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饶翔

谢有顺：饶翔兄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要我们俩谈谈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的阅读感受，你读得比我多，理解会更全面，一会儿你多说点。我倒是从整体上觉得，近年的中國文学写作有几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当下文坛起码有七八代作家层叠在一起，各自都在努力，都开始写出有个人风格的作品。比如，1930年代出生的王蒙等人，一直还很活跃并时有新作发表。1940、1950年代出生的冯骥才、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叶兆言、阿来等人还是文坛的中坚力量。1960年代出生的许多作家也是文坛中坚力量。1970、1980年代出生的作家刚显山露水没几年，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出来了。八代作家将同堂写作相当长的时间，很有意思。二是写作越来越多元，也就有了各种形态。主旋律的，传统的，先锋的，市场化的，网络的，自媒体化的，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力、施展的空间。所以，常用的“文坛”这个概念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文坛”客观成了好多个文坛了。比如，以文学杂志、文学出版为中心的是一个文坛；专栏作家、自媒体写作也构成了一个文坛；网络文学界也有自己的文坛。多个文坛并行，也是文学写作日益丰富的一个象征。三是中国这些年的文学成就还是很高的，要敢于肯定。回想四十多年前，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并不高。刘心武的《班主任》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艺术上还嫌粗糙；因为写作被批判的也大有人在，我听舒婷说过，她当年写诗，如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也听汪政讲过，赵本夫当年写《卖驴》，差点被拘押。可见，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思想的自由度上，四十多年前的起点都是不高的。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当代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少在诗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学评论等方面，当代文学的成就并不低于现代文学，即便放在同一时期的世界文学的尺度里（从现有的译作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也不是像一些人说得那么不堪的。因此，承认这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横扫一切的否定，有时反而容易。以中篇小说为例，它可谓当代最成熟的小说文体之一，每年仍有很多作家用心经营这一文体，并写出不少艺术完成度、精神饱满度都较高的中篇，集中阅读这一文体的作品，可以见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饶翔：四年一次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是对近年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本次共有283部中篇小说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数量比上届略有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从主题和题材而言也比较丰富，涵括都市、乡村、军旅、革命历史，青春成长、老年生活，科幻、传奇，等等。

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有其特殊的背景，它所评选的范围为发表或出版于2018年至2021年间的作品。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新中国走过70个春秋，中国共产党迎接百年诞辰，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这使重大主题的写作，成为本届参评作品的一大聚焦，可视为当代中国作家对历史的自觉担当，对时代的积极呼应。

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肖克凡的《妈妈不告诉我》通过旁观者的视角，讲述了“妈妈”没有告诉儿子的那段地下革命工作的经历，在往事里打捞珍贵持久的理想之光，向无数为谋得后人幸福而奋斗的无名前辈致以由衷的敬意。陶纯的《七姑八姨》以地方党史办工作人员的叙事视角，挖掘四川大巴山区的4位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这些无名英雄的牺牲和奉献令人震撼，值得铭记，作者将她们一一塑造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还包括季宇《最后的电波》等，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聚焦面目、性格各不相同的微茫个体的命运，以小人物呈现大历史，虽然谈不上是此类题材的创新与突破，但在叙事上各具特色。

2021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一个时期以来，围绕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主题创作的作品不在少数。在本次参评作品中，《八度屯》和《猪嗷嗷叫》是此类题材中的拔萃之作。李约热的《八度屯》带有作家的自我印记，以驻村干部的视角写乡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作者将自己驻村的经验放入小说，细致书写了李作家在村里经历的“破冰之旅”，与当地群众从最初的陌生隔阂（连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的相融相亲，显现出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后的转变与收获。而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则是旁观者视角，因而在叙事中多了一些冷观与反讽的距离。由养猪—杀猪—跑猪—找猪—补猪—查猪等一系列因果事件，以略带荒诞的幽默笔法，在妙趣横生间，呈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与众生相，也从特别的角度显现了乡村脱贫攻坚工作的艰难复杂性与意义。

