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一直以来其地位和作用得不到重视。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译者的主体作用逐渐凸显。本文试从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层面出发，通过对翻译主体的界定，揭示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内涵及表现，并选取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表现，进一步肯定翻译过程中适当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必要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良心；风格；反思

【中图分类号】I046；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9—227—03

引言

翻译，作为一项跨越文化障碍、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重要活动，由来已久。传统译论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译者的贡献，甚至否认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从古至今的一些形象化称谓“舌人”“媒婆”“摆渡者”“传声筒”“带着镣铐的舞者”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的尴尬地位[1]。更有学者直接指出“译者永远是文坛上的冷门人物”，“书译好了，大家就称赞原作者；译坏了，就回头骂原作者”[2]。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视角”[3]，译者的作用和地位研究逐渐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

21世纪头十年，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在我国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直到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或从新的理论视角出发，或依托全新语料，讨论之声依然不绝于耳。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主体、主力军，译者发挥的作用对翻译结果有重要影响。我们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及其他影响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个人因素称为“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不仅体现在译前的准备环节，还表现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延续在译后的整理环节里。本文选取文学作品翻译中最能体现译者主体性的特征及行为，通过具体分析，透视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表现。

一、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面对同一文本，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差异在文学文本的翻译处理中最为常见。一方面，作者在作品创作中注入情感，但是译者无法百分之百感同身受，故产生理解偏差，甚至出现误译。另一方面，译者会不由自主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己既有知识背景去理解和感悟原文精神。这种主观能动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表现在译者采取何种策略、如何组织译语文本上。文学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十分细致的活动，对译者的水平要求极高，同时也十分彰显译者的主体性特点。

（一）译者的“良心”——译者主体性的基本前提

对文学翻译而言，在译前准备阶段，译者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文学作品的甄别和遴选。译者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我们称之为译者的“良心”。

茅盾曾指出，文學翻译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人民通过翻译能够认识世界，了解其他民族的优秀精神文化，还可以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4]。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译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风气的要求，以及译者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鲁迅作为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在翻译领域里的贡献同样举足轻重。有学者统计，鲁迅共计翻译过14个国家90多位作家逾200多种作品，翻译成果丰厚，涉及面广，其中数量最多的译作当属俄苏文学[5]。鲁迅的翻译经历，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6]。他本人的翻译观在每个时期表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纵观鲁迅的翻译经历，唯一不变的是他的本心，即译者的“良心”。

鲁迅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个人兴趣爱好为主，翻译文本集中于科学小说领域[7]。随着国内形势加紧，鲁迅意识到“行医救国”是行不通的，转而“弃医从文”鲁迅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在他个人思想的转变以及对翻译文学文本的选择上。从一开始进行科学小说的翻译，到之后进行艺术性、思想性作品的转播与译介，无一不体现着鲁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名译者，鲁迅是有良知的，在意识到国内外政治形势猛烈变化之时，他毅然在翻译中加入政治因素，希望通过文字上的“政治革命”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在翻译活动的后期，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震撼，鲁迅认识到只有通过“政治先行”的方式，才能令国民清醒，于是后期翻译了大量俄苏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建立[8]。

译者主体性在鲁迅翻译实践中的另一显著表现为翻译观的变化。最初鲁迅的翻译观只限于个人兴趣爱好，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意识到“启民智”的重要性，随后总结提出自己的翻译观，即为：“①进化观念；②尚武精神和复兴中国；③改良群治或者革新民智；④传播科学”[9]。鲁迅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感知国民的要求，通过自发的翻译活动，自觉加入社会改良运动中。正是鲁迅本人的“良心”，使他产生“翻译革新民智”的愿望。因此，译者的“良心”、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是译者主体性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二）译者的“风格”——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具体表现为译者对于翻译风格的把握，即译者采取何种策略、善用何种角度切入翻译过程。

文学作品的翻译“风格”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指原作寄寓着作家本人的创作风格；二指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结合个人翻译经验、知识背景、善用的策略技巧等，逐渐形成彰显个性的翻译风格。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译者的翻译风格与原作的写作风格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贯通。文学作品中作家的风格依托文字而呈现，故而风格的基础是语言。

以小说翻译为例，作家拥有自己特定的创作风格，译者由于知识背景、翻译技巧存在差异，呈现出对原作不同的理解与处理，不同译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立足契诃夫的创作特点，具体分析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例：“Рассказывали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и”。曾婷将其译为“两人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汝龙将其译为“他们讲起各式各样的事”[10]。这句话中汝龙的译本更好地贴近了原文风格，更加简练。曾婷的翻译更加归化，译文更多表现出译者的风格，反而淡化了原作的风格。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须掌握“适度”原则，要以忠实原文为前提，而不是译者个人的主观臆断。风格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原文基础之上。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并非完全对立，译者应根据实际，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也不局限于归化或是异化，努力寻求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有机统一。

