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斌

摘要：张鸿福的长篇小说《大清王朝1860》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反照中的晚清“中兴”，堪称全面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力作。小说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颉颃，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了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稍感遗憾的是，就像许多历史小说往往落入就事说事的樊笼，这部作品尚需破除“清朝故事”的迷障，走向再创时空的新生路。

关键词：历史小说；清朝故事；洋务运动；记忆重建；伞盖式结构

一

人是历史的孑遗，总爱回望遥远的过去。自《春秋》《史记》《荷马史诗》以来，无论古代的史传、史诗、演义、传奇还是《故事新编》《我的名字叫红》之类的现代小说，大概都隐藏着追根溯源的种子。近观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继姚雪垠之后，颇有一批专攻历史题材的小说家，如唐浩明、刘斯奋、熊召政、二月河、孙皓晖等，创作了一系列拥趸甚众的历史小说，张鸿福亦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张鸿福擅作清朝故事。十卷本四百万字的“近代名臣”系列作品，有如一幅格局宏阔工笔深描的近代史长卷，左宗棠、李鸿章、林则徐、袁世凯等一大批毁谤不一的风云人物，纷纷撕下刻板的脸谱，走出固化的历史，变成了形神毕肖的现世中人。张鸿福沉潜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既有小说家的敏锐和勇气，又不失史家的严谨和公允。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史实而未囿于史事，而是拆除了历史的壁垒，扩张了小说的界限，让久远的旧人旧事具备了现实的映像，由此我们看到的清朝故事便不尽是苦大仇深的苦难教材，而是混同在尘埃里的光：它从百年的尘埃里来，又穿越了百年的尘埃。

最近，张鸿福的清朝故事再添新著——《大清王朝1860》（以下简称《大清王朝》）。这部七十多万字的两卷本长篇，仍是他所擅长的历史题材，只是不再围绕单一主角专作人物传记，而是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反照中的晚清“中兴”。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在国内叛乱频仍、外敌侵扰不断的危局中，“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是为同治中兴。”1在她看来，这个百病缠身的腐朽帝国之所以没有轰然覆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反观张鸿福作品，从其首部历史小说《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到“近代名臣”系列，其实一直都在讲述此类“杰出人物”的非凡故事。及至《大清王朝》，虽然“是对洋务运动的再次强调和致敬”，但其着力点仍是“推动洋务运动的前辈”2。因此这部作品既是“近代名臣”系列的续写，又是这一题材的拓展和深化。

晚清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代，也是离我们最远的现代。如果说“洋务运动”只是一曲起调高亢的挽歌，至少那些倾力引吭的歌者唱出了现代的先声。历史学家通常会把1800年看作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去反思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源。欧美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在十九世纪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些被大清朝蔑称为“西夷”的蕞尔小邦，纷纷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了所向披靡的现代国家。而自大保守的清朝，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3，仍旧停滞在千百年不变的农耕时代。这个君临天下目空四海的“中央之国”，一当遭遇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坚船利炮，便立刻扫地以尽，堕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悲的是，尽管发生于1840年的中英战争第一次戳破了“天朝”的威严门面，却没有触痛它麻木的神经。拖着大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华民族似乎并未意识到大命将泛，仍旧沉浸在自给自足的旧梦中。“所以即在危机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4《南京条约》的签订者爱新觉罗·耆英，则在给道光帝的报告中“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5由此看来，昏睡在万古长夜的炎黄子孙，即使勉强醒来看到的还是一团漆黑。

