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子扬 呙小明

摘要：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矿产品市场风雨飘摇，影响我国矿产品的进口来源和贸易安全，扩大矿产品的进口渠道、寻找稳定的贸易伙伴是我国相关产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中葡多年的矿产品贸易实践、优势互补的贸易结构、竞争性带来的贸易挑战，需要我们多角度考证中葡矿产品贸易的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在的风险。文章基于2002-2020年中葡双边矿产品额，利用 RCA和 TCI指数分析了中葡两国矿产品的比较优势、竞争性与互补性，继而通过构建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矿产品出口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资源禀赋和国家规模等原因，两国优势矿产品种类大部分相同，因而竞争性强于互补性；中葡矿产品贸易长年处于潜力再造型。因此，未来中葡应拓展贸易商品种类，并且做好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积極引入新技术，提升矿产品开采质量，降低开采成本，为我国进一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打下基础；同时，双方应共建国家级行业监管机构，保证相关领域信息透明化；打造高效可靠的交流平台，大力培养相关涉外法律、翻译人才。最后，中葡双方应注重环境保护，减少矿产品开采、加工和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国；葡萄牙；“一带一路”；比较优势；贸易潜力

中国与葡萄牙贸易往来历史源远流长，葡萄牙与中国有记载的贸易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明朝。自2003年中葡经贸论坛成立以来，中葡双方就政治、经济和文化加深了往来。中葡矿产品双边贸易规模由2002年的0.32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5.14亿美元，增幅超15倍。葡萄牙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最先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葡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背景之下，中葡双边贸易额逆势增长，显示出较强的韧性与互补性，葡萄牙显然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国。而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又关乎国家发展命脉，尤其是工业发展与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研究中葡矿产品贸易潜力，对于建设双边贸易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近些年来中葡贸易额增幅巨大，呈现出巨大活力，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中葡双边的贸易研究还比较稀少。尽管中国是葡萄牙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受制于葡萄牙自身体量较小，国内学者往往从葡语国家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一，从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品结构来说，如丁浩和丁来涛（2017）通过研究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品贸易的竞争和互补性得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总体较低，不存在强的竞争性。中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中不具有比较优势，葡语国家出口中国该类产品的互补性较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中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葡语国家进口中国该类产品的互补性很强；第二，就中国与葡萄牙进出口贸易特点来说，王应贵和梁蕙雅（2017）通过分析2005—2016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得出，在对于葡语国家的贸易中，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且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大，这种逆差也随之增大。第三，就发展前景来看，邵峰（2005）从资源禀赋分析认为，中国与葡语国家间具有良好的贸易发展前景。在研究中葡双边经贸关系方面，王应贵和梁蕙雅（2017）指出除葡萄牙外，其他葡语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目前处于恶化状态，本币大幅度贬值严重遏制了本国进出口业务的发展，以及除葡萄牙外，其他葡语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物流成本较高，削弱了本国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在贸易结构层面，周梓琪和罗雅之（2019）发现葡萄牙对中国主要出口三大产品，分别是运输设备、纤维素浆、纸张和机电产品；而葡萄牙从中国主要进口机电产品、纺织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

因为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中葡贸易的研究本就匮乏，对于中葡双边矿产品贸易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和葡萄牙的矿产品贸易发展问题，可以更好地为两国在贸易、能源储备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思路及参考依据，为两国政府及企业思考如何做好矿产品类投资的合理化、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建议。

一、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贸易概况

2002—2020年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贸易规模总体处于稳定增长趋势，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18亿元上涨至34.45亿元，增长了14.8倍（见图1）。自2003年中葡经贸论坛成立以后，中葡矿产品贸易迎来飞速发展阶段，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但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葡矿产品贸易总量在2009年出现断崖式下降，而后总体呈波动式上涨。

由于国家规模体量总体差距较大，在中葡矿产品发展过程中的2002-2020年间，中国总体基本处于贸易顺差状态，有且仅有2011年处于逆差状态。并且这种顺差呈现波动式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趋势。由2002年1.25亿的顺差值逐步上涨至2008年的19.84亿元，随后再下降至2017年的3.3亿元，且中间经历过2011年的0.63亿元的逆差，在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后，矿产品贸易额陡然上升至16.51亿元。

从矿产品贸易地位来看，中国作为矿产品贸易伙伴在葡萄牙矿产品贸易总额呈稳定上升的态势，由0.35%增长至2.42%，增长近6倍；而由于国家规模差距过大，中葡矿产品贸易额仅占中国矿产品贸易总额的不足0.1%。说明就矿产品上，葡萄牙对中国的依赖度远高于中国对葡萄牙的依赖度。

