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巍，鲁婧雯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自提出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促使政治哲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状态，更为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和理论范式。“生命政治”理论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方兴未艾。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命政治”相关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微观化的理论分析趋势。理论家不再满足于宏观地对生命政治的结构性研究，转向了更加技术化、更加微观化地对人类精神世界及其控制和异化问题及其背后的社会运行与权力体系的探讨。其中，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治理技术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他聚焦于分析和诊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化时代的人的精神状况，批判性反思包含福柯在内的社会治理技术的理论偏差与时代局限性，尝试开出解决人们精神困厄的“药方”以驱动人们寻找更有意义的存在方式，为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愈演愈烈的数字化的精神控制提供了理论武器。本文旨在以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理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建构为基础，对其理论进行基于学术史的剖析与评价，从而系统、全面地把握其核心思想与内在问题，推动对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精神世界的基本状况与内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一、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的出场

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对自身所处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指认了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术——数字精神政治。这种治理术是一种全新的、伴随数字化时代而到来的政治形态，其核心特征是通过数字技术对人的精神进行操控，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最终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

（一）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规训治理转向精神控制

在韩炳哲看来，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理论已经过时，有必要实现一种新的转向——精神政治，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1]31-32。与此相对应的福柯的规训治理已不再适合新自由主义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因为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治理主要在惩罚体制、规训体制和安全体制这三种不同且相互联系的治理技术中得以体现，其实现形式是对社会成员的标准化治理。福柯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2]因此，规训权力是一种刚性力量。但是，韩炳哲认为“如今那种靠使用蛮力，强行给人们戴上规范、禁令的紧箍咒的规训权力是没有用的。起作用的是一种微妙、灵活且精明的权力技术，即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权力技术。”[1]20即新自由主义时代广泛推崇的治理技术是通过对人们内心世界的操控、通过“摧毁人们的灵魂来实现的，使人无异于一部主动运转的机器”[1]42。在数字化技术的作用下，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操控人们的精神意识，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最终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以便更好地治理社会。韩炳哲解释道：“这是因为大数据可以在由意识编织的行为空间背后开辟一个潜意识编织的行为空间，而数字化精神政治学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在人们的潜意识层面干涉其行为举止。”[1]88所以，韩炳哲认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治理术已过时，而如今的数字化时代与福柯所处的时代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技术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数字精神政治治理技术应运而生。

（二）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对象的转变：驯化主体转向功绩主体

除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精神政治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主要的治理技术之外，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的“主体”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数字化时代的人成为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它是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其主要特征在于“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3]1。人们认为自己身处自由之中，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需求、自由的精神等等，没有外在的剥削与压迫，在此，韩炳哲与福柯有着本质区别。福柯生命政治治理的核心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身体的控制来实现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安定和谐，这是一种有效的生命政治治理技术，采取此种技术来进行社会治理时，最核心的方法是对其成员肉体的规训与管控。此时的主体是驯化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开始把人当成生物、当成动物一样来管理。但是，韩炳哲认为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实现了由驯化主体向功绩主体的转变，这并不表示功绩主体不接受规训，而是仍然受到规训，只不过规训技术自身发生了改变。它由“原来的对社会成员肉体的训练和监视即生物意义上的干预转向优化功绩主体的精神和脑力运转程序”[1]34，功绩主体发展出一套内在的自省与优化的规训机制。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原先的生命政治中所推崇的外部干预与强制已然失效，代之以内在的自我鼓励、自我创造，即人们从自我本身出发，自己去塑造自己，自己去逼迫自己。在韩炳哲看来，“数字化时代下这种自律的自我规训已经发展为自我剥削，且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3]79。人们仍然觉得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但却深陷伪自由之中。韩炳哲对此作出了解释：“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权力技术成为福柯权力解析学中不易被察觉的缺陷。福柯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统治政权完全将自我技术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也没有意识到，作为新自由主义自我技术的永恒自我优化，不过是一种有效的统治和剥削方式。新自由主义功绩主体作为自己的企业主（Unternehmer seinerselbst）主动并狂热地进行自我剥削。自我优化和征服、自由和剥削都合二为一。福柯始终没有看清的是，自由和剥削合二为一的权力技术，成了一种自我剥削的形式。”[1]37-38自由与剥削合二为一的权力技术在韩炳哲看来即为一种新的治理技术——数字精神政治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不再规训、压迫、禁锢人们，而是培养一种肯定精神、积极精神，使人们自愿地服从社会规范，以便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的“主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反思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生命权力的核心是“使人活，让人死”[4]；而韩炳哲审视和研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新自由主义经由数字技术所实现的新的社会统治与权力运作，洞察到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人类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数字技术已成为精神控制的重要手段与方式。数字化时代下的治理技术“让精神活”，精神成为权力的对象，因此，韩炳哲认为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有极大的缺陷——只讨论了权力与肉体、生命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权力与人的精神、心理等的相关性，所以一种全新的政治治理技术诞生了——数字精神政治治理技术。

