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柏田

一、莫名的火气

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御驾从绍兴前往劫存后的杭州。正月甲寅（十日）发，丙午（十四日）至，路上走了五日。在杭州，他准备重建垮塌的政府机构，恢复科考，任免官员，颁布法令减免赋税，慢慢积蓄力量，以期与北方的金国抗衡。

早就有人提出，杭州并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与六朝故都建康相比，此地一则腹地狭窄，不利地域扩展和向纵深发展，二则已经挤满了从北方和江淮逃难来的百姓，恐惊扰圣驾。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宵宫卫肤敏就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先前钱氏在这里立国，实属迫不得已，最理想的王者之都还是倚山带江、可以控扼险阻的建康，为今之计，只能在钱塘少作停留，最后还是要到建康去。另外，数千里的长江防线，也一刻不能疏于守备。

但高宗特别中意杭州这座出了名的富庶之城。众所周知，整个十世纪里，有长达七十年它是吴越国的都城，而吴越国是十国时期存活得最久的、也是经营得最成功的国家。高宗还看中这座城市正好处于一个巨大海湾的喇叭底，有码头和港口，遇有急变即可乘船逃离。经过建炎三年（1129）的这次海上逃亡后，提前作这样的规划显然很有必要。当然，为了给一心收复失地的主战派大臣和前方将士一个交代，他一再宣称，这只是一个临时国都——“临安”。

李清照是和随驾的弟弟李迒一起，于1132年正月后来到临安的。“壬子，又赴杭”，一个“又”字，说明她不是第一次来了。建炎三年（1129）冬天她一路急追高宗时曾匆匆路过这个城市。此番她是准备长住了。

一个人长时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稍一得闲，紧绷的弦松懈下来，就有可能招致病魔来袭。此后我们将会看到，病，将是她流寓江南的后半生的常态。前番在江宁，建炎二年（1128）八月里，明诚殁后，悲伤和劳累使她病得“仅存喘息”，此番杭州得病，其情势汹汹，怕是不在江宁之下。毕竟，她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病中状况，用她后来自己的话说是“欲至膏肓，牛蚁不分”，连后事用的棺材的石灰和铁钉都准备好了。《世说新语》里说，晋人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蚊动，谓是牛斗”。她都病得出现幻觉了，都已经命悬一线了，稍一好起来，谈论起自己的病，还是忍不住带着一种戏谑的语气。这个人禀性里天生的乐观和刚健，再怎样的困苦也泯灭不了。

一首《青玉案》，据说是这一时期她写给弟弟李迒的：

征鞍不见邯郸路。莫便匆匆去，秋风萧条何以度。明窗小酌，暗灯清话，最好流连处。

相逢各自伤迟暮，犹把新诗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如今憔悴，但余衰泪，一似黄梅雨。

《青玉案·征鞍不见邯郸路》

“邯郸路”，犹言邯郸道，是一条求取功名之路。唐传奇《枕中记》中，卢生黄粱一梦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邯郸道的旅舍中。“盐絮”，在这里指的是美好的诗句，典出东晋才女谢道韫咏雪事。

她是在用这个故事劝慰小弟，这么多年了，你都征鞍劳累，难道还没看清，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还是不要再这样匆匆奔忙了吧。你这一走，我病中的日子会愈发难过起来。最留恋的还是我们刚重逢的时候，“明窗小酌、暗灯清话”，白日里明窗净几，我们相对浅酌，到了晚上，就着灯盏闲谈话旧。

三月，新朝举行南迁后第一次科考。新科状元张九成，字子韶，学出名门，乃人称龟山先生的理学家杨时之徒，靖康南渡时从开封徙居钱塘。眼下南北对峙，朝廷急需用人，考试仍按熙宁年间的以策论取士。这张九成所做策论，大胆剖析宋金形势，说“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又慷慨陈词，说中兴之本，在人主以刚为心，“去谗节欲，远佞防奸”。此论一出，连他的老师都说好。

高宗读了这份对策，十分感动，于是擢张九成为第一，余杭凌景夏第二。尚书左仆射吕颐浩欲以凌景夏为第一，说：“景夏之词，实胜九成。”但高宗坚持他对这个北方来的士子的欣赏：“九成对策虽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执事之人，无所回避，擢置首选，谁谓不然。”

李清照听说张九成的对策里有“桂子飘香”之语，忍不住要开一开这新科状元的玩笑，把他庄严的廷试策论与欢场里传唱的柳永的情爱小词相互比照，吟出个对子来：“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其实也不过学学苏轼学士的“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之类，纯属游戏，本无讥诮之意。后世的诗人陆游大概是觉得这个事情好笑，也钦佩易安有急智，把这个对子记到了笔记《老学庵笔记》里。

张九成要是得知自己的策论被女诗人这样调侃，怕也只有苦笑吧。那个让他得意的对策里确实有桂子飘香这等语句，不过意思完全是反着来的，他是要劝谏皇帝打消享乐主义的念头：您如果非要在西湖边行乐，那就多想想北方凄烈的西风里的两位前皇帝吧。《宋名臣言行录》云：“子韶对策曰：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必曰：西风凄动，两宫得无忧乎？”

哪知道这断简残篇到了女诗人笔下，整个意思都给弄拧巴了。好在他是个理学家，理学家都以圣人为念，想来不会太计较一个女诗人的讥讽和莫名火气吧。

黄承璋先生就说他不明白，要说讽谕，张九成的“夜桂飘香”实与易安的“南来犹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几乎同一个意思，“不省清照何故嘲之”。

其实她就是觉得好玩。春天来了，西湖的风让缠绵病榻的她觉得又活过来了，病中蛰伏的思绪这时也跃动起来，正好碰上绍兴二年的黄榜放了，正好碰上状元张九成，传闻中张状元的“澄江泻练，夜桂飘香”，又让她想到了柳永《破阵乐》里的名句，“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她就逞一逞机巧，纯属戏谑之制。“应举者传诵而恶之”，结果传得满城皆知，士子们一边传一边骂，呸，这个妇人，怎地如此毒舌？

二、骗婚者

心头的一点春意，或许来自一个男子，一个在她丈夫故去两年零八个月后出现的男子。这个人名叫张汝舟。

刚到杭州，她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身边只有一个应门的老仆，什么也差遣不了。在敕令所上班的弟弟李迒过来送药尝汤，家里才稍有点人气。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男子出现了。他对于李清照的才华，闻名已久，对于她南渡以来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而且他没有家室之累，还是一个官身，他的俸禄足够他去承担一个家庭。在病人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这个男子或许已经不止一次来看望她、安慰她，并找机会向她表白，他愿意一直照顾她，一起度过下半辈子。

这些个动听话儿，从一开始她就无法抵挡。她都四十九岁了，丈夫去世也快三年了，以为是心如古井了，却原来心底里还是想在人世间再要一份爱怜的。

这个叫张汝舟的男子点燃起了她生的希望，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答应了，把余生交给这个人来保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她心甘情愿成了甜言蜜语的俘虏。只是她不知道，这个人开始的话有多甜蜜，日后留给她的痛就有多深。

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在晚景的入口等着她了。

关于她这次仓促的改嫁，她与这个叫张汝舟的男人婚后数月后又反目成仇，以及她为了离婚不惜付出身陷囹圄的代价，这一整个事件，比她稍晚一辈的文人圈里都是当作笑话讲的。他们嘲笑她都一把年纪了还不甘寂寞，有眼无珠，以一个素负清望的大臣遗孀的身份再嫁一个品级低下的无耻之徒，是失去了“检操”，以至“晚节流荡无依”。除了历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记录下这个骗婚者的名字，“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其他同时代作家诸如胡仔、王灼、晁公武、洪适等人，在他们的笔记里提及此事，除了发出几声干瘪的笑声，再也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了。

而李清照费尽周折走出这桩婚姻后，写给某位在她入狱期间施以援手的高官亲戚的感谢信《投内翰綦公崇礼启》，因用骈文写就，充斥着各种繁复典故，偶或交织着她自己的激愤意气之语，也给我们知悉这桩婚姻的始末设置了许多障碍。但我们还是可以剥开一个个典故之核，穿过那些情绪化表达的雾障，再参以宋人笔记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来最大程度地还原绍兴二年的这场婚案。这封信不长，最初收录在赵彦卫的《云麓漫钞》里。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张汝舟，究系何人？

据考，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里，有两个叫张汝舟的官员。这两个同名者的履历分别如下：

