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志科，罗仕淋

重返古希腊——对《蝇王》中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阴志科，罗仕淋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06)

《蝇王》为现代性作出的诊断是理性自身出现异化，且具有暴力属性，其异化动因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小说中，西蒙被杰克等人当作野兽杀死，是特殊性主体欲获致普遍性真理，即理性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同人物对野兽的解释，隐喻了知识权力的对抗，也涉及荒岛统治权的争夺。荒岛统治权的更迭表明了理性的脆弱与无力。在拉尔夫和杰克的斗争中，权力借用身体，从保存主体与消灭违逆权力的主体两个方面，实现了挣脱理性束缚和压制主体理性的目的，最终导致主体理性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功能。小说“机械降神”的结尾，为解决理性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在现代性语境下解读《蝇王》，并与《俄狄浦斯王》等古希腊作品进行互文阐释，对重新理解当下的理性、权力及两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威廉·戈尔丁；《蝇王》；现代性；主体理性；权力

一直以来，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第一部小说《蝇王》()往往被视为人性堕落或人性本恶的寓言故事。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贬低这部作品，认为其不具备文学价值，重要性仅在于“从时代的流行中可以看到它仍是一种有益的告诫”[1](2)。本文认为，《蝇王》是一部有关古老主题的现代神话，所谓“古老主题”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与戏剧中常见的主体 理性，而“现代神话”则意味着启蒙①。现代神话之所以能够成为《蝇王》的中心论题，大致源于两个外部因素：一是戈尔丁作为官兵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理性的崩溃；二是“二战之后他几乎完全阅读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历史”[2](313)。戈尔丁对古希腊的研究或许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对现实的慰藉，但这两个现实因素不可避免地在《蝇王》的文本中留下了痕迹。

在《蝇王》出版不久，其实就已经有人看到了它与古希腊传统之间的联系。但相关讨论大多没有触及两者的联系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有的评论家偶尔触及了其中的现代性问题，却又无意间忽略了小说的古希腊背景②。评论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C. Gordon)认为：“如果像T.S.艾略特所说，平庸的作家靠借，伟大的作家靠偷，那么戈尔丁则是一个多面手型的小偷，荷马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3](424)他把位于山顶的飞行员尸体看作宙斯，它占据山头，俯瞰众生，只是没有能力插手，使其重回秩序。与荷马一样，欧里庇得斯悲剧《俄瑞斯忒斯》()“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的结局在小说中也有对应，即海军军官的突然到来与阿波罗(Apollo)的突然介入。戈登认为其目的在于反讽，说明岛上悲剧的原因在于成人的嗜血欲。只是，戈登的解释又回到了人性之恶的原因上，阐释的效力被弱化了；同时，他也未能说明戈尔丁采用“机械降神”的图所在。本文认为，戈尔丁的“机械降神”为主体理性预留了一个思考空间，用于反思理性为达到它的普遍性诉求而依附于权力的现实路径，进而去探寻是否存在一条以主体间共识作为基础的普遍性进路。

此外，评论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J.White)还把《蝇王》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联系起来，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角度阐明了《蝇王》的两个主题。他认为人是社会的镜子，“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的本性，而不依靠任何政治体系，也不凭借人的理性或其传统……社会的缺陷可以从人本性中的缺陷找到根由”[4](163)，而深入人的本性之中，他看到了人在日神和酒神之间的摇摆徘徊。怀特把握了小说意欲表达的主要线索，即讨论人与社会的问题，但在这一问题上似有过于简单化和印象化之嫌。在本文看来，《蝇王》意欲表达的是：启蒙的主体理性不但具有内在矛盾，而且在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群之间暗含着某种纠缠不清的权力关系，而这终将导致社会危机。

本文尝试重新返回古希腊语境，分析《蝇王》与《俄瑞斯忒斯》《俄狄浦斯王》两部作品在一些情节和主题上的亲缘性，力图阐明《蝇王》中所论述的现代性问题，即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和理性对权力的臣服，以及这两者与社会灾难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本文也将在吉登斯、阿伦特以及哈贝马斯等当代理论家的理论视野中，重新审视戈尔丁的现代性视角，进一步探讨《蝇王》在古代与当代辩证视域下为理性与权力关系作出的诊断，以期为我们反观当今数字技术时代下两者的关系提供镜鉴意义。

