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雪 孙 慧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家国情怀源于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观念,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与时代变迁中逐步成熟:西周宗法制体系下的家国治理模式为其提供了文化资源;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家国一体”思想基本成型;后代历朝发展中“家国一体”成为贤明君王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民国至今家国情怀具体演变为个人对家国和谐共生、本固邦宁、孝悌忠义的遵循。[1]作为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宝贵精神之一,家国情怀传承着独特的中华优秀文化内蕴,是中华儿女表达对自身、对家庭、对国家深切情感而凝结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有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2]家国情怀的弘扬既需要思政教育课程的参与,同时更离不开文学作品的滋养与传播。科幻小说作为改良民众思想、辅助文明进步的重要文学类型,在家国情怀的书写与弘扬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同时,受苏联科幻创作观念的影响,我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科幻创作更将爱国与救国作为重要书写主题,家国情怀书写便蕴含其中。叶永烈作为见证新中国成立与初步成长的科幻作家,其科幻创作以乐观主义的笔调寓家国情怀之思于科幻作品之中,将确保人民中心地位、提升个人能力与价值置于首位,并以中华优秀传统孝义文化为根基,合理预见并解决科技发展后的新型家庭伦理关系,为个人成长与社会稳定提供保障;同时在爱家与爱国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国际社会的暗斗与交流,书写中国开放包容的国际主义大国风范。叶永烈科幻小说的家国情怀书写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着力彰显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主义担当,呈现出初具特色的以危机意识为前提的家国情怀叙述的科幻小说特色。

一、“人民的中心地位”的再强调

人民作为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个体进步对国家整体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人民的中心地位不断得以确证。《尚书》在总结夏、商、周的发展与覆灭的经验教训中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等不同话语从不同角度阐述人民之于国家昌盛、朝政安稳的重要性。儒家作为民本思想的重要倡导者,由孔子的“敬德保民”主张,到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观点,再到荀子崇尚的“君舟民水”观念,人民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同时为民本思想的演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民本思想因时而变,逐渐演变为封建王朝时代明君的重要执政思想。在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中,民本思想的应用逐步由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范畴,涌现出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元杂剧、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众多以人民为叙述主体、展现民生疾苦的作品。“五四”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时局笼罩中,文学研究会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思想在后续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左翼文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向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倾斜,偏离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宗旨,文学演变为反映革命斗争现实、为政治革命宣传服务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方针,结合当时政治与文化现状,着重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该时期文艺观影响下,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逐渐疏离,人民的中心地位被忽视。在后期的文艺界总结与分析活动中,周扬等文艺理论家提出了“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3]的主张,人民群众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位置再次得以凸显。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前一阶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4]的主张,进一步对人民与文艺工作者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做出强调。在国家政策与文艺创作观念的指引下,人民在社会生活与文艺作品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得以确证,同时也印证于该时期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主流文学界与科幻作家群体皆依托时代背景,以现实社会中的人民群体为中心,创作出一批爱国奋进的人物形象。

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文艺创作风气相较,改革开放后文艺界拥有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开始围绕人民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文艺工作者应该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和情节等内容,充分展现人民的优秀品质,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5]该时期主流文学界创造了一批以《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等为代表的描绘“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我国中兴代科幻作家群体也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倡议,围绕属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的科学家群体,着力塑造了“社会主义科学家”形象。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徐永明的《古塔,正濒临倾倒》等科幻小说都以科学家们保卫祖国、造福人民为思想内核。与中兴代众多科幻作家相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习经历为叶永烈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与科学家交流的实践经验,其以更具体、更细致的笔触刻画了一批以人民为中心、决心爱国卫国的科学家形象。无论是《黑影》中遭受“文革”摧残仍坚定地将科研成果“隐身衣”献给祖国、用之于民,期待中国光明未来的娄山父子,还是《长生梦》中为延长人类寿命以自身试验保幼试剂、为科学实验献出生命的方萍、常辛夫妇,抑或是《失踪之谜》中以已得诺贝尔奖奖金设立“WS计划”,为祖国培育深陷困境却热爱科学的潜在科学家王松教授,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科学家”形象。叶永烈科幻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科学家”形象选取人民中的典型群体,使之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既坚定爱国主义立场、坚持自身在科研工作中的中心位置,又以服务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充分彰显了高尚的家国情怀。