第一个张汝舟：毗陵（今江苏常州）人氏，神宗熙宁年间太学上舍生，徽宗崇宁五年进士，宣和二年任殿中侍御使，后因忤上意，于宣和五所降授宣教郎，直秘阁权知越州绍兴府。建炎年间，为朝奉郎守明州知府。建炎三年冬，高宗南逃至明州，这个明州知府在迎接皇帝銮驾时“应奉简俭，粗完而已”，被表扬为能够关心民间疾苦，得迁一官，与高宗护卫军刘洪道对调，刘暂知明州，张则改任直显谟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建炎四年，复被任为直显谟阁兼管内安抚使知明州。致仕前，张汝舟请求奉祠，被改为主管江州太平观。由神宗熙宁年间太学上舍生的资格来看，至绍兴二年，其年龄在六七十岁间。

第二个张汝舟：浙江归安人，崇宁二年进士，仕履不详。绍兴元年，以承奉郎特迁一官往池州措置军务，绍兴二年，调回临安，以右承务郎之衔，任监诸军审计司。按此履历，他很可能与赵明诚年龄相仿。

当过明州知府的那个张汝舟，是个正直的官员，再说他都快致仕的年纪了，自不可能向李清照求婚。那么看来是第二个张汝舟了。此人做过一任池阳小吏，建炎三年李清照夫妇放舟西上到池阳、赵明诚在建康去世的往事，他应该是有所耳闻的。更重要的是，绍兴二年，此人已调回杭州，正担任右承务郎、监诸军审计司一职。这一官职算是军队里的文职人员，专门负责审核检查军队粮草调拨的券历、支拨的俸禄数目是否符合法式等，职级虽低，权力却不小。

从李清照脱困后写给綦崇礼的那封感谢信来看，她的“弱弟”李迒也是受了蒙骗的。很可能，敕令所的小官员李迒把两个张汝舟给搞混了。轻信的李迒看了此人迁官文书，就想当然地把此人认作了在明州知府任上有着不错官声的张汝舟。

他这个孤苦伶仃的姐姐，国变后从山东南下江宁，与丈夫团聚，孰料好景不长，丈夫身死，她又仓皇南逃，追着高宗御驾到温州。眼下御驾回转，她历尽坎坷由越州而衢州而临安，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却又大病缠身。李迒“尝药”递汤，专心服侍，但他自己也有家室，为长久计，他内心里也希望有一个对姐姐倾心相待的男子。赵明诚去世已近三年，他希望姐姐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现在这个男子出现了，他理应为姐姐高兴。此人论儒雅博学虽不及赵明诚，但只要他付出真心，可怜的姐姐也算是后半生有托了。

信的开头，李清照用两个暗藏的典故，说明自己是被骗婚的：“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

所谓“持官文书”，援引的是七世纪王适的一则故事，典出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说的是王适托人去侯高家提亲，侯高声言，其女非官人不嫁。时王适尚未当官，让媒人伪造了一卷官方文书，侯高信以为真，遂将女嫁之。

“玉镜架”，典出《世说新语·假谲》，温峤的姑姑为女儿觅婚，托温峤作媒，其实温峤早就看中了这个表妹，遂以玉镜台为聘物，骗娶了表妹。而这个玉镜台，是温峤跟随姑父刘琨北征刘聪时所得，乃是刘家旧物。

当时的清照姐弟，已被张汝舟的如簧巧舌给迷惑了。她没好气地说，这个人拿着官方文书来，我们自然相信他是政府的人了，我都病得快要死的人了，哪里还分得清是不是“玉镜架”，哪里还辨得清他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于是，几乎是被这个人半求半催着，就稀里胡涂答应了这门亲事。

由“玉镜架”这个典故，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个张汝舟连正式的婚庆之礼都没举行，所下的聘礼也有可能是假的，他只用一辆马车，就把李清照和她的劫后余物给载走了。

三、驵侩之徒

这个张汝舟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去迎娶一个年近半百的寡妇？骗婚的动机是什么？

没有确切史料表明张汝舟是由州学还是太学生入仕，如果他是由太学内舍生入仕，那么很有可能跟赵明诚是同学。昔年，李清照以词名轰动汴京，“文章落笔，人争传之”，他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传抄小词的好事者。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嫁给吏部侍郎赵挺之季子赵明诚，金童玉女风头一时无两，这是当时汴京城文艺圈里的大事，张汝舟应该是亲闻了的。新娘不凡的才华，新郎显赫的出身，新婚夫妇灼灼照人的形象，这一切很可能会在一个自身条件不那么好的青年进士心里激起逆袭奋斗之心。但张汝舟的官运不太好，一直到绍兴元年（1131），他也不过是池阳军中一个小吏，监诸军审计司，虽有承奉郎之衔，但在帝国三十级官阶中排在倒数几位。

建炎三年（1129）春天，赵明诚罢江宁知府，心灰意懒之际，携妻子雇船去上江，想在江湖间终老。在池阳，他接到了移知湖州的御旨，领官心切的赵明诚紧急赶赴行在，要妻子原地等候消息。这一节建炎初年的往事，因赵明诚的遽尔去世，南宋官场乃至皇族，可谓人人皆知，张汝舟任职池阳期间，可能听到了更多关于他们夫妇的传说，最重要的，无疑是那艘装载着古器字画的船。

眼下的李清照，虽非复青春容颜，但能娶这个女词人为妇，也能稍稍满足他的虚荣心吧。当然，比之那具正在走向衰老的身体，他更感兴趣的是传说中的那些古器宝物。想当年，连皇帝都要对这些古器生出觊觎之心，差遣御医王继先探路问价，要不是大臣力阻，说不定这批金石字画早就成了皇宫藏品了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李清照的身边还留着多少金石字画。由于她一再宣称，南来途中一再遭遇惨重的损失，我们或许会认为，洪州那一船文物毁于兵火后，再经过剡溪道上的丢失、越州邻家之盗的趁火打劫，她的手上真的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很有可能，她在写作《〈金石录〉后序》的时候为了突出她和夫君蒐集这些文物的不易，对损失是有所夸大的。起码，还是有一些贴身的藏品被她带到了临安。

张汝舟显然低估了李清照保护这些仅存藏品的决心。我们不知道这批最后的藏品里还有没有青铜礼器，也就是赵明诚池阳临别时反复交代的事关家族荣誉的“宗器”，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有或没有，这些带着亡夫的手泽、带着她生命中最美好回忆的物品已经成为了她余生里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先前她对丈夫的临别嘱托感到委屈，甚至不解，现在她是主动担当起了守卫者的职责。只有留住它们，她才能够一次次地重返往昔，所以，无须谁去叮嘱，她也是抱定主意“与身俱存亡”的了。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张汝舟发现嫁过来的李清照并无多少财产，对古物字画看管又严，自己的索求不能得到满足，他精心修饰起来的伪装就撕下了。

婚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张汝舟很可能对她动了粗。“视听才分，实难相处”，日后，她在那份羞愧的婚姻自陈书里说，我与这个人真是难以相处啊。一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和陷阱的婚姻，又怎么能长久处下去呢？至此，骗婚者完全暴露了丑陋的面目。他恼羞成怒，继而拳脚相加。她实在忍不住了，痛悔并且自责：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怎会在自己的晚年，以清白之身，嫁给一个这么肮脏低劣的市侩之徒？“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

“驵侩”，又称“马侩”“市侩”，是市场上从事牲畜交易的掮客。“怀臭”，沾上狐臭气。《吕氏春秋·遇合》：“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人生的晚景，应该闲适而美好，奈何闯进这幅晚景图来的，是“驵侩”下人，是无耻的“怀臭”之夫。

这封信中，密集的典故和华丽的修辞交织在一起，但语言的涂饰术依然掩不住一次次被虐待、被家暴的场景。或许，文学典故和修辞术的运用，正是为了在事后以一种尚不失体面的方式说出这段不堪的遭遇。在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信里，她援引了《左传》里一则“杀汝，璧将焉往”的故事，说自己因为带着这批古器成了怀璧之身，明确指认张汝舟有图谋杀人之心。张汝舟因为如意算盘落空，反以为自己受了骗，对她“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存了心要把她虐待至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

于是，在婚姻的外衣下，施虐被合法化了。暴徒像对待私有财产一样随意处置她。这个“怀臭”之夫这么做，既解心头之恨，顺便还能逼迫她吐出财产。

“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

“刘伶之肋”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里的一则故事。刘伶是一个著名的酒徒，一次惹恼了一个俗士，那人想动粗，刘伶从容说道：“鸡肋岂足以当尊拳！”“石勒之拳”，指的是毒辣的殴击。《晋书·石勒传》说，石勒是后赵的开国君主，小时候经常与李阳打架，称帝后，石勒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