二、数字精神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统治的重要工具

韩炳哲批判性地反思了包含福柯在内的社会治理技术的理论偏差与局限性，紧扣人类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变革，聚焦于分析和诊断人的精神状况，探讨新自由主义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异化问题及其背后的社会运行与权力体系，揭示精神政治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统治的重要工具。

（一）数字权力治理社会的精细化

数字化时代实现了以“肉体规训为核心的生命权力”向“精神操控为核心的数字权力”的治理模式的转换，基于此韩炳哲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全景敞视监狱”已过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数字化全景监狱。它把对人们肉体的规训上升到了精神的监控。在生活中，数字技术使人们的一切举动都处于监控之下。比如，在网络上人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索都被储存下来。这些被储存后的信息为数据监控提供了基础，它使人们的想法、愿望如此清晰地被捕捉和了解。“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我们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追溯的。我们无时无处不留下数字痕迹。”[5]102虽然这个痕迹，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来说无足轻重，但是，通过智能算法将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而互联网公司通过对这些痕迹的捕获、征用与控制，间接地促使人们的行为被规范、被监控。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数字权力粉墨登场。这种权力对人们行为的操控表现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数字权力一旦被资本掌控，就会成为凌驾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数字资本，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微观上，数字权力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直接支配人们的欲望、心理等意识层面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韩炳哲认为：“精神权力要比生态权力更加有效率，因为前者从内心出发对人们施加监视、控制和影响。通过侵入大众的潜意识思维逻辑，数字的精神政治强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5]111这就意味着数字权力能充分利用大数据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群体的心理图像进行刻画，直通人的心灵深处，从而对人们进行支配与操控，规范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对新自由主义时代下人们的欲望、需求等的监控所起的作用远超福柯意义上的对人们肉体的规训作用，所以数字精神政治成为新自由主义社会主要统治工具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二）数字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透明化

韩炳哲认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监控模式产生了新的变化，人们看似从那座规训的可视的监控模式中挣脱出来，实际上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不可视的、管理效果更好的数字化全景监狱当中。它具有非常独特的非透视性的景观结构，这就意味着现在的监控已经不再从中心点出发、以全能的专制目光进行监视，场域十分开放不再封闭，监视人们行为的制高者与主权者已变得不可视。而这就带来了自由的假象、自由的错觉。正是由于这种错觉，人们认为自己不再受监视，愿意去自我展示，自我揭露。“数字全景监狱里的居民不是被抓捕的罪犯。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假想中，他们自愿地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5]103人们在数字化全景监狱中全方位地去展示自己，“暴露狂和窥淫癖为作为数字化全景监狱的网络提供食粮。当人们不是因为外部强迫，而是出于自发的需求去暴露自己之时，当对不得不放弃个人私密领域的恐惧让位于不知羞耻地展示自己的需求之时，监控社会便趋于完美了”[6]。正是自我展示与暴露，数字权力才能更好地控制人们的行为，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正是这种数字化全景监控模式能够把人从里到外照得通亮——“彻底照亮”意味着“极尽剥削”。因此，数字化时代下的剥削形式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显现，韩炳哲把它称为“自我剥削”。在他看来，这是数字化时代资本剥削的轨迹即对个人精神力量的榨取。这种剥削没有任何外力压迫，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自我剥削。但是人们对此却是麻木未知的，反而甘愿享受这种状态。鉴于此，韩炳哲认为生活在新自由主义之下的人们就像奴隶夺过主人的鞭子去自我鞭挞，压力不再是外在的而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人们不断地去挖掘自己的潜能，自愿投入到自我剥削的浪潮中。这恰恰就是资本家所期望的，资本家借助数字监视激励人们自我展示以至于达到自我剥削的程度，最终实现了资本效益的最大化，数字精神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统治工具效果斐然。

