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职教高考政策文件、法律法規和地方条例等为实施职教高考制度提供了顶层设计，明确了职教高考的改革方向。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探索职教高考制度的演进逻辑、政策逻辑和现实逻辑，可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教育内外部关系的相互作用，包括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职教高考制度为职业本科教育开辟了新的人才选拔赛道，再次激活了职业教育的新动能，符合当前国家基本政策导向；建立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教高考制度是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新要求的必然举措。深入高职院校访谈学院领导、招办主任、教师、学生等群体，可以发现当前职教高考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普职界限不分明、选才效率提升不明显、技能考试实施方式不科学、动态跟踪不持续等问题。完善我国职教高考制度，需要从政府、市场、学校、个体等四个维度着手，采取提高职教高考资源配置、建立市场与职教高考的伙伴关系、形成技能创新与人才选拔的多重互动、改变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等优化策略。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职教高考制度；行动逻辑；优化策略；技能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0；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119-09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1]。教育部职成司把建立职教高考列在“十四五”期间“重点要做的三件事”之首[2]。职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所提供的中高职衔接和对口单独招生等升学模式缺乏选择性，途径极其狭窄，它不仅没有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反而使得具有普适性的专业教学标准没有了需求空间[2]。中高职衔接和对口单招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来说，选择口径偏少，不符合当前“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中国特色考试招生目标体系。此外，职业教育是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同样要求有符合职业教育自身特点的升学路径。2022年5月1日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正式实施。该法第三十七条明确提出，国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内的政策举措真正实现了实践成果转化，上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3]。

新时期职教高考是在新职教法和相关政策支持下，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其他具有同等学力且有特殊技能的社会人员参加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选拔性考试，是有别于普通高考的考试招生制度。职教高考突出的特点是其职业性和技能性，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势在必行。探讨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分析职教高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是推进新时期职教高考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前提。

一、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Lindblom C.E.）在《决策过程》《政治与市场》等著作中确定了渐进主义思想，即决策者进行决策时在既有的合法政策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微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政策目标[4]。袁振国认为，渐进主义模型的核心原则是改良，即在不抛弃现有政策的同时，调整政策不协调环节与内容，这样可以减少全盘否定既有政策而制定全新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也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5]。职教高考制度的提出和确立过程，从其行动逻辑上来说，采用的也是渐进主义策略。相关研究者通常用理论分析的形式呈现政策制度的行动逻辑，而笔者希望通过渐进主义分析模型和政策文本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相对全面地展现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

（一）演进逻辑：职教高考制度变迁特征与动因

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反映出教育内外部关系的相互作用，包括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职教高考制度实施与推进过程中，需要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打破传统“重普教轻职教”的育人倾向。职教高考制度变迁过程是立足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利益主体的要求之上的，同时受制于职教高考制度执行过程中各类外界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制度调适过程。基于渐进主义模型，职教高考制度必将呈现出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互补、制度内容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并存、制度目标的稳定性与统一性结合等特征。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制度的内涵、目标、内容、意义、工具和价值取向的变化都体现时代背景和渐进多变的根本原则。不同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有着不同的制度样态，表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笔者根据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演变过程并结合渐进主义模型，总结了1978年至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特征（见表1）。

从制度发展阶段和内容变化来看，经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到深化和转型阶段，这些变迁过程蕴含着渐进主义思想。从恢复统一高考到职教高考制度的确立，每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都结合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遵循了职业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发展、微调和改良的方式，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逐步调整和改变制度内容与价值取向，不断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体制。例如，1978年6月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参加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报考对口院校或专业[6]（P105）。这表明当时中等职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还不允许参加统一高考。1990年3月1日，农业部和国家教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农业院校试行招收有一定实践经验学生的通知》，要求高中或农业职业技术高中毕业后（或相当于高中学力）从事农业生产实践或海上渔业生产两年以上的青年方可报考普通高等农业院校[6]（P426-427）。由此可见，教育行政部门在不断放宽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高中学生报考普通高等院校的要求。

