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宇，张宏宇，李尚滨，焉 石，孙 萌

国家形象与文化、体育软实力存在内部的耦合机制关联，是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在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1］。在塑造国家形象所承载的各种载体中，往往以重大体育赛事和公共活动为主。冬奥会是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以下简称“冬奥会徽”）也成为民族精神的标志和国家尊严的象征，更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冬奥会徽是体育、文化、艺术等人文精神融合在一起的符号载体［2］，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意义世界，为共同体的“想象”创设了崭新的蕴意结构［3］。本研究试图从图像符号学的角度切入，探讨冬奥会徽是如何提升举办国国家形象，解读冬奥会徽在塑造国家形象的逻辑思考，以期弥补现有关于冬奥会徽的图像类型学中“国家形象”的缺乏。

1 符号学视域下的图像研究概述

图像与符号分属图像学与符号学两个领域，图像学深深地扎根于符号的形而上学土壤中，阐释物象意义，也关注图像传播及价值，尤其是社会和文化价值，而符号学则可以从图像接收者等多种视角切入解读。所以，图像学重于视觉，符号学重外延及自由度。冬奥会徽以色彩和图案为特征，以视觉体验传达国家、民族、城市的尊严、文化与魅力。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主要是基于符号学视角解析图像的意义，实际上是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图像传播的效度和价值，解读冬奥会徽的物象意蕴。

从宏观视角描述符号学发展与当代中国符号学沿革会发现，西方符号学的研究起源甚早，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符号学”概念，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英国哲学家约翰·波音索特等诸多前人学者的相关理论和诠释，再到现代符号学发展的解读代表人物斐迪南·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论，查尔斯·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论。再传承至现代符号学的路德维希·维尔根斯坦、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代表人物，让符号学研究从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转型为后现代符号学研究，赋予了符号学新的方法，且对符号学进行了泛化处理，为符号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符号学源于20 世纪80 年代，从对国外符号学名家理论的引介到研究，从对语言符号学的思想论述到对比、转换研究，从以符号学理论作为方法论到运用新的视角进行应用研究，时隔30 多年，中国符号学取得了千余篇的文献硕果和相关代表性论著，使中国的符号学研究逐渐融汇到国际性研究当中［4］。

微观视角探析符号学视域下图像研究文献，主要从两个维度阐述：其一，图像研究的对象集中于艺术学、美学领域。其二，将图像作为非语言符号，更加关注图像的视觉文化和意指内涵。这两个研究维度的代表人物为索绪尔、卡西尔和巴特［5］。针对我国学者近30 年的文献进行分析，将图像研究维度分为艺术类、传媒类、教育类3 个维度。在艺术领域，图像研究与美学、符号学、视觉文化的融合研究较多，并潜移默化地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在传媒领域，图像研究关注图像传播、图像时代、媒介报道3 个方面，数字信息图像、图像处理和输出方式是技术环节的关注点；图像文化与媒介素养是理论建构环节的关注点；视觉传播与广告传媒是学理应用环节的关注点。相比艺术、传媒，图像教育学领域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多为图像课程教学设计、视觉文化资源及知识可视化等领域研究。

2 冬奥会徽的图像符号学分析

冬奥会徽，其主要图案设计的范畴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会徽图案充分阐释古今奥运历史意义上的装饰含义，在其历史时空中表现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审美文化的深刻意义；其二，会徽图案成为现代国际设计领域不可或缺的设计对象，图案本身有着科学美学的造型规律可循。宏观上，把历届冬奥会徽图案放在历史的维度上考察可以看清其冬奥文化遗产的价值；微观上，将其放在现代设计美学研究立场上，可以充分解释人类生活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欣赏的基本方向问题。以历届冬奥会徽作为研究对象，从图像符号学这一独特的视角切入，可以将历届冬奥会徽图案分为四种设计类型：抽象几何图案类型、客观具象图案类型、融汇装饰图案类型、现代创意图案类型。

2.1 抽象几何图案类型中“点”“线”“面”运用

在冬奥会徽的设计过程中，几何图案具有超越客观的精神符号特性，几何图案设计足以成为一个极富魅力的“独立体”。几何图案主要以抽象的点、线、面等视觉元素的构成规律来呈现它的审美特质。就如同音乐中最有限的7 个基本音符却可以谱成无穷动听的乐曲。

首先是“点”，其造型莫测，大小和形态都具有不确定性［6］，呈现出“动感、激情、洋溢”的国家形象文化。在历届冬奥会徽中，对于点的应用非常少，仅有第17 届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20 届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以间接面和线的形式附加“点”的应用（图1、图2）。