以诗歌翻译为例，把握诗人的创作风格依然是前提。以曼德尔施塔姆创作风格为例，胡学星指出，曼德尔施塔姆诗歌风格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充分利用性质不同、跨度很大的意象，让读者靠自己的意识活动将诗行间不同意向的相互联系揭示出来，诗歌因此变得内涵丰富、韵味无穷”[1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诗人的创作特点后，需要充分磨练自己的语言能力，尽最大努力再现诗人的风格。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切忌在诗歌翻译中过分归化，否则诗歌本身的意境美、诗人蕴含的情感无法被译出，译作将毫无价值。

文学作品的翻译，讲究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有机统一，译者应在原作风格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因此，译者的风格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再现原作风格为目标、个人主体性的有机体现。二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绝不能抛弃一方空谈另一方的发挥。

（三）译者的“反思”——译者主体性的自我完善

译者主体性贯穿整个翻译过程，无论译前、译中，还是译后阶段，都伴随着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翻译活动的结束，并不以简单的译本呈现为目标，其中还包括译者后续的修改与不断完善。

在译后阶段，译者对译本的修订与完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译者的“反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译者精益求精态度的体现，译者通过自我反思，逐步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在这之中，傅雷的翻译实践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与思考。

傅雷的译作甚丰，包括《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里斯托夫》等世界名著[12]。对傅雷而言，翻译是一种工具，是达成个人精神追求的工具。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傅雷十分重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他对自己的约束和译后阶段的自我反思中。

以傅译《都尔的本堂神甫》手稿为例，通过对比发现傅雷针对同一作品，甚至是同一句话的翻译，不同版本均有一定不同。例如，法文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Je vous en avais assez dit， vous ne me compreniez point， et je ne voulais pas me compromettre”，傅雷在前后三次翻译中均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与完善。初译稿为“过去我话说得够了，你们就是不了解；我可不愿意惹是生非”，修改稿为“过去我话说得不算少，你们就是没听懂；我又不愿意把自己牵进去”，最后的誊正稿为“过去我话说得不少，你们就是没听懂；我又不愿意把事情弄到自己头上”[13]。许钧认为，初译稿较之后来的译稿显得更加直译，例如“话说得够了”中的“够了”显然在漢语中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因此傅雷在后来的译稿中将其改为“话说得不少”，并且此举更显说话力度；将初译稿中的“就是不了解”改为“就是没听懂”更显准确性[14]。最后的译稿与前几稿相比，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由此看出，傅雷十分重视译后的反思过程。他首先努力传递出原文意思，紧接着在后续完善中不断修改语言措辞，使之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这一反思性还体现在傅雷翻译《高老头》时，1944年傅雷翻译《高老头》大获成功，前后出版过四次，但建国以后出于精益求精的态度，傅雷仍于1951年完成了对《高老头》的重译，并于1963年又在重译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译[15]。

二、结语

译者主体性作为译者主观作用的能动性体现，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译前阶段，译者受良心驱使、本心指导，抑或是社会责任感的激发，进行翻译文本的抉择，并为后续翻译活动开展做铺垫。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翻译风格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原作风格基础之上，在传递原作风格与彰显个人特色之间达到平衡。译者在译后阶段需要具备自我反思与臻于完善的自觉性，才能在翻译道路上越走越远。合理掌握翻译技巧，不断扩充知识储备，合理、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逐步提高翻译水平，提升个人的翻译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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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3]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

[4]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1984.

[5][6][9]彭建华，邢莉君.鲁迅的翻译观念、翻译反思与翻译论争[J].外语教育，2011（0）.

[7]于洁.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鲁迅之文学翻译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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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闫怡红.契诃夫小说译本风格翻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11]胡学星.巧用诗歌意象之间的间隔——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奥秘简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6）.

[12]金瑞，邵华.译者主体性在傅雷翻译实践中的体现[J].海外英语，2019（23）.

[13]傅雷.傅雷全集（第三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4]许钧，宋学智.傅雷文学翻译的精神与艺术追求——以《都尔的本堂神甫》翻译手稿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5）.

[15]马晓冬.外来启迪与本土创造：傅雷的翻译思想研究[J].中国翻译，2019（2）.

作者简介：秦萌遥（1996—），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俄语语言与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