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川 刘朋乐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000）

自清代雍正年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以来，先后有一百三十余人担任了驻藏大臣或驻藏帮办大臣，[1]在这些驻藏大臣中，虽然所处时代有差异，个人能力有优劣之分，品质良莠不齐，“宜有裨于藏政者良多，而弱于斯职者不乏其人”[2]，可谓贤愚各异，最终的边疆治理成效高低有别，得失互见。但不论功过，这些驻藏大臣均是清朝中央政府治藏理念的主要执行者和核心人物，代表着中央王朝“神圣的尊严和至高的权力，更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意志”。[3]尤其是精明能干的驻藏大臣，从僧格、成德、和琳、和宁、松筠等人，到孟保、赫特贺、满庆、文硕、张荫棠、赵尔丰等，更是在西南边疆治理上，奋发有为，卓有建树。正因驻藏大臣在西藏社会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独特影响，学界对驻藏大臣的设置时间、施政措施、历史影响等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部分代表人物，如：傅清、和琳、松筠、有泰、联豫、赵尔丰、张荫棠等更是予以了较多关注。①学界有关驻藏大臣人物代表性的研究有：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刘忠：《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王川：《驻藏大臣瑞元史事考》（载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第85-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伟洲：《驻藏大臣琦善改订西藏章程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张永攀：《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人民论坛》2010年第11期；邓锐龄：《清代驻藏大臣色楞额》，《中国藏学》2011年第4期；平措达吉等：《驻藏大臣有泰评述》，《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车明怀：《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叶健：《驻藏大臣孟保与森巴战争》，《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平措达吉等：《驻藏大臣奎焕评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杜望：《论傅清的政治命运和治藏贡献》，《民族史研究》2017年第1期；康欣平：《晚清驻藏大臣文海筹藏析论》，《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 期；康欣平：《驻藏大臣温宗尧筹藏试探》，《西藏研究》2020 年第1 期；李令令、康欣平：《驻藏大臣联豫与波密之役》，《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等。

纵观目前学界有关驻藏大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是，综合而论，关注晚清时期驻藏大臣的成果较多，关注雍正、乾隆年间驻藏大臣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另一方面，就驻藏大臣个体研究而言，在一百三十余人驻藏大臣之中，实际莅任者一百余人，仅有二十余人被予以学界关注，而其他相当一部分驻藏大臣尚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4]本文关注的驻藏帮办大臣钮祜禄·成德(1728-1804年）即尚未受到应有关注的驻藏大臣之一。实际上，成德筹办藏事期间，正值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行伍出身的他多次配合鄂辉、福康安等人用兵西藏，协助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为抗击外来侵略、维护西藏地方稳定作出了较大贡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驻藏帮办大臣成德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其生平事迹，总结其历史功绩，进而探讨乾隆朝末期驻藏大臣在西藏社会治理中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驻藏之前南征北战的军功

钮祜禄·成德(1728—1804），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为道光皇帝第三任皇后孝全成皇后（即咸丰帝生母）之曾祖父。钮祜禄氏是满洲八大姓之一，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意为“狼”，是以狼作为部族原始图腾象征的一个族群，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长白山区。[5]满洲贵族出生的成德早年进入健锐营充当前锋，这是清代禁军中较为特殊的一支部队，又称“健锐云梯营”，是乾隆专门为平定大小金川而设立的特种作战部队，由满蒙八旗中精锐二千多人组成。[6]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1761—1767），成德均在八旗禁军中任职，由于平日英勇果敢，先后任蓝翎长、副前锋校、前锋校、委署前锋参领等职，官至武官从五品。

早年的成德，跟随清军征讨青海、新疆的准噶尔、叶尔羌等部族，《清史稿》中记载其“从征准噶尔、叶尔羌，俱有功”[7]。乾隆朝中期，位于中国西南的缅甸贡榜王朝（1752—1885）不断对外扩张，缅军数千军队大举侵犯云南普洱府，“边境一日数惊”[8]。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清廷派将军富察·明瑞以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出征缅甸，成德跟随明瑞“自锡箔进兵，攻贼旧小蒲坡，中枪伤，战猛拜、天生桥、猛城诸地。”[9]后来，明瑞战死于缅甸猛腊，朝廷震惊，遂以大学士富察·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及阿桂为副将军，领兵参加清缅战争。成德又跟随阿里衮、傅恒等人，转战在缅甸诸战场，“从副将军阿里衮攻顿拐，毁其寨。从经略大学士傅恆渡戛鸠江，自猛拱、猛养进兵，败贼於新街”[10]，立下赫赫战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成德跟随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展现出过人的战斗意志。温福到达打箭炉后兵分三路，温福出巴朗拉（今巴朗山）；提督董天弼自甲金达（今夹金山）援达木巴宗（今达维镇）；总督阿尔泰自约咱攻僧格桑（叛乱的小金川土司）。在攻打巴朗拉的战斗中，成德协助攻打斯当安等碉寨，多次身负重伤但依然“裹创力战”，向克资哩、古布济、八角寨诸地进军，随后又继续“自空卡、昔岭进兵，屡捷，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11]。