一、俄狄浦斯与西蒙：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

《蝇王》对现代性的思考主要从主体理性着手，集中体现在小说中具有悲惨色彩的人物西蒙身上。西蒙是启蒙理性的一个代表，他的死亡揭示了主体理性存有的内在问题。自笛卡尔以来，通过反思获得的自我意识或启蒙所倡导的主体理性，导致了一种时代困境。在这个“时代困境中，人要么成为客体遭到压迫，要么把自然作为客体加以压迫”[5](33)。按照逻辑，缝合以上主客体分裂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建立一种和谐相处的主体间关系，消除人的客体性。但是，这一方式避开了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即“根据源于实证性因素的原则，也就是从主体性出发，来克服实证性”[5](35)。换言之，理性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内在规定，但它又必须以主体的形式出现去达到普遍性的诉求，这就是理性自身的内在矛盾。《蝇王》中西蒙的死，便是这一理性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

荒岛上的男孩一直害怕“蛇”“死尸”一样的东西，并以头脑中的想象观念来给是否存在野兽的问题下一个定论：大部分人因恐惧而不敢亲自探查。与其他人不同，为了探究野兽的真正面目，西蒙不惧黑夜的恐怖氛围和危险，一个人亲自上山，尤其在目睹杰克等人猎杀野猪的凶残场面以及获晓“蝇王”的警告后，仍然登上山顶一探究竟，希望亲自验证“野兽”为何物。西蒙最后发现，所谓“野兽”不过是一具飞行员的尸体。对于山上“野兽”真实面目的认识，西蒙不是通过斋戒、静坐、冥思、玄想，而是以亲身探查、经验实证的方式得来的。自我意识的理性可以让每一个人成为绝对的主体，使得本该作为普遍性的真理分裂为相对性的真理，即每个人手中都握有真理的所有权和解释权。而掌握知识就是掌握权力，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6](2)。荒岛上的男孩都拥有对“野兽”的解释权，要么认为是“蛇”，要么通过想象指称为其他事物，要么直接否定“野兽”的存在。西蒙所说的“野兽”和杰克等人把西蒙作为野兽，在真理的解释效力上是等同的，或者说，这两种解释之间实际上隐含了某种权力的对抗。理性的主体对真理的认识与理性所欲求的普遍性真理之间，形成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西蒙最终的死，就是理性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特殊性的个体，被其他特殊性个体所克服的结果。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西蒙对野兽的认识或者说对恐惧的驱散，具有获取真知、祛除邪魅的意义，这与“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6](1)相符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勾勒了理性的历史，他们认为，《荷马史诗》对诸神秩序世界的描绘是主体理性建构的第一次努力，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答语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在《荷马史诗》中，诸神作为自然力的掌控者，仍然残留有泛灵论的痕迹。不过，此时的诸神不再是某种未知或无形的外在，而是已经具有了人的形体和性格，这便是荷马时代希腊人理性的初步抬头。而在古典时期，希腊哲学的发展逐渐压倒神话。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我们知道，俄狄浦斯第一次摆脱神力，以凡人的智慧(哲学)解决了古老的自然威胁(斯芬克斯吃人)，并在这一过程中确认了人自身对自然的主导地位，凡是目之所及之处，皆无神魅[7]。启蒙之下的主体理性建构的两个环节，为近代的主体理性建构(科学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我们把俄狄浦斯和西蒙两相对照，就会发现，索福克勒斯似乎也是戈尔丁的“受害者”。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 答案是具有智慧、理性的人，这样的人是健全的、有力的，能够驱散阴霾和恐惧。相比之下，西蒙发现的是一具飞行员的死尸，这样的人是坏死的、无生气的。同时，西蒙在对野兽是什么的回答中，把自身确认为野兽，结果人自身成了恐惧。可以看到，从俄狄浦斯到西蒙，理性的认识功能以及自我确认的内涵已经发生质变。于是，在西蒙身上，戈尔丁实现了反讽的目的，理性在发展中已成为人自身恐惧的来源。