从制度目标、价值取向和制度工具来看，高等职业院校考試招生制度的关注点逐步由宏观的社会发展需要转向微观的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在职教高考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职教高考制度建设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逐步体现出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多样化、科学化的价值理念。例如，1997年5月2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普通高等院校按科类对口招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三类中等职业学校相近科类的应届毕业生，举办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6]（P560）。在这一时期，通过政府主导政策供给，国家鼓励包括退伍军人、农民工、产线工人等社会人员积极报考，且高职院校积极支持，社会人员主动参与，促进了职业教育快速发展。2019年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即“职教20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7]，满足中职生的升学需求。从客观上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学生发展的现实样态，是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动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对制度进行微调，让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渐进状态，体现了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2022年5月1日颁布的新职教法，进一步明确了职教高考制度的法律地位。相较于2019年出台的“职教20条”，新职教法增加了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在职教高考领域相关职能和作用的说明，并作出了“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的规定，将职业教育推上了高质量健康发展的快速道。

（二）政策逻辑：职教高考政策调适与走向

职教高考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和地方条例等为实施职教高考制度提供顶层设计，明确了职教高考的改革方向和基本遵循。政策目标、政策调适与政策走向决定了职教高考的实施路径。从国家层面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8]以及先行进行职教高考改革试点的山东省和河南省的政策文件出发，深入探讨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逻辑，有助于政策研究者和制度实施者明晰职教高考制度的现实意义与推进策略。笔者使用ROST CM 6软件，对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进行分析，通过词频统计、编码等实证研究方式，提高文本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内容包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9]和《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10]等政策文件。笔者根据多诺霍（Donohue J.C.）于1973年提出的低频与高频词分界临界值公示n=（-1+√（1+8I））/2[11]，分析上述政策文本，得到职教高考制度改革方案中排名前20的关键词（见表2）。

通过对相关实施方案进行文本分析，从高频词汇的矩阵能够看出国家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方案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和范围。研究发现除了“职业”“教育”等贯穿整个实施方案的高频词外，“技能”“院校”“建设”“人才”等词汇也位居前列。这表明，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不仅反映了职教高考在国家层面的迫切需求和战略意义，而且也体现出党和国家对高考变迁和改革过程中相关规律的深刻理解和主动遵循[12]。从本质上说，普通高考的晋升通道已经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要求。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人熟练掌握某种类型技能及其实践应用能力，所学知识通常具有涉身性、情境性特征[13]，且难以用文字、符号进行逻辑说明的缄默知识。而高校是实施上述技能的重要场所，企业是检验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实践场所，“院校”与“企业”二者紧密配合是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大会上作出重要指示，明确强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1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5]。职教高考制度为职业本科教育开辟了新的人才选拔赛道，再次激活了职业教育的新动能，符合当前国家基本政策导向。此外，高考综合改革十分强调高等院校的主体性，职教高考制度也同样需要重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招生环节的主体作用，建立符合高等职业院校自身人才选拔特色与特点的执行标准，在符合政策逻辑的基础上提升高等职业院校的自主招生能力和水平。

（三）现实逻辑：职教高考制度的应然选择

目前，普通高中毕业生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主要生源，而企业领域内的多数工人一般只是通过短期培训掌握基本的生产操作技能，二者具备同一基本特性，即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多数初入企业工人都是中、低技能的待培养劳动力。可见，现实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开发积累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学习到新技术从而成为高技能劳动力[16]。政策文本网络图谱重点关注的是政策制度的事实层面，即政策制度的相关行动主体之间是通过哪些关键行为建立联系。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文本网络图谱，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了解职教高考制度所涉及的学生、教师、家庭、学校等行动主体通过合作、改革、推进、落实等行为方式，在现实中建立联系的过程。因此，笔者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和《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建立了政策文本网络图谱（见图1）。

图谱中“技能”“技术”“院校”“培养”“人才”“企业”“建设”和“社会”等高频词与“职业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其中，与职教高考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包括“人才”“院校”“社会”以及“培养”。这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现实逻辑：一是职教高考制度最终目的指向人才培养的质量；二是高等职业院校是高质量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三是职教高考制度的顺利推行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探索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8]。职业本科教育是政治、经济与教育发展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和“本科教育的职业类型”的辩证统一，也是一个由政府、学校、企业、学生等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复杂系统[17]。提高生源质量是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高层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离不开选拔适合培养的中等教育毕业生。也就是说，建立适合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选拔渠道迫在眉睫。职教高考制度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消除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差，是确保职教高考制度顺利实施，加快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建立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教高考制度是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举措，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增质提效的新方法，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新途径。区别于普通高考，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要考核方式的职教高考制度，是新形势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职教高考制度实施面临的问题

