乡，但父亲铁了心一般，仍是不肯上岸，直到有一天作为叙事人的“我”，在岸边一边哭诉，一边对天发誓“你在河上漂流太久了”，“回来吧，我会代替你，就是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无论何时，我会踏上你的船，顶上你的位置”，然而当父亲对此作出回应，并且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他举起手臂向我挥舞”，而“我”却逃开了⑤。虽然西西在复述过这篇小说的梗概之后，并没有特意作出引申⑥，但其中所述及的父子间的认同与疏离、理解与困惑，或让她恍然意识到自我的身份意识，以及作为一个香港作家，而不得不去思考的与作为政治实体和文化符号的大陆的关系，而这样的身份感、认同感以及香港意识，也恰是她的众多小说，如《肥土镇灰阑记》《飞毡》《候鸟》等，一再重返的主题。

实际上，西西在评述大陆小说时，总会将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经验融注其中。作为小说家而对小说做出阐释，这显然是一个长处，但西西因为广泛涉猎，而在行文中难以掩饰的书卷气则又让她的评述更多了比较的视野。从《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中，可见出西西特别强调它们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经验的吸收。而她自己的创作，比如《玛利亚》就受惠于在当时香港知识界流行的存在主义观念，从而致力于“从人间苦难中反思天意与人自身抉择的关系”。因为这一创作经验，西西就特别强调，大陆在“伤痕”“反思”“改革”之后，“兴起的新浪潮，除了年轻作者的努力，和几件事有极大的关联：其中之一，是由于通过翻译，引进了海外当代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描述当然是接近实际的，并跟她的阅读经验相仿，她也强调这一次大陆打开国门，“再不止满足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而是推介研究当代的作家，像德国的伯尔、格拉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夏侠，法国的新小说、荒诞剧，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⑦。这样对于同频共振的强调，既显出西西本人的审美趣味，也见出大陆“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改革开放”，似乎在有意重复香港60、70年代走过的路径。从她所做的罗列中，可以看出与她在《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之间的高度重合，而她在创作中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经验的吸纳，对于拉美文学的偏爱，并且强调后殖民语境中作家自我意识的思考，也都显现在她对于大陆小说家的推介和品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西对于这一时期大陆小说的推介和品评，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她似乎也并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作家，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点上，给大陆小说指点发展路径的用心。

尽管西西作为一个读者，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是极具个人性的自主选择，但她身在香港，当然也深受香港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比如她众多的评述文章，绝大多数是关于拉丁美洲小说的，这就不能仅仅从她个人的审美趣味加以理解。事实上，早在1972年，也斯就主编了一套《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由台湾地区的环宇出版社出版，而其中所选的10篇小说，就有西西所解读的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相比较十多年后大陆对于这篇小说的译介，作者的名字翻译成了卢沙，小说的名字翻译成了《河之第三岸》。像这样译名的差别，当然只是技术的枝节，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化格局。香港作为港英的租借地，具有双重的边缘地位，但这特殊的边缘位置，不但让它有机会也有动力向西方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意识更早一步敞开襟怀，而对处于宰治地位的西方，也不免流露出离心的驱动。因此，那些处在全球资本主义链条较低层级，而在文化上却不断有所异动的国家或地区，就特别地能够引起共鸣。拉美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动因下引起了西西等香港作家的重视。事实上，香港文艺界对于拉丁美洲的持久兴趣远早于大陆。比如西西对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阅读与关注，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而大陆作家的兴趣，却只在他获得198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才被激发出来，并由此掀起声势浩大的“寻根”思潮。所以，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学的发展，香港文艺界在无形之中充当了先导，而西西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在报刊上发表“阅读笔记”，又因缘际会而给台湾地区编选大陆小说选，就成了先导之中的代表人物。