（三）数字时代社会管控机制的新颖化

韩炳哲认为新自由主义社会数字精神政治治理技术的高明之处表现为利用一种精明且友好的权力、采取一系列新型的且符合社会现实的实践方式对人们的自由进行充分地利用，最终达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变在韩炳哲看来也是精神政治成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统治工具的诱因。这些机制主要是情感机制、游戏机制和绩效机制。情感机制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管控机制，韩炳哲将其称为“情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7]，其中就包括人类的情绪。这也正如韩炳哲所说：“对于消费型经济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情绪价值。”[1]60他在《精神政治学》这本书中举例说明了情绪价值的重要作用：如今在企业管理中，大多数经理人越来越像一位励志的讲师，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激励动员的手段，让工作人员拿出百分之百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因此，韩炳哲提出：“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为了对前反思层面的行为施加影响才对情绪加以管控，并借此对人进行深层的干预。情绪才是精神政治对人进行控制的有效媒介。”[1]64-65游戏机制是新自由主义社会重要的管控机制，游戏机制与电子游戏紧密相关。电子游戏的最主要特性是创造性，“游戏使人能够对事物加以完全不同的利用”[1]71，正是基于此，新自由主义将工作变成游戏，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以便让工作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因为那些“情绪激昂的玩家可比理性行事或只在机械工作的劳动者敬业得多”[1]67，他们更有创造活力。游戏的另一个特征是奖励的即时性，在游戏中，只要花时间完成相应的任务，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而这种即时性奖励在如今的工作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游戏将工作情感化和戏剧化，以此产生更强的激励效果。让人尽快成功、获得奖励，也会随之带来更大的成果和收益”[1]67。正是游戏的“创造性”以及即时性奖励，让游戏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社会重要的管控机制。最后，第三种精神权力的管控机制是绩效机制。在游戏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奖励的即时性，这也意味着在工作中工人完成得越出色获得的就越多。这也就是韩炳哲所说的“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3]15。原先意义上的规训社会所采取的强制性命令，是一种否定模式，当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否定模式就会达到极限即对人的过度否定。这将会让人产生自我怀疑，导致自卑心理，更有甚者则会引起自我放弃。显然这种心理不利于人挖掘自己的潜能，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起阻碍作用。因此，新自由主义采取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模式，由原先“应当”的否定模式向“能够”的肯定模式转变，因后者比前者更有效率、更能激发人们的生产力。“功绩社会使用一种积极的情态动词——打破界限的‘能够’。集体复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们可以办到！’恰当地表达了功绩社会的积极属性。”[3]16正是在这种积极的环境下，人们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暗示，激励自己挖掘潜能，而这却是绩效机制所带来的自我剥削的病态心理。而资本主义将这种“自我剥削”的病态心理包装成劳动者所必有的“上进心”，鼓励劳动者疯狂剥削自我，从而为资本家创造大量财富，这种“自我剥削”掩盖了资本家剥削人民的事实。因此，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社会管控机制已被遗弃，新自由主义的管控机制必须有所改变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需求。基于此，韩炳哲阐述了精神政治成为新自由主义社会主要的治理技术，这对反思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韩炳哲不再满足于宏观地对生命政治的结构性研究，转向了更加技术化、更加微观化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管控技术，揭露资本主义数字化的精神控制的基本情况及其后果，尝试开出解决人们精神困厄的“药方”以驱动人们寻找更有意义的存在方式。

三、数字精神政治理论视域下的自我解放途径

在韩炳哲看来，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控制下的社会是一个积极性、肯定性过剩的效绩社会。大多数人在此种环境下，认为只有不断同自己做斗争，才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殊不知，这将会导致自我剥削病态心理的产生，而这种自我剥削存在极限，一旦突破这一极限会带来毁灭性后果。基于此，韩炳哲提出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自我反思以达到自我解放、实现自我救赎，最终摆脱精神困厄，其具体方式为“根本性倦怠”与“沉思生活”。