世界已进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冥顽不灵的大清王朝却不知道，新的国际形势已不容它继续关门大吉。可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6结果，“《南京条约》签订十年后，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7前者借此条约暂得安宁，并腾出手来平定内乱；后者却得寸进尺，试图利用条约把中国引入它们的驯化场。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让极端仇外的咸丰帝及其强硬路线的执行者再度遭受城下之辱。《大清王朝》的开篇，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生在北京城外的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步步紧逼，咸丰帝逃之夭夭，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马队殊死抵抗。尽管清兵勇敢的冲杀多令敌人叹服，可是这一场“华夷之战”已非血肉之躯的对决，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个错位的时代之间发生的“两极相联”。可怜大清王朝，未等窥得另一极的些许端倪，早已被甩出了十万八千里。难怪当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时评的卡尔·马克思不无辛辣地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正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这篇题为“鸦片贸易史”的文章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交战双方是“陈腐世界”和“最现代的社会”，这样的“对决”甚至毋庸过招便已决定了胜负。马克思的言论发表两年后，便发生了震动朝野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一座举世罕见的万园之园，被法国作家雨果所称的“两个强盗”，烧成了一片焦土瓦砾。名存实亡的圆明园成为中华帝国走向没落的惨痛象征，同时也刺激大清国开始革新图存，以应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就像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这个“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天朝帝国3，虽然像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样害怕新鲜空气，但也只能死里求生，“与地上的世界接触”4。“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最终不得不“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5《大清王朝》正是着眼于这场亘古未有的天下、时局之变，运用疏放通脱的笔墨，绘出了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写出了备受鄙夷的“傲慢愚蠢的中国人”6“又愚蠢又固执的中国人”7如何不由自主地“卷入”万国竞长的世界洪流，进而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一条富国强兵的自强之路。从小说的两个分卷标题《惊天变》和《挽狂澜》，也能看出作者为这段不长的历史创设了雄浑的格局，而从小说最初拟定的题目《补天憾》，更可想見作者试图重述一个虽败犹荣的悲情神话。

二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自强”二字源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晚清时期的王韬、丁日昌、郑观应、郭嵩焘等西洋通就经常引用该书观点，借“穷则变，变则通”的祖宗之言破除积弊成痈的“祖宗之法”。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虽只二字之差，却也说明人们不仅转变了对“夷务”的偏见，更认识到“制夷”只是逞一时之快，“自强”方得以扶正固本。

《大清王朝》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洋务派奉行的自强之道，孜孜以求的自强之术。小说借奕?、文祥之口说出了“自强才有出路”8，他们认清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故能抓住千载难逢之“运会”，短短的二三十年，竟营造出了一种颇有梦幻气质的近代工业文明新气象。一时间，从京师到闽粤，从北洋到南洋，几乎遍插“洋务”的旗帜，许多延及当今的政企架构、民族工业就是那样平地起风雷，让停留在古代的中國大步迈向了现代，虽然还只是迈出了一只脚，但是这一只脚已踹开了变革之门。张鸿福之所以写洋务运动，正是看重了它的开创之功，他未以简单的成败论为其盖棺定论，也未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将其涂抹得黑白分明，既肯定了“洋务”之进步，亦指明了这种“进步”的不足。基于此，《大清王朝》的重心便是书写洋务运动来之不易的工业化成就。可是洋务运动三十年，既有中西交汇，又有新旧更迭，可谓头绪纷繁且枝杈交错，人物众多而鱼龙混杂，面对大清王朝这样一段晦明不清的历史，如何进行不拘于形的历史叙事？张鸿福似乎轻巧地跳出了“洋务运动”的一团混沌，他不是以讲古的方式去附和历史，而是把历史事件作为叙事主体，用史实推动故事情节，在情节中凸显人物，由此写出了“大清王朝”那一特定阶段的形影与神髓。从小说的结构形式上看，大概采用了一种纲目明晰的伞盖式结构：他拂去了1860年的尘灰，撑开了“大清王朝”最后的华盖——

起首第一章为伞柄，讲述洋务运动的发端：1860年秋，负责“议抚”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化解了“毁城改朝”的危机，并在年底奏请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处理“夷务”，满清政府开始与世界接轨，“洋务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奕?亦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假如没有奕?、桂良、文祥等人所代表的洋务派（或曰“和平妥协派”）审度“夷情”，权宜分寸，恐怕既无法与敌和解，也无法打动圣心，当然就不可能推动“洋务运动”的施行，晚清历史上或许根本不会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临危受命的奕?既是这一章的主要角色，亦是整个洋务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所以，小说开篇第一章如同决定全局的伞柄，支撑起了全书的重量。

第二章为伞骨，题为《政变》，叙述咸丰帝病死热河，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两宫皇太后不满其“朋比为奸”“跋扈不臣”，联合遭受排挤的奕?发动辛酉政变（亦称“祺祥政变”），两宫开始垂帘听政，改年号“同治”，大清朝进入慈禧太后专政的时代。这一章主要是讲发生皇族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全书的主题似乎无甚干系，但若去掉这一环节，大概就像一把没有伞骨的大伞，即便那伞面多么华美也是难以撑开的。没有“祺祥政变”，就没有太后垂帘。没有“同治中兴”，就没洋务运动。所以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节，却是承上启下的要害所在：慈禧与奕?的联手，朝廷对洋务派的重用，让洋务运动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就如坚实的伞柄装上了牢靠的伞骨，下一步就是如何裁剪铺陈那华盖的伞面了。