二、“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

被置换的典律

从西西给《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所作的序言中，不难发现那时候的大陆和香港共享了相近的文学观念，它们似乎都乐于从“拨乱反正”的框架出发，解释当时的文学在思想观念上的“新启蒙”诉求，以及与这些思想观念相配合，而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认为有必要广泛吸纳西方现代主义经验，而进行形式上的探索。所以，当暌违30余年而读到西西有关“八十年代”大陆文学发展的起点、转折以及趋势的描述，就会毫无违和感地想起时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相关章节。比如西西这么说，“中国大陆当前的小说，统称‘新时期小说，所谓‘新时期，得从一九七六年算起。在这之前，文学作品大多数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是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运动文学，既歌德，又一言堂，自难免‘假大空的调调。而‘新时期文学，诞生于十年动乱之后，文学作品逐渐扬弃了过往的框框”⑧，接下来她就开始描述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等被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又从“伤痕”而谈到“反思”，并在比较了“伤痕”与“反思”的区别之后，谈到了“改革文学”⑨，如此等等。“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也在她概括性的叙述中占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她重点评述了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火灾》、郑万隆的《老梆子酒馆》等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又有写法上的创新，而此前“伤痕”“反思”“改革”或“知青小说”，尽管“这些作品都具有深刻动人的内容，初期往往写得比较粗糙，急不可待地诉苦、鸣冤，而忽略了小说本来是文学艺术；后期的一些，则文字精炼，叙事已见条理，重视小说的结构。可是，就大体而言，创作的观念毕竟停留在传统的旧路，因此，大多恐怕只具有历史意义”⑩。

所以，在评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时，如她所言，“我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必须有扎实的思想内容，可也得重视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既重视思想内容，又强调形式创新，不过是文学上的普遍法则，但西西在这里却显然是意有所指，也就是她所谓的思想内容，除了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些“黑暗日子”里种种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压迫与苦痛进行揭露和批判之外，就是对于普遍的人类困境和个人困惑做极限式的探讨和表现，而所谓的形式创新，她虽然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但终究是要包含“时空倒叙、跳接、多角度、多声道的表现手法”，而这些，都是跟“魔幻写实、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关联在一起的11。西西并不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她从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经验出发去理解小说，却更能够在三言两语之间，就轻松地概括出一个作家，或者一篇小说最具有区分度的地方。而且她确实在这篇序言中，将自己设定的准则贯彻到底，品鉴中真的做到了兼顾思想内容的深刻和形式技巧的新奇。比如西西因为强调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的并重，就不为那个时代大陆文学中甚嚣尘上的“现代派”“形式主义”所蛊惑。所谓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一个口号，竟在她的评述中找不到痕迹。相反，她认为，“中国大陆这几年来的报刊多，容量大，小说作品不愁出路，只要努力创作，作者立刻得到肯定和承认”，这么一来，“恐怕也有人当是一条掏名掏利的捷径”，甚而至于，“鱼目混珠是不免的了：以为凡是新，就是好；结果就有人把文字颠来倒去，花招层出不穷，新小说、弗洛伊德、魔幻等等搅在一起，唬骗人，居然也出了名，成为新贵”，对此，她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拒绝，以为是“这些害群之马却害了真正探索的小说家，让保守的势力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所以，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叙述圈套”，在她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本里完全找不到痕迹。

西西将“西方”及其“现代”作为标准，不免有“挟洋自重”的嫌疑，而且居高临下，颇有一种指点江山的自信。然而她的这些评點，既获得被评点者的认可，又为大陆评论家所服膺。对于被点评者的认可，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在当时那种文化隔膜的情况下，有作品被香港作家介绍到台湾地区去出版，对于提高一个大陆作家的知名度，是大有裨益的。莫言就曾经言及，就是因为西西的推介，他的著作才“得以在台湾洪范书店陆续出版，这对于我个人、对于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12。而诗人痖弦的回忆，则将这一意义更推而广之：“海外知道莫言的人，多半是洪范这一系列的出版所造成的印象。后来他得诺贝尔文学奖，跟洪范为他出版了八本书，应该有些关系。”13许子东当时应该是初从大陆赴港，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对“西西选大陆小说”表示赞赏，“看西西的似乎是印象式随感式的评论，我惊讶小说在文学性意义上能达到的人的沟通程度”，并因此而“增强了对‘文学（或‘文学性）的信心”14。从痖弦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暗示，从许子东对于“文学性”的强调，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大陆文学界在“拨乱反正”的前提下，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已经大致实现了从现实主义文学典律而向现代主义文学典律的转变，而“海峡两岸”则是借由西西的介绍，以香港为中介，完成了对于“西方”及其所表征的现代意识的一致认同。一种被许子东称作“文学性”的东西，把冷战后期仍处于分断体制下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先行统一起来了。