在“社会主义科学家”形象书写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中兴代科幻作家的小说中,更贯穿我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正如习近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的,我们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奋斗。[6]叶永烈科幻小说中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案件侦破等,始终密切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中心地位。其科幻小说中“社会主义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目的,“保幼剂”“记忆移植”等都是以试图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为前提。与科普型科幻中服务于人民中心地位的设定不同,其“惊险科幻小说”则更为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主人公金明将人民群众比作“大地”,认为只有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在疑难案件侦破中所向披靡,[7]叶永烈赋予公安人员金明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使之成为金明顺利侦破各项案件的重要法宝,既立足中国现实讴歌人民的重要价值,更为激励读者厚植爱国主义情感、为祖国建设与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人民群众作为家庭与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人民中心地位的强调贯穿新中国历史的始终。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所提“君舟民水”的民本思想中阐述的人民在君王执政中的重要作用,还是王安石所言“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对人民对国家发展重要性的强调,抑或者是郭沫若在《不朽的人民》序言中所说“人民是不朽的,解除了镣铐的人民的力量是无限量的”[8]对人民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对人民中心地位作出强调。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苏联科幻创作文艺观的双重作用下,叶永烈将尊重人民中心地位的观念充分渗透在科幻作品中。无论是考古探索、科学实验,还是案件侦破,都做到扎根人民群众,密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其对人民中心地位的再强调,积极践行了邓小平同志所言“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9],并试图将此种爱国奋发的精神品质传递给青少年读者,号召青年一代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中华儿女的主体性,担负起自身全面发展、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责任。

二、新型家庭伦理关系思辨

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为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造成挑战,其中对人工智能技术与克隆技术应用的讨论最具代表性。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家庭与社会后,导致人类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家庭亲情关系的淡漠;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身体后,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混乱等系列科技伦理问题逐步显现。为缓解科技发展进程中日渐凸显的科技伦理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理事会发布《科学家宪章》对科学家与科技伦理问题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要求科学家一方面要从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角度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重视科学技术之于人性的重要价值。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则在第九次会议中通过《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直接指明科技伦理是从事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重要价值准则。在政策支持的大背景下,科技伦理意识的培育和最终形成,仍需要科幻文学、科普文艺等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参与进来。作为兼具科普与科幻双重身份的作家,尽管叶永烈自身具有较强的科技乐观主义思想,但其仍依托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情况,以合理的科学预见与未来想象,着重对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后新型家庭伦理关系作出了阐述。

中国作为“家本位”占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家庭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作为家国情怀涵养的第一课堂,优良的家风对青少年一代的成长与社会的稳定和谐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乏以家庭为主要结构的作品,无论是《红楼梦》中围绕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展开的人物悲剧,还是《家》中新旧交替时期封建大家族的没落与挣扎,或是《雷雨》中传统家庭压制下人物的凄凉宿命。此类通俗文学作品多将小家庭作为大社会的缩影,试图以家庭以及成员命运的变迁与终结,映射社会生活的飘摇与黑暗。科幻文学则不然,其作为展望未来式的文学类型,在家庭描写中多融入科技伦理的思考,试图探究未来社会家庭成员个人价值与彼此伦理关系的走向,找寻保持家庭稳定与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合理路径。叶永烈的科幻创作便是如此,他立足于改革开放前后的科技发展实际,以科幻小说为载体,将优秀家庭作为助推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探究未来科技发达老年一代的价值归属及多代同堂的家庭伦理关系,为未来社会个人价值的提升与推进国家发展提供合理思考。