图1 1994 年第17 届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会徽Figure 1 Emblem of the 17th Lillehammer Winter Olympics in 1994

图2 2006 年第20 届都灵冬奥会会徽Figure 2 Emblem of the 20th ETurin Winter Olympics in 2006

线是点的运动的轨迹，也是物体抽象化表现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举办国家的气候特征和地域特色。冬奥会徽中“线”的应用所占比重较大，主要呈现在第13 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以后，几乎后续的会徽设计都与线的造型相关联。“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造型的轮廓起到虚面衬托效果和用纯粹的线形态产生线性结构以丰富、开放构成形式［6］。“虚面”衬托效果最为明显的是第17 届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会徽，平行线条与色彩搭配勾勒出阴阳交错的立体北极光造型，再加上底端点、面手法渲染的空中飞舞的雪花，凸显了挪威气候特征和运动色彩（图1）。

面，被称为摸索不透的造型要素［6］，给人以神秘、典雅的国家形象气质。在会徽图案中，面的应用使图案富于“表情”的美感，第8 届美国斯阔谷冬奥会会徽中利用美国国旗中的3 个三角形与五环融合，描绘出雪花结晶或唯美星星的造型，耐人寻味（图3）。在会徽图案中，面的应用最为广泛，又可以分为组合面（第9、11、12 届会徽）、体化面（第6、10、16 届会徽）、隐视面（第16、17、18 届会徽）、进深面（第4、5、7 届会徽）、虚拟面（第14、15 届会徽）和扭曲面（第20、24 届会徽）。每一届会徽选取不同面的形状、大小来突出会徽色彩和会徽图案的整体视觉效果。

图3 1960 年第8 届斯阔谷冬奥会会徽Figure 3 Emblem of the 8th Skoko Valley Winter Olympics in 1960

2.2 客观具象图案呈现民族与体育相融合

具象图案具有客观属性，是图案语言系统中依照客观对象进行表述的视觉形式。客观具象图案设计也分为两种视觉形式：一是趋于表现性的具象形态；二是趋于再现性的具象形态。前者借助抽象手法，融入意象性表现使图案从自然视角转向视觉与情感交融的境界；后者以客观对象的自然风貌加之设计者的理性予以放大，使图案在逼真图形下传递给观众的审美思维。趋于表现性的具象形态设计思路主要体现在20 世纪80 年代后的冬奥会徽图案中，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会徽右侧肩章的样式象征奥林匹斯山，它与左侧变形的爱奥尼亚式的石柱融为一体，使人回忆起现代奥运的发源地——雅典（图4）。1984 年的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冬奥会会徽最显著的是民族风格的雪花和枫叶图形，加拿大和卡尔加里的第一个字母是“C”，其雪花和枫叶就是由大小、形态不同的“C”字母组成，表达了加拿大人民对奥运的强烈渴望（图5）。第18 届日本长野冬奥会会徽是由富有动感的运动员形象与雪花图案混合组成，象征着冰雪项目的角逐，其整体想象如一朵雪莲，突出环保理念。图案取名为＂五彩的雪花＂，传播全世界人民通过体育竞争达到相互了解、增进团结友谊的共同目的（图6）。趋于再现性的具象形态主要应用于冬奥会徽的早期设计，在第1、2、3、4、7 届冬奥会会徽中呈现出具象图案设计手法，在形式上从整体要求与构思层次保持一致，主要运用黑白亮度、色调搭配、轮廓临摹的艺术创作形式来再现自然、人物、器皿的形态、色彩、空间等要素，在冬奥会徽设计中该手法主要呈现出雪山、雪道、国旗、运动员形象核心要素。突出体现了举办国家的地域特征、民族意愿和体育融合精神。

图4 1980 年第13 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会徽Figure 4 Emblem of the 13th Lake Placid Winter Olympics in 1980

图5 1980 年第13 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会徽Figure 5 Emblem of the 14th Sarajevo Winter Olympics in 1984