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温福的军队行径至功噶尔拉山（今四川小金县西北）一带时，敌军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坚固的碉堡阻碍清军进攻，温福“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余大半散于各卡……得不偿失，士心解体”[12]，驻军木果木（今金川县卡撒乡），并令提督董天弼分军屯底木达（今小金县抚边乡）。是年六月，大小金川的土司头人突袭清军底木达大营，提督董天弼战死，清军粮草补给被切断。随后敌军进攻木果木大营，由于毫无准备，清军万余人马惊恐混乱，互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温福也在慌乱中中枪身亡。[13]

此时，成德正驻军小金川境内，由于大军的溃败，成德驻守的美诺官寨亦被敌军攻陷。乾隆听闻清军的溃败后大为惊讶，“急调健锐、火器营二千，吉林索伦兵二千”增援，并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严令剿灭叛乱。[14]成德也因战斗的失利被暂时革去官职，但仍继续留任原有的职位。阿桂在任定西将军后，清军士气大振，在及时调整军事将领和用兵策略后，小金川的战事迅速转好，“将军阿桂令自南山攻取阿喀木雅，会领队大臣额森特、总兵海禄三道并进，击东沟贼碉，歼贼甚众。路顶宗、明郭宗诸营卡皆下”[15]，“十月，攻下资哩。用番人木塔尔策，分师由中、南两路进，潜军登北山巅，遂取美诺，明亮等亦克僧格宗来会，凡七日，小金川平”[16]。小金川平定后，乾隆大喜，赐予成德黑狐冠，并令其官复原职，同时下令清军迅速移师进剿大金川。

在乘胜追击攻打大金川的战役中，成德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意志，不仅“偕总兵特成额等分兵缀贼”[17]，还与散秩大臣普尔普、总兵官达色、内大臣海兰察等人密切配合，攻克了坚固的碉寨数十座，以及该布达什诺木城、逊克尔宗（今金川县勒乌乡附近）等大金川土司占领的军事要地，时常“带兵冒雨攻围山梁之碉，彻夜无倦，贼遂弃碉而遁”[18]，取得了军事上极为重要的胜利，乾隆因此赐其“赛尚阿巴图鲁”①“赛尚阿巴图鲁”在满语中意为“可嘉奖的勇士”。[19]的称号。在接下来继续进攻勒乌围、噶喇依等地的战斗中，成德先后击败了甲尔纳寨、赤布寨、噶尔丹寺、日则丫口、逊克尔宗等地的敌人，最终同大军会师勒乌围，“进克甘都瓦尔、黄草坪等处”[20]，金川土司头目索诺木只好率其所属“二千余人出噶喇依寨，奉印信跪献于军门，生即俘获，两金川平”[21]。

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皇帝大喜，诏令“图画功臣五十人于紫光阁”，成德因战功卓越列前五十功臣。在功臣画赞中，对成德的评语为：“沉舟侧畔，鼓棹为难。受创复进，其心审丹。似若而人，不胜屈指。养育八旗，报非虚饰”[22]，不难看出，多次受伤仍然勇往直前，是其受到朝廷嘉奖、并位列平定两金川紫光阁功臣前五十的主要原因。

成德率军平定大小金川方四十余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也是其军事指挥才能迅速提升的阶段。经此一役，成德被擢升为四川提督（全称为“提督四川等处地方总兵官”），一跃成为统领四川军务绿营的最高军事长官，掌管着川北镇、重庆镇、建昌镇、松潘镇等地的绿营军，能够调动的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实际上，在大小金川的作战过程中，健锐营出身的成德善于攻打敌人坚固的碉寨，多次攻克各样的防御建筑，取得了赫赫战功。

成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作战经历，以及与当地民众的交流沟通，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成德的指挥作战才能，加深了他对于边疆民族的认识，也为其日后进入西藏积累了较丰富的治理经验。

