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滔

［摘要］从古至今，我国的辞书事业不断发展。从先秦时期的简册帛书到当今人们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的辞书App等应用程序获取知识信息，满足自身文化知识获取需求，辞书无论是载体，还是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我国正处于从“辞书大国”发展到“辞书强国”的阶段。文章梳理我国辞书形态演变的四个阶段，分析辞书形态的发展趋势，并对辞书融合出版模式展开探讨。

［关键词］辞书；形态；电子；网络；融合出版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辞书大国，最早见诸史料的辞书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籀篇》，之后的《尔雅》和《方言》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两部同义词典，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从古至今，我国的辞书事业不断发展。从先秦时期的简册帛书到当今人们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的辞书App等应用程序获取知识信息，满足自身文化知识获取需求，辞书无论是载体，还是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章梳理我国辞书形态演变的四个阶段，分析辞书形态的发展趋势，并对辞书融合出版模式展开探讨。

一、我国辞书形态演变的四个阶段

笔者按照我国辞书各种载体、形态出现的时间顺序，将我国辞书形态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辞书形态发展四个阶段以辞书某种形态在某个特定阶段所占据相对重要地位来划分，各发展阶段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分界线，部分辞书形态共存于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前后两个甚至三个发展阶段中部分辞书形态存在相当长时间的共存情况。

（一）简帛形态阶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里的解释：简，是“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或木片”；帛，是“丝织物的总称”［1］，古人常在缣帛等丝织物上书写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道：“著于竹帛謂之书。书者，如也。”可见，当时，“竹帛”已经是使用普遍的文字信息载体。

一方面，竹木简牍和织物材料等简帛相较于甲骨、金石等载体来说具有一定优势。其制作成本较低，占用空间小，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辞书篇幅规模大、内容专业性强、学术要求高等特点，且辞书作为出现得比较晚的书籍类型，可凸显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被相当一部分重视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并编纂形成。可以说在当时，甲骨、金石等古老的书写材料无法承载辞书庞大的文字信息，而简帛成为辞书载体的首选。

另一方面，简帛作为文字信息载体存在不足。以竹木简牍作为辞书载体，简片数量大，且受限于材质，其制作成的辞书卷册笨重，不利于保存与携带。以帛书作为辞书载体，虽然使用轻便，但是丝织物昂贵且不便于保存，其制作成的辞书容易因虫、鼠、日光、水分等影响而损毁，难以长久保存。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包括《史籀篇》在内的许多早期辞书已经失传，只在后世的一些史料中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二）纸质形态阶段

《说文解字》中对“纸”字的解释为：“纸，絮一苫也。从纟，氏声。”当时的纸是人们在水中漂蚕丝时得到的一种副产品，因此“纸”字才会“从纟”。笔者认为，这样的纸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既无法量产，也不可能普及使用，也就有许慎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而没有“著于纸谓之书”的情况。后来，人们以植物纤维作为原料制作纸张，使纸张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在东汉以后，造纸术进一步改进和推广，特别是魏晋之后，纸张逐渐取代简帛，成为重要的文字信息载体。

从简帛到纸张，对辞书来说，其载体形态迎来意义重大的发展转折点。

首先，以纸为媒介。这使许多以简帛为载体的早期辞书在这一发展阶段得到高效、广泛的复制和传播，虽然部分辞书的原始版本有可能无法查证，但是早期辞书的各种纸抄本、刻印本使相关内容得以流传，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容佚失的风险。例如，《说文解字》的简帛原书早已失传，而流传至今最早的版本是唐抄本残卷，当今的版本则大多是清代陈昌治刻本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这一发展阶段，纸墨代代相传，辞书得以流传。

其次，以纸张为载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辞书的书写成本，提高了辞书的书写效率，对辞书的编纂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纸张应用于辞书制作，也便于辞书实现多人合著，开展大型著述项目。例如：《康熙字典》由张玉书、陈廷敬等多位学者合力编纂而成；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辞书项目也由多人团队合作完成。

最后，造纸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交流，国家之间在翻译、外语教学、编辑出版等领域互相学习和借鉴，对辞书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封装型电子形态阶段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以计算机技术为底层逻辑的信息革命爆发，传统纸质图书面临电子出版物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掌上电子词典、光盘版电子词典等在我国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以掌上电子词典为例，无论是舶来的“卡西欧”，还是国产的“文曲星”“好记星”等，都颇受市场欢迎，且这些掌上电子词典的内容和功能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内容方面，这些掌上电子词典从最初只能收录一两本词典到后来能收录不同语种、不同领域的数十本工具书；在功能方面，这些掌上电子词典从最初只拥有简单的单词查询功能到后来拥有跨词典跳查功能、语音朗读功能，甚至自动识别翻译功能等。作为封装型电子载体，掌上电子词典和光盘版电子词典等的存储和显示依赖固定的实物，如特定的手持阅读器、专用的磁盘或光盘等，属于“单机型”的数字出版物。在这一阶段，封装型电子载体的辞书从携带和使用的便捷性来说优越于传统纸质辞书，弥补了纸质辞书尤其是大中型纸质辞书厚重、不便于随身携带和查阅的不足，解决了传统纸质辞书的储存等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查阅和学习服务。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掌上电子词典面向学生群体，仍具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光盘版电子词典在网络辞书崛起后则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局面。