在提出职教高考制度之前，我国对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方式进行多种改革尝试，例如春季高考、高职提前招生、高职自主招生等。其中多数招生方式未能摆脱普通高考的影响，具有类似于普通高考的知识导向、分数导向、排位导向的特质。因此，如何突破普通高考对高等职业院校招生的影响，建立符合职业教育自身特色的招生方式，是现阶段职业教育领域需要探索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职教高考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笔者选择了东部沿海地区三所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包括院校的二级学院领导（2人）、招生办主任（2人）、任课教师（7人）、学生（15人）。为方便描述，笔者将受访者相关信息及编码列表如下（见表3）。通过访谈发现，当前我国职教高考制度实施中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的界限不分明

1999年我国正式开启了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的序幕，高考报名年均人数由20世纪80年代的300多万提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千万规模[18]。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0%以上，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正式迈入普及化阶段。然而，普通高考录取模式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录取标准依旧是考生在所有参试群体中的排位，排位的高低决定考生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层次和水平。排位较为靠后的考生往往无奈地选择高等职业教育，即排名靠后的考生只能报考高等职业院校。现实则是，普通高考升入高等职业院校的大学生缺乏相应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能适应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需要。因此，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家普遍希望从政策层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体现出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类别”上的实质性区别。例如，某职业技术学院受访者A在接受访谈时提到：职教高考能够突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包括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对于学生来讲是在高考之外开辟了另外一条能够让他们上学的途径和渠道。受访者E说道：在我们“双高”职业院校，凸显各学科特色离不开人才培养的技能指向，所以我们觉得在招生过程中，职教高考能够给学生一些展示职业技能的机会。由此可见，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有明显的区别，职教高考制度的优势是不可复制和替代的，即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應充分考虑考生现有的职业技能对今后专业学习的影响，通过“专业+技能”的考核方式提高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职教高考制度的重要功能是考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工作任务的认知特征和熟练情况，反映的是对“职业能力效度”的测评[19]。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的功能区别体现在普通高考和职教高考分属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不同类型的教育体系，二者在选拔与培养人才的规格要求方面截然不同。这需要职教高考制度政策研究人员与制度实施人员准确理解和把握。

（二）各类招生计划选才效率提升不明显

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构建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和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考试招生制度，起到承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纽带”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准进门槛，而是为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选拔高质量的职业人才把好入口关。过去，各类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计划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选才功能，而只是作为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完成年度招生指标额度。因此，职业教育体系中仍然缺少有效连接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且具有高效率选拔、高统一性标准的考试招生制度。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计划中包括对口升学、春季高考、单独招考、自主招生、中高职衔接、注册入学、免试入学等“七种类型十二方式”[20]，为学生提供多种入学途径和多样化的招生计划已然成为高等职业院校招生的价值指向之一，但这些入学途径和招生计划在人才选拔的有效性和效率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受访者C在访谈中提及：职业技能考试分17个大类，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大类有相似或雷同的内容，应该考虑合并部分类别，提高考核的有效性；部分大类操作考试的考务流程十分复杂，考务人员压力大，建议制定相对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提升选才效率。也就是说，在选才流程上重复性工作较多且事务性事项繁琐，工作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受访者F表示：通过提前招生途径入学的考生，他们平时表现虽然活跃，但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种有职业技能基础或者专业能力强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基础还比较差。从上述访谈内容不难看出，各类招生计划既要反映出高等职业教育对人才选拔的基本要求，也要考虑中等职业教育的现实情况，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相近专业之间衔接不畅、考试内容重复等问题，不同招生计划、招生类型之间考试成绩的通用性、效率性还有待提高。

