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荻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廷派兵进剿廓尔喀的二次侵藏，周霭联以幕僚身份随四川总督孙士毅入藏办理军务。军役之余，他留心搜集材料，“得百余条，藏之箧笥”[1]，到嘉庆六年（1801）汇纪成《西藏纪游》一书①本文讨论主要基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张江华、季垣垣点校本。〔清〕周霭联.西藏纪游[M].张江华，季垣垣，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为这一时期西藏山川风物、地质水文、人文社会的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作为乾嘉时期西藏行旅叙事的典型文本，《西藏纪游》的西藏地理书写在独特的叙述策略背后隐含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运作，不仅体现了周霭联个人清醒的主体意识与强烈的表述欲望，而且在一个近乎平均值的水平上代表了乾嘉士人对于西藏地理空间的认知与意识，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一、地理发现：行旅纪游的想象书写传统与《西藏纪游》的视角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山海经》《神异经》《博物志》等传统述异文本的影响，行旅纪游文学书写和异域地理空间呈现始终携带着博物学与神话学的基因，殊方异物、远国异人的讲述也总是羼杂了大量的想象。自公元七世纪中叶唐蕃交往将西藏开辟为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地理空间以来，汉语文学的藏地书写大多仍在《禹贡》《山海经》的想象地理空间秩序中，结合着《山海经·西山经》《穆天子传》等羼杂神话博物传统的表述与晋唐以降《佛国记》《经行记》《风土纪》之类旅行记的文学记述而展开。但是另一方面，两种文明之间频繁的现实交往交流又为历代藏地地理的文学呈现争取了相当比例的理性空间。两唐书、《太平寰宇记》《宋史》及元、明诸史对于吐蕃、乌斯藏的官方书写，与《步辇图》《职贡图》一类图形艺术的直观补充，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原士人的西藏地理认知，也有效牵制了文学书写中的西藏异域想象。到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系统的西藏自然地理知识结构不断完善，基于实地测考编制的西藏地图绘入《皇舆全览图》。同时，以清廷经略西藏的几次重大国家行动为契机又涌现出一大批西藏地理、文学私家著述——如《西藏志考》《西藏志》《西藏见闻录》《卫藏通志》《卫藏图识》等——这些著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为时人认识西藏提供了大量客观翔实的知识资料。地理勘测考察与实证博物学的长足发展大幅挤压了西藏地理的想象空间，使清代西藏地理叙述摆脱早期异域行旅小说“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2]的神话博物学书写形态，呈现出日益鲜明的科学地理征实色彩。

周霭联曾自述其《西藏纪游》尤留意于搜集“山川风俗、草木虫鱼之异”，而书中的西藏行旅见闻书写也确实在相当范围内表现为对搜奇述异意图的落实。在他的笔下，丹达山“四时皆雪”[3]，打箭炉“山颠堕石”[4]，折多山“过山必喘”[5]，窟笼山“不可措足”[6]，中渡河“湍流激箭”[7]，无不奇险异常；藏地民居“旁不施柱”，凿阫漏光[8]，金川碉楼“垒石为之”，“旁设小孔”[9]，藏族熬茶“掘地为炉”，糌粑亦是“手搓成团而啗之”[10]，及至“无冬夏衣褚巴”、“夜即以褚巴蒙首，随地偃卧”[11]的衣着卧制与男女“携手围绕，顿足歌笑”[12]的锅庄等，尽显边地风情；拉萨街头穿戴各异的巴勒布人、拉达克人、缠头人、不丹人、畏兀儿各色人等，市肆里陈列的珊瑚、珍珠、木碗、藏香、氆氇、卡契布、豆蔻花、缠头果等，风土繁华无尽。此外，书中所引录的霭联与孙士毅、徐玉厓、吴白华等人互相唱和的50余首诗歌①其中孙士毅26首，周霭联17首，徐玉厓10首，吴白华3首。，从藏靴、褚巴、青稞酒、藏碗、藏枣、牛皮船、哈达、呀那（黑帐蓬）、吗密堆、藏香、糌粑、吗密旗、氆氇、廓罗（转经筒）等大量藏地风物的咏物诗，到孙文靖《谒丹达山神祠诗》《自提茹至阿孃坝》《过东俄洛至卧龙石宿》八首、《河口阻水》，周霭联《游莎绿园》《游罗卜岭冈》，徐玉厓《折多大雪诗》《乌拉行》《巴塘诗》《志阿错》等边地行游诗，也都尽量捕捉和凸显西藏地方的异域特色。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周霭联《西藏纪游》西藏地理书写对传统行旅文学惯性述异路向的有意沿袭。