所以，其后分别展示洋务运动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或可看作五彩煌煌的“华盖”：

第一部第三章首先讲述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最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不但生产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弹药武器、铁甲军舰，还附设广方言馆和工艺学堂，译出了大批外文著作，并培养了殊为稀缺的翻译和科技人才。接下来第四章转而讲述左宗棠和沈葆祯等人，在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他们联手徽商胡雪岩加盟投资，雇佣外国人做船政监督和工程师，不仅制造舰船，还设立了船政学堂和船政水师，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舰船工业基地、海军教育基地、舰队编练基地。可见第一部主要讲述近代军用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第二部共五章则分别讲述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中国电报总局（1880）、汉阳铁厂（1890）等重要新式民用工业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1885）的创办历程。这部小说的“华盖”于此完全打开。你会发现，尽管这样的“成效”很可能只是“中华之物力”的一个零头，但是，这零头里却包含了很多中华之第一。比如，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分别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工业企业、第一家机器制造企业、第一个轮船运输企业，他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则是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海军，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国内第一家轮船制造企业、盛宣怀创办的天津电报局和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是国内第一家电报局和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断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1而洋务运动创造的诸多空前的“第一”，显然开始打破大清国死守的产业格局，带来了自强、求富的新气象。

张鸿福曾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张目，对上下求索的先行者给予褒扬。2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诚然至今不免差评，但是他们敢开风气之先，不啻于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响了第一炮，挖下了第一桶金，而今，有些跻身世界或国内前列的知名企业、大学，其源头就是洋务运动，还有人发现，有些标识为“汉阳造”的铁轨，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之后仍在正常使用。不可否认，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身边的器物用具，或许就和当年的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那顶“华盖”的余荫。正如小说结尾出现的那一片微光，《大清王朝》无疑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

三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这历史就像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既然往事如昨，就不可能昔日重现。即便是历史学家，他所重塑的历史也不尽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哪怕它是官方钦定的煌煌“正史”。我们接受的“历史”不过是太史公们“在现实和过去之间找到的某种平衡”4。至于历史小说，则是作家对历史的合法虚构，就像萨马拉戈的《修道院纪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那样，它们与历史的“原样”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以历史小说称著的英国作家拜厄特就表示，“真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概念，所有叙事都是有选择性和扭曲的。”5小说家之所以钟情历史，是因为“思考历史是一种禁忌”，这样的写作意味着“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或许正是这种禁忌和可能性让历史小说获得了书写的大自由，让小说家得以寻求一种随心所欲的“自我建构”。拜厄特进而认为：“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被遗忘的、未留下纪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6从《末路王朝》乃至《大清王朝》一系列晚清历史小说来看，张鸿福所写“甲午战争”“近代名臣”“洋务运动”似乎算不上“被边缘化、被遗忘的、未留下纪录的历史”，反而都是被正统化、被记载的、留下大量记录甚至被反复书写的主流历史，从行文上看，他写出的仍是一种史传风格的正史化小说——不过却是从过分臃肿变形的历史中重新汇聚叙事能量，重新整合的另一种艺术的真实。所以我们看到他笔下的故事也许似曾相识，但那故事里的人物，又多少有点陌生，他写的洋务运动和我们在历史书籍、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情形似乎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发现，有些在历史上过分显赫的人物事件，反而更容易淹没在过多的文献、资料、著述乃至民间话语中，竟至丧失了本来面目。如海登·怀特所言：“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1越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叙事有可能越是远离真相，就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样，在举世皆知的表层下面，或许还隐藏着难以重现的原始草稿。

张鸿福的“清朝故事”大概也是试图剥离某些滞重矫饰的表层，揭示出一种斑驳陆离的原始画面。所以我们看到在“洋务运动”这顶“华盖”下，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帝后王公、股肱之臣，还是义利相因的地方大员、将帅巨商，甚或是非我族类的外来入侵者、技术人员，似乎都露出了芸芸众生的世间常态，这些历史人物不尽是那种被历史化的名人蜡像，而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生动形象。