作为启蒙不同发展环节上的理性代表，俄狄浦斯和西蒙对人的发现完全相反，这一结果讽刺了理性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功能的变质。而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道出了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这一特殊性与普遍性不相协调的结果导致了西蒙的死亡。西蒙的发现和西蒙之死，预示了理性存在反害自身的危险。此外，西蒙的发现想要上升至普遍性的地位，就需要克服其他可能的解释，然而却在矛盾运动中被其他解释所克服。这一过程隐含了关于知识的权力对抗。知识是 祛除邪魅的结果，是树立自主的前提。理性追求知识就是在变相追求一种权力，其原因在于：理性与权力对普遍性的共同诉求。然而普遍性的共同诉求最终导致了理性的异化：理性沦为权力的工具。

二、“雅典式城邦”的覆灭：理性与权力的纠缠

在《蝇王》中，恐惧不只是萦绕着西蒙一人，其他人同样受着野兽的威胁，野兽是恐惧的所指。这群英国男孩所在的荒岛，似乎被还原成了原始先民的生存环境。在原始社会中，先民饱受各种自然力的威胁与恐吓，为了生存会采取模仿的巫术模式，尽可能去贴近无法知晓的自然力，企图与所谓的神灵建立联系，以此来消除恐惧。当杰克面对野兽的威胁时，他不是去发现事实的真相，而是通过宰杀野猪，借助牺牲—— 把猪头插在一根木棍上，即“蝇王”—— 在狂欢的仪式中消除恐惧。那么这意味着杰克退回到巫术中吗？戈尔丁完全意不在此，因为他给了杰克一把刀，杰克从不忧虑如何获救，他唯一的兴趣在于狩猎。杰克是强力的，他握有权力的刀柄，拿着这把刀开启了征服荒岛以及荒岛上其他男孩的路程。杰克不是所谓的巫师，因为“巫师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拥有无形权力的形象，而这一形象正是人类获得自身同一性所特有的”[6](6)。也就是说，巫师仍然把自己作为自然的客体在活动，还未把自身确立为自然的统治者。因此，杰克不是巫师，他的行为已经包含了理性的维度。

西蒙的理性是一种以自主方式追求普遍性的理性，而杰克的理性已经沦为了权力的工具，是一种依靠权力来实现普遍性要求的理性。杰克的这种理性在他登场时就已有所体现，即他对唱诗班成员按照军事化的制度进行管理。当拉尔夫吹响海螺时，杰克带着并列两行的队伍来到拉尔夫的面前，一声令下队伍就停住了。因此，“将杰克视为野蛮、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是对他最大的误解。事实上，他比拉尔夫更加强调秩序和规则”[8](112)。杰克从一开始就看重秩序，只是这种秩序是在权力(杰克是指挥官)的威慑下实现的。杰克借用权力实现同一的普遍性要求的做法，在其狩猎过程中同样存在。狩猎不只是娱乐，它不仅可以给男孩们提供食物，保证基本的生存，还可以在追猎过程中实现对小岛全域的探查，探索一切未知的角落。在这个意义上，杰克的刀是理性祛魅的前提，理性也只有在保证主体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权力控制下的秩序能够使主体免遭威胁，因此，理性具有诉诸权力的一面。此外，理性的普遍性规定不得不以主体的方式发出，理性不仅要把世界同一化，也要把主体同一化，而把主体同一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臣服于权力，因为权力本身就是普遍性的。这样，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启蒙之初理性就与权力纠缠在一起，正如《启蒙辩证法》所言，“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6](6)。