所谓现实主义典律向现代主义典律的转变，或许并非一个准确的概括，但这里不妨为这种转变提供一个佐证。1980年11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选了一套台港文学作品选，其中《香港小说选》所收录的“三十位香港作家的四十八篇作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假和丑恶”15，而像这样的“后记”，在黄子平看来，“仅仅依据恩格斯评巴尔扎克而界定的‘典型论‘现实主义来检选‘香港文学，读者看到的便只是那‘主义本身，而非‘香港文学的‘现实了”16。黄子平的评述，显然包含着负面的观感，而这感受，即使有作品收入的香港作家东瑞也有，比如他就认为“编排失当”，“很多作品不具有代表性”17等，而时隔多年以后，陈国球则评价说，“如果这个选本真的是一面镜子，香港境内的文学活动参与者大概会见到另一个陌生的镜像”18。这种种的不满，其实统一地指向了“现实主义”的编选标准，而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创作观念或表现技巧，而是跟“反映论”“阶级论”等关联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时身在大陆而又积极参与“新启蒙”话语的黄子平，就对于1980年版的《香港小说选》以“现实主义”作为“过滤”原则给予了调侃，而陈国球则对苏叔阳在评点这本书时所表现的“自信”进行了揶揄，认为苏叔阳所谓的“香港是个畸型的社会，光怪陆离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文学难逃被商业侵袭的厄运”19，以及“香港小说的成绩，不要说同世界小说的发展看齐，离中国内地小说的主流也相去甚远”，以为像他这样“以最诚恳的态度表达了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似乎完全忘记了内地的文学，“刚刚摈弃了那种主题先行，从观念出发的非文学的指导思想”。

实际上，香港作家所最引以为自傲的，恰恰就是他们的文学相比于大陆文学更接近于“世界”的距离，而这个“世界”，就是“西方”及其所标榜的“现代”意味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陈国球才觉得以大陆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选“香港小说”，只能给“香港境内的文学活动参与者”提供“另一个陌生的镜像”，而黄子平，则对这“现实主义”过滤法抱着反思的心态，并接下来描述了后续大陆有关香港小说选本的“进步”，比如到了花城出版社1983年出版《香港作家小说选》的时候，曾敏之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开始“论到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指出香港小说除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也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但集子中却极少收录现代派风格的作品。直到一九八六年，花城出版社推出《香港作家中篇小说选》，才有刘以鬯的《犹豫》、西西的《象是笨蛋》和吴煦斌的《牛》收入，但基本仍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这里黄子平所作的描述，从侧面反映了“现代主义”逐步在大陆获得“正当性”的过程，但吊诡的是，直到1987年的时候，差不多与西西编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同时，大陆文学界还在为如何“合法地”引进西方现代派文艺争论不休，并“试图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证明，可以将现代派‘技巧与现代派‘内容相剥离，在采用现代技巧的同时可以对其哲学及其心理内涵完全免疫”。而西西，则已经在强调内容和形式上双重的现代品格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相对于“现实主义”的优胜，西西所编辑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能得到广泛的认可，认为其选目代表了大陆这一时期的小说“进步”的方向，然而在同样情况下，大陆这一时期出版香港小说集却不断地接受质疑，以为将“现实主义”作为筛选法则，“仅仅以‘图解生活‘图解概念的作品为主要样本；没有勇气、也没有兴趣翻寻香港人在过去几十年与中西文化的纠缠轇轕，没有探问香港作家在社会、经济种种压力下蜿蜒流动的努力”20，自然也就不能或很少看到身处中西冲突前沿的香港最具特色的“现代主义”了，这恰恰是香港作家据以自傲而又为大陆逐渐兴起的“新启蒙”意识所艳羡不已的东西。