与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笔下科技伦理失范的恶托邦世界的设想不同,叶永烈塑造的未来世界是典型的乌托邦式,其秉承着“科技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观点,是较为代表性的科技乐观主义的科幻作家。其科幻小说作品中,机械器官的广泛应用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六、七世同堂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新型家庭关系,对此,他对科技发展后新型家庭中的亲情关系、长幼秩序等伦理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依托中国国情为梳理新型家庭关系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依托克隆技术合理设计了“计划克隆”与“记忆移植”方法,合理预见并解决科技发达后出现的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这两种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长幼辈分关系,出现了拥有祖辈记忆的新生儿克隆人与成年人孙辈之间伦理关系的错乱问题。同样作为预见未来家庭伦理关系问题的小说,《晚晴》选择从老人的视角着手,着力刻画新型家庭中老人地位的新变:人工智能大规模服务于家庭,老人由“忙人”变为“闲人”,个人价值逐渐缺失;机器人代替儿孙成为老人的陪伴,家庭关系出现隔膜、亲情关系开始淡化,出现了新型空巢老人现象。与前两个发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故事不同,《自食其果》则以《酷肖其人——一个无性生殖的人》故事续写的方式,展示“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的‘冰水’”[10]。故事讲述了莫克斯无性生殖继承人小莫克斯后,继承人不仅复制了父亲的才貌与智慧,更复制了莫克斯自私、利己主义的缺陷,最终小莫克斯为了财产与地位谋害自己父亲的故事。作为西方科幻故事的续写,叶永烈将科技应用于生殖后导致的家庭伦理关系的破裂呈现给读者,书写了与我国传统“尊老爱幼”优秀美德截然不同的故事。家庭作为“国之本”,为新一代青年的孕育成长提供了坚实依托,是个人走向社会的基础环节,既是连接国家与个人的重要纽带,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11]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冰冷的利己主义的对比中,社会主义社会中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对爱国奋进青年一代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叶永烈科幻小说以较为客观的角度合理预见了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淡漠、长幼秩序错乱等家庭伦理问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为依托,以“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为指引,主张合理规范限制性使用克隆技术,使其为提升老人的社会价值、维护家庭稳定服务,为已有知识传递、促进社会进步服务;同时主张重视老人赡养与幼儿教育问题,杜绝以人工智能替代亲情的关爱,建设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使得少有所养、老有所依。在科技理性与爱国主义的共同指引下,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在坚定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力图预见并解决新型家庭伦理问题,以达到“齐家”的目的,以“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的理念将爱家与爱国统一在一起,为“治国、平天下”做准备。

三、开放包容大国姿态呈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便为一体,我国对于“家国情怀”的倡导,不仅局限于个人平安喜乐、家庭和谐安宁、国家繁荣昌盛,更具有高远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以及“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12]此种“天下大同”的理想使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不局限于爱小家、爱中国,而延伸为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开放包容的大格局。在时代的发展大潮中,我国根据自身的发展背景适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中国人是讲究爱国主义的,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13]在我国作家笔下,无论是风雨交加的战争年代,还是和谐安宁的和平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表现为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然而,部分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民的认知大相径庭。

受经济发展、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影响,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某些发展阶段呈现出扭曲与误解状态。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亦有所区别,以“黄祸”形象和“红祸”形象最具代表性。“黄祸”以黄种人指代中国人,以萨克斯·罗默小说中塑造的“付满楚”形象为代表,该类文学中的中国是肮脏残忍的民族,会对白人殖民霸权造成威胁。而“红祸”则指中国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蚂蚁山》中苏珊·拉宾将中国刻画为企图以共产主义信念推翻“自由世界”的洪水猛兽,并以此作为警示。[1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威胁论”成为西方多数人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在中国逐步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我国外交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友善和平的中国形象,文学界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略尽绵力。叶永烈作为世界科普协会的会员,他力图以其文学作品向世界传递真正的中国形象,其科幻小说的创作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塑造出在间谍危机下尊重敌人生命、在疾病威胁下共克疫情艰辛、在种族歧视中践行种族平等的开放包容的中国形象。