其他一些乡村题材作品，陈集益的《金塘河》带着个人的成长印记，讲述了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南方一家人为了吃饱饭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故事，将个体生命与时代发展联系起来，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余一鸣的《湖与元气连》通过大学生村官王三月在丹阳湖南边一个叫上元的村庄里的所见所闻，勾连起了这座村庄的现实与历史，刻画塑造了乡村带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形象，凸显了乡村生态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潘灵的《太平有象》也是一篇生态文学力作。2020年云南西双版纳州的15头亚洲象组成的“大象旅行团”向北迁移，在相关部门的悉心呵护与全力推动下，历时一年多返归故园。作者由此获得灵感，虚构出一个叫太平村的少数民族村寨，讲述村民如何保护受伤的小象，为给野生动物腾地方而搬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故事，赞颂了边地人民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努力、付出、担当和牺牲。这些作品均表达了对乡村现实的认识和对乡村未来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乡村政治的复杂性。

谢有顺：过去，很多作家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不太谈论写作应有的基本责任。但今天看来，个人的事，如果不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相联，它的价值也很可能是有争议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萨特提倡作家们“介入”时代。这样的“介入”，并非简单的社会运动，而是要求介入者首先是一个存在者，在“存在”里“行动”，才是真正的“介入”。在当下的中国，有这么多尖锐的问题等待作家们来回答，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因此，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有存在感的文学，有灵魂的文学。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也值得重视，那就是文学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背后，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和这些伟大作家相比，现在的作家普遍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多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灵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经麻木，他写出来的小说，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热爱？

其实，自“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少看到成熟、健康、有力量的心灵，可见，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在精神发育上还是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剑走偏锋、心狠手辣的写作确实已经不新鲜了，我更愿意看到一种温暖、宽大的写作，就是希望在精神上能看到成熟的作家，在写作上能看到一个敢于肯定的作家。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黑暗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寫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肯定性的写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写作。

饶翔：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观察视点了。具体到鲁迅文学奖，你持守何种选择标？

谢有顺：评奖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倒没有一定之规，它和写评论是不一样的，评论是面对一部作品，是具体解读、阐释这部作品，而评奖是在一堆作品中发现一部和几部作品。评奖的标准是在比较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的。没有好作品时，次好的作品你也觉得不错了，而一旦读到更好的作品，你的标准不自觉地就提高了。具体到这次评奖，我感觉，大家明显更倾向有时代感、有大局观的作品。对文字细节也更加注意了。可见，作家如果要参评国家的这些主流奖项，不能只琢磨自己的艺术趣味，还要倾听现实的声音，对时代性的命题也要有回应。小情调、小趣味的写作很难再感动评委了，大家还是希望在获奖作品中碰到一些有重量的话题、有使命感的思索。当然，如果纯属个人写作，不参评奖项，作家大可自由书写、自由发挥。你读得仔细，可以多说一点。

饶翔：与以往历届一样，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也吸引了外界较多关注。这源于它是最高级别的国家文学奖项之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国家大奖的性质，也决定了它要传导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反映主流的审美观和文学追求。评委的职责便是以当前的主导价值为标准，通过反复的讨论凝聚共识。最终的得奖名单是评委们经过仔细阅读和反复讨论后形成的结果，可以说，脱颖而出的5部作品各具代表性。

王松的《红骆驼》发表于2019年，是为共和国70华诞的献礼之作，它致敬祖国核工业事业中的无名英雄，书写“奋斗青春，无悔抉择”的人生主题。而这“无悔”的内涵又是由母亲晚年的遗憾与后悔来烘托反衬的。母亲在垂暮之年一次满怀执念的旅行，揭开了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的面纱，也揭开了人物情感世界的秘密。由感情这个切入口，小说打开不同人物的内心，给宏大的历史叙事注入了温润的人文情怀。因与父亲相爱而共同奔赴“矿区”、投身核工业事业的母亲，中途因无法克服对年幼女儿的负疚而决意离开父亲，离开“矿区”返回城市，在生命尽头却又带着某种无法解开的心结重返“矿区”。陪同母亲前往的女儿在将生命奉献给崇高事业的父亲墓前，接过了父亲遗留给她的“红骆驼”石头，那象征着一种红色信仰与坚毅品格的传承。小说采用母女二人不断交替的叙事视角，随着旅途中空间的不断变化，线性的时间也随之被切割，拽出叙事的多重线头，在起承转合间，作者对叙事节奏有着精准老到的控制。