然而，《西藏纪游》的西藏地理空间差异性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行旅文学书写的理性呈现。作为边地异域空间，西藏的地理山川、民俗风情和社会风貌与周霭联所习见的江南或中原地理人文确实大相径庭，而文学书写阅读的传统对于边塞文学的异域书写与神话空间的想象描述这两种不同修辞策略的认知与接受，也始终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西藏纪游》写的是实地见闻，其中大多数述异背后隐藏的江南或中原聚焦的认知视角，实际上也是其西藏空间理性征实书写的一个侧面佐证。在文本实践的互文性结构中审视，《西藏纪游》“鸟鼠同穴”[13]等一类向上古空间经验书写回归的地理辑记，是一种类文化朝圣的地理征实实践。而周霭联的大量藏地发现与讲述，如皮船“如采菱之桶”，犬“大者如驴”[14]、牛“较内地常牛大倍之”[15]、鸦“大倍于鸡”[16]，以及“东科尔”打扮如“古之侍子”[17]，藏地“弓制较短，箭亦甚短”[18]，鼓“视常鼓较扁”[19]等，都只是以江南或中原地理接受为参照的差异性呈现，其中并不羼杂丝毫想象的成分。同时，在《西藏纪游》大量地方风土民情叙述中——如男女老少同川而浴的民俗[20]，“死则以生前食用之物尽数送庙中”的丧礼[21]，妇女不仅身任井臼、箕帚、樵苏、炊爨之事，而且参与交易、政治（而“缝纫则专属男子”）的社会现象，尤其土妇工喀、阿错衣着礼仪与土司无异的社会地位[22]等——西藏地域文明的异质性也尽源于江南与中原尺度的预设。此外，周霭联的叙述理性还延伸到对“异”的反思，文中对“吹忠”（藏文chos skyong 的音译）作法选佛的质疑[23]，对拉里海子奇遇的自解[24]，对番民“以茶为生”的思考[25]，对桃园佛面之汗的发覆[26]等，无不表现其异域地理书写的理性自觉。周霭联的西藏空间讲述将西藏地理置于自我文化、习惯与社会规范之内，他地理发现中的强烈自反性赋予《西藏纪游》抵制行旅述异的力量，使他的西藏空间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他者性隐匿的行旅叙述和非异域书写的文本实践，西藏作为异域空间的呈现则表现为一种科学地理征实的文学书写结果。

不可否认，《西藏纪游》保留了不少神奇怪异、荒诞不经的记述。如书中屡述西藏占卜之术“颇有验”[27]；借秀水沈砚怡之口述某人佩擦擦佛而中枪不伤之事[28]；又录存藏地喇嘛以“鲊答”致雨[29]；记多机扎古寺石穴有白土可“食尽复生”[30]，甚至还有藏地“雄鸡生卵，雌鸡啼明”、番妇配汉兵“生男变女”[31]等极尽荒诞的内容。但是周霭联曾自述该书“他日归故山，将举此以对先大夫之问”的撰述动机，书中的神异叙述或即与他对受述者阅读预期的视角预判有关。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书中引陶九成《辍耕录》、方以智《物理小智》等的大量相关记述来烘托讲述藏传佛教的“欢喜佛”与“演揲之壁”[32]。事实上，周霭联的佛教修养并不胜任这一讲述，这只是一种妥协于元明以来色情化、妖魔化藏传佛教这一传统认知的文学书写。毫无疑问，他认为读者会期待从他这里听到这些符合他们西藏异域地理想象的故事。