（三）技能考试与面试的组织实施不科学

职教高考突出职业教育内容是极有必要的，只有实施分类考试才能实现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并保证学生的自主发展[21]。与此同时，只有“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核方式得到彻底贯彻和落实，才能体现职教高考制度的文化知识与技术技能双结合的实践特色。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重职业技能，轻文化素质”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技能考试标准化、通用性等涉及职教高考制度科学性的现实问题依然突出。受访者D在访谈中提到：单招（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对英语科目不做要求，学生在进入高校后不重视英语等文化素质科目的学习，造成后续在升学、留学、高质量就业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这一观点在对通过单独招生、自主招生等方式入学的学生的访谈中得到了印证。多位受访谈的学生表示：面试时考官提出的问题一般比较简单，都是学科性的，不会特别深奥。受访者P说到：面试时考官问我有什么特长，我当场唱了一首歌就通过了面试。除此之外，技能考试对设备、情境依赖度很大，其结果判定对人依赖度很高，技能考试进行标准化建设难度极大[22]。如果技能考试不能够实现标准化，那么技能考试成绩的科学性必将受到质疑，进而导致技能考试成绩不具备通用性。例如，整个机械类专业涉及工程设计、数控等多个方向，而数控机床的操作考试只能适用于数控技术专业，即特定的操作技能只能适用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不具备通用价值。受访者C在接受访谈时同样提及了上述问题，他认为单招侧重技能考核，忽视了对学生职业素养方面的考量，建议探索增加全省统一的职业适应性测验。

（四）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动态跟踪不持续

徐国庆认为，我国教育功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从精英化时代偏重学术功能的教育转向普及化时代学术功能与经济功能并重的教育[23]。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与技能开发人才培养，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凸显职业技术教育的经济功能。通过职教高考制度在中等教育中选拔合适的生源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进行培养，这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中起到了较好的衔接作用。然而，对于通过职教高考入校学习的学生的跟踪研究，并不是招生管理等某一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工作。对于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动态跟踪研究，高职院校尚缺乏良好的应对机制。正如受访者B在接受访谈时说：我们期待生源好，希望培养质量会更高，基本上会建立全过程跟踪机制；但是作为教学部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教育和教学，这种过程跟踪也只是看一下同学们各学期的绩点和毕业时的就业情况，就业率高我们就认为培养质量是可以的。高职院校的教师也有类似看法。受访者K谈到：我们现在每个老师的课都很多，有时也会想跟踪一下学生平时学习情况，但还是力不从心，兼顾不过来。受访者G表示：部分实操类课程所教授的操作技能，一些学生在中等职业学校时已经学习和训练过，学生的实操水平参差不齐。从这些专任老师在受访中所表达的意思来看，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内容上还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这会让部分学生对现阶段学习的意义产生质疑，进而其对于专业承诺和专业的认同度会降低，不利于教学部门和招生部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动态跟踪，更不利于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构建完整、科学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难点与重点。职教高考制度作为技能型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开端。招生办在把好招生“入口关”的同时，要与教务部门、教学院系、学生管理部门等协同合作，加强对学生整个高等职业教育学习历程动态跟踪研究，及时发现人才培养环节的纰漏，及时解决相关问题和不足，逐渐形成“招生—培养—就业—培训”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三、职教高考制度的优化策略

职教高考制度是一个动态、多元、系统的政策实施体系，制度本身涉及的众多体系结构以及一系列的作用机制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一个整体、系统的视角推进职教高考制度的改革，也说明了职教高考制度的各逻辑维度以及实施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需要一种包含多种体系结构的治理理论来指导和推进职教高考制度的优化。政府、高等职业院校、市场、学生及其家长这四个参与主体的现实诉求和作用机制贯穿职教高考制度实施全过程，影响着职教高考制度的运转。因此，以“政府—市场—学校—个体”这四个维度为主线，对职教高考制度进行系统调适与优化，是推进职教高考制度改革完善的当务之急。

（一）政府维度：加强对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的宏观调控

政府主要通过教育立法引导职教高考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实施与发展，通过政策法规、经费拨款和质量监控三个方面来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选拔方式。当前实施的考试招生条例等属于行政法规，当出现法律纠纷时，人民法院只能将其当作参考而不能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只能作为行政复议等行政手段来介入。而行政手段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还有待商榷，这就为“无法可依”的职教高考运作制度埋下了隐患。因此，包括职教高考在内的考试招生立法势在必行。职教高考政策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了实现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而协调教育的内外部关系所规定的行动指南和准则。其中，财政拨款是确保职教高考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政策支持，保障高等职业院校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培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需要的高层次技能型人才。作为政府参与各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质量监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质量监控这一机制，监督职教高考的实施主体高效、科学地运用政策，并按照相关规定合理管理和使用专项经费，同时通过对院校进行审核评估、条件评估、质量评估等，确保职教高考制度的实施水平与质量。

