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玮

1905年9月20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废除在中国社会实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作为绵延长达千年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和其所推崇的儒家学说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伦理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女性的思想，限制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现分析废除科举制度后近代女性群体在社会地位、思想解放程度、生活方式，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变化来论证废除近代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妇女群体的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推动了近代女学的兴起，为女性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

作为封建社会人们走入仕途、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固然为寒门士子改变命运、促进阶级流动提供了可能，但它的消极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科举制度对于女性最大的消极影响当属它剥夺了女性参试的资格。邓嗣禹先生曾说：“及重男轻女之习，考试之制，不无影响。”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时也会根据统治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但从未突破对女性参试的限制。隋唐之后的一千多年中，不要说无一女状元，就连一个女秀才也没有产生过。在制度的约束下，中举做官只是男人的事，妇女纵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也没有资格应试，这逐渐成为一种刻板观念，科举考试从第一步就将妇女拒之门外。这无疑封锁了封建时代妇女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使得妇女群体从一開始就被自己的出身和深宅大院所禁锢，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封建社会妇女群体社会地位的长期低下。

虽然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就已经兴起了新式学堂，也有部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女塾，引进了一部分西方的自由、平等和人权观念，而中国封建社会中自古就有女性应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女子应安心在家相夫教子的旧训。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兴起的新教育模式始终难以取代科举制度千年以来形成的一套伦理观念和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因此，从政策层面变革考试制度，尽可能地引导人们转变僵化的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制度实现破旧立新的关键，而达成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废除封建统治者最强有力的思想控制武器——科举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后，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学说和封建观念被打破，无论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还是中国教育模式在结构和内容上的更新，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推动了近代女学的兴起。在女学堂不断增多和女子不能接受教育的旧观念被思想解放浪潮不断冲击的背景下，1907年，清政府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从政治层面保障了女性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认为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学制——“女学”的兴起和妇女入学接受教育提供了便利，使得近代妇女在一定层面上获得了和男性一样可以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逐渐提高了妇女群体中的文化普及程度，为妇女群体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地位中向“男女平等”过渡和女性身心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妇女接受教育也推动了她们社会地位的改变。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妇女没有文化。所以女性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才能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而近代争取男女教育平等的斗争彻底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三从四德”的教育思想。

科举制度废除后妇女群体获得了思想层面的解放

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考察内容，儒家经典被封建时代每一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奉为金科玉律。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科举之风的盛行，儒家经典的流传范围也从封建统治阶级扩展至民间，在社会治理和行为规范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儒家经典在贯以中华民族“五常”传统的同时，也将“三纲”固定在了封建社会中，并大力宣传“三从四德”才是衡量妇女最高道德的准则。显然，在科举制与封建礼俗的掩饰下，中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不断在社会中“生根发芽”，成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走向制度化的借口，导致女性彻底丧失了在思想上追求自我的可能。

科举制度废除后，在近代女学兴起的浪潮下，妇女群体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妇女从封建社会落后的生育习俗和男尊女卑的荒诞说法中解脱出来，一步步融入时代中，成为先进思想的接受者和解放自身思想的实践者。在这个过程中更有不少女性成为掀起近代社会先进思潮的先锋。“女子可自谋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而智慧者且致力于格致、制造以为国家用，化二百兆聋瞽而聪明之，其必大有益于强种富国之道。”诸如此类解放女子思想的学说，极大地契合了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妇女群体对改变思想的渴望，也满足了近代社会发展对调动妇女积极性的需求。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近代社会还涌现出了如何香凝、秋瑾等许多参与革命工作的女性，她们在解放自己思想的基础上还成立了很多女性团体，帮助更多的女性接受教育，鼓舞她们积极参与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解放斗争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在此浪潮的推动下，一批批妇女开始以帮助近代中国挣脱束缚、自省、自救为目标，投入救国存亡的革命浪潮中，并在其中担任重要的角色。革命先驱孙中山对革命浪潮中女性革命者的贡献甚为赞叹并评价道：“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从被科举制度压迫到重新有了获取“新鲜思想”的机会与进入社会的契机，妇女群体在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女性的坚毅、果断之美。