二、“三危西藏”：西藏地理身份和帝国共同体意识建构

《西藏纪游》介绍和传播了以“三危西藏”为核心的西藏地理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唐古特乃三苗之裔”的族群身份认同。这一西藏地理认知的系统书写体现了清代前期西藏自然地理知识建构和帝国政治地理意识建构的总体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三危西藏”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帝在清前期舆地学知识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禹贡》的传统疆域观将西藏纳入九州中国传统空间秩序而提出的清代地理新观念。《禹贡》是《尚书·夏书》的首篇，其中九州中国的传统疆域观表述与大禹治理洪水、重别九州的经学叙事，对华夏文明影响至深。“芒芒禹迹，画为九州”[33]，九州中国的版图由大禹治水的足迹绘就，这一上古历史叙事形塑了中国早期地域认同，寄托着华夏文明的无限情意[34]，从源头上范铸了华夏文明独特的地理感知形态。在《禹贡》九州的地理空间结构中，雍州在西，雍州诸山，三危山最西。作为雍州西部的重要地望，“三危”是九州中国之西部边界的标志性地理符号，又是禹迹的西极，对于历代王朝现实疆域版图界划、中国国家地域认同建构与华夏文明共同体自我认同建构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王朝政治疆域版图伸缩和华夏边缘不断变迁的漫长历史中，这一地理概念层层累积出与疆域变迁、文化认同紧密关联的复杂政治文化意蕴，历代地理研究对其具体位置的指认也曾出现过敦煌、甘青、西裔、云南等很多种不同说法[35]。

随着清王朝版图的空前扩大，清人对于帝国西疆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也得到极大扩充。早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五十年（1711），清廷即派人前往拉萨测绘西藏地理，收集相关资料，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西藏地图录入《皇舆全览图》。[36]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藏平定准噶尔叛乱，康熙帝在上谕中发布了他影响深远的“三危西藏”说①《清实录》所收康熙帝《地理水源文》为康熙五十九年上谕，周霭联《西藏纪游》谓“从蒋良骥《东华录》中伏读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上谕”，未知何故。《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六），台北：华文书局，1954年影印本，第3854-3856页。〔清〕周霭联.西藏纪游[M].张江华，季垣垣，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80.。上谕中，康熙先参照《禹贡》秩序梳理诸水源流指出“《禹贡》导江之处，在今四川黄胜关外之乃诸山”，“《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接着结合《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大禹导水路线指出“澜沧之西，为哈拉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哈拉乌苏由其地入海”，再由此推导出“喀木地……危地……藏地，合三地为三危”的结论。[37]与此同时，康熙上谕又结合河源重申对“阿耨达山”“阿耨达池”的地理指认，完整构织了这一时期以“三危西藏”为核心的西藏地理认知新观念。上谕重述黄河之源“出西宁外枯尔坤山之东”，长江上游支流岷江、金沙江、汉水皆“源发于西番”，重申了中原水系源于藏地的传统地理知识。接着上谕将梵书所言“四大水出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的具体地望一一落实到西藏阿里地区，指出西藏阿里冈底斯山即阿耨达山，冈底斯山前湖即阿耨达池，冈底斯东、南、北、西之马口、象口、狮子口、孔雀口四泉流为“四大水”。上谕又说：“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谓西藏阿里阿耨达池即中原文明所谓西王母瑶池。本来，随着佛法在中土的流播，梵书所言“阿耨达山”“阿耨达池”早已在中原文明的空间秩序中得到安顿。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阿耨达山，一名昆仑山，其山为天柱，在雍州西南一万五千三百七十里”[38]，宋李石《续博物志》引《释氏西域志》：“阿耨达山……即昆仑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达宫”[39]，将“阿耨达山”与昆仑山统一起来。宋明之后的地理书写，如陈善《扪虱新话》：“阿耨达池，分派而出，今黄河盖其一派”[4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阿耨达池……北从狮子口出从多河，入东北海，潜流地下出积石，为中国河源”[41]，也将“阿耨达池”与华夏文明之源的黄河关联起来。随着“阿耨达山”“阿耨达池”在传统空间秩序中的坐标确认及其与上古神话地理空间同一性关系的不断建构，这一地望对于中华文明溯源、华夏族群文化认同的政治文化功能不断被强化。康熙上谕合喀木、卫、藏三地为“三危”，将西藏纳入《禹贡》九州的传统空间秩序，又明确指出三危“犹中国之三省”的空间身份，并通过“阿耨达山”“阿耨达池”建构起昆仑山、瑶池与西藏阿里冈底斯的地理同一关系和中原文明与西藏文明的文化同源关系。在清代疆域版图扩张、帝国统一共同体建构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以“三危西藏”以核心构织的西藏地理身份整体性论证，既是对清代前期西藏地理考察的舆地学知识总结，也是与帝国边界调整、疆域意识建构紧密关联的西藏地理文化认同建构，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文化意蕴。