二、三次进藏建立功勋

（一）平定藏东“三暗巴番”之煽乱

“三暗巴”是清代典籍中对西藏昌都三岩地区的称呼，除此以外亦有“三艾”“萨安”“散演”“三昂巴”等多种记载，其地大致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贡觉县、芒康县等地，“东濒金沙江，由北至南分别为上岩、中岩、下岩，隔江与德格、白玉、巴塘毗邻；西望宁静山，与江达、察雅相接。”[23]由于地理位置等特殊原因，“三暗巴”地区在清代“不属藏亦未附汉”，当地人“以抢劫杀人为雄”[24]，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之地。

清代的史书典籍中，对“三暗巴”较早的记载出现在乾隆朝。据《清实录》记载称，乾隆五年（1740）十月丁未，当时擦瓦龙头人桑阿报：“三艾营官欲点三路士兵，往攻怒子”，云南总督公庆“派拨官兵五百名，带同士练人添防沿边内地紧要卡隘，分别堵御”[25]。该段文献中记载的“怒子”即生活在云南一带的怒族人，由此可见，为了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安稳定，清政府至迟在乾隆初年就已经注意到“三暗巴”地区的乱象，并派遣军事长官加以节制。此后的一段时间，“三暗巴”及其周边地区屡有“夹坝”（即抢劫）事件发生，当地土司头人运送的茶叶、货物、马匹等物资常被劫掠。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岩人安错、白马四郎、达罕绰吉等人甚至公然劫掠了“大皇帝随旨赏给怙主达赖喇嘛”[26]的茶包。于是，清廷震怒，决定出兵进剿“三暗巴番”，以维护当地的治安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成德作为总兵全程参与了此次平定“三暗巴番”的重要任务，与成都将军特成额共同“督兵捕治”。当成都将军特成额、总兵成德等人率领的“大批汉、满、金川官兵”[27]，加之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噶伦公班第达的军队，以及巴塘、理塘、察雅等地土司的武装到达“三暗巴”地区后，三暗巴贼匪安错大惊失色，接连表示“情愿献出从前所抢人马”，“嗣后断不敢抢夺”[28]。但特成额毫不理会，迅速派遣副将鄂辉、总兵成德、江卡游击袁国璜从西北、西南两面进攻，不久便攻破首犯安措的寨堡，并将首伙各犯正法。随后，乾隆皇帝下令“急派绿营官兵驻三暗巴就近要隘……彼处番民严加约束”[29]。此后一段时间，“三暗巴”地区“夹坝”事件大幅减少，清朝中央政府也借此机会在该地区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巩固了在藏东地区的统治。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平定“三暗巴番”安错之煽乱，是一场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川边康区土司头人共同发起的联合行动，成德、特成额等人在最终的奏报中称“全获首伙各犯”[30]，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后在如何治理“三暗巴”上，乾隆认为“三暗巴素不安分，是以遣派官兵严办。如平定后，仍可照常办理”[31]，可见，派兵平定后“仍可照常办理”才是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用兵的落脚点。这一用意是清政府试图将这一地区纳入“业已模式化的边地政治体系的具体举措”[32]，即通过处理该地区的纠纷，在藏东地区逐渐形成了“国家—土司—头人”一体化的政治治理模式。

（二）征讨两次入侵西藏的廓尔喀

与西藏的西南境外，喜马拉雅山南麓，有一块被称为巴勒布的地方，廓尔喀就是巴勒布大大小小的部落之一。乾隆三十四年（1769），廓尔喀部族的首领巴勒提那兰（Prithvinarayan）武力吞并了阳布（今天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廓库穆（巴德岗）、叶楞（帕坦）等其他几个部落，成为了与西藏相临的一个强大的政权，并与西藏地方有着较为密切的商业往来。[33]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因西藏聂拉木等处第巴“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以及新旧银钱折算等方面对西藏当局不满，在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的挑唆下发动侵藏战争，相继占领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济咙、聂拉木和宗喀三地。[34]于是，乾隆皇帝遂“命成德为参赞大臣，督兵偕总督鄂辉、驻藏大臣侍郎巴忠会剿”[35]，下令“成德此时著带印前往，俟鄂辉到彼，再换回在省弹压。如鄂辉察看现调各兵不敷堵剿，不妨据实奏闻，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以期迅速藏事”[36]，要求对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大加惩戒，以达到永靖边陲的效果。