图6 1998 年第18 届长野冬奥会会徽Figure 6 Emblem of the 18th Nagano Winter Olympics in 1998

2.3 融汇装饰图案类型突出和谐共融

装饰图案的美在于其独特的装饰性，冬奥会徽设计属于平面装饰图案设计范畴，主要以平面性的载体展示奥运人文与举办国家和平、互融、浪漫的文化形象与气质。从图像学视域归类冬奥会徽设计样式，主要分为平衡式、对称式［6］。平衡式是借助人的平衡心理感受对作品予以特定形式美感的塑造，用平衡的审美法则和意蕴审视冬奥会徽，第3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会徽是从力学上理解平衡，图案中一名跳台滑雪运动员的剪影，将客观力学的平衡原理运用于视觉之上，进而利用造型过程让审美心理体验出合乎平衡心理的形式美感（图7）。对称式是根据对称原理，以中轴线为中心依据，从其上下或者左右相对展开的具有对称效果的装饰图案。对称式应用于冬奥会徽设计，有着庄重、稳定和平和的美感。第6、9、10、11、12 届会徽属于左右对称图形，第14、15 届会徽属于轴心对称图形（图8）。在16 届冬奥会以后，装饰型对称图案设计没有再呈现，会徽设计趋势更趋于自由与变化，考究人们对称审美的心理映像成分有所降低。

图7 1932 年第3 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会徽Figure 7 Emblem of the 3rd Lake Placid Winter Olympics in 1932

图8 1988 年第15 届卡尔加里冬奥会会徽Figure 8 Emblem of the 15th Calgary Winter Olympics in 1988

2.4 现代创意图案类型凸显“情、形、意”表达方式

现代创意图案设计的触发点建立在“习惯的有益启示”，把观察的、思考的习惯与创意思维融合就会形成独特的美感图形［7］，可以充分表达举办国的创新、发展、和谐的形象特征。从第16 届冬奥会后的会徽设计理念逐渐被赋予了创新蕴意。从简单图形折射民族情感的设计思维在多数冬奥会徽中都有采纳，但最为简单且蕴藏丰富内涵的应是第21届温哥华冬奥会会徽，图案是由5 块彩色石头叠成，既像路标灯塔，也像一个站立的冰球运动员，其构思取材于古代印第安人的路标塔图案，色彩搭配也蕴藏着温哥华民族传统色调及地域特征，可谓“小简单，大内涵”（图9）。图形与文字相互转型，最为明显的是第24 届北京冬奥会，其会徽中以中国书法的艺术形态描绘了“冬梦”的唯美造型，将人、物、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彰显了新时代的大国形象（图10）。意中“情”与“形”的和谐合一，说的是在创意中做到“以情动人”和“以形感人”的和谐统一。分别具有代表性的是第19 届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会徽和第20 届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会徽，作为“以情动人”的19 届冬奥会会徽，利用图形色彩诠释盐湖城人民的热情，用色彩对比犹他州由沙漠到白雪皑皑的大山景色之美，用色彩呈现美国多元文化的独特风格，用色彩凸显运动员的奥运精神和勇气。第20届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会徽“以形感人”，实际上是用Mole Antonelliana 塔幻化为冰和雪组成的山峰的造型来烘托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奥运永恒主题，抒发了意大利人民欢迎世界人民到来热情与情感（图2）。

图9 2010 年第21 届温哥华冬奥会会徽Figure 9 Emblem of the 21st Vancouver Winter Olympics in 2010

图10 2022 年第24 届北京冬奥会会徽Figure 10 Emblem of the 24th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综上所述，从图像符号学角度而言，符号可以被用来诠释世界，其核心是从形式到观念的贯通一体的蕴意结构。总之，会徽视觉图像是一个从形式到意义上的整体，每一图形元素的组合与互动，使图像产生了转化，由图像转为意象，由意象蕴生象征，从而实现艺术的聚焦与升华。

3 冬奥会徽图像符号构建国家形象的维度与解析

冬奥会徽已然成为举办国家和城市的代表性符号，其中包含民族精神、地域特征、历史记忆等象征蕴意。通过分类冬奥会徽图案符号的维度来挖掘在会徽设计理念深层的蕴意内涵，解析图像符号中出现的山脉、雄鹰、太阳、文字等图案、图形所蕴含举办国家的地域差异、民族气质、传统文化的精髓（表1）。

表1 冬奥会徽与国家形象维度分类与解析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Winter Olympics Emblem and National Image

3.1 “神圣”的地标与“共同体”的国家领土形象建构

领土认知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根基，更是国家主权的实质性表达。领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支配之下的地球的特定部分，是民族气质与精神的底蕴基石［8］。作为公民，认同国家文化、制度、精神，前提是必须对领土予以承认且坚定［9］。冬奥会徽图案充分强化了公民对祖国领土的归属与依赖。会徽图案中江河湖海、山脉桥梁等地理事物以情感色彩和神圣意义、承载公民对国家崇敬与热爱的真切情感。如第2 届瑞士圣莫里茨和第4 届德国加尔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会徽，会徽图案都以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作为背景，蓝天相衬、白雪赛道体现冬季运动，山脉的宏伟壮观既直观表现地域分布与比赛地点，也承载着公民对国家领土的独特认知，将地理意义上的山峰塑造为“我们”“我国”“我的家”等认知体系（图11、图12）。与领陆、领空、领水相匹配的山川、河流、湖海等元素出现在冬奥会徽图案中，其设计用意在于表达本国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崇敬，从而增强公民对国家领土认知的自我认同与家国意识，提升“他塑”过程中他国对举办国家或城市的民众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理解。

