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野，陈 虹，聂宏璋，邵正杰，何 畅，刘云刚，黄慧明

（1.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2.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州 510060）

行政区划是国家划定的分等级行政管理区域，是国家实行空间治理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单元（王开泳 等，2018）。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经济和土地开发等在一定区域内快速增长，致使地方产生调整行政区划的需求（刘云刚 等，2020）。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可划分为2 个阶段：1949—1977年，为以大区立废、省区撤并重组以及调整建制市数量等为主的恢复和建立秩序时期；1978 年以来，为城市化快速发展、行政区划调整频繁阶段（魏衡等，2009；朱建华 等，2015；吴建民 等，2018；张可云 等，2021）。行政区划调整是政府优化资源配置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Chung et al., 2004；王开泳 等，2018），有利于拓展发展空间（Chan et al., 2002；王开泳 等，2006；李开宇，2010）、优化城市布局结构（朱建华 等，2015）、提高空间治理效率、调节空间发展秩序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魏立华 等，2004；Ma, 2005; Zhang et al., 2006；王开泳等，2018）。少数研究也将行政区划调整和区域生态系统的变化相衔接（Eigenbrod et al., 2011），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可以减少地区PM2.5排放和改善空气质量（Feng et al., 2022; Jiang et al., 2022）。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由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 于1935 年首次提出，用于描述聚集在同一地区的动植物与其生存的环境所构成的大小不一、类型多样化的系统，具有生态性和地理空间性，是能为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地表基本单位（Tansley, 1935; Blew, 1996; Rowe, 1997）。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能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Daily, 1997），包含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Daily, 1997;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Board (MA), 2005］，可分为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4 类（MA, 2005）。其中，供给服务指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产品，如粮食、原材料和淡水等；调节服务指从生态系统调节过程中获取的效益，如水源涵养、净化污染、固碳和调节气候等；文化服务则指人类通过感知、娱乐和审美等方式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效益；支持服务指生态系统维持养分循环及生物多样性等支撑前3类服务的功能（欧阳志云 等，1999；MA, 2005）。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简称ESV）是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量化估计（Costanza et al., 1997；刘志涛 等，2021），可采用币值化方法进行评估，即将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单位面积价值的变化量化成相对的货币值（欧阳志云 等，1999；李双成，2019）。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因素包括生物、气候等自然要素和城市化、土地与资源利用等人类活动相关要素（郑华 等，2003；刘志涛 等，2021），需要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耦合（方创琳 等，2016）开展研究。区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会有不同的表征，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和多样化的数据分析（Cumming et al.,2014）。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导致世界60%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MA, 2005），但相关应对措施研究较少，而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研究也不多见。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地方开展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维度之一（林拓 等，2019）。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厘清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机制，对于建设高质量城市以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双成，2019；樊杰，202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进行了多次的行政区划调整①这一时期可细分为3个阶段：1978—1999年，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为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市带县”体制推广的频繁调整阶段；2000—2012年是县级市改区、省管县体制试行的管控调整时期；2013年至今为市辖区数量增加、撤县设市重启的深化改革阶段。。如何通过行政区划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和生态治理协同关系、改善生态空间格局是当前地方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目前对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多集中在地级市以上，关于区域的空间扩展和经济发展（李郇 等，2015；刘君德 等，2015）、城镇化水平（张京祥 等，2002；Zeng et al., 2016）、政区势（陈田 等，2018）和房价（王丰龙 等，2017）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区（县）一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较少。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977个市辖区（国家统计局，2022），其中326 个区是于1990—2020 年设立的，占比超过1/3。这些新设市辖区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空间得到拓展、行政运行成本降低且经济有所增长（汪宇明 等，2008；李开宇，2010；刘君德 等，2015），然而，过往研究并未涉及对于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经历了多轮行政区划调整、于2005年成立的广州市南沙区为研究对象，采用ESV评估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在区（县）一级尺度空间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ESV时空演变之间的关系。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框架