王凯的《荒野步枪手》是当代军旅生活中的一处风景，金戈铁马间的一阕边词。它以结实饱满、铿锵明快的语言，写下了一篇新时代的强军故事，称颂了可亲可敬的基层官兵。位于西北戈壁大漠的演习场，在将近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除了狂乱的风和风声中凌乱的思绪，包括肢体、感官和矿泉水在内的一切似乎都被冻结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夜，携带着各自人生经历和生命体悟的两代军人——一个是“奔五”的部队创作员，与身体机能同步衰减的还有他被庸常生活所渐渐磨损的激情；一个则是正值青春年华，在部队里享受过荣光也遭遇过挫折，却仍坚持原则与个性的“沉默的中士”，他们在寒冬旷野中碰撞出温暖的情感共鸣。时间刷新了军装和武器，却不曾改变他们对军人职责的如初坚守、对军营生活的一往情深。不论对于小说中的部队创作员，还是对于小说家本人，抑或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荒野上这个难忘的寒夜所激荡起的，都是澎湃的青春热血。

艾伟是文坛的中坚力量，他的获奖作品《过往》以其相对较为“纯正”的文学魅力赢得认可。小说展现出作者非同寻常的洞察人性的功力，选取了他所得心应手的家庭生活题材来作为人性的试金石。一心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母亲，被名利所异化，直接导致了家庭危机——丈夫出走不归，失去双亲管教的子女或深陷情感泥潭而精神失常，或一时放任冲动而身陷囹圄，或与年长自己许多的母亲的徒弟恋爱，从某种程度上补偿母爱的匮乏。艾伟以一贯内敛从容的叙述、持重沉稳的故事节奏，巧妙地设置伏笔，再一点点将藏匿于这个家庭内部的秘密层层剥开。当身患绝症的母亲重新回到子女身边，期望在生命最后阶段获得救赎，两兄弟不得不面对不堪的生命过往，与自身的命运艰难地达成和解，小说以其独有的故事张力诠释了人性的美德和宽恕的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母亲这一形象，她在生活中一堆毛病，在舞台上却光彩夺目，一如使她红遍全国的那出《奔月》的形象，对艺术义无反顾地追逐的同时，难免于内心的纠结与情感的撕扯，作者对女性生命成长的丰富精神向度作出了直抵人心的探索。

索南才让是在基层写作的蒙古族青年作家，这样的身份已足够特殊，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义上，也颇具代表性。他的小说以当代牧民的生活为蓝本，获奖作品《荒原上》讲述的是六个牧民进山去灭鼠、保护牧场的故事，展现了时代的发展给牧民传统生活带来的变化，歌颂了永恒的青春与生命力。在大雪封山、荒无人烟的荒原上，他们要面对长久的孤寂、辛苦的劳作和鼠疫的茫茫威胁。渐渐地，他们的心境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人义无反顾地，一夜夜踏上寻找爱情的雪路。而更多的时候，他们经受内心情感的撕扯，对抗人性之恶……荒原上的鼠害最终被消灭了，而有人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荒原上，也有人在荒原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索南才让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美学世界：神奇辽阔、生机盎然的西部原野，各民族兄弟在无垠的原野上演绎了慷慨动人的青春传奇。小说饱含对世界的好奇、热情与天真，叙述语调却冷峻而克制。

葛亮的《飞发》以浓烈的“港风港味”讲述新的香港传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香港的时代精神风貌，在当前加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大湾区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小说借助了“名物志”的写作方式，从多方面考据了“理发”行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粤语“飞发”一词的词源学，以香港“飞发”业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微观照鉴香港这座城市的世事更迭、风云流变。小说书写人在时代里的命运：老翟师傅年轻时的明星梦和高级发廊“孔雀”的上流梦一一破碎，朝夕之间便跌入社会底层，从此以“乐群”飞发店服务街坊，混迹市井；而老庄师傅则以“温莎”理发店的怀旧氛围、古董情调和老派服务，帮助人们延续着某种来自“沪上”的幽雅品位和格调，两个人和两家理发店，分别代表了粤港和上海理发行业的两支脉流。两代理发师在世间情义、人情冷暖和谋生手艺的传承转化中，保持着匠人的尊严，也照亮了各自的生命。作者以对中国器物和手艺，以及其中所灌注的中国情感、文化根性和个体生命史的持续书写，也如他笔下的匠人般，薪传了一种文脉、一种风格、一种时代精神。