只不过，起初理性能够约束权力。以往对《蝇王》的解读文章基本上都把“海螺”看作权力的象征，实际上它更可能指向理性。拉尔夫用海螺建立了有秩序的社会，每个人只有手握海螺才具有发言权，并且一旦某一人发言，其余人就不能插嘴。在其中，海螺的流动是对每一个个体主体性的承认。这样的社会形式似乎如同古希腊自由发言的雅典民主城邦。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论及城邦时认为，“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9](73−74)。话语是城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所谓话语，就是主体理性的自由表达。戈尔丁把对古典雅典城邦的想象，落实在以拉尔夫为中心、以海螺作为理性话语表征的小型社会中。荒岛上男孩关于生存的规划(甚至包括杰克本人的狩猎要求)、获救的安排、恐惧的阐释等，都以“针锋相对的讨论、争论、辩论”[9](74)的方式展开，这一方式“要求说话者像面对法官一样面对听众，最后由听众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在论辩双方提出的论点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由人作出的选择”[9](74)。在这个过程中，拉尔夫的权力表达就受到了主体理性的限制，他的号令必须得到每个人的认同才能得以实施。只不过，主体理性对权力的限制是脆弱的，戈尔丁至少在两个方面暗示了这一点。在《蝇王》中，主体理性如同荒岛上乳臭未干的男孩们一样是弱小的，亦如海螺一般是易碎的。

在杰克与拉尔夫的权力斗争中，权力的中心逐渐由拉尔夫让位给杰克，这是因为理性的普遍性要求受制于主体理性的表达。在此过程中，理性本身无法对权力作出合理说明，理性的普遍性规定本身就含有对权力的拒斥，拉尔夫所有的规划与安排，都必须在得到主体理性承认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这种承认不是对权力的承认，而是对主体理性本身的承认。于是，权力就有随时被瓦解的危险，时刻遭受着特殊性的威胁。但权力对普遍性的要求由其本身所规定，它的性质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说明，也绝不允许自身被瓦解。杰克的刀就暗示了这一点，它无来由地出现在杰克的手上。权力与理性的关系，既存在相合又存在相异的性质，随时遭受着异质性的威胁，因而权力必须通过自身来克服主体的理性，消除被颠覆的威胁。

此外，权力同一性的实现带有强制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秩序的稳定。因此，区别于拉尔夫的“民主城邦”，杰克建立的小型社会带有斯巴达城邦的印迹。古代斯巴达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国王、长老会和公民大会手上，但其秩序的稳定或同一性的实现仍在于国王和长老会的少数人，公民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并不发挥作用，并非如雅典一般每个公民都拥有话语权[10]。斯巴达城邦主要是以集中权力来实现同一性的要求和秩序稳定，其代价就是主体理性被压制。杰克的统治也是如此，海螺的破碎不仅标志着统治者的易位，也标志着话语权的消失，杰克压制着每一个成员的话语权，并清除异己。在杰克策划的狂欢仪式中，西蒙成为了权力的第一个牺牲品，之后猪崽子的死以及拉尔夫被追杀，都有权力参与。它采取的方式就是扼杀抬头的主体理性，并且将象征主体理性的海螺打破。据此可见，《蝇王》呈现出的理性对权力的约束和主体理性对权力的借用，都是失败的。

在拉尔夫的民主城邦中，权力的实施与表达既受到主体理性的共同认可，又受到主体理性的约束，这是因为理性的特殊性方面时时刻刻威胁着其普遍性的诉求。正是如此，理性不得不追求一种新的普遍性力量，要求在保证主体存在的基本条件下将主体同一化，杰克建立的统治便是这一运动的外在表现。然而理性的这一追求使得自身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功能，沦为权力的工具，导致社会的灾难。

三、“斯巴达式”统治：权力的含义及其控制中介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于17世纪出现于欧洲，并在之后波及整个世界[11](1)。对于现代性，文学界同样密切关注。戈尔丁的《蝇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其中的现代性反思既涉及了社会的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说明了社会发展内在的理性动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戈尔丁的现代性反思与社会学 家和理论家们的思考遥相呼应、彼此交织、互相补足。