“谈娘”，又作“踏摇娘”“踏谣娘”，唐代的流行剧目，讲述的是一个妻子备受丈夫虐待的故事。据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及《乐府杂录》载，北齐时，有河朔人苏某，丑貌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苏妻貌美善歌，将满腔悲怨谱为词曲，倾诉不幸，因女主人公诉苦时不断地摇动身体，故称“踏摇娘”，成了后世滑稽喜剧中的一个典型角色。

李赤的故事来自唐朝柳宗元，李赤，江湖浪人，游宣州被厕鬼所惑，把恶鬼当作了美妻，他跟着恶鬼步入溷厕，还以为身处华美富丽的洞房，最终掉入厕中死去。

这番释义后，我们就明白了信中这句话的意思：可怜我像刘伶一样瘦弱的身体，怎能抵挡住他钵儿一般大的拳头。跼天蹐地，我要效仿谈娘（踏摇娘）控诉这等恶夫，不能像李赤那样，甘心死在厕所那样臭不可闻的地方。

她要从这个流氓身边逃开去。“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这辈子已经够倒霉了，为早日脱身，哪怕要戴上脚镣手铐，哪怕要与这个无耻小人当堂对质，她也在所不惜了。

四、绍兴二年的离婚案

她决定反击，向有司提出控告。要跨出这一步，她需要鼓起极大的勇气，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宋朝的法律制度下，男子可休妻，妻子一方是不允许随便提出离婚的，除非发生其他重要案由，比如乱伦，比如丈夫杀了人，法官才会判离。不只如此，《宋刑统》还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即使事实确凿，妻子也需服刑二年，“虽得实，徒两年”。

但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即使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就像她日后写给帮助过自己的綦崇礼信中所言，“外援难求，自陈何害，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由于有着合法婚姻的外衣，家暴是很难引起外界的注意的，很难获得别人出手相助，她也不敢奢望，这等小事能够上达天听，派下廷尉来详细勘问。但她实在不愿同这样一个丑类生活在一起了，“岂惟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只祈求能尽早脱离死地，连一分钱的补偿都不要了：“但祈脱死，莫望偿金。”

向法庭控告的理由，是张汝舟曾用欺骗手段获取官职。也是这个小人太得意忘形了，为了显示自己有门路，婚后不久他曾向李清照炫耀，他得任京官是动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的。宋朝官员的入职、考核、升职，各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尤其是在官员初次入仕、一般散官任为职事官、外任转为京官这三个关口，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有相应的任职资历，也要有一定数量的荐举人，即所谓“举主”。因为“举主”与被荐举人之间有着连带关系，出了问题会受涉连，所以一个私德有亏甚至品行很差的官员，就很少会有“举主”来举荐他。张汝舟是一个钻营之徒，在官场口碑不佳，像他这样的情况要从外任转为京官，的确很少会有人来举荐他。

这个惯于坑蒙拐骗的家伙，显然是钻了帝国官场的空子，才到手了这么一个肥差。他利用候选官员众多、监察人员疏于细察的漏洞，出钱行贿，“妄增举数入官”，堂而皇之地混进了京城的官场。而一些原先荐举过他的官员，虽然也听说了此人的一些劣迹，但生怕他出事后连累自己，也都睁眼闭眼。

但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了。李清照之所以敢当庭指控他有舞弊之罪，并诉讼要求离婚，肯定是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的。很可能，她那个担任敕令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利用工作的便利帮助她找到了这些证据。“举主”荐举官员升职或者转任的档案，都是由政府的专门机构保管的，李迒很轻松就能发现，这个张汝舟转为京官的呈报材料上“举主”的人数，与实际得到的并不一致，这属于伪造履历，是严重的欺蒙朝廷的行为，一经发现，必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经过刑部官员仔细勘问和审查，张汝舟舞弊造假罪行确凿，刑部把他的罪行论定为“私罪”，按律是要坐牢或发配的。最后，张汝舟被除名，发配偏远的柳州。历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记录下了这桩讼案的结果：

（绍兴二年九月戊子朔）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自注：十月己酉行遣。）

生怕世人不知这个“李氏”为谁，李心传特意多记一笔：“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调，自号易安居士。”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写作者态度诚实，材料来源可靠，历朝都将之当作南宋中国的一部信史来看待。嘉定二年（1209），曾矎等奏请宣取其书时，离绍兴二年李清照讼张汝舟事不过七十七年，其所记应该确凿可信。

五、贵人出手

李清照说，她遭受后夫凶暴对待的时间总共“十旬”。一旬为十日，她的再婚生活总共维持了约百日，三个月有余。九月初，张汝舟被讼定罪（十月流放柳州编管），可知她再嫁的时间，当在绍兴二年五六月间。

张汝舟被审查期间，李清照作为被告人也被羁押。从她事后自述的“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来看，很可能还同堂受审并作证。张汝舟舞弊的罪行一待确定，按宋律成法，“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她终于如愿以偿解除了与张汝舟的婚姻关系。而按照本朝律令，这事还没完，人妻告发丈夫，即使坐实了丈夫的罪行，人妻还须受到监禁两年的处罚。这在她应该是早在预料之中。通过告官揭发丈夫阴私来达到离婚的目的，即使胜了，也是惨胜。

按《宋刑统·斗讼律》，“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依名例律，并相容隐，被告之者，与自首同。各者各徒二年。”照此法条，妻子揭发丈夫之罪，视为丈夫自首，可减免其罪责。张汝舟最后还是受到开除公职、发配柳州的处罚，可见法官并没有严格按照《宋刑统》来裁定。

李清照并没有被关两年。“居囹圄者九日”，她在狱中只关了九日，就被开释了。这或许因为，在北宋徽宗朝，妻告夫罪基本上已成为一项存而不论的罪名，“虽得实，徒二年”的立法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并没有被官家正式执行。《宋刑统》里许多法条都存在这样的情形。

她没有坐牢，也没有遭受脊杖之类更轻微的处罚，九天诉讼羁押期结束就还归自由身。案子能这么快就审结，显然是有人替她说了话。从这年秋天出狱后她写给綦崇礼的这封感谢信来看，她能够在短短时间里重获自由之身，不是她亡夫的两位兄长存诚和思诚的面子够大，也不是她外家的亲戚故旧帮了忙，而是这位赵明诚的远房姻亲在关键时刻施了援手。“感戴鸿恩，如真出己，故兹白首，得免丹书”，所谓“丹书”，是以红笔书写的罪犯名册。正是这位“綦公”的干涉，使她免去被录为囚籍，这样的“鸿恩”，自需深谢。

李清照与綦崇礼，原本是远到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因为她死去的丈夫赵明诚，他们才沾亲带故。綦崇礼元丰六年生人，原籍高密，政和八年的太学上舍生，调淄州淄县簿，秩满，改太学正，迁博士、宣教郎、秘书省正字，建炎二年，除工部员外郎，迁起居郎，摄给事中。綦、赵的亲姻之谊，是这样一层关系：綦崇礼有女嫁谢克家之孙、谢伋之子，谢克家与赵明诚为中表兄弟，同为郭槩外孙，而谢伋有弟杰字景英，为赵氏之甥。

赵明诚的二哥赵思诚非常推崇綦崇礼，据日后赵思诚为綦崇礼写的一篇祭文称，綦崇礼少年早慧，十岁就能为人写志铭，阅读量更是惊人。“博习诗书六艺之文，旁通诸子百家之编，下逮传记小说。”又通晓音律，“酒酣气振，议论风生，长歌慷慨，旁若无人”。建炎年间，綦为侍从帷幄之臣，入翰林五年，制诰数百篇，皆文简意美，不私美，不寄怨，深获高宗嘉许，说他“知体”，“语言轻重得宜”，起草的诏文几乎不需一字增删。

那么，出手相助的为什么不是当年那位曾向高宗帮赵家说过话、阻止御医王继先强买古器的谢克家呢？

此时的谢克家已经失势了。建炎三年九月，谢克家罢为徽猷阁学士知泉州，后虽然再度回到中央，出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但到了绍兴元年罢参知政事，以前执政提举洞宵宫，寓居黄岩灵石寺，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能说得上话了。而他儿子谢伋的亲家綦崇礼，此时正为高宗所信任，九月乙亥，由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御笔除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侍读，可谓圣眷正隆。