谢有顺：我的整体评价是，这次的作品有亮点，有新意，但偏于稳重。这次获奖的王松、王凯、艾伟、索南才让、葛亮5位作家，分布于不同年龄段，有些是写作多年的成熟作家，有些是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有专业作家，也有军人和自由职业者，各方面都具代表性。《红骆驼》致敬核工业事业中的无名英雄，有正大之气。叙事上引而不发，简净而又情感饱满，读之令人感动。《荒野步枪手》以节制明快的语言塑造了当代军人的个性形象，两代军人之间既有相同的精神基因，又有不同的时代印记，对比之中见叙事力度。《过往》是一个疯狂的青衣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艾伟以其独有的叙事风范诠释了人性的美德和宽恕的力量。《荒原上》粗砺有力地展示了青春和生命的新鲜质地，而且作者是多数评委不认识的新人，是一个大胆而有新意的选择。《飞发》在叙事上从容而细致，对日常人事充满深情和敬意。它讲述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致敬一群人对传统行业的信仰与坚守，通过日常生活史的考证，写出了个人的深沉命运与岭南的现代精神，也见证着一种文化的兴变和融合。但总体而言，报送的两百多部作品，我觉得质量并不理想，比之以前，中篇整体质量是下滑的。我没有读到那种令人眼前一亮、错过了就会觉得有重大遗憾的作品。据说其他门类的评委也有类似的感叹。

饶翔：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中篇小说的标准是版面字数在2.5万字以上、13万字以下，以这样的体量和篇幅，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人物在一定时段内的典型事件，容纳较多的时代信息和社会生活内容。不少参评的作品将艺术触角伸到中国现实与历史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时代生活的丰富多彩，行使着文学弘正道、扬正气，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神圣职责。海勒根纳的《巴桑的大海》中，失去了双腿的草原的孩子巴桑，依凭信念、爱与梦想，不仅走出了草原，还走向了大海，将更多的爱播撒到远方，展现了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宽广辽阔的人性境界，感染人心。范稳《橡皮擦》里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公安错乱的记忆，无形中成了缓解不同阶层的人在非常状态下冲突与和解的有效入口。林那北的《仰头一看》刻画了一个小时候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的普通人卑微、沉默而坚忍的形象，而随着他最终的“仰头一看”，小人物的自尊和勇气也呼之欲出。罗伟章的《寂静史》通过绵密的叙事和极具张力的语言，书写土家女祭司林安平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挖掘消失不传的地方传统文化，为沉默者发声，为孤独者立传，在反思人性的同时也讽刺了地方文化保护中的某些短视行为。阿乙《骗子来到南方》虚构了一个荒诞却又不无现实感的故事，一个其貌不扬的商人凭借一个荒唐的噱头，外加三寸不烂之舌，便轻松地将南方一个小城的财富一网打尽，小说透视了人性的贪婪，批判了社会上存在的浮躁和自私自利风气。计文君的《筑园》以一个学霸式人物的校园求学和职场打拼经历，探讨了我们当前切实面对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信息技术时代的真实与虚幻、资本力量与知识的关系等，小说行文犀利，时代感强。

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这一法则能够通行于文学领域，但不同作家对于人性的观察、探悉、思考的角度，以及赋形于文字的方式，能见出明显的不同，比如在60年代初出生的范稳、林那北那里，对人性的书写带着“批判现实主义”的余音，关联着政治、历史、阶层等重大命题，也保留着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主体论”式的人文主义色彩。而阿乙、计文君等更为年轻的“70后”作家所感知到的世界似乎较为现实，也更为荒诞，作家的“自我”颇为冷峻地隐藏于这个世界，以及笔下的人物背后。这或许也体现了不同代际的作家在情感结构、审美构型上的差异。

谢有顺：评奖难免有遗珠之憾，我的阅读所及，像孙频的《骑白马者》、王威廉的《你的目光》没能走到最后，有点可惜。孙频这些年状态非常好，尤其在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尤深，佳作不断，是中国文坛不可忽略的尖锐存在。他参评了四部作品，评委最终留下他的《骑白马者》往前走。在我看来，孙频的《骑白马者》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我”独自一人游荡于山林之间，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不是在找别人，而是在找自己。山林洗去了“我”身上那些曾经绚烂的欲望，留下一种水落石出的洁净。这种博物志般的美学书写，有着对自然万物的深情挚爱，也贯注着对意义世界的诗性探寻，它既是一个能够抚慰和疗愈现代人精神疲惫的乌托邦，也是关于历史追问和现实省思的双重隐喻。很多评委也赞赏《你的目光》的独特性。但评奖常常是一个平衡、妥协和遗憾的事件。但获奖不是评價一个作家的唯一标准，大家也不必太在意奖项。以往的许多鲁奖得奖作家，今天都不写了，也没什么人再记得他们了，而很多没有获奖的作家却越写越好，可见，真正决定作家地位的仍然是作品本身。好的作家不仅要写得好，还要写得久。