二、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贸易互补性分析

本文将从中国与葡萄牙在矿产品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竞争性和互补性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分析中国与葡萄牙的矿产品贸易的特点与贸易发展政策，给予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贸易未来发展的建议。

首先采取 Balassa（1977）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中国与葡萄牙就矿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计算公式如下：

RCAa（m）=（Xa（m）/Xa）/（Xw（m）/Xw）    式（1）

式（1）中RCAa（m）为 a 国 m 类产品的 RCA 指数，Xa（m）为 a 国 m 类产品的出口总额，Xa为 a 国出口总额，Xw（m）为 m 类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Xw为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不难看出，若RCAa（m）大于1，则说明 a国在 m 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小于1则具有比较劣势。若RCAa（m）大于1，RCAb（m）小于1，则说明 a、b 两国在 m 类产品上具有互补性；两者都大于1，则体现了竞争性。

其次，采用 Drysdale（1967）贸易互补指数来衡量双边经贸关系的关联程度。该指数越大，说明双边贸易关系越互补，反之则贸易竞争关系越激烈，计算公式如下：

TCIab（m）=RCAxa（m）×RCAib（m）              式（2）

式（2）中TCIab（m）为 ab 两国在 m 类产品贸易的 TCI指数，RCAxa（m）表示 a 国 m 类产品的出口 RCA 指数，体现其比较优势，RCAib（m）表示 b 国 m 类产品的进口 RCA指数，体现其比较劣势。计算公式如下：

RCAxa（m）=Xa（m） Xa/Xw（m） Xw式（3）

RCAib（m）=Mb（m） Mb/Xw（m） Xw式（4）

其中，Mb（m）为 b 国m 类产品的进口额，Mb 为 b 国的进口总额，剩余相关符号意义与 RCA 指数保持一致。

本文所研究计算的 RCA、ESI 指数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统计库（UN Com-trade），依据2002年版本的 HS 编码规则进行商品分类。

以此版本为依据，本文将 HS 编码中的第3类矿产品（25-27章）、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72-83章）统称为矿产品。相关贸易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2—2020年，矿产品统计范围如表1。

由表1的数据中可知，中国矿产品的出口特点按具体 HS 编码分类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对 HS73（钢铁制品）、HS81（其他贱金属、金属陶瓷及其制品）、HS82（贱金属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餐叉及其零件）以及HS83（贱金属杂项制品）产品的出口一直保持比较优势；（2）对 HS26（矿砂、残渣及矿灰）、HS27（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HS74（铜及其制品）以及 HS75（镍及其制品）产品的出口一直不具备比较优势；（3）对 HS25（盐；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HS78（铅及其制品）、HS79（锌及其制品）以及 HS80（锡及其制品）产品的出口逐年丧失比较优势；（4）对 HS76（铝及其制品）产品的出口逐年建立比较优势。至于剩下的 HS72（钢铁），中国在此类产品上的出口比较优势则呈现出波动性的特征。

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对于葡萄牙来说，其矿产品出口也具有三个显著性的特征：（1）对HS25、HS73、HS76、HS82及HS83产品一直保持比较优势；（2）对 HS27、HS74、HS75、HS79 及HS81 产品一直不具备比较优势；（3）对 HS72 产品后天建立起比较优势。

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蕴藏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60%左右，大部分种类的矿产资源、原辅材料都需要大量进口。一方面是国内矿产资源供不应求、生产企业不得不大量进口；另一方面，综合性价比占优的进口矿产资源有利于国内生产降低成本。在正反两方面优劣互较的长期作用下，中国矿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小，出口竞争力趋向越来越弱。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敏锐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改革矿产品结构的机遇。2008年前后，由表2数据可知，中国大部分矿产品的出口 RCA 指数都发生了一定幅度的震荡，正如上面所说的中国矿产品出口的第三个特点：中国对 HS25、HS78、HS79以及 HS80产品早期具备比较优势，而后又逐渐失去优势。与其说中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丧失了上述4类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如说中国从这个时期开始对矿产品的进出口做了结构性调整。而从2008年到现在，RCA 指数的趋于平稳也可以证明中国基本已经完成了矿产品进出口结构调整，而并非只是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规律性波动。而在整个调整过程中，中国坚持发挥制造大国的优势特点，保持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而非原料。综上所述，根据表2的 RCA 指数数据来看，中国与葡萄牙在矿产品出口上总体互补性低，呈现出较强的竞争性。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葡矿产品的互补和竞争关系，计算中国矿产品出口至葡萄牙的 TCI 指数，如表3所示。中国与葡萄牙在 HS80、HS81、HS82以及HS83产品上的 TCI 指数持续大于1，说明两国在以上产品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 HS25、HS78、HS79产品上的 TCI 指数早期大于1，后来逐渐小于1，说明两国在这些产品上先具有良好的互补性，而后随着两国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关系调整等，丧失了这种互补性；而在 HS26、HS27、HS72～76产品上的 TCI 指数均小于1，尤其是 HS26、HS27上，TCI 指数几乎为0，说明两国在这些产品上不具备互补关系。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潜力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测算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贸易潜力，笔者采用 Linnemann（1966）改进过的贸易引力模型。传统引力模型只將国家间地理距离等便于测量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而改进过的贸易引力模型引入了人口规模与贸易政策这两个解释变量，模型为式（5）：