首先来看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爱新觉罗·奕?（1833－1898）。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同治帝的亲叔叔，慈禧太后的小叔子，这位位高权重的“六王爷”，正是通过与洋人的密切接触，在签了合约，吃了鹅肝，喝过香槟、葡萄酒，经过一来二去的来往交流之后，才发现“番鬼并不是那么野蛮”2，“他们绝对不是落后野蛮的夷类，其国力已经不容小觑。”3进而认识到，跟不上世界潮流就会被动受欺。只有忍辱负重，“尽量避免与夷人撕破脸，换取几十年的和平”4，方可亡羊补牢，挽救大清的江山社稷。因此他才会权宜利弊，在步步紧逼的夷人和虚骄的剿夷派之间找到结合点，本着“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外交方针成立了总理衙门，一跃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高权力机构的首脑人物。

作者并没有先入为主地给奕?贴上进步人士、巨眼英雄的华丽标签，而是直接表明他本是一个死硬的剿夷派，此前老岳父桂良在天津与洋人议和，他就六亲不认参了一本。一个与“夷鬼”势不两立的老顽固，口口声声“战死可，乞和不可”，却突然改弦更张成了主和派，担当与夷人“议抚”的钦差大臣，以督办“和局”，由“剿夷”转而“抚夷”，这一转变本身就很有戏剧性。那么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何处？往大处说，当然是时势造英雄，1860年的危局把无职无权的闲散亲王推上了前台。国难当头，君命难违，作为“臣弟”的奕?只能“肝脑涂地，以纾九重之忧”；往小处说，奕?的岳父——曾和洋人多有交涉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看到了这危局中透着的“机会”，没有他审时度势的怂恿鼓动和大力辅佐，就算奕?勉强赶鸭子上架，恐怕也只会起于“抚夷”，止于“夷务”，不可能顶着“鬼子六”的骂名成为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庚申之变让一个从没和夷人打过交道的顽固党变成了深受洋人倚重的外交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势力，也让奕?初次尝到了大权在握的滋味。所以在岁末的“小年”之夜，他大宴宾客，答谢投身于“洋务”（也可以说是投靠到他的麾下）的同僚，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恭亲王从心底里绽出笑容来，举起玻璃杯说：‘来来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1由此作者写出了奕?走上自强之路成为洋务派、革新派的被动性、投机性，没有人为拔高他的“先进思想”，也没有刻意贬低他的“不良动机”，只是写出了一个正常人的正常选择和正常反应。

此后咸丰帝驾崩，奕?再次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中枢之外，他联合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扳倒了强大的政治对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也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政治保障。从这一次的主动出击，可以看出奕?杀伐决断的政治魄力，与第一次的被动上位相比，亦表明了他已在政治斗争中迅速成熟起来。作为权倾朝野的皇叔、议政王，奕?非常懂得以退为进，借力打力。位居皇权顶端的慈禧太后原是强硬的“剿夷派”，也常禁不住奕?与外臣们一唱一和，不得不为“洋务”开路放行。

不過尽管奕?有“贤王”之誉，仍不免树大招风，他的政治生涯也注定了大起大落。早在1865年，就被慈禧给了一个下马威，罢去一切职务，虽然很快复职，但剥夺了议政王的名号。1873年同治帝亲政时，又被革掉了世袭罔替的爵位，贬为郡王，亏得两宫干涉，才予恢复。这让奕?元气大伤，“心绪很差，锋芒尽收”。及至1884年，当奕?失去利用价值，慈禧已修炼成说一不二的“老佛爷”，她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之机，发动了史称“甲申易枢”的第二次宫廷政变。听到风声的奕?却反应平淡，反劝“诸位少安毋躁”。太后懿旨将其“开去一切差使”，命其“家居养疾”。奕?率领众人谢恩，“淡淡地说：‘诸位，该走了，给新人腾地方。此外再无一语，默默上轿回府。”2这时的奕?当已深味权谋的险恶，既然胳膊扭不过大腿，那就从容就范，保住一条命就不错了。虽然《大清王朝》中涉及奕?的文字散布于各章，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像一条清晰的波浪线，起起落落，兴衰沉浮，都与“洋务”有关。人多知奕?是洋务运动的受益者，却不知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受累者；他是洋务运动的引路人，也是洋务运动的牺牲品。虽然小说并未详述奕?的荣辱得失，但也写出了他自身的局限性，即便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亦不过是为没落的王朝勉强续命，尤其是一再遭到打击之后，他更是成了慈禧的贴身奴才，几乎再无建树，洋务运动亦随之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