三、“香港视角”与“大陆小说”：暧昧的选择

这里或者存在一个所谓的“香港视角”问题。然而何谓“香港视角”，却又难以界定。在众多的香港作家中，香港就经常是“身世朦胧”的、“失去记忆”的、“悬浮未定”的，而这些香港作家，也是南来北往东播西迁，他们中有的左右逢源，有的左右为难，有的遗世独立，有的蝇营狗苟，而由他们组建的文学社团，要么宗旨含混，要么聚散无常，创建的刊物，也是或此起彼伏或风流云散，既如此，在暧昧不明的香港，香港文学本身也变得曖昧不明、难以定义。从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小说选》落得个“编选失当”的判词，倒也不奇怪。面对这么一个含混的文化场域，香港及其文学很难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加以筛选。其内部多种文艺力量的话语竞争，可能让任何一种编选，都会陷入“失当”的结局。比如说，尽管西西评点大陆小说颇受各方面的重视，但她自己当时在香港文坛所受到的“冷遇”，就颇有一些同道中人给她打抱不平。《博益月刊》于1988年第13期就借着西西的小说集《手卷》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的机会，转载了罗孚化名柳苏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像西西这样的香港作家》，特别指出：“她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在台湾《联合报》刊出，而获得特别奖的。在台湾，她的名气似乎比香港要大。有人说，香港人到外国旅行，有时买了一些纪念品回来，细细一看，才发现那些使人欣赏的东西其实是‘香港制造的，西西的一些文章就有过从台湾到香港‘出口转内销的奇遇”21。戴天也借题发挥，认为“香港弹丸之地，出了这么一位作者（所谓‘西西作品具全人类眼光），普通人对之不理，也还罢了。所谓文评界，特别是平日侈言文化学术之士，对西西冷漠有加，却不知所为何事？”并由此反问而自答曰“并非整个香港没有人理会西西的写作”，但她之所以有此“奇遇”，至少说明了“香港文艺畸型现象”22。然而事实情况是否究竟如此呢？陈国球就不以为然。他列举了西西早期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不但获奖无数，而且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肯定，比如林以亮（宋淇）就曾撰文评论她的创作。这些看法的不一致，说明了香港文坛内部的不一致。但即便像黄子平所指出的香港犹如一个“不明写作物体”23，却也有建构自身的需要。尤其是当时尚且作为港英租借地而又面对一个强大的文化母题，香港最希望以“发达”和“先进”示人，西西作为游离于消费主义之外的“纯文学”作家，如宋淇所言，“受南美、欧陆作家影响，自成一派，但不能成为畅销，因不讲究情节”23，而叫响不叫座，所以只能清贫自守的状况，在它们那里，也自然是不想轻易示人的。而一部大陆编选的小说集，竟然是旨在宣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犹如一面镜子，既“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又“揭露和鞭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当然会遇到强大抵触情绪，并以所谓“编选失当”，只能给“香港境内的文学活动参与者”提供一个“陌生的镜像”等措辞，将这样的抵触情绪学理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香港视角，一方面是香港建构自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也有意迎合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对于香港的想象，希望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它不仅在经济上处在“大中华经济圈”中的桥头堡位置，而且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化政治中充当引领现代潮流的先锋。实际上，香港经过20世纪60到70年代的高速发展，它到了80年代的时候已具备经济上的示范价值，而它无论看自己还是看大陆的目光，都会将“西方”及其“现代”植入其中，也就是凭着它与西方的关系，转而朝向世界的华人社会，扮演着沟通与整合的角色。这中间，大陆恰又在“拨乱反正”前提下，试图以“改革开放”为诉求，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就尤其强化了香港的“窗口”功能。它也就逐渐从港英的租借地，一方面面临“回归”的命运，另一方面却又变成“大中华经济圈”的重要一环，意识形态的差异被搁置，如何高效参与全球化竞争，是最为重要的目标。所以香港及其文学，自身的暧昧不明，则又在大陆视野内被置换上“现代”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当时大陆“新启蒙”所造就的认识论装置下，大陆的文学界也更希望从“西方”及其“现代”的角度体认香港的价值，而这两者交相为用，在某种意义上，就实现了香港文学形象从“边缘”到“中心”的突围。郑树森曾感叹，“无论语言、文化传承、地理环境及生存条件，香港都无法自外于‘中原，但客观情况又注定香港要扮演‘边陲角色”24。然而当时“华洋杂处，东西汇流”的“香港牌”就以“边缘”自傲。这也就无怪乎当时身在台湾的龚鹏程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看似远离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但常常反而是中心，因为一切都要投过它中介。比如他特别提及西西主编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有效沟通了台湾地区对于大陆文学的了解25。