罗伯特·怀特认为《蝇王》的主题之一，即社会发展的缺陷可以在人性的缺陷—— 非理性的酒神精神因素—— 中找到，不依赖于人的理性、传统或政治体系，可以说是只考虑了人的一个方面，同时也切断了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中介因素。社会的一般定义“是一套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行为模式的集结(cluster)或体系。所谓社会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指的是跨越长久时空范围而一再发生—— 或者用现代社会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性再生产—— 的信念和行为模式”[12](7)。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层次性、系统性和组织性的体系。但是，戈尔丁在小说中描绘的两种社会模型——拉尔夫的“雅典式统治”和杰克的“斯巴达式统治”，不具备吉登斯所说的高度层次性、系统性和组织性，只是呈现出了权力的因素并以权力作为联结中心。只不过，社会的系统性和组织性因素仍然内在于这两种社会模式之中，例如拉尔夫民主社会具有发言的程序性和分工安排的组织性，杰克统治具有筹划与实施狩猎乃至谋杀的条理性，后者更是通过身体中介来实现自身的组织性。

在杰克的统治中，其理性采取了权力的形式表达；其余人的主体理性已经丧失，他们成为一种群像，这种群像的产生是权力对主体一体化(同一化)的结果。在这个结构中，主体间关系已经变成“一对多”的主客体关系。因此，拉尔夫统治对杰克统治的让位，似乎暗示了极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浮现。当然，戈尔丁的“极权主义”，不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特指的德国纳粹运动和苏联斯大林的“肃反”时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要求权力以技术等中介对人的生活和思想进行全面控制，它是社会发展至现代政治的特殊形式。戈尔丁对权力的体悟更多还是从一种专制角度出发，即一个人对其他人的绝对统治，这也是他在《蝇王》中采取相对简单的权力更迭来表达对权力的认识，但这些都不代表《蝇王》没有涉及权力的控制中介。

在《蝇王》中，连接权力的中介因素是：身体。前文在论述杰克统治的斯巴达印迹时，曾谈到了权力对主体理性的压制。斯巴达培育男孩不要说话，拒绝言辞教育，从而扼杀个体的主体理性，“哪怕你听见石像开口讲话，你也不可能听见他们(随便)说话”[13](106)。话语权的限制只是权力压制主体理性的一个方面，“斯巴达教育和一般生活中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令行禁止(arbitrary commands)，对违反之人……鞭笞重责”[14](8)，这就不得不涉及身体。杰克的统治权力与身体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第一，在肯定意义上，杰克的狩猎保证了荒岛上每个个体的生存，使他们的生命得以维持。维持生命生存是权力的基础，例如吕库古规定“每个埃壬③应向公共食堂捐献一定量的食物，其量既不会让他有过于饱食之虞，也不至于没经历过忍饥挨饿”[13](83)，始终将孩童的生命维持在基本限度之上，其目的在于培养出强健的个体。第二，在否定意义上，对不服从自身权力的人进

行惩罚，惩罚方式是消灭他们的身体，如杀死西蒙、猪崽子以及追杀拉尔夫，以此对其他男孩进行威慑。正如在斯巴达，督导“有权集合男童，有权严惩每一个有疏漏犯错的人。吕库古还给督导配备了执鞭助手，必要时他们可以随时责罚；结果孩童们既恭恭敬敬，又服服帖帖”[13](3)。同时，斯巴达男童通常需要进行艰难的野外训练，赤脚行走，衣不蔽体，接受军事化管理，优胜劣汰，其目的是抛弃或杀死不符合权力制度的个体。在压制主体理性和规训身体方面，杰克的统治如同斯巴达一般，“教育的全部课程就是不断的训练，养成毫无条件绝对服从的习惯”[15](97)。另外，每一个认同杰克统治的人，都要在自己脸上抹泥土，将自身打扮成一致的“野人”模样，这样权力的范围也得以确定。

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的第一部分细致地描述了前现代社会的君主制国家，对违法人进行诸如鞭刑、绞刑、五马分尸等残酷的身体惩罚。这些刑罚是专制权力对身体的直接暴力，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16](11)。正是在此意义上，《蝇王》中所体现的权力内涵更多是一种直接暴力的专制权力。