李清照的这封信称綦崇礼为“内翰承旨”，“内翰”就是翰林学士。黄承璋先生认为，这一称谓正跟綦崇礼此时的官职相符。宋翰林承旨不常除官，有时学士官久者也给这个头衔。綦崇礼为翰林学士，“承旨”虽未见记载，也许当时曾经给他这个头衔，要不然就是书翰的尊称。

此时正是綦崇礼仕途最风光之时，他的政敌，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秦桧这年九月落职，罢免令跟褫职的诏书，就是出于綦崇礼之手。高宗之所以这么信任綦崇礼，是因为他们曾经共过患难。当建炎三年（1129）冬天金军在后头使劲穷追，高宗在明州被迫入海的时候，护卫张宝带头闹事，好多近侍和官员都不愿意跟他入海受苦，丢官不干，或干脆投了金军。只有綦崇礼、吕颐浩等几个人还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他，一路相从入海，替他掌管朝廷公文诏令。因了这段从龙之臣的经历，綦崇礼在绍兴年间的官场才有这般宠遇。

六、将头碎璧

绍兴二年（1132）八月，当李清照刚决定控告张汝舟的时候，她肯定不会知道，日后还会有这样一位贵人出手相助。她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坐两年牢的情况下，仍然决意起诉那个名义上是她丈夫的人，更可见她的决绝。

“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用金子弹击鸟雀，可能到头来落不得一个好，那就只有用头撞碎玉璧同归于尽了。“实自谬愚，分知狱市”，我明明知道法庭是个不可轻易沾惹的是非之地，也少不得要闯一闯了！

信的最后，终于出现了人称主语，她自己的名字，“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经历了这件事，我怎能不扪心自问呢？她让自己的名字在这封谢启的正文部分出现，是表示她愿意正视自己的过错，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这场再嫁和离异风波的无比羞愧。尽管信中的措辞与她以往的文章一样雅驯，好用典故，字里行间却处处是自责、自惭之意。“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从这些沉痛的感慨里，我们也感受到了她噬心的痛苦。她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因为这事败坏了道德和名声，她已经没有脸面去见朝中的士大夫了，虽有“南山之竹”，也写不尽这些好事者对这件事的谈论了。

她承认，自己缺乏明智，才铸成大错，以至于引得众人纷纷责备。她请求“綦公”，这位她心目中像唐代的名臣陆贽和李德裕一样的大人物，运用他的影响力，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制止世人对她的诽谤。“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这件事也许并不像你们世人议论的那样，我在其中也有这样那样的苦衷。她表示，今后自己一定会牢记过去的教训，重新回归隐士生活：过简朴的日子，守住自己的心性，做一个清白的人：“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

最后她以八个字结束了这封信，“忝在葭莩，敢兹尘渎”。葭莩，芦苇茎中的薄膜，本意为疏薄之亲，也泛指亲谊。我有幸是綦公您的远亲，说了这么多废话希望没有冒犯到您。

结束监禁后，为了感谢綦崇礼的再造之恩，李清照在寄出这封谢启的同时，还送了他一幅画。这幅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天龙八部图》稿本，是南渡以来仅存的书画文物里的一件，因时时放在身边观摩，故得以幸免。

綦崇礼表示，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不能收，何况这是赵明诚留下来的东西，他不忍心让李清照割爱相赠。但这幅画他实在太喜爱了，因此请求把这幅画“留观于家”，待过足了眼瘾，就交还原主人。就像当年赵明诚留下谢伋带来的那幅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宋朝时候，亲戚故旧留画观赏本是常事。

这年冬天一个深夜，綦家发生大火，书物被烧去不少，就在綦崇礼以为这幅名画也葬身火海的时候，一个现场参与救火的老兵抢救出了几轴画，其中一幅正是吴道子的《天龙八部图》。綦崇礼欣喜若狂，愈发认定这幅画是“神物”，它的失而复得肯定是有神灵在暗中扶持。为此他特地写了一段题跋：

绍兴壬子秋，赵淑问出此画相示，因得留观于家，过时未还。冬十二月甲午，夜大火，所居被焚，书室中物皆不及收。一老兵独携数卷轴来，此画在焉。信神物所护持者耶！綦崇礼叔厚。

李清照写信的目的，一为感谢綦崇礼的古道热肠，二是由于她的闪婚、闪离伤害了一部分人感情，她有苦难言，希望“綦公”这样的大人物能够为她说几句话，“愿赐品题，与加湔洗”，洗去负面影响，对她的形象稍加挽回。綦崇礼的这段题跋，亦可看作是对她这一请求的回应。

关于这幅《天龙八部图》的来源，綦崇礼明确无疑地说，是来自“赵淑问”。“淑问”，指美好的名声，对女子的册封一般都会用到这样的品评之语，如“淑问常彰，贞柔自固”“发为淑问，著为芳猷”等唐人语。李清照吃了一场官司，又离了婚，世人对她讥刺有加，綦崇礼用“赵淑问”这一称谓，意在宽慰李清照，尽管吃了那么多苦，你仍然妇德无亏。另外，他也在用他翰林学士的身份向皇室和上流社会作一担保：她仍然拥有令德和美名。

日后，一些亲戚故旧仍然把她看作赵明诚的妻子，如谢伋一直称她“赵令人李”，淳祐元年张端义作《贵耳集》，也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不知道是不是綦崇礼最初的这番话起了作用。

七、黑暗中的笑声

李清照写给綦崇礼的这封谢启，最初收录在南宋宗室子弟赵彦卫的一部笔记作品《拥炉闲话》里。

赵彦卫据说是太祖四弟魏王赵廷美的七世孙。他这样的宗室到南宋已多如牛毛，所以为了自寻出路，他后来又参加科举，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中了进士。经过短暂的幕僚生涯后，正式授官乌程县令，后通判台州。赵彦卫仕途生涯的最高点，是在开禧元年（1205）以朝议大夫知徽州，做了新安郡守。在徽州这个充满着潮湿的空气和种种荒诞不经传说的地方，他于公务之余完成了笔记作品《拥炉闲话》。这部记述唐宋典章制度兼及名物考证的文集，抄录了不少时政消息、坊间杂事、墙头无名氏题诗和前朝政府邸报文牍，李清照致綦崇礼的这封谢启也在其中。

开始，读过这封信的人很少。直到开禧二年（1206），赵彦卫在新安郡任上重订这部书，扩展到十五卷，并以《云麓漫钞》之名再次刊刻，经南来北往的新安客商大力推广，新书的销路突然好了起来，读到这封信的人也多了起来。

由于信件内容事涉著名女诗人被骗婚、再嫁、诉讼、拘禁、离异等一系列个人事件，它的私秘性使人们充满好奇。在收录这封信的同时，赵彦卫唯恐世人不知，还对李清照作了一番简单介绍：“李氏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他文少有见者。”

其实在赵彦卫之前，已经至少有六七位作家注意到了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的再嫁和离异案，并对之有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论。除了前面说到的历史学家李心传，这些作家还有以下几位：胡仔、朱彧、王灼、晁公武、洪适、谢伋、陈振孙。

最早提到这封信的，是自号“苕溪渔隐”的胡仔（字元任）。胡仔是安徽绩溪人，以父荫授迪功郎，宣和间，随父居泗上，后任两浙转运司斡办公事，又随父居岭外七年，为广西经略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绍兴十三年（1143）前后，胡仔的父亲遭秦桧陷害身死，他开始了在浙江吴兴苕溪长达二十年的隐居生活，临流筑屋数椽，日以渔钓自适，并写作融小说、诗话、诗评及所闻所见实录为一体的百卷大书《苕溪渔隐丛话》。尽管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复出的努力，但直到垂老，他才出去做了一任常州晋陵知县，卸官后又回到湖州，继续写作他的大书。

绍兴十八年（1148），在李清照离婚案发生的十六年后，胡仔在刚刚完成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里突然发声：

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这段话一上来就称道李清照是近来文坛出现的一位卓越女词人，还从她的词里摘录了广为人知的两句，并以一个内行人的口吻论定这些词句用语新奇，“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然后话锋一转，他忽然以一种很八卦的口吻说到了李清照的再嫁和离异一事。胡仔说，“传者无不笑之”，显然他和朋友们是把这一事件当作一个话题经常轻松地谈论的。考虑到他此时闲掷在吴兴苕溪，这些暗中发笑的人，显然也不是同僚，而是和他一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仕途失败者。