ln Tijt =β0+β1 ln PGDPit +β2 ln PGDPjt +β3 ln POPit +β4 ln POPjt +β5 lnDISij +β6POLijt +εij式（5）

式（5）中，Tijt表示在 t 时期内中国与 j 国实际矿产品双边贸易总额；GDPit和GDPjt分别表示 t 时期内中国和 j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认为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其供应能力越强，j 国国内生产总值越大，j 国作为进口国进口需求越大；POPit和POPjt分别表示 t 时期内中国和 j 国的人口规模，一般认为出口国人口规模越大，其国内市场对矿产品需求就越大，在供应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会促使我国减少矿产品的出口，类似地，进口国人口规模越大，其国内市场对矿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促使我国增加矿产品的出口；DISij表示中国首都与i国首都的距离；POLijt表示两国间的贸易政策情况，为虚拟变量；εij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的背景之下，尤其是考虑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若仅仅将以上变量纳入考虑分析，结果会出现偏差。所以，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特点及贸易特征，引入了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财政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五大经济因素指标，构建出一个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如式（6）：

ln Tijt =β0+β1 ln PGDPit +β2 ln PGDPjt +β3 ln POPit+β4 ln POPjt +β5 lnDISij +β6FTAijt +α1BFjt +α2TFjt +α3MFjt +α4FFjt +α5IFjt +εij式（6）

式（6）中，FTAijt表示 t 时期内两国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若签订则赋值为1，未签订则为0，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通过降低关税等方式有效削弱两国间贸易壁垒，对两国贸易起到積极的促进作用。 BFjt、TFjt、MFjt、FFjt和IFjt则分别表示 t 时期内 j 国的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财政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因此，自由度越大，说明该国经济环境越好，越有利于我国矿产品出口。

（二）样本说明和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了除葡萄牙外“一带一路”沿线的34个国家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2020年。在贸易引力模型中，矿产品贸易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 GDP 和人口规模来源于世界银行；国家首都间的地理距离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FTA 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BF、TF、MF、FF 和 IF 数据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数据库整理而得。

（三）回归分析

首先，对所整理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三种回归中，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关于部分变量未通过的原因会在下面进行解释。

由表5可知，随机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此外，为确保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导致模型失真，同时检验各变量是否具有合理的经济含义，又进行了共线性诊断，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所有变量VIF 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综上，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 GDP 能显著推进中葡双边矿产品贸易发展（系数为1.451）远大于中国人均 GDP 对矿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系数为0.006），而之所以中国人均GDP 对于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并未与预期结果一样显著，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均 GDP 的增长一方面的确会增加中国矿产品的出口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客观地增加国内对于矿产品的需求。这一正一反也抵消了中国人均 GDP 提升所带来的矿产品供给能力，进而提升而导致最终结果与预期结果不符。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规模对矿产品双边贸易都具有促进作用。这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会阻碍双边贸易，而贸易伙伴国人口规模增长会促进双边贸易，是因为中国人口规模增长一方面会增加国内对于矿产品的需求，加大进口；但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越多，分工会更加细化，也会提升国内矿产品供给能力，加大出口。而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规模悬殊，所以中国人口规模增长对于矿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系数为12.973）远大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系数为1.039）。

（3）地理距离会显著遏制矿产品的双边贸易，这主要是因为增加了双边贸易成本，减少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动力。同时也说明要想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往来，需要大力发展物流水平和提升基础设施的建设。