图11 1928 年第2 届圣莫里茨冬奥会会徽Figure 11 Emblem of the 2nd St.Moritz Winter Olympics in 1928

图12 1936 年第4 届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会徽Figure 12 Emblem of the 4th Gamish Partenkirchen Winter Olympics in 1936

3.2 冬奥会徽增强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民族情感

民族是指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或行为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是现代国家诞生的基础，更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之一。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是国家民族情感的重要外在显性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个体成员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体现［10］。冬奥会徽图案中的雄鹰、太阳、石柱、石头等象征元素，都是来自举办国的民族精神、传统、习俗、传说之中，并逐渐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的某种集体情感和精神支柱，成为独具特色的集体意识，塑造成独特的自我归属感，即“这是我们的国家”。第16 届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以阿尔卑斯山作为创作原型要素，并运用线条突出山脉之光、庄严圣火与红蓝雪板，其用意展现浪漫的法兰西民族在冬奥雪山圣地间抒发民族“运动激情、磅礴气势与浪漫情怀”（图13）。2022 北京冬奥会会徽图案中，用毛笔书写“北京2022”，借鉴了中国国粹书法和丝绸文化，“冬梦”的“冬”是用中国特有的汉字原型设计，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二者凸显了会徽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印记（图10）。冬奥会徽体现的民族情感不仅限于此，日本的“太阳”、法国的“雄鹰”、挪威的“北极光”都是在颂扬民族精神、

图13 1992 年第16 届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会徽Figure 13 Emblem of the 16th Albertville Winter Olympics in 1992

民族特性和民族自豪感。在全球命运共同体下，冬奥会徽所传达的民族情感已经超越了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的心理，还代表着一种“世界人民大联欢”的独特“全球文化”塑造，让举办国民众具备一种独特的民族情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即在世界人民的欢聚中，举办国的民族情感才能被充分激发和弘扬。

3.3 冬奥会徽塑造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历史记忆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历史记忆的过程就是国家文化塑造的过程，通过历史记忆不断的将国家和某一时期的文化、艺术、情感挂钩，塑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11］。冬奥会徽通过图案绘制举办国的历史象征符号，从而实现建构本国共同的历史记忆，其目的是通过追溯共同的文化根脉，引导国家公民形成休戚相关、命运同宗的“家国共同体意识”［12］。第9 届（图14）和第12 届冬奥会同在因斯布鲁克城市举行，会徽的设计均使用城市符号“因河之桥”，其用意就是要记载城市悠久历史文明，铭记过往苦难，在时间维度上强化国家形象的历史传承。1952 年的第6 届奥斯陆冬奥会在挪威举行，其冬奥会徽图案把挪威“市政厅”外观轮廓作为主要元素，原因在于市政厅是挪威的政治中心，是记忆城市历史的文明建筑，也被称作“双塔红砖”，它充分承载着挪威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图15）。城市之所以是国家的一张名片，得到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主要原因是祖辈在文化政治融合中生存与发展［13］。对城市、建筑的记忆，更能使人们重溯国家艰辛历程、回顾自由与独立的历史，从而形成“记忆性形象建构”。

图14 1964 年第9 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会徽Figure 14 Emblem of the 9th Innsbruck Winter Olympics in 1964

图15 1952 年第6 届奥斯陆冬奥会会徽Figure 15 Emblem of the 6th Oslo Winter Olympics in 1952

4 结语

国家形象建构是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冬奥会徽作为冬奥举办国家的形象标识，承载了塑造国家形象的独特使命。历届冬奥会徽这一小小徽记，却能够表达一个国家的声音，宣扬一个民族的精神，塑造一个团体的信仰，用以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与爱国情感。每一届会徽图案在近百年传承中融合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记忆与当下、图像与符号、感性与理性的意义表达。冬奥会徽记载自然地理事物和领土空间，强化公民对国家兴衰负有的责任与担当；在尊重体育精神至上同时，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历史记忆的国家形象建构，记录民族危难、唤醒公民铭记历史情怀，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奠定共同而稳定的文化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