杰克的斯巴达式统治具有自身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他借由身体的中介，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对其他主体进行驯服，其结果是被驯服的主体退化为客体而成为一种群像，这是权力一体化，即权力实现自身普遍性要求的过程。这种权力是众人之上的专制权力，具有直接的暴力特征。然而，权力一体化又是主体理性内在矛盾的运动，即理性为了追求自身的普遍性、克服特殊性，而向权力屈服的结果。理性的普遍性要求无法在拉尔夫的民主社会中完美实现，权力的力量因而扩大，杰克的暴力统治进而产生。

四、“机械降神”之后：现代性问题的可能解决

如前文所述，在拉尔夫的民主社会和杰克的专制统治中，理性总是与权力纠缠在一起。由此，戈尔丁的意图似乎就明显了：通过对理性的反思，来达到对社会权力的反思。哈贝马斯曾批驳了韦伯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指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把现代性从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并把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5](2)，这一方面正是吉登斯所力求追寻的；第二，“隔断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5](2−3)，从而避免了现代性终结的问题。哈贝马斯所论与戈尔丁的现代性批判路径基本一致，都要求在现代性问题上建立起其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连接。不同的是，《蝇王》对现代性问题的考察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共同出发的，并以权力作为两者连接的中介。

在戈尔丁看来，现代性问题是理性因其普遍性的内在规定导致的矛盾，不得不诉诸权力的解决，这一过程使得理性堕落为权力的附庸，从而导致了社会灾难。这一思考来源于戈尔丁的二战经历。他在战争中目睹了人对杀戮的麻木和无动于衷，特别是对德国反犹主义深感震惊，犹如他笔下的杰克一伙人对西蒙的残杀、对猪崽子的杀害以及对拉尔夫的追杀。在这些杀戮中，杰克之下的其他人似乎完全丢失了自身的理性能力，不会去质疑站在权力最高点的杰克及其命令本身的合理性。这些人开始还能按照理性的规则发言和行事，但到后面就已经完全臣服于权力。就理性与权力的关系而言，戈尔丁的思考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相似的。“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它工具的工具一般······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6](23)他们强调，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已经丧失了自我反思的维度，退化为一种纯粹的工具。

罗伯特·戈登曾把小岛上发生的杀人事件归因于“成人的嗜血欲”[3]，然而这只是一种诗意的解读。因为他没有看到，在这种嗜血的背后存有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运动。戈尔丁在《蝇王》的结局上对欧里庇得斯《俄瑞斯忒斯》“机械降神”的运用，在本文看来是为主体理性的批判留有余地。亚里士多德曾批评欧氏，反对剧作家对情节自身逻辑的生硬干预，认为“情节的解显然也应是情节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应借‘机械’的作用”[17](113)。与欧里庇得斯的“机械降神”相比，戈尔丁的“机械降神”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在故事结尾，海军军官没有像阿波罗那样作出一个正义的裁决，给予角色相应的惩罚或补偿，而只是单纯地起到终止故事的作用。由是观之，戈尔丁的“降神”应不只在于其机械性，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应包含作者的某种创作意图和其思考困境。那么，这一创作意图和思考困境是什么呢？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亚里士多 德“诗比历史更哲学”[17](81)的观点上，进一步认为，“文学则集中关注可能性，引起读者对自身的好奇······在和想象的读者进行对话的模式本身中，文学作品传达了—— 至少在非常一般的层面上—— 一种在角色和读者之间存在联系可能的意识”[18](16−17)。努斯鲍姆所说“角色和读者之间存在联系可能的意识”或许正是戈尔丁“机械降神”的意图所在，即读者以角色代入的方式唤起自身的情感和理性。同时，这也是戈尔丁思考困境的一种体现，他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还无力于解决荒岛上发生的事情，只有留待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从上述意义来看，海军军官不只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也是每一个阅读《蝇王》至结局的读者。他的出现要求读者对荒岛上发生的事情作出最终的正义裁决。因此，戈尔丁“机械降神”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之后的可能性，即海军军官或读者对荒岛故事的进一步思考。