（四）网络化形态阶段

“网络型数字书籍通常是作者或出版者将作品内容制作成网页，或直接以某种形式存储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上，为用户提供访问服务，使用户可直接阅读、保存、复制、打印，从输入到输出的一切操作均在线上完成。”［3］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型”数字出版物迅速兴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单机型”数字出版物。这一点在辞书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广义上来说，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也可归入网络辞书的范畴。狭义上来说，网络辞书指经过专业设计、开发和编辑的，可供用户在线查询条目内容的辞书网站，以及在手机上安装使用的辞书App。辞书网站一般需要用户通过电脑设备进行浏览，虽然用户通过手机移动端也能打开相关页面，但受限于字体格式、屏幕大小等因素，使用手机浏览辞书网站的使用体验不如使用电脑查看辞书网站。辞书App则是手机应用小程序，用户可通过手机打开辞书App并獲得较好的辞书使用体验。

目前，国内辞书网站比较有名的有《辞源》网络版、《辞海》网络版、有道词典、百度汉语等；辞书App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现代汉语词典》App、《新华字典》App、《新世纪英汉汉英大词典》App等。

在这一发展阶段，网络辞书真正的内容载体是服务器，辞书网站和辞书App只是呈现在用户面前的辞书的虚拟载体。可以说，网络辞书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封装型电子载体的桎梏，依托互联网和服务器，让用户可以任意更换电脑或手机等设备，获得高自由度的辞书使用体验，不必担心内容损毁或丢失。

此外，网络辞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升级更新方便。无论是辞书内容、功能，还是辞书的视觉效果，都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快速地升级改进。这是纸质辞书和封装型电子辞书无法企及的。

二、辞书形态的发展趋势及对辞书融合出版模式的探讨

笔者认为，未来辞书的主流趋势是融合发展，而纸质辞书也不会在短期内消亡，并成为融合出版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纸质辞书会与电子辞书、网络辞书长期共存

在互联网时代，笔者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纸质辞书会与电子辞书、网络辞书长期共存。

首先，虽然当前网络发展迅速，信息检索、资料查阅便捷化，但是网络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用户获取相关信息需要辨明内容真伪对错，以避免被误导。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权威、精当的纸质辞书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次，《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辞源》《辞海》等辞书对应的App、辞书网站，以及存储于手持阅读器的电子词典，它们和纸质辞书使用的是同一套数据库内容。可以说，网络辞书、电子辞书是在纸质辞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纸质辞书是它们的根基，且纸质辞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不能完全被摈弃。

最后，纸质辞书尤其是大中型纸质辞书，承载的是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情怀，既具有实用性意义，也具有电子辞书与网络辞书不可比拟的历史文化意义。同时，随着电子辞书和网络辞书的普及度越来越高，虽然纸质辞书的实用价值有可能会越来越小，但是高品质的纸质辞书往往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二）辞书的融合出版模式探讨

当前，虽然纸质辞书在短期内不会消亡，但是现代人的阅读和学习习惯发生巨变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和其他图书一样，融合出版是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必然选择。

然而，辞书的融合出版又与其他图书有所不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载体形态，辞书都必须保有检索功能，便于用户搜索和查阅。因此，TXT、PDF、EPUB等普通的电子书格式是不适用于辞书的，辞书的融合出版需要创新生产思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目前，对辞书出版方来说，第一种模式也是最简单的融合出版模式。辞书出版方可将纸质辞书相关内容与掌上电子词典结合起来，推出依托于封装型载体的电子辞书。一方面，辞书出版方提供辞书的电子文本；另一方面，掌上电子词典可发挥作为现成的存储和显示平台的作用，为用户呈现经电子化加工并形成特定储存和显示格式的辞书内容，以提供相关服务。

第二种模式是辞书出版方以特定纸质辞书的数据库为基础，开发辞书的网络化版本。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辞书配套的App；《辞源》《辞海》等辞书最新的网络版等。依托权威纸质辞书在市场上和业界内所具有的比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辞书出版方准确定位，满足当今用户需求，将经典的辞书内容以崭新的载体形态推出，是与时俱进之举。

第三种模式是辞书出版方不受限于特定的某部辞书，整合多部辞书以及其他资料内容，打造综合型的语言文化学习网站或App。可以说，第三种模式是第一种模式和第二种模式相结合的升级模式。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涵芬App集合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等多部经典辞书，为用户提供深度融合的字词典智能查询服务和古今名著无障碍阅读、名师精品课、名家书法视频等一系列知识服务；有道词典集合了《新汉英大辞典》《牛津词典》等经典权威辞书的释义和例句，并从网络上收集了相关的用法和例子，为用户提供参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这种模式的辞书出版方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实力和技术水平，并综合考虑版权方面的情况。

当前，笔者认为，辞书的融合出版模式仍在不断发展与变化，辞书的融合出版未来可期。然而，融合出版虽然是辞书发展大势所趋，但是并非所有辞书内容都适用于融合出版。例如，某些小众非通用语种相关的辞书，在内容方面还不够丰富，对应语种文字的数字化技术也不够成熟。对此类辞书，辞书出版方应立足于纸质版的发展，待内容和技术成熟的时候再考虑融合出版为好。

三、结语

从简帛辞书到纸质辞书，再到电子辞书、网络辞书，辞书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我国也正处于从“辞书大国”发展到“辞书强国”的阶段。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辞书出版方必须与时俱进，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和前沿技术发展状况，努力打造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满足社会需求的优质辞书。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3］耿相新.书籍的革命［J］.现代出版，2021（04）：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