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珍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0 引言

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及其所产生的美学价值是决定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翻译实践中,原文本的异域美学特征经由译者之手传入目的语社会时,必然经过一系列的形式转换,重获新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的体验与再创造的历程与“个人态度”密切相关。(孙焘,2019:74)因此,译者从原文本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以及最终在译文中所建构起的美学维度取决于译者的审美态度。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为基础,以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所译的《猴》(Monkey:FolknovelofChina)为例,讨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审美态度书写行为,由此解析译者审美态度对翻译实践所产生影响。

1 英国审美文化发展的倾向

如果要对韦利的审美态度进行剖析,需对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美学文化的具体构型与情状进行考察。二十世纪初,作为大众社会产物的大众文化在西方异军突起,它将社会精英把持的高雅美学逼至角落,藉由大众媒介将大众审美文化播撒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主流文学创作开始告别传统的英雄史诗、古典戏剧和哲学读物等文学样式,走向满足普通大众世俗情趣、消遣娱乐为目的的小说样式。通俗小说因为与电影行业之间的天然姻亲关系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文学类型。出版商与作家开始敏锐地捕捉时代的需求,意图生产出满足现实需求的小说。小说家一改以往的纯美学追求,开始以吸引更多的读者,由此获利为创作目标。小说创作潮流的变迁成为韦利审美态度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大众审美文化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围绕着大众的消费心理、贴近大众的审美趣味、符合大众认知需求、适应大众认知能力等一系列的目的运转。大众审美文化需要紧贴商品市场变化,使文化商品具有一种消遣性、娱乐性。因此,大众审美文化是一种现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受普通大众欢迎和接受的一种美学文化。

2 译者的审美态度结构图谱

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加威廉·以塞克·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最早将态度视作一个非规定性的、客观科学的研究存在。他将态度一词引入关于美国与波兰农民的科学研究中,用以探讨社会环境变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随着其理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态度一词逐渐进驻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成为心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析术语与工具。然而,由于不同研究者的研究视点与研究倾向不同,态度在前期的研究历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定义。关于态度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定义是三要素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ABC理论,这一理论指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意向这三个要素构成。它既是一种心理倾向也是一种行为倾向。(Maio&Haddock& Verplanken,2018:4)本文所述的审美态度即是指译者对审美文化这一对象所持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意向。

作为文学从业者的韦利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功效。他敏锐地感知到英国审美文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到审美文化对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形式塑造作用。从审美认知层面来看,一方面,韦利认为,文学实践是以审美为中心,以唤醒读者的审美激情为旨归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他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倾向,虽热爱东方文学却导致他对东方文学之美的认知不足。在《翻译笔记》(NotesofTranslations)中,他指出:“外语知识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那仅仅是语言学层面上的,和他所讨论的艺术没有任何关系。”(Waley,1970:158)“译者要为他翻译的作品感到激动,日夜为之着迷,并觉得自己必须要将它译介成自己的语言,不知疲倦,直到完成方能倦怠。”(Waley,1970:163)然而对中国文学,韦利却认为:“中国没有史诗、喜剧等重要的文学作品。小说虽然存在,也有些优点,但很少成为造就伟大作家的工具。”(Waley,1918:3)是以,韦利虽然重视东方美学特质,但却难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认知模式。

韦利的这种审美认知模式不仅使得他更加看重文学的审美功效以及文学所带来的审美激情,也使他更为偏爱西方所盛行的通俗之美。据家人回忆:“他去听音乐会,陶然于其中,但音乐必须在一定范围之内——那种盛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宏大的音乐样式,是他所厌恶的;同样,他也厌恶那些激动人心的、多愁善感的音乐主题。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十九世纪欧洲音乐,包括全部歌剧等高雅美学代表之作都为他所厌弃……另一个极端是,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杂耍戏院和当时的流行艺术形式。”(玛格丽特&程章灿,2007:427)

这种审美认知与情感的结合,促使他的翻译实践始终面向译入语社会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选择性地利用东方文化,为西方大众审美文化的发展注入动力。正如莫里斯所言:“他的翻译实践从始至终都是以英国的主流大众为目标,而非专业的学术受众,或是极小的诗歌群体。”(Morris,1970:49)比如,他在翻译《汉诗170首》时,撰写了长篇序言介绍中国诗歌手法、节奏、韵律以及风格,并对中国诗歌历史进行了简短的介绍,由此为普通读者创造一个普泛性的知识框架,使高雅文化通俗起来,更加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由此可见,韦利对美学的认知与情感促使他面向英国的普通民众,践行以推动民众审美习惯的翻译实践。

3 《西游记》英译本的审美文化书写

在上述态度结构的作用下,韦利对《西游记》原文所呈现的审美价值更为关注。然而,《西游记》原文本中的一些美学要素与西方通俗美学范型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韦利在翻译时,不得不面向英国普通大众,对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进行过滤式改写,汲取契合英国普通大众审美精神的要素,剔除异质性的美学特征,对译文的主题、叙事体系、文化要素、人物形象进行通俗化加工,实现翻译实践的通俗化历程。

3.1 大众审美需求与多层原旨之美的过滤

《西游记》原文最重要的一个审美特征就是隐藏在表层叙事主题之下的多重原旨,包括佛教业报原旨以及道教修心原旨。这些深层原旨不仅是这部小说虚构之美的源泉,也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维度。在翻译过程中,韦利通过译文题目的重新拟定、译文结构的调整过滤了体现源语文化厚重、幽深之美的深层题旨,仅保留了英雄成长这一体现世俗主题的表层题旨。