行政区划是优化空间布局、增强空间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王开泳 等，2018），具体可通过变更建制、调整行政等级、划定行政管辖界线以及更改名称等方式进行调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浦善新，2006）。不同类型及不同尺度的行政区划调整，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区域的土地面积数量、开发强度、空间格局和经济效益的变化（冯艳君 等，2013；虎陈霞 等，2017），进而会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显著影响（傅伯杰 等，2014）。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可以增加区域资源总量、增强区域承载力、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并减轻特定区域资源环境压力（林拓 等，2019），有利于大尺度、跨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统一治理（曹辉 等，2022；Feng et al.,2022），促进区域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后，地方可能会出现权责模糊、管理混乱以及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相应的新政策和规划的实施会对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自然本底及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由此引发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因此，通过分析区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的变化表征，构建行政区划调整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框架（图1）。

图1 行政区划调整与ESV变化关系分析框架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the changing ESV

1.2 研究区域

南沙区地处广州市最南端的出海通道、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是“一国两制三区”全面合作示范区的国家级核心区域之一（图2）。2020年，全域面积803 km2（含海域），常住人口84.66 万人，人均GDP达22.48万元/人，是全国同期水平7.21万元/人的3倍。

图2 广州市南沙区区位Fig.2 The location of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南沙经历了数次的行政建制变更，曾隶属于东莞县、珠海县、中山县、番禺县/市、广州市番禺区，是行政区划调整频繁的典型区域（表1）。“南沙”一词含义多样，有“南沙公社”“南沙镇”“南沙岛”“南沙湾”“南沙港”“南沙经济开发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沙街道”“南沙区”“南沙保税区”“南沙新区”“南沙片区”等多个相关地理名称，下辖的南沙街道、龙穴街道、珠江街道、黄阁镇、万顷沙镇等镇街也经历了多次行政调整。本研究的“南沙”包括现如今南沙区803 km2的全域范围，即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设立的新区。

表1 1990—2020年与广州南沙相关的行政区划调整及相关功能区调整Table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and functional area related to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during 1990-2020

为实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 等，2019）所提出的建设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目标，2022年6月，国务院发布《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国务院，2022），提出在南沙打造国家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示范基地。然而当前对于南沙由开发区向行政区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存在不足。因此，探讨南沙行政区划调整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既能补充区（县）一级尺度的案例，又可以为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推进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3 研究时限与发展阶段的划分

1990—2020年南沙由一个港口小镇变成市级乃至国家级发展核心，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在1993、2000、2005 和2012 年（见表1）。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会破坏统计调查单元和统计数据的时间连续性，因此结合中国人口普查和国土普查的时间点，选取1990、2000、2005、2010、2020年为时间节点，将南沙行政区划调整划分为4个阶段：

1）开发建设初期（1990—2000年）：广州市政府应港商要求于1990年设立南沙经济区，计划以南沙港为核心撬动整个南沙镇的开发建设（魏立华等，2004），属地政府番禺于1992年撤县设（县级）市，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2）空间拓展时期（2000—2005年）：其时广州市老八区用地紧缺，番禺全域被视为广州从沿江城市向南拓展为海滨城市的重要发展空间，2000年番禺 “撤市设区”，2001年南沙的发展由广州市政府直接领导；

3）市辖区设立初期（2005—2010 年）：2005年，南沙从番禺区中分出来，辖3镇1街1管理区，面积527.66 km2，完成功能区向行政区的转变，克服了原有开发区权责混乱的问题，使得南沙区政府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权、增强了治理能力，为南沙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王开泳 等，2006）。彼时大多数耕地被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上2000年以来广州市战略规划中的“生态廊道规划”、《广州南沙滨海湿地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广东省湿地保护规划（2006—2030年）》等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南沙湿地公园、湿地防护林区、滩涂红树林和海堤基干林种植等项目的建设都极大地改善了南沙的生态状况；

4）区域核心发展时期（2010—2020年）：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南沙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并先后成为第六个国家级新区、广州城市副中心、自贸试验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功能区，区域地位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管理权限不断提升（见表1），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规模也迅速扩大。2020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是2005年设区时的12.89 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3.56%；同期城市化水平为73.28%，较2005 年时增加了45%，年均增长速度超过3%。