显然，胡仔对这封信非常熟悉，接着他又引了这封信里最体现李清照蒙羞事实的两个句子，“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我们先前已经知道，李清照信中的这两句话是用来向綦崇礼解释她为什么会卷入这一羞辱性的事件，以及她与一个不是同道人生活在一起的不甘和愤怒，但在胡仔这些袖手空谈者看来，这乃是一个大大的笑柄。

任何一个时代里，一个有才华的写作的女子总是很容易成为谈资，如果这个女子在私生活方面再出点什么状况，她会遭到更多的蜚短流长。那胡仔“传者无不笑之”的话音刚落，一个自号“萍洲老圃”的叫朱彧的作家接腔说，李清照这人，诗词都作得好，可惜晚节不保，真是可惜啊！朱彧的父亲朱服，曾在宣和年间以直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莱州、润州太守，所以他对李清照的情况可能了解得比别家更多些，比如能够完整地说出她“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近未见其比”，但他说出来的话也更刻薄：“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

“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这些貌似同情的话的背后，却掩不住暗暗的窃笑。试想，一个年老的寡妇，竟然执意再嫁，再嫁三个月后又起诉后夫，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啊！他们兴奋的是，这样一桩丑闻，竟然会降临在一个才女的身上。而她之所以会有这么悲惨的遭遇、落得个孤苦伶仃、“流落以死”的结局，乃是因为她没有守住贞操，没有按照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准则来行事。胡仔、朱彧以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建构起了他们的评论模式，一方面是盛赞其文学才华，“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另一方面则谴责其私德堕落、咎由自取。一般的妇道人家，他们才不会置评呢，正因为她是一个有社会知名度的女人，他们才有谈论的兴趣，他们的道德优越感由此得到了极大满足。

八、宋朝的君子们

宋朝文献中对李清照再嫁事件的嗤评之声，基本上出现在她去世前几年。那时，与她年辈相近的亲戚故旧都已纷纷离世，知情人綦崇礼、谢克家都已在绍兴年间去世，存诚、思诚两兄弟，存诚早死，思诚也已于绍兴十七年（1147）去世。同辈亲戚中活得最久的李擢，也已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卒于四川合州。再也没有像綦崇礼这样有影响力又有是非观的官员来为她洗刷耻辱，她自己在晚境的蹉跎中又无暇自辩，人家怎么说、说什么，好像已与她无关了。

版本目录学家晁公武（字子止），京东西路人氏，出生于济州巨野，是晁补之的堂侄。其父晁冲之，受师于江西诗派宗师级人物陈师道。说起来，晁、赵两家还有亲戚关系，赵明诚的中表兄弟谢克家的儿子谢伋为晁补之之甥。晁氏随宋室南迁后，族中很有几个人在朝廷供职，《〈金石录〉后序》里说到的那个遁逃的台州太守，就是晁公武的堂兄晁公为。

可能因为靖康之变后晁公武一家去了四川，再加上他的仕宦生涯基本在四川境内，所以他知晓的李清照再嫁事大多来自道听途说。李清照的早年作品，他应该都是读过的，并对其“才藻”钦佩不已。但即便如此，绍兴二十一年（1151）晁公武在四川荣州任上写成的《郡斋读书志》初稿，提到李清照时还是丝毫不给情面，在叙述其出身、经历、才华，并引述了一个著名的残句“炙手可热心可寒”后，马上来了一句，“然无检操，晚年流落江湖间以卒”，将她打落泥潭。

那时晁公武还没有致仕还乡，闭塞的地理阻断了信息的有效流通，晁公武对江南和朝廷发生的事一知半解，他写下此事时，想当然地以为李清照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门人将此书刊刻行世时，晁公武也没有将未刊初稿细加修订，以致书中多有错讹。联想到《风月堂诗话》里说晁补之对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特别欣赏，“多对士大夫称之”，自负“博物洽闻”的晁公武对李清照未免严苛了些。

南宋年间名满天下的“三洪兄弟”之一的洪适，也是一个金石爱好者，对秦汉隶书尤有精深研究，三十年以摩娑诵读为乐，写过一本研究碑石文字的《隶释》。他非常推崇赵明诚，把欧阳修和赵明诚视作研究金石碑版的两位重要先驱。在这本著作里，他把《金石录》有关汉隶的题跋录为三卷，亲作题跋，称赞“赵君之书，证据见谓精博”。《金石录》因有李清照“笔削其间”，某种意义上，洪适也算是李清照的读者。

绍兴十三年，洪适以优异成绩在临安中博学鸿词科，供职秘书省，职掌图籍，其时，李清照也正在临安，与一些朝廷命妇一起参加皇室举办的献诗活动。日后，洪适在尚书右仆射任上写作《隶释》这部书时，因为早年这段工作的关系，他很清楚李清照把《金石录》投书朝廷这件事，且很有可能，他读到的《金石录》就是李清照献于朝廷的那一部，他觉得很有必要把金石史上这件重要的事记下来，故郑重记述道：“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表上于朝。”在这篇跋的最后，又以惋惜的语调记了一笔：“赵君无嗣，李又更嫁，其书行于世，而碑亡矣。”

宋人宽仁，世多君子。史载洪适“与人诚实，无浮礼”，这真是难得的一个厚道之人的厚道话。不像别的游手好闲之徒对李清照的再嫁品头论足横加道德指责，他只是记述了“更嫁”的事实，再无置喙，而把注意力放到了书和碑上。“其书行于世，而碑亡矣”，让他扼腕叹息的，不是那个流言蜚语包围中的女人，而是“碑”，是那些快速消亡中的文化遗存。

金石碑版之学到了宁宗、理宗年代，出了一个叫陈振孙的大家，此人是个著名藏书家，集书五万余卷，创造出了一套新颖的图书编目方式，他晚年在临安做国子监司业的时候，仿照前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体例写了一本《直斋书录解题》。书中谈到《金石录》时，肯定其“考订详洽”的同时，也指出“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的弊病，用他的说法是，赵明诚的金石学著作的水平也就那样，“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但后面又说，这本书的跋尾作得很不错，他妻子易安居士为他作的《后序》，非常值得一读，这个易安居士，必是个“好古之通人”。他主张把李清照的学术和文学分开来看待，谈到她的词作时，只以“晚岁颇失节”一语带过，似乎因为她晚年失去了贞节，她的文学成就也不必提起了。

九、写作的女性是不洁的吗

最初的传播圈还比较小，不外是赵李两家的亲友、爱好金石的同道和一些消息灵通的文人，但除了洪适比较厚道，这些人几乎都指责李清照的再嫁。他们的大致套路是，先称许女作家不凡的文学才华，再摘编她作品中的一些重要句子和段落，以证明其文采斐然，然后把重点转到她晚年的失节上。把作品与其身世及言行相比照，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惯常模式，下面说的王灼，也不外乎如此。

王灼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同时代人，且年岁相差不会太远，因他没有入仕，也就没有人为他写墓志铭之类记载其生平，但他通过自己的两部书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他写过一本《糖霜谱》，详细记述了从甘蔗熬制糖和冰糖的技术，据说这种技术是唐朝一个和尚发明的。但他更为世人所知的是音乐家的身份，曾写过一本论述上古时代至唐宋歌曲演变史的著作《碧鸡漫志》。可能是由于多次科场失利的挫败，王灼一生仅以幕府为生，晚岁更是厌恶尘世樊笼，唯求与友人诗酒自适，沉缅于碧鸡坊妙胜院的清歌曼舞，他把后半生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碧鸡漫志》这本书的写作上。他每次饮酒而归，就信笔记述，把当日歌曲记录下来，并一一考证习俗和歌词流变，日积月累，竟达百十纸，六十岁那年集为五卷《碧鸡漫志》刊印于世。

在这本音乐史论中，王灼对唐末五代以来文学衰落而小歌词一体独大的状况作了详尽记录，书的第二卷有一篇《易安居士词》，可说是宋人文献中关于李清照着墨最多的一篇：

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

正如王灼的这篇作家专论所言，李清照少年时即以文名世，她的许多诗文在名士中备受赞许，“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甚至断言，李清照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女作家，无人可以匹敌，“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在李清照的所有作品中，王灼最倾心的是她的长短句，誉之为“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但在吐完这些溢美之辞后，他说，他对这些词作的内容、风格和流露的倾向感到了道德上的某种担忧：“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