正如戈登的发问，阿波罗使阿尔戈斯城重回秩序后，俄瑞斯忒斯该如何与他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的赫尔弥奥涅(Hermione)结为夫妻？同样，海军军官将荒岛上的男孩们解救之后，杰克一伙人和拉尔夫又该建立起怎样的友谊[3]？戈尔丁在《蝇王》中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足以引人深思。他曾认为，“经历过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19](2)。此处，恶不一定就是指人性本身的邪恶，况且这种指谓也过于抽象。那么，这个恶也许可以解释为人对权力的追逐。正如俄狄浦斯绞尽脑汁拯救城邦、否定先知的神谕，并把神谕看作克瑞翁的阴谋，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正如俄瑞斯忒斯奋力挣扎，是为了夺回属于阿伽门农和自己的统治权；也正如杰克歇斯底里对狩猎的要求，是为了构建自己的权力。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20](4)，而权力又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关键。这也就是说，“人对权力的兴趣具有深刻的存在根源······权力具有生存价值，不仅能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共享资源、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强化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提高我们在部族中的地位”[21](13)。权力能够为人应对死亡、恐惧而带来某种永恒的、普遍性的东西，但是权力在建构的过程中会排斥多样性，其目标在于同一化世界和他人。

《蝇王》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强调了主体理性自身异化的事实，并通过其与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对权力和社会的批判。荒岛上的谋杀事件是理性沦为权力工具，导致权力无限扩大的结果。在小说的结尾，海军军官的突然到来，即“机械降神”，打破了杰克的统治。但这一“机械降神”又不同于欧里庇得斯的“机械降神”，海军军官没有像阿波罗那样作出正义裁决，相反，他作为可能的读者化身进一步唤起了读者对整个故事的思考。正如戈登所言，在一种可能的思考当中，岛上幸存的每一个人回到了一种新的理性状态，他们不得不在文明的环境中，面临重新建立主体之间关系的新任务。而这一新任务为《蝇王》的现代性批判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即重新构建主体理性以及理性与权力的关系。

五、结语

在作品中，西蒙的悲剧所彰显的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即特殊性的个体认识欲求达至普遍性真理，在拉尔夫与杰克的权力斗争中被逐渐深化。这一矛盾运动促使主体理性必须借用权力的普遍性力量，但这种借助最终反过来导致了西蒙之死。其中，权力通过对身体的控制实现了自身压制主体理性的一体化目标，它的途径是杀害猪崽子和谋杀拉尔夫。因而，《蝇王》对现代性的诊断是：理性因自身矛盾而依附于权力，暴力与灾难随之而来。齐格蒙·鲍曼认为：“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22](18)没有理性同样会有杀戮，但理性为杀戮提供了途径并且作出了“合理”说明。与鲍曼一致，戈尔丁看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是暴力的，但不是无知的，不是原始野蛮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它是一种理性的暴力。

由于小说采取了一种儿童化的语言、简单的寓言框架和直白清晰的叙事风格，且包含过于明显的人性之恶的主题，批评界历来多关注作品中的道德、人性、神话原型、儿童化语言特征等问题，以至于文学批评大家布鲁姆完全不把它视为一部文学作品，只将其看作一部时代的道德寓言。正如前文分析指出，小说《蝇王》与古希腊之间存在亲缘性。古希腊的政治实践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标志着理性实现的不同路径，并且两者最终都指向权力。理性靠向权力的结果是自身被压制，从而释放出暴力。小说中杰克的斯巴达式统治替代拉尔夫的雅典式民主统治并造成西蒙、猪崽子之死，正是理性暴力一面的体现。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写作于20世纪的《蝇王》，实际上集中探讨了现代社会灾难的可能成因、主体理性的内在矛盾、理性和权力的关系以及权力的控制中介等问题。这些思考对我们理解当今理性、权力及两者的关系，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是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个人的感官边界不断扩大，并在自身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坚固的主观世界，于是每个个体就容易将自身建构的世界等同于现实的真实世界。在人们的相互交流中，彼此之间更难以达成共识，甚至更容易发生冲突。或许正如《蝇王》所揭示的，原因之一是特殊性的个人对普遍性的内在欲求，导致彼此的和谐关系更难于搭建。在上述过程中，数字技术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不易交流性，最后这一过程又为政治权力所利用。