（4）商业自由度BF、贸易自由度 TF、财政自由度FF 和投资自由度 IF 的增加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品双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这与预期结果相同。但金融自由度 MF 的增加会显著阻碍矿产品双边贸易，这主要是因为对金融自由度的评估不仅从信贷资金分配程度能力的大小出发，也纳入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服务和管制程度，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易程度和管制程度。所以金融自由度的增加不仅会导致资金脱实向虚，从实体产业流入资本增殖更快的金融行业，也必然会影响到金融机构信贷的有效配置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也会影响到贸易。而签署 FTA 会在10%水平下显著阻碍矿产品双边贸易，这主要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仍未与中国签订 FTA，样本量占比太少所导致，并不真实意味着签署 FTA 反而会阻碍贸易发展，说明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沿线国家签署 FTA，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四）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测算

根据贸易引力模型的结果能够估算中国与其他国家矿产品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测算贸易效率的计算模型为式（7）：

TPijt =       式（7）

在式（7）中，TPijt表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矿产品贸易效率，Tijt表示双边实际矿产品贸易水平，Tijt（*）表示根据贸易引力模型估算的贸易潜力水平。图3为中国与葡萄牙2002～2020年的实际贸易额、贸易潜力与效率。

根据刘青峰和姜书竹（2002）的分类标准：贸易效率大于1.2的为潜力再造型，在0.8-1.2之间的为贸易开拓型，小于0.8的为潜力巨大型。在2002-2004年双方贸易效率小于0.8，另外有13年间贸易效率大于1.2，3年贸易效率位于0.8-1.2之间。总体来说，中国与葡萄牙的矿产品双边贸易效率属于潜力再造型，想要进一步发展矿产品双边贸易关系，需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积极培育可促进发展的新因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和贸易引力模型，利用2002—2020年中国和葡萄牙及“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矿产品贸易额，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对葡萄牙矿产品进行了出口贸易潜力测算，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与葡萄牙矿产品贸易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以及国家规模差异等原因，呈现出竞争性强于互补性的特点。并且，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对双边矿产品贸易均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两国间的距离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中葡矿产品的贸易潜力呈现出“潜力再造型”的特点，表明两国间若想持续扩大矿产品贸易额亟须拓展新的贸易途径。

（二）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对中国与葡萄牙的矿产品贸易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遵循优势互补原则，调整贸易商品结构。一方面，中葡应在各自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坚持贸易互补。如葡萄牙可以加大铜、镍等具有优势的原材料出口，而中国继续对葡输出加工制成品。另一方面，中葡矿产品双边贸易潜力属于潜力再造型，且随着世界各国都有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若想要建立持续增长的双边贸易关系，双方应在维持矿产品贸易的基础上，尝试拓宽其他商品的贸易往来，进行贸易转型。

2.主动引入数字化技术，提升开采精准度，改善经济效益。中葡双方应积极引入新技术，如智能化矿山、智能化抽采、自动化采矿、智能化装备等。通过增加新技术，能够有效提高产品开采和生产速度，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最终能够促进中国矿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水平。同时，新技术的引入能够推进资源合理开发和国际合作，加速矿产品的出口，优化中葡矿产品贸易结构，提高中葡矿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通过技术创新，升级现有生产流程和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两国的经济发展。

3.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构建“一带一路”运输网。目前虽然葡萄牙的基础设施在葡语国家中算是较为完善，但中葡沿线以及其他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仍相对落后，且这部分国家大多无力承担成本高、回报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运输网的构建失败也将极大打击各国间的贸易热情。中国和各国政府应趁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平台进行资金融通，从而实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4.建立国家级行业监管联动机制与相应机构。中国与葡萄牙由于地域距离较远，加之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两国企业和政府难以直接和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因此双方应合作建立起国家级行业监管机构，并应加强相应领域情况的信息透明化，充分保护中葡两国的矿产品贸易合作。同时，以上机构、平台的建立也有助于保障中葡矿产品的贸易质量和安全性。

5.打造高效、可靠的交流沟通平台。一个完善的平台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可有效促进双边贸易。但中葡两国交流平台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区域间法治协同的挑戰、中葡双语翻译和法律人才的缺失以及国家战略层面相对支持的不足。国家应大力培养相关涉外法律、翻译人才，做好区域间的法律协调，增强双边的文化往来交流。

6.注重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环境保护是中葡之间矿产品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矿产品的开采和贸易往往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整体经济发展的减缓和贸易活动的萎缩。因此中葡之间在进行矿产品贸易时，不能仅追求短期的贸易利益，而是要考虑到贸易发展对于整体经济收益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发挥生态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协同作用。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贸易及其周边环境的可持续性，进一步为中葡的矿产品贸易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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