2005—2020年，南沙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9.17%，比同期全国水平高7.25%；人口由17.8 万人增长至84.9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98%，设区以后南沙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然而，南沙的生态系统面临各种挑战，辖区内存在生态功能退化（朱淑珍，2021）、水体污染（Chen et al.,2019）、湿地红树林系统受干扰（张月琪 等，2022）等问题。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产生影响？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亟待探讨。

2 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和步骤包括：1）以发生重大行政调整的年份为界限，划分出多个研究时段，截取1990—2020年每5年南沙803 km2的Land‐sat 30 m遥感影像，结合南沙803 km2历年土地利用更新数据，将南沙辖区内用地用海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包括内水和海洋）6 类，通过监督分类、人工目视解译和现场勘验比对的方式得到7期土地利用现状图。2）收集国家、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南沙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年鉴和相关部门规划文本、图件等数据，包括2005—2020年《广州南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鉴》、《广州南沙开发区（南沙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广州市南沙区统计局，2005—2020）、《南沙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广州市南沙区统计局，2021）等。3）利用ArcGIS渔网工具将南沙区划分为3 562个500 m×500 m正方形网格，建立复合空间数据库；由于南沙的水产养殖面积较大，为了降低养殖基地定期排水和清理消杀时裸露的塘底被ENVI 自动捕捉识别成其他用地类型的误差，采用实地调研和手动比对卫星影像的方式修正数据。4）为降低通货膨胀等因素带来的币值差异影响，采用1990 年不变价币值化南沙ESV。5）采用当量因子法构建基于南沙土地利用特点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体系。6）考虑时空异质性，采用地理重心模型考察不同时期区域总体ESV和人口规模变化之间的空间关系。7）考虑到2010年前南沙下辖街镇的人口统计数据部分缺失，进一步采用冷热点分析法，考察区域ESV高低值变化幅度的空间特征，以揭示南沙30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和区域ESV的时空关系特征及演变规律。

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

参考谢高地（2015）和叶延琼（2013）等的全国地类生物量因子研究，结合南沙地处亚热带沿海、水热丰富和生物量大的特点，可知南沙当量因子均高于全国平均值，耕地和林地/草地的系数为2 和1.45；南沙水域面积占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洋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突出，因此参考叶长盛等（2010）的标准调整水域系数为4.55；再综合胡应龙等（2018）的成果，构建南沙区6类用地的11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的价值核算当量因子（表2）。

表2 南沙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础当量因子Table 2 Per unit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 in Nansha District

2.2 重心模型

区域总体ESV和人口随时间变化的空间动态格局、数量变化和趋势可由重心的位置、运动方向和距离来反映（曹慧明 等，2016），公式为：

式中：Xt和Yt分别是第t年某要素的x和y重心坐标；Xtj和Ytj是第t年构成1个大区域的第j个小区域的中心经纬度坐标；Mtj为不同意义的属性值（如ESV或人口等）；l是要素类别的总数。

2.3 冷热点分析

冷热点分析可考察区域内ESV在空间上的变化幅度。若一定区域范围内ESV变化量比周围高较多时，形成ESV增值热点，表示该时段该区域ESV增幅较大；反之则是ESV损失冷点，表示该时段该地区ESV降幅较大，公式为：

式中：Gi*统计是z得分：n是空间网格单元数量；Xi和Xj分别表示单元i和单元j的观测值；-X为平均值；S 为标准差；Wij是基于空间k邻接关系建立的空间权重矩阵。