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指出：“地理空间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结果，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42]。康熙帝“三危西藏”的知识建构影响了时人的西藏地理认知和意识，塑造了乾嘉士人的现实政治地理观念。周霭联《西藏纪游》成书于嘉庆六年（1801），距离康熙“三危西藏”说的发布已过去八十多年。该书卷三从文献抄录——自我表达——深入建构三个层次表述了对于“三危西藏”这一时代地理新观念的总体认知。周霭联既从蒋良骥《东华录》抄录了康熙上谕《地理水源文》的主体文段[43]，又不避文辞重复累赘之病，不厌其详地从个人立场介绍康、卫、藏为《禹贡》三危[44]、哈拉乌苏河即黑水[45]、冈底斯山即梵书阿耨达池[46]等相关地理知识，并借鉴前朝及同时的相关地志学成果，结合自己的实地走访，颇费笔墨地梳理康藏河流系统①《西藏纪游》的康藏水系梳理：“察木多有二河。旧志谓一名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中坝，因通云南，亦名云河。一名杂楮河，在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云南界。”又打箭炉至类五齐诸河，“一水而随地异名”，皆为昂楮河之上下流；再以白楮河又为云南“槟榔江之上流”，而洛隆宗、硕板多、达隆宗、拉里、工布诸河皆汇于“前藏之白楮河”等。见〔清〕周霭联.西藏纪游[M].张江华，季垣垣，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80-81.。系统介绍西藏自然地理知识之后，周霭联又在康熙上谕“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这一族群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尚书·虞书》所载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上古历史叙事，提出“自舜迁三苗于三危之后，西藏唐古特乃三苗之裔”[47]的说法，从族源上建构西藏唐古特与中原华夏民族的亲缘关系。从《西藏纪游》对西藏山川河流、地理空间身份、唐古特族群渊源等西藏文化地理的全面整理与整体讲述中可以看出，周霭联不仅已经完整接受康熙帝以“三危西藏”为核心的西藏地理知识和观念，而且这些原来的新地理观念已经内化并成为他自觉主动传播的旧地理知识。同时，对“三危西藏”地理认知的接受和内化，又促使周霭联的西藏地域认同由自然地理认同向文化族群认同的深入，进一步催生了其《西藏纪游》“西藏唐古特乃三苗之裔”这一族群同源观念的建构和表达。文本中西藏地理认知和意识的完整书写形态，浓缩了从康熙后期到嘉庆年间八十年来清代士人从全面接受到自觉传播再到主动参与边疆地理文化建构与帝国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整个过程，可视为这一时期西藏地理认知意识形态演化的一个缩影。

三、贡赋关系：历史地理记忆和帝国空间关系的现实关切

以贡赋关系为地理尺度对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历史空间关系进行反思与讲述，是周霭联《西藏纪游》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书写策略。书中参引多种文献，对历代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文化交往交流、明朝廷对各系喇嘛的封赐进行了梳理。如卷四回顾历代交流史，历述唐贞观八年“赞普弄赞遣使朝贡、请昏”、玄宗时“复进表朝贡如初”、宋太平兴国八年后“朝贡不绝”、“辽时亦入贡”、元初封章古为宁濮郡王等史事[48]。卷三梳理明代封赐历世喇嘛，历数大乘、大德法王“终明之世，奉贡不绝”，阐化、阐教、辅教王“俱三岁一贡，遂为定例”，赞善王“嘉靖后犹入贡如制”，阐教王“迄嘉靖世，修贡不辍”，辅教王“历正德、嘉靖世，奉贡不绝”的传承[49]。入清以后，清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相比前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0]。《西藏纪游》在察木多帕克帕胡图克图、昔瓦喇“皆三年遣入朝贡”的记载之外，又着重录述了某三甲喇嘛胡图克图原来不能转劫，“近亦入贡转劫”[51]的时事与年班朝觐“须更换本职顶戴”[52]的具体制度礼仪，着眼表明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朝贡关系的变化。要之，“西藏自唐高宗……历代相沿，均受中国制命”[53]一句概括了周霭联对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政治地理关系的总体认知，而贯穿首尾的“贡”“赐”等标志朝贡关系的词汇是表达这一认知的重要概念。