（一）通过“根本性倦怠”达到自我救赎

韩炳哲肯定了倦怠的积极意义，指出“根本性倦怠”不是一种负面的行为，也并非一种孤独厌世的感受和状态，相反，它具有正面意义。因为这一行为是使人们从数字化全景监狱中解放出来的一条有效途径，从而成为摆脱精神政治控制的重要方式。“根本性倦怠”是韩炳哲受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的启发而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韩炳哲认为“根本性倦怠”不是一种厌世、摧毁一切的孤独的自我倦怠，而是带有中断性的促使人们能够从精神控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重要模式。他以数字媒介为例指出：“数字秩序致使世界的去实体化愈演愈烈。如今，实体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8]也就是说，在网络上的交流方式是以他者的缺席为代价的，这种缺席意味着一种点赞文化。点赞并不能够促使他者出场，而只是带来了趋同性，最终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同质化的恐怖当中。对此，韩炳哲主张一种真实的对话，它意味着重新搭建彼此之间真实的关联，只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活动。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根本性倦怠”，它的价值在于两个反面：一方面，“根本性倦怠”是一种与他者共存的倦怠而不是一种彼此孤立和疏离的倦怠。另一方面，韩炳哲基于对数字化时代人们存在方式的认识，指出数字化时代的人们似乎成为数据网络的牵线木偶，没有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任由大数据公司支配与操控。“根本性倦怠”将会促使人们从这种精神状况中挣脱出来，重建交往模式、唤醒人们的精神。正因为根本性倦怠“能够激发灵感，它促使精神的出现”[3]57，所以被韩炳哲视作数字化时代人们摆脱精神政治的最佳解毒剂。

（二）通过“沉思生活”实现自我解放

韩炳哲认为数字化时代下的人们要摆脱精神政治的控制、实现自我解放，需要采取“破立—结合”的方式，破除阿伦特所推崇的“积极生活”思维范式，建立与之相反的“沉思生活”。在他看来阿伦特所推崇的“积极生活”，已经不再能够使人们实现自由与解放。相反，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问题是太“积极”了——甚至成为了自我剥削、自我压迫的手段。据此，韩炳哲倡导人们尝试去过一种“沉思生活”。这种生活模式在阿伦特眼里则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惰性状态，且这种惰性将使得积极生命降退为无意义劳动生命。韩炳哲则认为：“相信凝思的优先权要为积极生命之降退为劳动负责，是一个错误。情况更多的是这样的，即人的行动正是由于丧失了任何一种凝思维度而降低为一种纯粹的活动和劳动。阿伦特错误地将凝思表现为一种运动和行动的停歇，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安息，它让每一种积极生命形式显现为不得安息。”[9]207韩炳哲观察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加诸于人的压力不断加强，每个人都身陷于等级、权力、金钱等角斗场，为了能在角斗中胜利并脱颖而出，人们必须不断努力，向自身开战，而这就是积极生命所带来的思维定势，它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为了不被淘汰，人们疲于奔命，其带来的最终结果不是更多的幸福，而是焦虑与疲乏。因此韩炳哲试图去激活“沉思生活”。并辅以其全新内涵，在他看来“沉思生活”意味着一种清闲的状态，它并不代表无所事事，人们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实现自我反思。因为“思考正是作为凝思、作为对真理的凝思性观察建基在清闲之上的”[9]182。因此他号召处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人们摆脱精神政治控制，需要通过“沉思生活”唤醒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人的生命重获凝思能力时，它便能展开全新的时间和空间，使人的生存境遇得以改善和提升，使人的人格更为完满。

韩炳哲试图通过“根本性倦怠”与“沉思生活”这两种方式，来帮助人们抵御复杂的生存困境，开启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摆脱精神困厄、获得自我解放、实现自我救赎。在他看来，“根本性倦怠”与“沉思生活”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它们是新自由主义社会人们摆脱精神政治控制的重要途径。但是，韩炳哲所主张的“根本性倦怠”与“沉思生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没能提出完整的方法体系，未能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摆脱精神困厄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四、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韩炳哲的精神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他洞察到新自由主义社会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人的精神产生的重要影响，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数字化时代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治理技术已由“生命政治”转向“精神政治”。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他也因此被誉为“数字时代精神分析师”。但是，韩炳哲在思想理论方面更多的是对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的继承，而在方法上采取的是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缺乏“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10]。因此，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也就昭然若揭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理解存在偏差