后世流传的《漱玉词》，所收易安词大抵感情纯粹，虽有“肆意落笔”，却绝无“荒淫之语”，王灼这话的确令我们好奇，或许在宋朝存在着另一个版本的李清照？那是一个作家在经典化之前的作品样貌，当然也有可能存在一些托名之作。但也许，这个王灼只是个有审美洁癖的评论家，他不喜欢口语化的写作风格，不能接受诗句中出现俚俗的、放任情感的句子，所以他看不得李清照词中那个倚门嗅青梅的卖俏的少女形象，也会觉得那个说出绿肥红瘦这般带有性意味的玩笑话的女子太过放言无忌，所以所有描写男女情爱的词作在他眼里都成了“闾巷荒淫之语”。

王灼这么说的用意，实际上是对于一个女作家的才和德是否一致提出他的质疑。作为那个时代最渊博的音乐史研究专家，他在这里列举的历史上创作淫词丽句的文人，应该都是他熟悉的：比如于陈后主游宴时为迎奉上意写艳体诗的大臣们，被李戡批评过的元稹和白居易的诗，还有温庭筠的那些广为人知的“侧词艳曲”。但在他看来，这些“淫言媟语”也只是不够雅正，措辞有所不当而已——“止此耳”，比之当下歌词的淫秽程度，那都是小巫见大巫。他说，现在的士大夫学曹组、曹勋父子填词，尤其是那个曹组，一生潦倒无成，专作淫词杂曲，唯以逗人笑乐为业，可称滑稽无赖之魁，学之者戏谑百出，浅俗艳冶，已经带坏了整个文坛风气，而且这股创作淫词艳曲的鄙俗之风已经波及“闺房妇女”，让她们写出没有羞畏之心连李戡见了都要脸红的文字，而李清照正是此类写作的妇女中的一个。

这么说自然是不公的。为一个浮夸时代的道德滑坡买单，岂是一个小女子之所能？难道写作的女性，就是不洁的吗？但王灼坚持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什么样的文字都是跟他的品行和经历有关的，正是因为李清照妇德有亏，才使她写出这样卑俗的歌词，到了晚年还闹出这样的丑闻，她那些污秽的词作，正是为晚年的遭遇提前打下的一个伏笔。这样一个女人，她难道不是在为时代的道德滑坡推波助澜么？所以，王灼在他的艺评集《碧鸡漫志》里说起李清照的晚年，是一副更加不屑的语调：“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晚年的凄惶无归，正是一个不道德的女性应受的报应。

实际上王灼在这里掌握的是两套话语标准。我们读《碧鸡漫志》，会发现他对写作爱情题材的男作家们显然要宽容得多。唐五代以来，士大夫们以男子作闺音的掩饰手段创作了不少艳冶的诗词，比如一向享有清誉的欧阳修。但王灼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欧阳修写过艳情诗，他说欧阳修集子中那些稍带情色意味的作品都是政敌为诋毁他故意掺进去的，总体来说，欧阳先生仍是道德君子，“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再比如黄庭坚，写有不少直白的爱情诗词，他也只温和地批评说，“黄晚年闲放于狭邪，故有少疏荡处”。包括对于秦观，也只说他“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

为什么一个男性作家写什么都可以被原谅，而一个女性作家写了几首直露的情爱之作就会被看作不知羞耻呢？李清照遭受王灼辈这些无端的指责，只是因为她蓦然闯入了士大夫掌控的文学世界。

在这批最早的对李清照的记述文献中，唯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录客观而清楚，它记录了绍兴二年的李清照讼张汝舟案，短短数十字的篇幅，举凡案由、案情、审结情况皆记录无遗，而且笔墨冷静不动声色，纯以事实为指归：

事主：男，张汝舟，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女，李氏，格非女，自号易安居士，歌词作者。

案由：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

审结情况：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

发遣时间：十月己酉行遣。

这段简洁的记述真正体现了李心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素养和职业道德。在一片谴责和奚落声中，这样的客观立场尤显珍贵。出生于1166年的李心传是隆州井研（今乐山市井研县）人，是宗正寺簿李舜臣之子，他十四五岁时随父官临安，喜欢从长老前辈访问故事，“曾窃窥玉牒所藏金匮之副”。但李心传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因青年时代的一次科场失利，他发誓再也不踏入考场一步，闭户著书。一直到宝庆二年（1226），他才被荐举为史馆校刊，赐进士出身。回川后，他历任成都府通判、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同时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体例，以国史日历为主，又参考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官题名，专撰中兴四朝帝纪及十三朝会要。书成，召为工部侍郎。他后来因发表不适当言论，罢官居湖州，淳祐四年（1244）死于湖州。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写作虽非官命，但记高宗一代，自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一年，洵为宋史研究之信史。故在后世史家如王士禛的眼里，李心传的著作“大纲细目，粲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四库提要更是称他，“心传长于史学，凡朝章国典，多所谙悉”。

十、为爱申辩

爱情至上论者认为，爱情就应该从一而终，情到深处，像后世的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的那样，令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真正的爱恋必能穿透时间，生死如一。怎么可以发生李清照再醮张汝舟这种事？那不是色迷心窍是什么？

后世的读者因此陷入了困惑，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倾慕李清照的才华，还是去非难她荒唐的再嫁。晚明一个叫张娴婧的女诗人就为这个问题深感纠结，她在《漱玉集》的读后感评中说，“从来才女果谁俦，错玉编珠万斛舟。自言人比黄花瘦，可似黄花奈晚秋”。和张娴婧一样的困惑者应该不在少数，他们多么希望，女诗人可以经受住晚年的寂寞，什么再嫁、讼离，这些乌七八糟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最好的情形似乎应该是这样，他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直保持着鲜活的魅力，不断刊刻再版，拥有一茬接一茬的读者，而记载作家生平的文献则在时光中尘封，成为没有什么价值的断烂朝报。但事实上，一个作家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关于其生平的文献也在呈几何级数增长。关于李清照晚年遭遇的讨论中，一种否认她晚年再嫁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过。

我们无法辨清那个声音的源头。在时间的纵轴线上，我们发现了第一个作出类似表态的人。这个人叫徐，字维起，万历年间的著名诗人兼藏书家，福建闽县人，晚年旅食四方，曾与文坛宗盟钱谦益相往来。徐是在他的八卷本考据学著作《徐氏笔精》中发出这一声音的。

这个人叫卢见曾，字澹园，号雅雨，因形貌矮瘦，坊间人称“矮卢”，是帝国的一名盐政官员，做过长芦、两淮盐运使，也是乾嘉时代文化圈的一位大佬，是当时学术界和出版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卢雅雨长年任官扬州，主持编纂有大型丛书《雅雨堂丛书》。1762年，卢雅雨重刻了赵明诚的《金石录》，并收入了李清照作于绍兴四年（1134）的《后序》。正是在其新刻的《金石录》序文里，卢雅雨讨论了李清照晚年的再嫁问题。短短数百字的序文，谈论再嫁的篇幅远远多于对《金石录》的介绍及校雠说明，未免本末倒置，可见他对此事的热情。

卢见曾说，“相传以为德夫（甫）之殁，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驵侩下材’之言，贻世讥笑。余以是书所作跋语考之，而知其决无是也”。他说以情度之，改嫁事必不会发生。接下来他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赵明诚去世时，李清照已四十六岁，再六年，写下《后序》，年已五十有二，此时的李清照依然不忘赵明诚，对那些历尽劫难保存下来的残缺卷轴犹复爱惜，如获头目，如见故人，并在《后序》里写下了她对前夫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

卢见曾说，试问，这样一个深情女子又怎会嫁给一个不是同类人的男子？“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

话再说回来，她都五十二岁的人了，还想嫁一个品行、才藻、与她的和好之情都输于往日的赵明诚的男人，大失所望后又后悔不迭，后悔又不自悼，还唯恐世人不知，洋洋洒洒写信宣扬，此常人所不肯为，聪慧明达如李清照，岂会不知？易安父李文叔，是著名的《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文叔之妻，是宰相王拱辰孙女，有这么显赫的家世，更嫁之事，“尤不应尔”。卢见曾说，他重新刊刻《金石录》，就是要为李清照正名，不让她千年之后还蒙着“恶声”。他断言，所谓再嫁事是仇家恶意中伤。