时任四川提督的成德得到指令后，立即率绿营军一千人先头部队火速驰援，七月二十二日从成都出发，十月初八方到达后藏扎什伦布，随即分赴各战地前线。但由于战地遥远，战场的情报十分不及时，这种“迟误不实的情报造成了指挥调遣的混乱”[37]，四川总督李世杰等人时而奉旨发兵增援，时而遵行撤兵的旨意，军事部署一度十分被动。第二批继进的由成都将军鄂辉率领的驻防满洲士兵、总兵张芝元率领的金川屯练土番五百余人，于十一月十二日才到达后藏。而第三批由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的绿营兵一千则于年底才到达后藏。先后到达西藏的清军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初九日，鄂辉率领的部队与先行入藏的成德部队在第哩浪古（今日喀则定日县境内）会师，但由于天气寒冷、大雪封山，清军沿着小路绕道行经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冲突所在的宗喀等地。与此同时，乾隆派来统筹办理西藏事务，懂得藏语的理藩院侍郎巴忠，却授意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丹津班珠尔私下与廓尔喀议和，而廓尔喀派出的代表正是从西藏出走、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清人昭链在其《啸亭杂录》中说：“巴忠自恃近臣，不复为鄂成二人所统属，遂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讲和，愿岁纳元宝一千锭，以赎其地。廓尔喀欲立券约以为凭信。时达赖喇嘛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约而归。”[38]经谈判双方议定：廓尔喀撤出西藏的边境，西藏许诺给予廓尔喀三百个元宝，每个元宝五十两，共计一万五千两。但该议和内容中甚至连这三百个元宝是一次性交付还是每年均需交付都没交代清楚，因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39]

当然，这样的议和明显背离乾隆皇帝征战廓尔喀的初心，而巴忠、鄂辉二人草草议和，并未将真相上奏朝廷。从目前所见史料看，成德作为四川提督是十分反对议和做法的，如《清实录》记载：“成德尚以带领多兵，应行打仗，不当与之说和，与巴忠等争执，以致意见参差。其卒归于说和完事者，自因鄂辉、巴忠一系将军，一系钦差，成德职分，在伊二人之下，不得不随同办理。”[40]可见，正是由于职务和影响均在鄂辉、巴忠二人之下，在据理力争而没有取得成效后“即以此议入奏”[41]，向清廷奏明了此事。还师回成都后，成德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被授予成都将军，成为“驻边弹压，固足以震慑诸番”[42]的重要将领，其职权“除管理本省八旗驻防事务外，另为川西藏区之最高军政长官”①“成都将军”设立之初与其他各省驻防将军职权略有不同，除管理满洲八旗防务外，还兼统绿营的防务，负责川藏地区的行政、巡防等。[43]。

巴忠、鄂辉等人“许银赎地”的做法虽然使得廓尔喀暂时从西藏退兵，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暴露了廓尔喀人敲诈勒索的本心。在漫天要价西藏地方无力满足的情况下，廓尔喀人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上旬再次武装入侵西藏，很快攻占了聂拉木、济咙、宗喀、定日、萨迦等地，直逼后藏扎什伦布，驻藏大臣保泰急忙派兵将年仅十岁的七世班禅额尔德尼迁往前藏。[44]八月二十日，廓尔喀兵占领扎什伦布寺，大肆烧杀抢掠，“其商上所贮银器绸缎等物俱被贼掠去”[45]。

战事上报朝廷后，此前处理藏务的侍郎巴忠竟然投湖自尽。乾隆帝闻讯后大怒，“朕之初意，原不欲劳师远涉。今贼匪肆行侵扰，竟敢抢掠扎什伦布，不得不声罪致讨……此事势在必办，竟无二义”[46]，于是革去了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二人的职务，“命鄂辉、成德督兵定藏自赎”[47]。后来，因战事尚不明朗，成德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受阻，乾隆以“濡滞失机，夺将军，予副都统衔”[48]，并派遣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统领劲兵进剿，以期迅奏肤功。福康安著授为将军，海兰察、奎林著为参赞”[49]。到藏不久，乾隆又将福康安擢升为“大将军”，这是乾隆朝之前从未授予过的尊贵称号，可见皇帝对此次战事的重视程度。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清军攻打了被廓尔喀人占领的聂拉木，该地“两山夹峙，中亘山梁”，廓尔喀军“据险拒守，拼死抵御”[50]，使得清军面临着较大压力。为此，成德与时任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连夜行军，“成德攻寨西北，穆克登阿出西南，掷火弹杀贼，破寨，尽歼守寨贼，无一得脱者”[51]，取得了反击的初步胜利。此后，福康安继续向济咙进兵，“令成德等分道进屯德亲鼎山，克敌卡，自俄玛措山进，迭克果果萨寺，乘夜取札木铁索桥。又自江各波迈山梁趋陇冈，与彦吉保会；逐贼至利底，与福康安师会，所向克捷。”[52]在《清实录》中，乾隆帝如是评论此次进军：“成德人虽粗疏，但伊曾任将军、提督，经历戎行，且聂拉木地方究系成德克复，福康安于济咙剿除贼匪后，统兵深入，其聂拉木、济咙一带，或虑贼匪抄截，不可不豫为堵御，应即令成德、台斐英阿在彼处一带率兵分驻，往来策应，以壮声援，更为万妥。”[53]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廓尔喀接连败退迅速逃离西藏，之前攻占的失地全部收复。