与全译本译者将标题直译为JourneytotheWest或TheJourneytotheWest不同的是,韦利直接将译本标题改为Monkey:FolkNovelofChina(《猴:中国民俗小说》)。《西游记》作为原文标题,取自取经团队所从事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该作的成书传统,文本结构以及人物关系。韦利改为《猴:中国民俗小说》,意在凸显美猴王形象,将译本读者的注意力引至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上来,聚焦文本内该人物性格与行为。

为了建构起以悟空为中心的英雄叙事框架,韦利只选译了原文中与英雄成长主题相关的章回。韦利翻译时所使用的底本是由胡适作序,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1年出版的《古本西游记》。该书共计100回,包含了第九回唐僧身世的介绍。韦利仅节选了三十个章节。全译各章节的散文部分,删掉另外七十章回,保留了1-7、8-12、13-15、18-19、22以及98-100回。这些章回分别对应悟空、玄奘、八戒、沙僧等成员的出生、罪行以及加入取经队伍的曲折过程和取经故事结尾。韦利对于占据原著主题的取经章回压缩最甚,仅保留了8回相关故事,使得师徒几人取经叙事体量与猴王叙事(前七回)几近持平,这样就可以避免后续取经故事夺走前文猴王叙事的风采。

3.2 大众审美期待与奇书文体之美的过滤

中国古典叙事的另一个重要审美特征源自于中国文学历史语境的奇书文体。在韦利的翻译中,他将这些审美特征也进行了过滤式处理,删去了体现古典小说文体之美的美学要素,比如散韵相间、回目式结构标签、说书式体例特征等。这样使得韵文呈现“整体性”叙事样态,符合西方普通大众的审美期待。

章回小说各回的标题或回目显然是造成中国叙事缀段感的一个重要特征。至《西游记》诞生时期的明朝,小说各个章回的回目已经成为中国叙事中的一个制式。西方叙事文学虽然也有章节单位,但却是一种叙事顿歇,没有章回标题提前预告下文的叙事内容。因此,根据西方叙事结构标准,提前预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全文的时间性铺叙特征,由此破坏了整体性特征。因此韦利在翻译过程中删去了这些缀段特征。

其次删除诗词或者化韵为散,也是韦利化缀段为整体的另一个方法。以译诗著称的韦利几乎删去了大部分韵文,仅保留了11首诗歌,其中8首完整译出,另外三处仅节选几句译出。比如:

例1. 原文:吾乃西天太白星,特来搭救汝生灵。/ 前行自有神徒助,莫为艰难抱怨经。(吴承恩,2016:107)

译文:Which was written,“I am the spirit of the Planet Venus. I came to earth on purpose to rescue you. During the course of your journey you will at all times enjoy the assistance of spiritual beings,who will see to it that you do not succumb to the perils that will beset you on your path. (Waley,1942:139)

通过上述示例,可以发现韦利在翻译时并未将译文按照诗行的形式排列,而是直接将其化为散文。在翻译的时候,则将四个诗句融合成两个散体诗,如此与前后文浑然一体,形成有机的叙事整体。

为了过滤中国传统叙事的缀段特征,韦利还删除了文中大量的说书体例,如话表、你看、且听下回分解等。原文中的且听下回分解是原作者用以提醒读者一个小的分回故事开始的语言标记。通过这一标记,作者将整个《西游记》故事切割成几十个独立的小故事,这恰恰与西方叙事的整体性原则相违背。

3.3 大众审美原型与人物张力之美的过滤。

人物艺术形象也是小说之美的关键所在。韦利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人物形象易为英国大众接受,一方面削减了师徒几人形象的维度,缩减文本的深层含义;另一方面,消融原著人物形象所存在的张力,让原文本张力重重的圆形人物形象化作扁平人物形象,放大某些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使之容易辨认、易于记忆,更加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模式。

《西游记》原著中唐僧、悟空、八戒这三人都属于圆形人物。唐僧在取经途中懦弱不堪、愚昧不解。与此同时他又展现出不同于凡人的宗教虔诚,在取经途中遇佛拜佛、遇塔扫塔,在女色面前毫不动心,即使遇到妖怪也能秉持不杀生的宗教原则。韦利在重塑这一人物形象时,往往将勾勒他性格积极层面的语言、情节删去,仅留有体现他愚昧不堪、胆小懦弱这一典型特征的情节与语言。在翻译某些片段时,译者甚至不惜大幅度改写,过滤掉与典型性格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性格特征。例如:

例2. 原文:三藏拜别而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行者道:“这个讲得是,老孙虽走了几遭,只是云来云去,实不曾踏着此地。既有本路,还烦你送送,我师傅拜佛心重……”(吴承恩,2016:824)

译文:Tripitaka was just going when the Immortal stopped him,saying,“ you must let me see you off”. “It’s really not necessary,” said Tripitaka.“Monkey knows the way…That’s true enough,” said Monkey. “We will trouble you just to set us on the right way. My master is pining to get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wqley,1942:231)

这段对话出自第九十八回,师徒几人遇到接引他们的金顶大仙。此处情节张力虽小,但却表现了悟空历经取经苦难后愈发臣服于世俗的一面,也反映了他并非全知全能。韦利对此形象不满,在翻译时将此语转给唐僧,而后文的回应也被删去。如此一来,世俗、无知一面被转嫁给唐僧,而悟空仍旧能够维持超脱世俗、全知全能的英雄形象。

4 结语

由此可见,韦利的文学实践始终是以普通英国大众为对象,围绕着英国普通大众的审美需求展开。他对这部作品的审美文化过滤处理使得这部译作取得了惊人的传播效果。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有大量的其他译本问世,但是,仍无任何一部译作能够撼动它的经典之位。这部作品建构的人间乐土形象取代了传教士所塑造的非文明、落后形象,这就促使战后的西方民众将目光投向东方去挖掘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