周霭联辑录介绍西藏方物的方式也与他对贡赋关系的理解有关。《西藏纪游》卷一篇末的自注中详记藏地金钱豹、元豹等21种野兽和灰鹤、天鹅等20种野禽之名[54]，卷二篇末自注又记述了察木多以西黄狐、沙狐、元狼、元豹、松根豹等野兽和马鹿、马熊、野牛、野骡、羚羊、盘羊、石兔、石鸡、旱獭等物[55]。记录殊方异物固然是行旅文学书写的一贯传统，但如此单调冗长的名单开列显然不完全符合纪游书写的文学叙事动机。事实上，《西藏纪游》对西藏地方物产的叙述体现了其所受《禹贡》贡法制度设计的影响。据《尚书·禹贡》载，大禹治水之后，制定了“任土作贡”的九州贡法，这种特定的贡赋制度联结了九州疆域，建构了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生活空间秩序。按“任土作贡”的贡法，每一区域都通过为共同体提供特定产品（或劳务）的方式确定自身与共同体的关系及自身的身份位置，这种统一的经济政治制度体现了最早的大一统国家观。“任土作贡”制定了“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56]的贡赋制度，区分了“从下献上”与“自上税下”的贡、赋类别，并且规定每一区域贡物的确定及其等级的制定都与州内方物种类、地力肥瘠等级等地理经济因素的勘考相关[57]。《西藏纪游》中上述藏地野兽、野禽的详细名目清单开列，以及卷一巴塘“瓜蓏蔬菜略如内地，惟成熟较晚”[58]、卷二“藏地土瘠民贫，物产甚少，牛羊、柴草、麦、豆、青稞、氆氇……各随所产纳税”[59]等记述，都带有明显的方物勘考的色彩。此外，根据清代文献记载，由于朝廷体恤“唐古忒民人劳苦”，藏地喇嘛的例贡仅哈达、铜佛、舍利、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氆氇、吉祥佛、金字经、银塔、七宝、八珍、金碗、黄连等物[60]。《西藏纪游》对上述例定的方贡如哈达[61]、藏佛[62]、舍利子[63]、藏香[64]、氆氇[65]等，以及甘肃河州等处喇嘛所贡之番犬、猞猁狲皮、狼皮、狐皮、酥油、腰刀、豹皮等都作了介绍[66]。

《西藏纪游》介绍西藏物产屡及《禹贡》雍州贡物的叙述行为也饶有深意。按照《禹贡》规定，“雍州……贡球琳、琅玕”[67]。球琳是青金石，琅玕是绿松石，这是两种绿色宝石。历代博物地理书写的记述，如“槐江之山……多藏琅玕”[68]、“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69]等，都说这两种宝石产在西方。《西藏纪游》对西藏所产这两种宝石多有介绍。该书卷一记“硕板多地方产催生石（按：催生石是青金石的一种）”，“藏地绿松石甚多”[70]，卷二再记“青金石产硕板多”[71]，卷三又说“硕板多沟往往出催生石，翠蓝如青金石……大者可作屏风陈设。小者作决拾、朝珠、佛头”[72]，喋喋地讲述这两种宝石。根据《清会典》“堆寰丘以青金石为饰……夕月用绿松石”[73]的记载，这两种宝石当时皆用作清帝祭祀的仪仗饰物。联系“三危西藏”说把西藏地方纳入九州中国传统疆域的官方政治地理意识建构与周霭联对于这一认知和意识的自觉接受和主动传播，《西藏纪游》对西藏所产雍州贡物球琳、琅玕的反复述说实在是一种实证西藏地域认同的文本实践。

《西藏纪游》对西藏与廓尔喀等地区和清中央不同贡赋关系的明确区别也体现了周霭联对贡赋制度的深切关注与理性认知。《西藏纪游》明确指出“廓尔喀语以唐古特语译之，唐古特语以汉语译之，所谓重译也”[74]，对廓尔喀、唐古特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把握，层次很清晰。书中对西藏和廓尔喀及其他地区与清中央的不同贡赋关系也有明白区分。如所述廓尔喀之“投诚”“归命”[75]，布鲁克巴之“领有本朝额尔德尼封号”[76]，是为以进贡封赐为特点的“封贡”关系。现代相关研究指出，“封贡”作为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理论上是一种外交关系[77]。《西藏纪游》又明确记录了西藏地方与清中央贡赋关系不同于廓尔喀等地的重要表征：“拉里产石青，至今云南土贡用之”[78]。“土贡”是“无朝”“有贡”“无赏”的地方进贡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将地方经济纳入国家共同体的内政制度[79]。拉里是今西藏昌都嘉黎县，这里的方物是地方土贡产品，这是清代藏地土司朝贡向与流官趋同的地方——中央政治关系转型的重要经济表征。“封贡”与“土贡”作为不同贡赋类别，不仅标志着不同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兼具深刻的政治隐喻意味。周霭联对这一问题的区别表述投射出乾嘉士人对于西藏地方与清中央之间现实关系的深切关注。