乾隆帝闻讯后大喜，写诗志庆道：“报至喜翻成欲泣，念驰怜切讵惟嘉”，并希望清军“复番境已压寇境，阳布摧枯望不赊”[54]，继续乘胜追击。是年（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庚子，清军进入廓尔喀境内，欲直取其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总兵诸神保等兵分三路前进，“即令成德等于聂拉木一路前趋阳布中间总汇处所带兵堵御，以为大兵后路声援”[55]，“遂入贼境，贼举国来据于噶多溥，福康安分前队为三……成德亦克铁索桥，进至利底”，“凡六战皆捷，所杀四千余人”[56]。是年七月初八日，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遣使乞降，随即双方议定，廓尔喀与安南一样，为清藩国，五年一贡。至此，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三）充驻藏帮办大臣及离藏后的事迹

击败入侵的廓尔喀后，成德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帮办大臣，“图形紫光阁，前十五功臣，以成德为殿”[57]。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序》中记载称：“紫光阁图功臣像，各为之赞，自平定西域、两金川、台湾、逮此凡四次。首大学士一等忠锐嘉勇公两广总督福康安，终副都统街驻扎西藏协办事务大臣赛尚阿巴图鲁成德”[58]。其他十三人尚有：大学士阿桂、和珅、王杰、孙士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庆桂、和琳，总督惠龄，护军统领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副都统阿满泰。能够与福康安、阿桂等功勋卓著之人共同入选“前十五功臣”，足以看出其在平定廓尔喀入侵战斗中的功绩是得到了乾隆皇帝认可的。

当然，作为行伍军人出身的成德，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勇猛，乾隆帝也认为其“素尚勇往”，但由于缺乏主政地方的行政经验，加之平定廓尔喀第一次入侵时未能及时制止巴忠、鄂辉等人的议和，最终乾隆皇帝未将其作为驻藏大臣的第一人选，而是以副都统衔让其充任驻藏帮办大臣，协助驻藏大臣和琳、松筠等人处理藏中事务。比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戊戌，乾隆帝在酝酿驻藏大臣人选时就指出：“而成德才具，亦止可在藏帮办，不能总理一切。目下有和琳在彼主持经理，自可倚恃。俟二、三年后，松筠亦已在京休息数年，伊系军机章京，尚为更事，维时再令松筠前往，更换和琳。而成德随同和琳办事二、三年，于藏务渐能熟悉，令其帮同松筠，亦可无误。”[59]可见，乾隆帝对作为军人“久历行阵”[60]却“不能深知大体”[61]的成德的任命还是十分谨慎的。

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已卯，已六十六岁的成德专任杭州将军，乾隆在上谕中说：“成德前在廓尔喀办事，迎合巴忠，获咎甚重。经朕加恩宽宥，赏给副都统衔，命往驻藏协同办事。嗣因伊年迈，令其来京。现在杭州将军员缺一时简用乏人，若即将伊补授，未免稍优，著仍以副都统衔前往署理。此时杭州将军印务尚有吉庆暂署，成德即著来京请训，再赴新任”[62]。在担任了近两年驻藏帮办大臣后，成德因年龄的原因被调任杭州将军，两年后的嘉庆元年（1796），再次转任荆州将军。

在担任荆州将军期间，湖北一带爆发白莲教起义，教匪聂杰人、张正谟等倡乱於枝江、宜都，成德随即偕总督惠龄攻打宜都灌湾脑山，命令手下矫健的兵士“各持草束抛掷火弹弓透贼人，所埋地雷声振山谷”，“惠龄与成德、文图、富志那各率将弁兵勇，分四路齐进，攻克外层贼墙，贼匪不能抵御，退入二道墙内，官兵即将贼尸填平沟濠前进，贼匪纷纷溃散，内有贼百余跪地哀号乞命”[63]。最终将率众在枝江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最早的发起者张正谟擒拿。这也是成德担任驻防将军生涯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作战。