3 南沙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与ESV变化

3.1 南沙区土地利用变化

南沙三面环海，河网密布，早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用地类型以耕地与水域为主。1990年耕地和水域的占比均超过40%（表3）；2020年，水域占比减少了5.17%，而耕地则以每年1.84%的速率递减，占比从40.96%降至18.33%。期间，建设用地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扩张，随着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快增、放缓和快增3个阶段：1990—2000年，番禺于1992年“撤县设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3年设立，这2项行政区划调整使南沙街道、龙穴岛与万顷沙南部大兴土木，建设用地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7%；2000—2010年，政府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机制和战略生态廊道规划，空间开发得到有序管控，建设用地年均增幅约0.6%，增长缓慢；2010—2020年，随着南沙在国家、区域中的定位等级的不断提升，在2012年从番禺区划入3镇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其行政管辖范围扩大了52.18%（见表1），建设用地分别于2015 和2020 年先后超越耕地与水域成为第一大类用地，2020 年建设用地占比达36.69%（见表3）。与此同时，林地面积恢复到了1990年后、1995年前水平，且同2005年水平相当；湿地占比从1995—2015 年的4.04%增加至2020 年的5.11%。由于湿地是能以相对小的面积对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水质、蓄洪和碳汇等产生较大影响的用地（Zedler et al., 2005），其面积的维持和增长对区域ESV演变起正向作用。

表3 1990—2020年南沙地区土地利用结构Table 3 Land use structures of Nansha District during 1990-2020 %

3.2 南沙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变化的特征

参考全国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谢高地 等，2015），按1990年不变价确定南沙区ESV标准当量因子为3 554.19 元/hm2。经空间修正后，得知南沙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为调节服务，水域、湿地和林地的调节服务价值突出，另外，湿地的支持服务、水域的供给服务以及林地的支持服务等价值也较为突出（表4）。

表4 南沙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1990年不变价）Table 4 Per unit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 in Nansha District (Value of 1990) 元

从ESV 总量的增减变化看，2020 年ESV 总量为831 060 万元，较1990 年的992 895 万元下降了16.30%（表5）。30 年间，除湿地ESV 从52 551 万元增长到79 496万元、草地的ESV增加至262万元，其余各类用地的ESV均呈减少趋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最显著的是水域，其ESV减少了94 398万元，较1990年下降了12.76%；各类用地（除水域）的ESV 总量在30 年间减少了67 438 万元，总体下降26.61%，其中耕地从139 996 万元下降至62 648万元，降幅达55.25%（见表5）。

表5 1990—2020年南沙区不同用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1990年不变价）Table 5 The ESV of varied land use types in Nansha District during 1990-2020 (Value of 1990) 万元

历次行政区划的调整给南沙用地结构和ESV造成巨大的影响，其中耕地和湿地ESV 变化幅度最大，1990—2020年，南沙耕地ESV缩减了55.25%，湿地ESV 增加了51.27%（见表5）。分阶段看，耕地ESV 以年均-2.64%的速度减少，其中1995—2000 和2010—2020 年 分 别 减 少 了26.97% 和37.52%；湿地ESV 总体上升，在1990—1995 年骤减65.15%，1995—2000 年突增122%，2000—2010年变化缓慢，2010年之后又进入快速增长期，保持年均6.46%的增长速率；水域ESV 除了在1995—2000 和2005—2010 年出现增长之外，其他时期均有不同速度的下降，总体减少了12.76%。另外，林地ESV在1990—1995和2005—2010年呈明显下降，分别减少了34.23%和17.7%；由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其他时间林地ESV 都呈现增加趋势，2010—2020年增长了21.45%（图3）。总体上，南沙全域用地的ESV 在1995—2000 和2005—2010年出现正增长，其他时期均处于下降趋势，增速均为负数（图3）。

图3 1990—2020年南沙区ESV变化趋势Fig.3 The changing ESV of varied land uses in Nansha District, 1990-2020