四、余论：《西藏纪游》的非精英文学书写与乾嘉时期的一般社会意识

周霭联不是专业地理学者，他的《西藏纪游》只是对西藏地理的一般文学书写。其作品先曾题作“竺国纪游”①《竺国纪游》为《西藏纪游》异名同书，有嘉庆九年金山周氏刻本、道光十二年刻本颂诗堂藏版及民国二年江安傅增湘铅印本。见王金凤、胡志杰《试论清人游记〈西藏纪游〉的文献价值》，《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1月，第32页。《竺国纪游·序》有语“西藏于图经无考，未知即古天竺否？然以方舆大概揆之，当亦皆其境内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六辑《竺国纪游》，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页。，他甚至不了解西藏的准确地理位置。周霭联不是西藏问题专家，其书中“释迦牟尼自唐时侍公主进藏，年甫十二成佛”的叙述和“不知公主何以反旁坐”的疑问[80]，以及“唐时公主下嫁吐蕃，尉迟敬德送至此地”[81]的讲述，都说明他不仅是佛教的门外汉，而且对唐蕃史事也疏于了解。周霭联没有封疆大吏的政治视野和官方书写的宏大抱负，其《西藏纪游》有意回避重大历史事件而留心搜汇“山川风俗，草木虫鱼之异”的叙述策略，以及他以父亲为假想受述者的撰述动机，都毫不掩饰该书撰述的非官方叙事立场和私人化表述意愿。周霭联也不算当时的文坛顶流，他虽“少有文名”[82]，嘉庆十九年（1814）还参加宣南诗社，但其文学影响力始终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文学交游圈，而他的《西藏纪游》文学成就本乏善可陈，因此书成之后未曾广泛流传。然而，惟其非专业、非官方、非精英书写的文本身份，《西藏纪游》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一般思想史文本获得更进一步的讨论。

清代前中期，经过平定朔漠、青海、准噶尔、两金川等一系列国家行为，帝国领土不断扩张，到乾隆后期帝国版图达到新的历史巅峰。帝国版图不断扩大的进程中，朝廷总会通过相应的国家渠道及时宣扬皇帝的功绩。“三危西藏”一类的边疆地理知识就在这种宣传中逐渐内化为国民共识，不断塑造着清人的国家疆域意识。在周霭联《西藏纪游》之前，李凤彩《藏纪概》就是从邸抄抄录“圣祖《地理水源文》”[83]，说明康熙上谕“三危西藏”的系统知识曾以邸抄的形式在帝国各地传播。这种国家宣传行为将西藏由原来一般士人较少关注的西陲边鄙转变为一个在全国各地到处讲说的地理空间。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清前期至中叶尤其是乾隆时期，每一次重大平定战争的太学告成碑文都会由朝廷通过礼部向全国各地学宫颁发卧碑[84]。因此，伴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帝国疆域知识、帝国共同体意识就以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通过太学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广泛传播，在一种辐射全国的宣传攻略中，动态地塑造着士人们边疆地理文化、边地民族族群、帝国共同体建构的整体意识形态。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亲撰《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记述康雍乾三朝陆续平定准噶尔的概况，极力宣扬将西北纳入帝国疆域的大一统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两年后，周霭联出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军第二次平定金川，乾隆撰《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记述二战两金川的因缘、过程与意义，这一年，周霭联二十岁。作为一个伴随着帝国疆域奠定的节奏、浸淫在帝国意识建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江南士人，周霭联对遥远西藏的地理地域认知、对超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族群认同，以及他对帝国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自觉参与，都表明这一时期国家层面的意识宣传对士人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霭联的西藏地理认知和帝国疆域族群意识大体能代表同时代士人的一般意识与社会心理的整体状态，他的《西藏纪游》对于了解和研究清前中期的帝国意识建构和乾嘉士人的边疆地理意识、帝国空间意识和民族族群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