我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科幻作家在创作初期受苏联科幻小说创作观念的影响,科幻小说创作带有一定的科普与教育目的,其中塑造的“社会主义科学家形象”群体,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和平友爱观念与爱国主义深情。其中,《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华侨科学家陈天虹研制激光武器与邪恶势力作斗争,最终完成老师遗愿,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献力;《古塔,正濒临倾倒》中谢雨轩教授在世界大会上反驳其他大国科学家的嘲笑,并指出“正义无国界”,捍卫中国尊严;《生死未卜》中被他国囚禁的施宏乐教授援引三国典故讥讽间谍集团的卑劣行径,巧用妙计向祖国传递自身科研成果,始终心向祖国。我国中兴代科幻作家笔下的科学家在充沛的爱国主义情感表现中,更厚植了开放包容的大国情怀,以中国人的身份立场坚定将正义与和平传递给世界。

此外,叶永烈更进一步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念融入其社会科幻小说中,在未来科学技术背景下,面临新的危机与冲突,凸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爱之病》将故事设定于中国传入首例艾滋病病例的危机下,面对窃取“反滋一号”和有关实验报告的西方间谍玛丽,中国政府决定释放间谍并为其提供治疗方案,并欢迎各国以正常方式与中国科学家一起探讨艾滋病治疗方法,坚决抵制间谍行为的出现。同样作为以疾病为主题的科幻作品,《演出没有推迟》与《爱之病》着重表现的间谍危机不同,它将中国置于全球疫情危机的处境中,中国“以奇迹般的速度,使几亿人民在及天之内都注射新疫苗”的同时继承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向全世界公布制造疫苗的方法”[15]。面临疾病的侵袭,叶永烈的科幻作品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医护人员抑或是普通民众,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难而上,并试图为世界进步贡献中国力量。此外,其短篇科幻小说《小黑人的梦》则走出了疾病背景,以种族歧视为切入点。故事以较短的篇幅描绘黑人孩子因种族被白人歧视,借助三个梦境描绘他渴望的平等、关爱与地位,梦境结束他依旧是孑然一身。黑人孩子的境遇与渴望代表了当时种族歧视下多数弱势种族的境况,是叶永烈作为一名中国作家对世界和平与种族平等的强烈呼吁。恰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16]叶永烈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无论是疾病侵扰的困境里,还是间谍潜入的危机下,抑或是种族歧视的现实中,我国始终在保证自身安定和谐的前提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文学作品作为培育爱国主义情感的有效途径,其中蕴含的家国主义情怀往往有更深层次的内涵,一方面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要培养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大力宣传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和倡议。[17]开放包容中国形象的塑造作为叶永烈科幻小说家国情怀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其科幻小说创作既将其主张的“以深刻的思想内涵,给人以向上的精神力量”[18]观点予以贯彻执行,又在弘扬爱国情怀的同时,培养青年读者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的精神。其科幻作品中无论是间谍危机中对敌对势力生命的尊重、世界疫病危机下国际主义担当的呈现,还是种族歧视背景下对种族平等的呼吁,都将中国开放包容的大国担当展现出来。这一国家形象的呈现,在向我国青年群体传递、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将中国开放包容的情怀传递给世界人民。

四、结语

贯穿于中华优秀文明发展历史的家国情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最活跃、最核心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对青年一代家国情怀观念的教育和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叶永烈科幻小说中对人民群众在文艺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中心地位的强调、在家庭关系方面对科技高度发达时代新型伦理问题的思辨、对国际交流与冲突中中国开放包容姿态的弘扬,尽管具有较为浓厚的时代特色,但在经济与科技更为发达的新时代,其洋溢着家国情怀的科幻作品仍具有较强的现实与借鉴意义。于青年一代而言,叶永烈立足现实政治发展状况又富于想象力的科幻创作,以明媚的科技乐观主义色彩,彰显出合理设想内的未来社会的美好,既助燃了青年人热爱科学的火苗,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青年一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