嘉庆四年（1799），年过七旬的成德致仕，嘉庆九年（1804）卒。成德有一子名穆克登布，曾随父征金川，授蓝翎侍卫，累擢直隶提标游击。穆克登布有一子名颐龄，袭爵，二等侍卫，是宣宗孝全皇后之父。道光十四年（1834年），册立皇后礼成后，成德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号“威恪”。

三、驻藏大臣成德的功绩及其历史作用

在短暂担任驻藏帮办大臣期间，凭借多次进藏征讨的经验、民族边疆地区社会的治理经验，以及勇猛刚毅的做事风格，成德积极配合驻藏大臣和琳、松筠等人处理藏中各项事务，在维持地方稳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德的主要历史作用和治藏功绩，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随从乾隆帝“十全武功”之下，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建立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十二岁的乾隆帝将自己在位期间十次重大的军事成就编写进了《御制十全记》当中，在这“十全武功”的战争中，成德参与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缅战争、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大小金川、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两次平定廓尔喀等多次彪炳史册的战役，可谓乾隆帝开疆拓土的重要追随者。军人出身的成德因作战勇猛、英勇无畏，在平定大小金川战争中身负重伤依然勇往直前，在平定廓尔喀入侵中更是多次风雪兼程，表现出令人崇敬的战斗意志。正因如此，成德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进而先后担任总兵、成德将军、驻藏大臣等军事要职。成德参与的这些战争，是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的重要举措，更是乾隆年间国力鼎盛的突出呈现。从这个层面而言，成德一生最突出的贡献当属其跟随乾隆“十全武功”征战沙场的军事成就无疑。

（二）积极治理边疆尤其是西藏，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早期驻藏大臣的心目中，“西藏系极远边疆”[64]，如何在西藏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社会治理，成为了成德积极思考的问题。

在担任驻藏帮办大臣期间，成德积极协助驻藏大臣处理地方性事务，协调土司头人与寺庙僧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西藏文物管委会收藏着一件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与成德办法给扎什城万寿寺主持的令牌，上面详细记载了协调万寿寺每年为皇帝念诵万寿经典时所需费用的事件，要求西藏地方的各管事头人必须要“照旧例支给”，“务将洁净之物按数发足”，“第巴处交纳青稞亦须浩净交足，不许掺合草渣充数”[65]等。

此外，成德海多次率领小规模部队平定青藏高原周边“夹坝”事件，这在《清实录》等文献典籍中，均有记载。

可见，成德在担任帮办大臣期间，对西藏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三）积极协助驻藏大臣处理藏中事务，在维持西藏地方稳定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

清朝在击退入侵的廓尔喀后，发现西藏地方各项制度十分废弛，藏中地方官员庸碌无为，社会系统涣散无力，驻藏大臣“内不足镇抚番众，外不足绥和外藩”，“达赖喇嘛惟知坐静安禅，不能深知外事；噶伦等平时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御”[66]，遂决心改革西藏地方各项制度，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成德亦为该章程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该《章程》内容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之间共同办理事务的关系，规定驻藏大臣是代表清朝皇帝派来驻藏的钦差，藏中各项军事、行政措施的颁布，达赖、班禅需同驻藏大臣商定。

据成德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进京奏报中称：“和琳办事甚妥。且见达赖喇嘛不行叩拜，达赖喇嘛惟命是听”[67]。可见，经过成德等人一段时间的制度建设、落实整改之后，驻藏大臣治藏的法规制度进一步完善，驻藏大臣的权威得到进一步提升。

总而言之，上述例举的这些成就充分表明，以副都统衔担任驻藏帮办大臣的成德在其短暂的任职期间，对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做出了有益的历史贡献。但也应看出，满洲军人出身的成德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担任驻藏帮办大臣，尔后五十九年（1794）便转任杭州将军，作为驻藏帮办大臣处理西藏事务的时间不足两年。从这个层面而言，成德并非严格意义上处理藏务的专门人选，并且其担任驻藏帮办大臣时已年过六旬，其生平经历亦表明其更多是政局动荡时期派往西藏维持地方稳定的那一类官员。这样的任职经历和年龄限制，使得成德担任驻藏帮办大臣期间对西藏地方治理的贡献，亦有所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