（二）市场维度：建立市场与职教高考的伙伴关系

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正迅速发展，以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新时代社会风貌。高等职业院校的技术革新与人才培养，正深刻影响着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主体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而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大学经常以“教育服务产品”（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为媒介进入市场[24]。也就是说，技能型人才除了知识属性、技能属性之外，还被赋予了经济属性，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应该成为日后职教高考制度的功能属性之一。维系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而自发形成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机制，其根本内涵是供需平衡，内在驱动力则是收益最大化。在技术更迭迅速的时代，技能型人才的選拔和培养落后于市场需求，技能型人才供给方高等职业院校的超前意识和市场敏感度不高，对未来社会高新技术发展和人才需求的预判不够充分，使得其招生部门大多处在被动地位，扮演着“接生办”的角色。竞争和效益是市场领域和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只有准确把握市场发展形势，抓住发展机遇，才能在人才选拔竞争中占据优势。建立市场与职教高考之间有机衔接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突破当前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困局的有效路径之一。

（三）学校维度：形成技术创新与人才选拔的多重互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高等职业院校作为技术创新与人才选拔的核心载体，应该发挥技术创新与人才选拔的关联效应，形成技术创新与人才选拔的多重互动，即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内涵互动、“校企合作”的外延互动、“校校联盟”的合作联动。技术创新强化了技术与人才选拔的交互影响，将技术与知识协同转换为职业技能，并把职业技能作为人才选拔的“资源库”和“标准源”，改变了过去以学术性知识为录取依据的单一标准，而逐步走向“知识+技能”的多样化职教高考人才选拔与培养模式。这要求我们在实施职教高考方案时，要秉持知识与技能并重，突出技能特色，体现出认知规律中的知识逻辑与技能逻辑。技术创新不能脱离企业、工厂等前沿实践场所，大部分技术推陈出新的源头是生产一线。因此，职教高考制度实施者的视野要延伸到高等职业院校领域之外，深入了解企业对于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指导职教高考在招生领域发挥前瞻性功能，进而提升职教高考的技能型人才选拔质量。技能考试更需要各高等职业院校之间开展协作，建立“校校联盟”机制，形成统一的技能考试标准体系，在省域乃至国家范围内搭建切实可行的技能考试实施框架与操作平台。

（四）个体维度：改变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

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目的是在满足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同时，满足学生个体对自身发展的需求，满足家长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期待。然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学生的成长和家长的育人情结之中，加之普通高考无法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的考生“退而求其次”选择高等职业院校，加深了学生和家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知偏差，更让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选拔进入了恶性循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全新的发展阶段和关键战略节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础和根本诉求。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家长及社会对职业教育认知偏见的重要方式。要通过宣传引导，让学生和家长看清职业教育大好的就业形势、良好的人才选拔与培养模式，确立未来可成长为“大国工匠”的职业情怀。面对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和不同家长的殷切期待，职教高考从实施方案的制定到执行、从考试环节到招生环节、从“知识考试”到“技能考核”，要充分顾及到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本质特征，以学生职业技能优化为导向，建立知识、技能、创新等多维度多样化的人才选拔模式。满足学生个体成长和国家发展需要是职教高考制度的核心要旨；遵循人本价值、充分彰显学生及家长在个体维度上的价值旨归，是职教高考制度改革和优化的应有之义。我们期待通过职教高考制度的优化，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把学生个体及其家长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逐步地在实践中扭转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错误认知和偏见，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合力，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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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Logic，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LING   Lei

Abstract： The policy documents，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rovid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mplementation and clarify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examination. This study used textu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olicy， and reality logic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is accompani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ducation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time，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uncertaint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opens up a new talent selection track fo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activates the new dynamic energ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parallel vocational college examination system with the gener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a new require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change and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ollege leaders， admissions directors， teachers， students， and other group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revealed that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till has unclear boundaries for general occupa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talent selection efficiency is not appare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kills examinations is unscientific and the lac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atic adjustment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stablish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ming multiple interactions between skill innovation and talent selection， and changing students' and parents' cognitive bias towa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propos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government， market， schools， and individuals.

Key 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ction logic; optimization strategy; skill-based talent cultivation

（責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