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妇女群体的生活方式

对于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她们的命运和自己的丈夫息息相关，社会赋予她们的责任并非赚钱养家，而是操持家务或相夫教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气氛。这一点，在中国的戏剧、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如黄梅戏《天仙配》中就有这样一段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的生活图景，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妇女都是丈夫的“附庸”，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被禁锢在一个小农家庭生产单位中和自己的丈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封建家庭中，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一直遵从“未嫁随父，既嫁从夫，夫死随子”的传统模式，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也有女性尝试突破封建社会在思想及生活上对她们的束缚，但还是在封建思想和科举制的禁锢下，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近代科举制度废除后，妇女群体一直想要摆脱的这种“依附性”随之瓦解，代之兴起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家庭条件允许的女性，往往在接受高等教育后会选择诸如医生、教师等在过去被人们认为只有男性才可以担任的工作。近代妇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摆脱完全依靠丈夫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困境，也改变了自己过去常年居家不出，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

科举制度废除后近代妇女身心获得的解放

封建社会对女子身心危害最大的属缠足和贞操观念。“缠足起于南唐，殊无足疑。”有清一代甚至“养成了‘拜脚狂的风气”。梁启超曾斥责缠足是“毁人肢体，溃人血肉”的行为，这种以损害女性身心来满足封建社会变态审美的要求在给女性带来无尽皮肉之苦的同时也束缚了女性的思想，麻痹了她们追求身心自由的意志，使她们一步步沦陷在封建伦理和世俗观念的泥沼中，将其置于“男尊女卑”的低下地位，直至她们向这种所谓的“社会潮流”屈服，再也无法依靠自己的“三寸金莲”摆脱这种束缚。

科举制度废除后，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对一些社會现实和封建糟粕也开始进行批判和反驳，最为封建的“缠足”恶习自然首当其冲。在近代社会有不少接受过先进教育，支持妇女解放的进步人士对“封建缠足”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和女性摆脱“缠足”束缚的进程不断加速，到20世纪中叶，封建陋习“缠足”已基本被革除。废除缠足给女性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身体的解放，更是让她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及能力自由选择职业，帮助她们更快地融入社会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探寻自身生存、发展之道。

在获得身体自由的同时，近代妇女在道德、心理层面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封建时代，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于女子来说是巨大的。如古代出现的“贞洁烈女”“贞洁牌坊”之说。但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构建的一系列封建社会传统的崩塌，人们也对这一违背人性的苛刻要求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胡适曾说：“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节的风俗。”鲁迅针对妇女的节烈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提出：“节烈观念不仅对女性“极难、极苦、不愿身受”，而且“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亦毫无意义”。在先进思想家的帮助和推动下，封建社会对妇女人性的禁锢逐渐被打破，近代妇女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所谓显示对婚姻忠诚的“贞操”观念是男女双方都应遵循的标准，而非是只针对女子一方的道德枷锁，她们逐渐将自身从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开始按照自身意愿追求新的生活。

废除科举后近代女性知识水平提高，民族知识水平显著提升

封建社会不仅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来阻止妇女群体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通过诸如《女则》《烈女传》等一系列典型的符合封建社会对妇女形象规范的书籍不断强化“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教条。从读书到科举考试，封建社会从根本上使女性群体丧失了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可能性，妇女读书在当时被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妇女参加科举更是违背国家规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整个社会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正是伴随着这一社会转型而产生、发展的，它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对于妇女群体来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女学的兴起，她们逐渐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封建制度所定义的无知、愚昧中逐渐解放出来。更有部分女性通过接受新教育，学习新知识成为近代杰出的女学者、女作家，她们在近代社会变革和女性教育兴起的浪潮中涌现出来，并以自身的力量冲击着封建社会中的种种陋习和传统观念，为进一步帮助更多妇女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妇女接受教育不仅与提高女性知识水平、促进妇女群体本身的解放息息相关，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家族中以女性为中心的一批人，为促进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虽然《三字经》中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但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家庭模式中，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所谓“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国家想要培育出人才，首先必须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1904年《女子世界》上发表的《论铸造国民母》一文中指出：“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由此不难看出，从促进民族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出发，“兴女学”、强调女性受教育之迫切意义对于近代妇女解放的意义有所偏离，但强调女性要追求身心解放、争取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积极融入社会变革浪潮，并获取自身独立地位的理念却赋予了近代女性解放更深远的意义。

近代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对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冲击的同时，也摧毁了封建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封建道德枷锁，使中国妇女群体压抑已久的情绪找到了爆发的契机，她们在新的社会潮流中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并逐渐走出家门，打破禁锢的思想藩篱，去从事一些新兴职业，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使得妇女群体的人性得到了解放，提高了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通过以上几点的分析，笔者认为，近代妇女群体在思想、生活、教育水平等方面呈现出来的进步，不仅是她们自身挣脱思想束缚的结果，也和科举制度废除给社会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