因此，所谓的“香港视角”，更多的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的中介。正由于居于这样的中介地位，1987年9月创刊的《博益月刊》才一开始就开辟了“海峡两岸”的栏目，并邀请在台湾地区广有声誉的西西，代为介绍当时大陆的作家作品。这是颇有意味的安排。但细思倒也别无深意。毕竟在“海峡两岸”与西西搭档的施叔青本就出身于台湾，不但三姐妹（施淑、施叔青、李昂）在台湾文坛广有人脉，而且作为现代派小说家的代表，远涉重洋，跟离散北美的台湾作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相较于此，西西虽身居华洋杂处的香港，但并不长于交际，所以从文本解读角度，介绍大陆有影响力的文学新作，的确更为合适一些。事实上，她对于大陆作家的介绍，也主要是作品解读的形式。而若另行考虑到西西当时正主编洪范书店版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则又更进一步明白，《博益月刊》上她有关于大陆作品的介绍，或原本就是她为这本选集所作的准备工作而产生的副产品。据统计，西西在“海峡两岸”中所推介的大陆作家作品，计有蒋子丹的《今夕是何年》（第1期）、林斤澜的《法币》（第2期）、高晓声的《火和烟》（第3期）、陈村的《给儿子》（第4期）、邓刚的《超过一倍》（第5期）、陆文夫的《围墙》（第7期）、彭瑞高的《醉土》（第8期）、侯贺林的《赌注》（第11期），其中所涉及到的作家，大多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中提及。他们中有的在当时就已经声名远播，比如林斤澜、陆文夫，都是老作家，尤其高晓声和陆文夫，“百花时代”就是“探求者”群体的核心。但其他几位作家，比如蒋子丹、陈村、邓刚等，也算得上崭露头角了，而彭瑞高和侯贺林，却籍籍无名。但无论是“老资格”，还是“新生代”，西西似乎只看作品说话，而且这些作品，当时也并没引起特别注意，所以她不像众多选编者那样追逐热点、看重争议、渴望反响，这似乎很合乎她淡然而从容的秉性。

如将“海峡两岸”中推介的篇目，跟《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比较，就会发现有些作家，虽又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的序言中论及，比如陆文夫、高晓声、陈村、邓刚，但其中入选的，只有陈村和邓刚，而其他如高晓声，只在论及“改革文学”的时候，列举了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而陆文夫也是在转向介绍“寻根文学”之前捎带了一句：“与此同时，寻根的‘大众文学兴起，郑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都是典型。北有鄭友梅，南有陆文夫，京味小说和苏州风情，他们自是翘楚。”27按说以陆文夫作为表现苏州风情的“翘楚”，是给予了挺高的认可，但冠以“大众文学”的名头，就显得有些不咸不淡了。但是当她在“海峡两岸”栏目中介绍陆文夫的《围墙》时，却充分肯定了其中“用幽默风趣的笔法来处理改革的题材，写得真好看”：“一方面作者本身的文字精炼，人物面貌写得生动，另一方面应该是素材选得出色”28。很显然，其评价原则，跟《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序言中是一致的，既重内容，又重形式，也就是她所谓“结合中国大陆小说的发展，我选择的准则，主要除要求作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同时要求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探索：一句话，总得要有新面貌”29。但在兼顾内容和形式上，“海峡两岸”中篇目的选择和评述的重点，除了有关陈村的《给儿子》强调其“温暖”30之外，绝大多数将它们中有关社会文化“伤痕”的后遗症，“改革”的艰难与创痛，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女性的苦难等“内容”，作为分析的要点，而且它们在写作手法、形式技巧上，跟《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的篇目相比，确实都显得落伍了不少。西西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序言中论及“伤痕”“反思”“改革”诸多文学，曾言及它们“初期往往写得比较粗糙，急不及待地诉苦、鸣冤，而忽略了小说本来是文学艺术；后期的一些，则文学精炼，叙事已见条理，重视小说的结构。可是，就大体而言，创作的观念毕竟停留在传统的旧路。因此，大多恐怕只具历史意义”31，但在《博益月刊》的“海峡两岸”中，她却给这些“只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流露了太多的温情，表现在“香港视角”上，她似乎希望以此向香港的读者介绍这一时期的大陆小说时，能因此而维持审美上的优越感。