行政区划调整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了不同影响。1）30 年间除了水资源的供给服务ESV增加了19.2%之外，其他服务类型的ESV总体下降，以维持养分循环、食物供给、气体调节、原料供给、气候调节和土壤保持等服务的ESV减少最甚，降幅分别为45.14%、44.87%、38.48%、36.23%、23.77%和21.85%（见表6）。2）2005年南沙设区的正向影响明显，区域的水资源供给调节服务、生物多样性支持服务和美学景观文化服务呈不同程度的涨幅，正向影响明显。3）不同时期ESV 变化的具体表现各异：1990—1995年是南沙生态系统最受胁迫的5年，水资源供给、气候调节、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美学景观服务价值降幅都在20%左右；1995—2000 年，耕地的骤减，导致食物生产、原料生产与维持养分循环负增长，但水资源供给、生物多样性、美学景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和土壤保持服务价值皆呈正增长，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功能突出；2000—2010年是南沙生态修复相对良好的阶段，各服务类型的ESV值变化较为缓慢，年均变化幅度都在1.5%以下，而2010—2020年南沙生态系统又进入恶化阶段，期间食物生产、维持养分循环、气体调节和原料生产的价值缩减明显，分别为-27.74%、-25.62%、-18.22%和-15.80%（见表6）。由于区域内湿地面积扩大和质量提升，一定程度抵消了各类ESV大幅度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与罗继文等（2022）的发现基本相符。

表6 南沙区1990—2020年各项生态服务价值量（1990年不变价）Table 6 The value of varied ecological services in Nansha District, 1990-2020 (Value of 1990) 万元

3.3 南沙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3.3.1 冷热点分析 选取置信率在90%以上的区域进行ESV变化冷热点分析，发现南沙各街镇ESV的变化幅度与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发展建设方式（尤其是填海造地、占用耕地）紧密相关。在这30 年中，位于南部的万顷沙镇和龙穴街道是南沙ESV剧烈变化集中的区域：1990—2000年，龙穴街道不断建设港口和航运中心，万顷沙镇则是大面积围填海和造鱼塘，该阶段两地出现了大量的ESV 冷点，ESV降幅较大；2000—2005年龙穴岛中南部出现更多的ESV冷点，而万顷沙镇的ESV有所回升，南部出现ESV热点，增幅明显；2005—2010年是南沙全域ESV冷点最少的时期，除了黄阁镇北部（汽车制造基地所在区域）、龙穴北部和南部出现小范围的ESV冷点集聚区之外，龙穴其他区域和万顷沙镇均出现大片连续的ESV热点，再次证明该阶段的南沙生态系统得到很好的修复；2010—2020年，ESV冷点主要分布在龙穴和珠江2个街道，热点主要集中在万顷沙镇，该时期龙穴街和珠江街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而万顷沙成为市政府实施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图4）。

图4 1990—2020年南沙区ESV变化冷点和热点的时空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ld and hot spots of ESV in Nansha District during 1990-2020

3.3.2 ESV 和人口重心变化特征 重心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南沙ESV 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从1990—2020 年南沙ESV 重心的位置及迁移轨迹看，全域ESV重心一直在距离今区政府13 km及区几何中心7 km的蕉门水道上，徘徊于珠江街道、龙穴街道和万顷沙镇交界的1.29 km2范围内，在“东南—西北”2 个方向反复移动，总体向东南位移约1.3 km（图5-a～c）。

图5 1990—2020年南沙区ESV与人口重心分布及迁移轨迹Fig.5 The trajectory of changing gravity points of ESV and population in Nansha District during 1990-2020

行政单元频繁改变造成了统计数据在时间上的不连续，南沙所辖镇街历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报表中，保持较好连续性的仅有2012 年以后的人口数据。2012年并入番禺3镇后，南沙辖区面积增加了275.34 km2，常住人口增加了35.56万人。为了探析行政区划调整后地区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关系，选取2010、2015 和2020 年3 个时间节点，将各街镇常住人口数据赋值至行政区域对应面要素上，计算南沙区总体人口重心，发现其与区政府和区几何中心的距离分别约为2.36 和7.53 km，变化轨迹一直在黄阁镇辖区内、靠近大岗镇和横沥镇两镇边界的1.56 km2范围内。同期（2010—2020 年）人口重心和ESV 重心相距约14.9 km，二者移动轨迹方向均是先西北、后东南，尽管人口重心10年来从西南向东北位移了1 280 m，ESV 重心却是由北向南位移了59.18 m（图5-b、c）。1990—2020年南沙的社会经济发展与ESV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更进一步的研究。