十一、历史学家都有成为小说家的冲动

这时出现了另外一位大学者的声音。他的名字叫俞正燮（字理初），徽州黟县人氏，前近代中国仅有的几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之一。除了在边疆史地上极有研究，他的学问还涉及经学、哲学、天文学、算学、医学及制度史、刑法史等等，对宋代文献也用力颇深，参与过缉佚《宋会要》的部分工作。这位出身贫寒的作家留下的两部著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被称作是清代中国最有学术价值的读书笔记汇集。此人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早的鼓吹者，反对缠足的陋习，反对夫尊妻卑的旧礼法，在一篇为寡妇再嫁辩护的文章里，他说，要是《礼记》所说“一与之齐，终身不变”成立的话，那么男人也不应当再娶。

这样一位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的学者，在李清照再嫁事实的认定上显出了他的可爱一面。俞正燮是李清照的忠实仰慕者，收在《癸巳类稿》中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辑》的万字长文，这篇长文被附在一系列关于女性议题的批判性文字的后面，其对史料的灵活运用，证明了俞正燮对宋代文献的熟悉已经到了游刃有余的地步。《易安居士事辑》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摘录了李清照的词作、文章和几首长篇叙事诗，间或穿插着他真心实意的一些评论，不外是他仰慕的这位女诗人有着多么出色的文学才华，她的诗行多么精巧而率直，她对政治和文学的见解又是多么的不同凡响。最后，这个一贯以理性的声音呼吁女性解放的大学者说了一句听上去很不可思议的话：“余素恶易安改嫁张汝舟之说。”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他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么优秀的一位文学女性，不得不妥协嫁给一个品级很低人品也很差劲的家伙。当然，像俞正燮这样的学者不会满足于仅仅靠着直觉作出判定，他希望凭着他对宋代史料的熟悉为李清照作一场具有学术高度的辩护。

俞正燮不否认赵彦卫《云麓漫钞》收录的那封谢启的存在。但他又认为，这封信中的某些词句就文学标准来看是低劣的，“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显然，通行文本是被别有用心者篡改过的。他说，李清照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感谢綦崇礼介入了一桩所谓与张飞卿有关的玉壶事件，并为李清照恢复了名誉。因为当时的确有过传言，说李清照和赵明诚打算将这只玉壶献给入侵的金军，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但一些被李清照得罪过的人——俞称他们为“无学者”——为了达到诋毁的目的，篡改了信件中的一些内容，如改“张飞卿”为莫须有的“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俞正燮认为，绍兴二年李清照的确曾经在临安涉身一桩司法案件并参加过庭审，但当时调查的是她有没有献玉壶（“颁金”）的叛国行为，与控告后夫并要求离婚一事毫无关系。

就算退一万步吧——俞假设——李易安真的改嫁了，但她一个老命妇，会把这等事告与官？至于那封信里说到的欺凌和家暴细节，那都是关起门来的事，更不可能上达天听了。试想，当高宗海山奔窜、舟车戎马相接之时，哪还有心思去管这档子事，“宋之不君，未应若此”。

俞正燮说，赵彦卫、胡仔、李心传等宋朝这些记录李清照再嫁的人，被当时流传的恶毒谣言蒙蔽了，他们都是“不明是非”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的错误记载，“至后人貌为正论”，使得李清照死后还要蒙辱。他尤其痛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认为这本书“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乃是充满了道听途说和漫无边际想象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东西。他说，当时李心传人在四川，去天万里，轻信社会上一些传言随手记下，难道会可信吗？

他甚至想，这封信要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者只是某些好事之徒的游戏之作，那该多好。宋时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据说写下了一封谢启，中有“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而年”等语，实际上不过是无名之辈游戏之作，李清照的谢綦学士启，难道不会这样吗？

这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尽管俞正燮的名头很大，还是有人对他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这个人就是人称“皕宋楼主人”的湖州人陆心源。他是晚清最为著名的金石学专家和宋版书专家，他的“皕宋楼”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所藏宋元版本数量之众，可说海内罕有其匹。陆心源说俞正燮的说法太想当然了，“张汝舟”怎么可能是为了替换“张飞卿”假想出来的一个名字？李清照控告张汝舟渎职，那都是明明白白写入史书里的呀。而且对俞正燮攻击李心传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做法，陆心源也表示非常不理解。

为了证明“张汝舟”确有其人，陆心源搬出了《咸淳毗陵志》《会稽志》《四明图经》（对他这样级别的藏书家来说，这自然不是难事），历数这个“张汝舟”的出生地、中进士年份和在绍兴明州任职的经历，以证明这个名字不是随意编造的。但我们发现，陆心源把宋代文献中的两个张汝舟弄混了，他说的是年纪比较老的那个张汝舟，而不是做过池阳小吏的那个。而前面一个张汝舟要比后一个的官阶高得多，人品也好很多。

陆心源认为，张汝舟就是张飞卿，也就是那个玉壶的主人。“汝舟”是他的名，“飞卿”则为其字。

张汝舟摸准了高宗跟其父徽宗一样，性好古玩，于是以进奉得官。张汝舟把他的玉壶交给赵明诚，请赵为玉壶估价，但赵明诚不小心把玉壶给弄丢了，张忿恨之下，于是散布了赵李夫妇把玉壶献给金军的谣言，诬他们“献璧北朝”。恰在此时，赵明诚寒热症发作在江宁去世，留下李清照独自应对诽谤。李清照的反击方式是控告张汝舟舞弊，“妄增举数入官”，故而有了绍兴二年的那场庭审，最后的结局是张汝舟遭夺职编管，流放广西。

陆心源说，这个张汝舟就是那封信的篡改者。篡改的目的是报复李清照揭发他舞弊渎职。张通过某种卑劣手段，把李清照信中的一些句子和段落作了改动并广泛散发出去，这样一来就显得信的内容好像是在说李清照曾经再嫁，而且他张某人就是娶她的那个男人。“汝舟无可泄忿，改其谢启，诬为改嫁，认为伊妻。”

陆心源不知道有第二个张汝舟的存在，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张汝舟，与建炎四年冬天在明州以简单的仪式迎驾高宗的张汝舟实在是大相径庭。以常情、常理度之，他也不会黑化得那么厉害吧。不知道陆心源为什么会脑洞大开说这番话，他不会是在编故事吧？

陆心源拉拉杂杂列出了五条证据，来证明张汝舟就是那个篡改者，多是站不住脚的孤证，实无必要一一罗列。但他为李心传辩护，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决非采自“鄙恶小说”，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果然，陆心源此论一出，一个尖锐的反对声音就出现了。发声者与陆心源年岁接近，乃是以《越缦堂日记》闻名天下的李慈铭。

李慈铭是绍兴人，一生官途坎坷，晚岁落魄京师，又自恃才高，一开口就带着绍兴人的三分火气。李慈铭写了一篇长文，逐条驳斥了陆心源的观点。李慈铭也是李清照的忠实拥趸，深深着迷于《〈金石录〉后序》的文学魔力，据他自己说，无事时他常常默写《后序》，并把这部作品看作是宋代以降最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

李慈铭首先以小学专家的身份指出，“飞卿”之字并不相配“汝舟”之名；其次，他说，据李清照的自述，张飞卿带来的这把所谓玉壶，其实不过是一把石壶，这把壶后来张飞卿自己拿回去了，并不在赵明诚府上，他又怎么会向朝廷妄告？而且李清照说她并不知道“颁金”谣言是谁最早散布的，要是张飞卿散布的，李清照一定会知道，还会在《后序》里直接说出来。他还提请陆心源注意一点，高宗性好书画，确有其事，但说他还喜欢器玩，倒不一定是真的，且张飞卿玉壶事发，是在建炎三年九、十月间，其时赵明诚刚刚去世，高宗又从建康出逃，为金人所迫，流离奔窜，他再怎么荒唐，也断断不会“留心玩好”“令人以进奉博官”。

至于陆心源说的张汝舟篡改了给綦崇礼的信，使得世人都以为李清照嫁了他，李慈铭说，他特别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张汝舟再怎么不堪，也是进士出身，试想，一个有身份的人会说自己“驵侩下材”吗？还这么详细地记载自己怎么殴打老婆，他犯得着这样作践自己吗？

当然，他也肯定了陆心源为李心传的辩护是正确的。李心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绝对是靠谱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那段文字的记录非常忠实，非常客观，而且这个文本的原始状态保存得很好，没有人对之进行过哪怕是一个字的改动。那么问题来了，按常理说，增举入官，欺罔朝廷，此等事唯家人才能得知，李清照如果不是张汝舟的继妻，她又怎么知晓这种细节？李慈铭如同老吏断狱，把目光死死盯在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一行字上：“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