当然，评奖和平常的阅读是不一样的。有些作品，初看之时，你会觉得这个作家很重要、这个作品很重要，可评奖是对一些作品进行反复阅读、细看，一细看，你的看法可能就会改变。很多作品是经不起重读和推敲的。比如局部存在史实错误、细节失真，或者情理不通、趣味古怪，包括有些令人极度不适的描写，都会让评委对作品失去信心。我经常说，不要把评奖想得那么高尚，但也不要把评奖想得那么阴暗，评委之间固然有争议、有偏好，但每个评委都是体面之人，在讨论会上都会尊重艺术以保持自己的体面的；绝大多数评委都是想评出优秀作品的。只是，既然是国家级的主流奖项，其评奖章程就会有它不同于别的奖项的要求，你参评了，就意味着你同意它的评奖章程。鲁奖只能评出符合它的评奖章程的好作品，而不能要求它评出符合所有人口味的好作品。

饶翔：从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的参评作品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以“80后”为中坚的青年作家的成长，他们不断地向着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深处掘进，并且发展出了自己独特鲜明和愈加成熟的风格，体现出文学新力量的想象力、敏锐度、探索勇气和问题意识。获奖的索南才让出生于1985年，他的创作保留着某种难能可贵的“异质性”：新鲜活泼、浑然天成的语言和形象、坚硬粗粝的质地以及近乎天然的力量感。《荒原上》特别打动我的是青年卡尔诺与银措的爱情，相对于当代文学甚至青年创作中的爱情书写渐趋成熟与世故，《荒野上》中的爱情直接而纯粹，两人的情书通信有着某种20世纪80年代式的强烈的青春与人文气息，而两人爱情的遽然中止也留给人无尽的惆怅。

除了最终获奖的索南才让，还有孙频和马小淘两位“80后”作家的中篇小说入围了提名作品。孙频近年势头较为强劲，创作渐具气象，《骑白马者》的叙事人遨游于寂静的山林间，遨游于今时景象与往日记忆之间，在似真若幻、恍兮惚兮间，思考的却是人类进步与社会进步等重大主题，境界出世高蹈，想象超出尘外，写景状物才华横溢，叙事才能尤为突出，马小淘的小说《骨肉》将一个年轻的女儿与并非亲生的“父亲”之间的另类亲情故事写得格外动人，小说语言幽默生动，写出了当代年轻人的酷劲儿，在酷的后面其实是极为真挚的情感。

此外，王威廉的《你的目光》构思精巧，以主人公14副眼镜的设计灵感和理念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在推进叙事的同时，也推进了主人公对世界的认识，小说显现了作者处理历史的能力和人类学社会学的开阔视野。文珍的《有时雨落在广场》聚焦城市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以作者所特有的温婉、细腻、浪漫与诗意，写出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失落和对感情交流的渴望。刘汀的《何秀竹的生活战斗》现实气息扑面而来，通过讲述平凡女性何秀竹的个人奋斗史，展现了普通人与家庭出身、与现实环境、与自身弱点不懈“搏斗”的坚忍精神。蔡东的《来访者》通过一个心理治疗的故事，触及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感的症结，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和思考能力，其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也令人称道。周嘉宁《浪的景观》围绕着上海襄阳路服装市场的起落，从繁盛一时到曲终人散，对一个时代和一群青年的青春和梦想作了带有历史感的回望、打捞与检视，显示了作者在文学上的日益成熟。“90后”作家王占黑本届也以多部作品参评，《韦驮天》《小花旦的故事》植根于作者现代都市的细腻观察，呈现出对城市社区和老年人群体的热情关切。