4 结论与讨论

采用基于当量因子法的币值化ESV评估，结合冷热点和重心分析的方法，探究南沙1990—2020年多轮区划调整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之间的时空演变关系。结果表明：2020年南沙总体ESV较1990年减少了16.3%，30年间，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南沙ESV 在1990—2000、2000—2010 和2010—2020 年3 个时段出现了先降、后升、再降的特点，耕地、林地与湿地的ESV受影响最明显，区域湿地ESV 提升了51.27%，空间上，南沙南部地区是ESV变化最集中区域，万顷沙镇已成为南沙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重要基地；南沙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以调节为主，除水资源供给服务ESV有所上升之外，其他服务类型的ESV均处于下降阶段；2000年前和2010 年后为ESV 剧烈变化期，1990—2000 年南沙的开发和番禺“撤县设市”的行政区划调整带来区域总体ESV的缩减，2010—2020年，基建、围填海、房地产开发、新产业布局等在龙穴岛和珠江街产生了新一轮ESV大幅缩减；不同用地ESV的正增长多集中在2005—2010年，同期区域的水资源供给调节服务、生物多样性支持服务和美学景观文化服务都保持增长态势。

在区（县）尺度探析行政区划调整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时期的管治行为、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结构以及特定的国土开发模式，给南沙生态系统服务带来了分阶段、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影响：1）自番禺“撤县设市”和“撤市设区”后，广州实现了向陆海型城市政区的转变，空间治理结构和生态空间格局得以优化。南沙作为广州空间拓展的重要构成，其港口和临港、岸线资源得到开发，相应开发建设区域出现了ESV的减损。2）2005年设区后，南沙辖区范围扩大、行政等级提升，区政府获得更高资源配置权和行政管理权，影响资源配置和空间治理的效能、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和开发强度，进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南沙积极推动城市生态廊道和各项生态修复规划项目的实施，生态治理效果显著。2000年以来湿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部分抵消了其他用地变化对全域ESV 的负面影响。3）目前，南沙还保有占全区面积超过40%的、起到供给－调节－支持服务功能的生态用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相对稳定，应继续做好规划统筹和协调。

未来在考虑空间的拓展经济效益与行政管理的效率基础上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应致力于构建综合型、协调型和生态型的资源配置与空间治理体系。将生态环境综合影响纳入考察，有利于科学论证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布局、区域综合治理之间的关系。ESV的评估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期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有利于重大项目的可行性影响评估。采用当量因子法将生态系统服务币值化后，以地图的形式显示低值区和高值区、冷点和热点，再进一步辅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即可为国土空间规划“三线”的划定提供参考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南沙区政府与各个时期各功能区管委会之间的权责交错，多轮行政区划调整也带来的辖区行政边界多次变化，除了管理效率可能不能如期优化，还会致使统计单元变化从而让基础数据失去有效时序性和可比性。由于缺乏准确连续的历史数据，2010年以前行政区划调整后南沙各街镇一级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无法厘清。如何保证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时序连续性，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有效参考，仍是频繁行政区划调整地区的难题。除了统计数据外，ESV的评估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土地的分类标准和具体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也非常重要。在30年的时间尺度上展开研究，不但可以弥补目前对南沙2010—2020年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生态效益研究的不足，还可以为日后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合作的战略部署，需要区域统一生态治理的呼应，需要城市群的政区管治模式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南沙应充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遇，增强区域空间治理能力，优化城乡生态走廊和绿道体系规划，加强区域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保证万顷沙镇和龙穴岛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发展，强化南沙的生态核心竞争力。同时，南沙区可以作为大湾区的实验基地，探索在中央政府引导下构建地方政府平等参与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机制，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和海岸带等跨区域协同治理体系，统筹珠江口沿海地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跨区协调实施，在快速发展中优化资源配置和生态治理格局，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态文明交融的、贯通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的陆海空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湾区，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国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

致谢：就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和张雯丽、黄文慧、余若韵同学在资料收集与数据整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