四、结语

简而言之，这两处西西的点评，都堪称精彩绝伦，但选目，却看起来完全是出自不同的选家，而且它们尽管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要么进入洪范书店版的选集，要么收入《博益月刊》的“海峡两岸”栏目，但最初发表，却隔着三五年的距离。如果按照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的《香港小说选》所遭到的评判的标准，是否也会觉得西西在这里也要面对“编选失当”的质疑呢，而若是质疑，为何她同时主编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却又直到今天仍被视为典范呢？这可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毕竟一本书的出版和一本杂志的编选，都应该不是西西一个人所能决定的，这背后诸多的考量因素，以及多少人参与其中，都是很难确定的。所以与其在这两处寻找差异，倒是不如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这共同点倒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的更为“现代”，有的略微“现实”，但它们却都是“觉今是而昨非”，凡是跟过去的、落后的、传统的以及某一时段的社会政治可以关联在一起的思想观念，都应该持有反思甚或批判态度。或就是这个意义上，那些“八十年代”诸多形式创造的急先锋，因不能触及“现实”及其阴暗面，而难以进入她的法眼。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西虽说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为时所累，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承认机制仍然是限定了西西。比如从香港看大陆，总不能逃脱审美的傲慢。这就是所谓的“香港视角”所决定的，而在这一视角下，“西方”及其“现代”，当然如西西所言的，不仅仅是关乎形式，而且攸关内容的。要知道，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现代主义实验在香港就不绝如缕，而况西西又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在此间确立了现代派作家的地位。与此相较，大陆“八十年代”以来而兴起的现代主义新潮，在西西以及香港文坛宿老眼里，就不免有些邯郸学步的味道。所以，审美体验的优越感所造就的居高临下视角，决定了如果形式创造上不入眼，就只能在有关现实或历史的苦难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了。从这里，不难看出西西一方面抵触“伤痕”的艺术表现，另一方面，却又乐意从“伤痕”的角度理解大陆作家及其文学。

① 李輝英：《〈玛利亚〉评判的话》，《中国学生周报》1965年6月4日，第672期。

②14 许子东：《西西选大陆小说》，《呐喊与流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③ 关秀琼：《西西的书卷气》，《八方文艺丛刊》1990年第12辑。

④ 凌逾：《西西：永动式融界大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⑤ [巴西]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河的第三条岸》，[俄]托尔斯泰等：《河的第三条岸：世界精短小说经典三十八篇》，杨幼力、乔向东等译，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68页。

⑥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⑦⑧⑨⑩11272931 西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版，序言。

12 莫言：《香港好人》，《八方文艺丛刊》1990年第12辑。

1324 谢有坤：《西西·大陆作家·张爱玲》，《澎湃新闻·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240574.

15 阮郎：《香港小说选·后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9页。

1623 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边缘阅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第269页。

17 东瑞：《对〈香港小说史〉的看法》，《读书》1981年第2期。

1820 陈国球：《香港当初：文学史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第184页。

19 苏叔阳：《沙漠中的开拓者——读〈香港小说选〉》，《读书》1981年第10期。

21 柳苏：《像西西这样的香港作家》，《博益月刊》1988年第13期。

22 戴天：《说说西西》，《博益月刊》1988年第15期。

25 郑树森：《香港文学专号前言》，《联合文学》1992年第8期。

26 龚鹏程：《从台湾看香港80年代文化》，《华人社会学笔记》，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28 西西：《衣裳的问题》，《博益月刊》1988年第7期。

30 西西：《好导游》，《博益月刊》1987年第4期。

（特约编辑：江涛）

Marginal Reading and Modern Consciousness：

On Xi Xis Commentary on the Hong Kong

Perspective of the Mainland Fiction in the 1980s

Zhao Mu

Abstract： After Xi Xi died， there have appeared quite a few articles in her memory online， which is a great comfort to her， a multi-talented writer working hard all her life， and to her readers. Of these articles， much historical literary material is found about her， too. When comparing the titles selected and included in， and the preface written for， A Selection of Mainland Chinese Stories in the 1980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her in 1987 and 1988， and that was published by Hong Fan Bookshop in Taiwan， with the mainland fiction that she recommended in the sec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in Hong Kong-based Boyi Monthly， in about the same period， it is not hard to find that the West and modernity have become the common standard and， with that as the standard， on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publications in terms of artistic forms. Although Xi Xi has elitist artistic sensibilities， able to insist that her judgement is not burdened with the times but， at the time， when Hong Kong was an intermedia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Hong Kong formed of the need to construct its own self， it still somehow limited her judgement， in that， on one hand， she was resistant to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scar kind， and， on the other， she was happy to interpret mainland writers and their literature from the angle of scar.

Keywords： Xi Xi， Hong Kong angle， modern consciousness， marginal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