谢有顺：“80后”这一代作家确实是与众不同的。该怎样理解他们呢？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个“80后”作家对我说的话，她说，我们已经无法再进行《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了，更不可能像古代作家那样，细致地去描绘一种器物，一张桌子，或者去描写一个人的穿着，一次茶聚，一场戏。古代作家由于地域和交流的限制，他所看到、遭遇的经验各自不同，他写这种有差异的个体经验，谁读了都会有新鲜感。但是，现代社会不同，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品牌的衣服，甚至戴的眼镜、用的文具盒都可能是同一个品牌的，大家的成长经验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假若有哪个作家在小说里花很多笔墨去描绘一个LV包，或者讲述自己吃麦当劳、法国大餐的滋味，岂非既无聊又可笑？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作家经验的差异，以建筑为例，以前有北京四合院、江南园林、福建民居等地域差别，现在，从南到北，从新疆到海南，房子都建得几乎一样，衣服、饮食亦是如此。大家说一样的话，住一样的房子，穿差不多的衣服，接受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样的公共经验已经不足以成为一种写作资源。所以，写作如果只靠阅读经验或书斋里的想象，就容易变得苍白、无力。好的写作，既要用心写作，还要用耳朵、眼睛、鼻子甚至舌头写作，要有丰盈的感觉，作品的气息才会显得活泛。同时，经验的同质，也迫使作家开始转向内心的写作，这反而是好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面几代作家，几乎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文学地位的，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80后”这代作家以及更年轻的作家身上，似乎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而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背后，活跃着的是消费和市场——正因为这一代作家不回避作品的市场问题，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的写作，他们不是关在密室里写，而是注重读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读者的互动；通过网络、读者见面会或媒体报道，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这个存在，也从正面肯定他们的写作价值。这当然是一种断裂，但也绝对是重新出发。我觉得，他们终将会改变我们对“文学”的固有理解。

饶翔：就小说文体而言，中篇小说不是如短篇小说那样的“生活横截面”，也并非长篇小说那样人物线头众多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呈现，中篇小说最适合近距离地观察当前时代和社会，作出及时的文学表现，提出自己的思考。通过梳理近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也感到了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对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民众的普遍关切等進行敏锐观照、给予有力的艺术表现并引起广泛而热烈社会反响的中篇力作还比较少。当我们回顾中篇小说这一文体所诞生的优秀之作时，我们很难绕开鲁迅的《阿Q正传》，它不仅是批判国民性的文学典范，也树立了中篇小说的文体标高。即便是回顾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比如在鲁迅文学奖的前身之一——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中，便有《人到中年》《人生》《北方的河》等直面当下重大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洋溢饱满的时代精神的力作。以此为标准，当前的中篇小说创作还有很大的前进空间。

其二，虽然本届参评作品中有像东君的《卡夫卡家的访客》、王威廉的《你的目光》、李宏伟的《月球隐士》等在叙事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作品，但总体而言，近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叙事形式上趋于保守，艺术创新的氛围还不够浓厚。期待我们的作家们在未来继续为之努力。

谢有顺：你说的这些缺失，其实非常值得讨论。我的感觉是，当代作家还有这几方面的缺失，或可提岀来作为参考。

一是缺少写作的专业精神。作家对自己笔下的生活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只凭苍白的想象或纸上的阅读这种二手经验，他就难以写出一种有实感的真实来。文学的实感，不是一句空谈，而是在一个个细节、一个个用词里建立起来的。你写历史，就得研究历史；你写现实，就得体察现实；你写案件，就得对法律知识有基本的了解；你写农民，就得熟悉农民的习俗、用语、心思。这其实都是写作常识，而现在的文学，常识被普遍忽略，这正是导致作品失真的重要原因。写作有时是要花一点笨功夫的，而这种笨功夫、常识感，在我看来，就是写作不可或缺的专业精神。

二是缺少写作耐心。你看现在的小说，作家一门心思就在那构造紧张的情节，快速度地推进情节的发展，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好看是好看，但读起来，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缺少节奏感，缺少舒缓的东西。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舒缓、优雅而大气。所以，中国传统小说常常写一桌酒菜的丰盛，写一个人穿着的贵气，写一个地方的风俗，看似和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这些描写的背后，你会发现作家的心是大的，有耐心的，他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你，而是引导你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

三是缺少活跃的感受力。一部好的作品，往往能使我们感受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作品里，看到花的開放，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感受到人心的呢喃，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现在的小说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文学的真实是专业、耐心和感受力的产物，离开了这些，写作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造假而已。

文学批评也有类似的困境。由于批评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评家普遍不读哲学，这可能是思想走向贫乏的重要原因），批评情绪流于激愤，批评语言枯燥乏味，导致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批评长期被人鄙薄的处境自然也就难以改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光明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