李慈铭推测，李清照写给綦崇礼的信与再嫁讼离无关，与玉壶事件也毫无瓜葛，而与赵明诚死后御医王继先强买古器一事有关。王继先顶着个“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的名头，其时正以一手饱受争议的弊脚医术大受高宗宠幸，这个奸黠小人为了达到目的，必有欺蒙加恫喝之事，綦崇礼阻止了这件事，故李清照写了这封信表示感谢。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汝舟妻李氏”，李慈铭认为另有其人，这个人很可能是李清照的一位族人，嫁给了张汝舟，“与夫不咸，讼讦离异”。一些别有用心者就把这两件事嫁接在了一起。

谁会这么做呢？李慈铭提出了一个嫌疑人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秦桧的一位兄长秦楚材，此人忌惮李清照的才华由来已久。另一位，是曾被李清照作诗讥讽过的状元郎张九成。但李慈铭也担心这一说法没有说服力，所以又补充说，也有可能这个“李氏”是跟李清照毫不相干的一位女性，只是碰巧她也姓李，又是一个很有写作才能的作家，把被丈夫欺凌殴打之事都记了下来，李心传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毕竟与事发隔了几十年了，所以才弄混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遂以漱玉之清才，古今罕俪，且为文叔之女，德甫之妻，横被恶名，致为千载宵人口实。”

前面我们都以为陆心源在编故事了，没想到李慈铭的这个版本更加离奇。看来历史学家都有成为小说家的冲动。但即便是小说，李慈铭也讲得漏洞百出。我们只消提出两个问题，他肯定回答不上来。第一个问题，李清照给綦崇礼的这封信是写于绍兴二年（1132），王继先强买赵家古器是建炎三年（1129），如果她要感谢綦崇礼在制止王继先这件事上的帮忙，她为什么要在整整三年后才寄出这封信？第二个问题，在李清照的时代里，尽管也有不少有文学才华的女子，但到底有几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一封信来？我们姑且假定存在这样一位女性，为什么整个宋代文献里都没有关于这个才女的记载？

十二、神话与偏见

女性写作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惊奇的。读者好奇的是，写作会在一个女性的生活里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写作会对她们的性情、对她们一生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她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表、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一个禀赋异于常人的女作家因为写作而致身世飘零，她更容易成为男性社会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宋朝这样一个民气尚称活泼的年代里，写作的女性一定不少，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宋朝女作家也就魏夫人、李清照、朱淑真、张玉娘等有限的几个，大多数女性作家连带着她们的作品都湮灭无闻了。这未必是最坏的结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一个完美的女性应该热爱修辞学并在她去世前把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写作对她们来说只是雪泥鸿爪，根本用不着是楔入生命深处的某种东西。不然她会活得很难，死得很惨。

比如比李清照晚一个年辈的理学家程颐，他说他的母亲侯氏就是如此。程颐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学女性，但程颐说，更令他骄傲的是，其母平生作诗不超过三十首，且都不存于世。或许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女人可以识字，可以画画、练琴，可以去做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的事，但唯独写作一事是危险的，不能轻易沾染。女性最合适、也最安全的角色是做一个读者，在闺房里阅读她们心仪的男作家的诗文，如果她们把自己的诗稿散布到自家的墙垣外，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但李清照是个孤例，她从这些沉默的女性写作者中突围了。她凭着不世的才华，不仅成为女性写作的典范，其作品散发的持久魅力也折服了文人士大夫圈子。他们惊叹，这怎么可能是女人写出来的句子！“岂女子所能”。于是围绕着她灾难性的第二次婚姻，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人认为是她的文学之才导致了晚年的屈辱经历，是咎由自取；另一派人则无法忍受他们心目中一位古今罕俪的才女竟然有过一段明珠暗投的经历，于是他们要竭力为她开脱，为她洗白，否认她第二次婚姻的存在，以“制造”出一个更符合他们期望的李清照。

在这里援引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发明的“制造”这个具有加工过程这一涵义的用词，是要说明传播过程对于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性。诚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塑造，李清照的与众不同，在于几个世纪里的人们，从宋朝的胡仔、王灼一直到晚清，人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她的形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制造者为了使人物的形象符合所谓正确的“意识形态”，于惯用的臆测、附会手法之外，甚至会有人像李慈铭一样不惜冒着丧失清誉的风险抛出一系列学术骗局。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李清照？那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移的妻子，一为夫妇，便为终身。承平岁月，她与丈夫两情相悦，是丈夫事业上的同志和助手；离乱之际，她又勇敢地担负起责任，“怀抱”丈夫最后交付的“宗器”，护之如头目；在他死后，又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克制着外在的诱惑，继续保持着对丈夫的专情。从俞正燮、陆心源到李慈铭，他们为李清照 “辩诬”，正是为了把她驯化、规范到主流价值观中去。这些学者要树立起李清照的这一新形象：她是一位有着超群不凡才华的女词人，也是一位蒙受了几个世纪的不白之冤最终获得了平反的女性。她是一位真正的道德英雄。

这些人无一不是文献大家，但又无一不是睁着眼睛在说瞎话。如李慈铭所言，他特别爱易安，爱其词，更爱其人，其他诸人亦是如此。“制造”李清照，实出于他们爱的偏见。事情的结果正如他们所愿，1841年所修的《济南府志》把李清照事迹收入了官方史志的“列女传”。一个以文学辞藻出名的女作家，终于进入了道德楷模的行列，这真的令人啼笑皆非。而一般来说，像她这样的女作家是应该收入“文苑传”的。

不只如此，她还被供奉进庙里，成了一个女神。这事发生在同治年间。济南大明湖畔先前有一座藕神祠，因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里面供奉的是哪路神圣，一个绅商将这庙宇翻修，当地一帮热爱李清照的文人把她的神位请了进去，把她比拟为传说中的洛神，他们认为，即便李清照受过什么不白之冤，大明湖之水也足以为她洗去耻辱。而她的精魂将护佑后世的文学之士获得写诗的灵感。

或许，在宋代像李清照这样的离异真的不是一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两般秋雨庵随笔》的作者、钱塘人梁绍壬就说过类似的话，你们千方百计为易安辩白，说她没有再嫁，这不过为才人开脱，“其实改嫁本非圣贤所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圣贤之名反对道德家们的刻意制造，不失为一记好招。但不知是不是梁绍壬名气不够响亮，这个理智的声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即便是在宋朝，像司马光这样门规森严的道德主义者也说过这样的话：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当唐宋之际，民风浩荡无缺，粗粝重利，无论宫廷还是民间，视改嫁一事，本极寻常，并不以为耻，与明、清人观点大不相同。有唐一代，公主二百一十人，除去早死、入道、情况不明者外，已婚公主一百三十人中，再婚者三十人，这或许还可以用朱熹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来解释，及至宋朝，对夫妻一伦的淡漠程度已远远超出现在读者的想象。

南宋学者洪迈《夷坚志》一书，虽取材传闻，略似小说家言，但对社会层面的反映而言，小说比历史尤为真实，其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例竟达六十一例，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改嫁的时间可考者凡四十一例，且大多集中于南宋。以致南宋末有士子惊呼，夫妇人伦大坏，忽离忽合到了可怕的地步：“今尔百姓婚姻之际多不详审，闺闱之间恩义甚薄，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畧之风久而愈炽。”庄绰《鸡肋编》所载，更是荒唐到了可笑地步：“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

就像陆九渊责备有人在临安为妓女建鸳鸯楼有愧于理学，谢伋夸张地反驳所说。宋朝乃是一个阴盛阳衰的年代。宋朝流传下来不少可笑的惧内故事，就连陈季常这样的学者都不得幸免，“河东狮吼”的故事就说他因“饱参禅学”被妻子骂得失魂落魄。我们猜想，或许是因为女子控制了家政权，才使得她们对自己婚姻有了一份自主权，连子女、亲戚都不得借故干涉。南宋叶适《水心文集》中女子墓志铭于改嫁事，皆直书不讳。

叶适属经世务实的永嘉学派，尚有异于程朱之理学派，但即便理学派内部，除前述程颐对改嫁持宽容态度，另一位理学开山人物朱熹所撰《荣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亦载其有五女，次适承直郎沈程，再适奉议郎章驹，足见当时并不讳言改嫁。

由此可知，值此中国由外转向内在之际，理学派所树立的伦理标准，实还没有深入人心，况且宋朝思想本就多元，“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学脉旁分，攀援日众”，甚至一度理学还被视作“伪学”，属于禁绝之列。当然，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另一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