韩炳哲在处理精神政治与生命政治二者的关系时所做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精神政治”仍然是“生命政治”的题中之义，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发展而非代替。韩炳哲精神政治理论当中反复重申福柯的生命政治已经过时了，他认为精神政治是建立在一个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对人们全新的处境和精神状态所作出的新的判断。他指出：“生物政治学是规训社会的统治技术。然而，它对于以利用精神意志为重点的新自由主义政权并不适合。运用人口统计学的生物政治学无法进入精神层面。”[1]29但是，通过对韩炳哲思想的研究，我们发现他的思路是一种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向更精微层面的延伸。韩炳哲并没有实现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否定，而是沿着福柯的思路把这个问题推向更内在的精神世界。福柯在其晚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我技术”，即“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1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柯并没有如韩炳哲所言只停留在身体规训方面而没有进入到人的精神控制层面。在《精神政治学》这本书中，韩炳哲也承认：“福柯明确指出了权力技术向自我技术的过渡——也许是自己曾经太过强调权利技术和统治技术的重要性，现在的我则对自我和他人的互动、对自我控制的技术、对个人对自我施加影响的方式的历史、对自我技术，越来越感兴趣。”[1]37这表明韩炳哲已经意识到福柯自我技术的重要性。韩炳哲精神政治理论试图深入到个体的精神世界，这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下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的理论回应。这种思想方式能够帮助人们理解新自由主义裁制之下人们的精神状况，但是韩炳哲的理论结论也只能走向个体的觉解。但令人遗憾的是，个体的觉解面对森严的社会权力、统治及其秩序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造成了韩炳哲的理论目标和他的最终实现效果之间的矛盾。

（二）缺乏唯物史观的批判性视野

韩炳哲对处于数字精神政治控制下的人们提出的自我解放的途径过于理想化，缺乏唯物史观的批判性视野。他试图通过恢复个人的“沉思生活”去实现人的解放，但是关于如何恢复“沉思生活”并没有给予详细的理论探讨和操作手册。在新自由主义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当中，人们往往疲于奔命，“沉思生活”对普通人而言似乎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韩炳哲已经意识到了新自由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控制和影响是极端严密而系统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体想要抽身而出，获得所谓的“沉思生活”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困难。想要解决数字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厄问题，我们需要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答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如何实现解放进行了论述：“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组成的。”[12]154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历史活动，他指出让整个世界真正得到解放的力量不在意识形态斗争、宗教斗争和哲学家的论战当中，而是出现在现实世界当中，即新的感性交往的形式——社会实践。因此，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单靠“沉思生活”这种主观思维活动是无法实现的，要想改善生活需借助实践的力量。实践是人有意识的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人们实现了改造世界这一目的，人们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人的解放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自己改造自己，自己提升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422。

（三）忽视了科学技术本身所带来的进步性和意义

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理论忽视了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性和意义。马克思认为技术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3]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技术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405马克思指出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性予以肯定。但是，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过分凸显新自由主义制度之下的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忽视了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性和意义，这是其理论的局限性所在。其实，归根结底，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技术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韩炳哲有意凸显了新自由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控制地位，在其主导下，人们被技术宰制的程度越来越深，以至成为技术的奴隶。这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似乎没有了数字技术产品就无法生活，所以韩炳哲完全否定数字技术。但是，否定技术并非一条完善的出路，我们要客观看待数字技术的发展，既要肯定其发展能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同时也要深刻意识到不要被其操控从而失去对生活的把握。

五、结语

韩炳哲深度剖析了新自由主义数字化条件下的精神政治问题，他意图实现对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超越，实现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作出全面诊断的目标，从而达到恢复理想生活的目的。但是，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理论并没有如他所愿，而是从思路上将生命政治理论进一步地内在化、精神化，这种释义解读为我们展示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经由数字化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精神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韩炳哲试图通过“根本性倦怠”与“沉思生活”来解决数字化时代人们的精神困厄，使人们抛却物质的或情感的束缚和限制，驰骋于自由的时空中，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但是，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又使他并不能够如愿达到促进人类解放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仍需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从宏观上锚定了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而且也为实现自由和解放提供了方法论原则。韩炳哲洞察到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一系列问题，但是由于他的理论工具箱中缺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并没有从实质上帮助处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下深陷数字化囹圄当中的人们找到一条真正的解放道路。基于此，对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理论需保持审慎的态度，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其做出科学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