数字技术遵循的是一套可数量化、可计算、精确的“现代性”理性原则，它通过各种软件来分析人们的使用数据，搭建起虚拟的人身画像；同时它又将人身画像的特点不断放大，并反馈至使用者，结果是使用者的喜好或既定观念不断被强化，某一个体的特殊性偏向逐渐在其面前呈现为普遍性。只是，这种普遍性是一种幻象。这一普遍性幻象具有两面性。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本身具有将其特殊性偏好推向极端的动机。这不仅包括主体的理性之扩展，也涉及在理性倾轧下个体的情感之扩张。现代人的情感中“潜隐着一种精致的审美冷漠主义：拒绝融入日常生活，拒绝技术、机器、计算性格以及功利至上主义所带来的货币文化逻辑，强调摆脱与外在事物间各种功利性的亲密接触，回归到个体内心”[23](155)。主体向情感和审美寻求治疗，是因为理性的普遍性面向已经完全压抑了个体本位，主体需要张扬自身的个性以求得生存。因此，上述所说的普遍性幻象也表现出对抗理性异化的积极一面。

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反过来被权力所利用。在幻象中，政治权力迎合主体的情感需求，通过更隐蔽的方式使人主动自愿地沉浸在自我的普遍性世界里，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一体化。在《蝇王》当中，权力通过更为直接的控制人的主体存在(维持生命和消灭生命)来实现自身的一体化目的。现今权力的控制中介虽然仍涉及身体，但不再是小说中所描写的畏惧痛感的身体，而是满足于情绪欲望、感官欲望的身体。权力的暴力性也不再是对身体的直接摧残，而是借助技术手段对心灵之间的沟通实现了反向阻碍。表面上看，人带着自我的理性参与世界，实际上却是人的理性从其自身不断流出，化为一种外在的实体力量牢牢控制着人本身。人的主体理性不是如《蝇王》那样被彻底压制住，而是被虚假的自主性掩盖了其不断流失的事实。

这样看来，《蝇王》对主体理性内在矛盾、理性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的揭示，并非夸大其词。在当下这个时代，小说中探讨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人类凭借理性开创了文明，权力同样浸入整个文明发展的组织形式之中。如果权力始终控制、麻痹着人的理性，而理性无法约束、反思权力，那么人类的命运有可能再一次跌入黑暗深渊之中，多数人也会成为权力膨胀的牺牲品。因而，《蝇王》为我们提出的任务，即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理性及其与权力的关系，重拾理性自我反思的维度，能否重建一种新的主体理性，已迫在眉睫。

① “有关古老主题的现代神话”本意并非如此。K . Chellapan认为，《蝇王》是在现代语境下通过对荒岛男孩原始生存状态的描述，来呈现人之为人的故事，如同神话的目的在于表现每个人心中的黑暗面。请参阅K. Chellapan. Vision and structure in Lord of the Flies: A Semiotic Approach(1987)，From Harold Bloom ed.，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Lord of the Flies—New Edition，New York: An imprint of Infobase Publishing，2008。

② 本文是在《启蒙辩证法》的意义上借用这句话的。在《启蒙辩证法》看来，神话中包含了启蒙的理性因素。现代神话是指启蒙；而“主体理性”是启蒙的主题，也即是古老神话中的主题。

③ 国内对《蝇王》的古希腊传统或其与古希腊文学的互文分析相对较少，现有论文或将其作为现代寓言与神话和悲剧作品进行对照，或运用原型理论进行分析。同时，一些文章注意到了现代性的黑暗一面，但探讨的几乎都是现代性的非理性一面，没有触及理性本身具有的黑暗一面。具体可参阅胡蕾：《狄奥尼索斯的报复—— 〈蝇王〉之神话原型分析与重释》，《山东外语教学》2000年第2期；杨建国：《威廉·戈丁的〈蝇王〉与现代性的困境》，《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相关论文。

④ “埃壬”即古希腊语的音读，意思是比男童年龄大得多的男子，年龄一般在二十岁出头，不超过四十岁。具体可参见陈戎女的《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4页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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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ancient Greece again: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ity in

YIN Zhike, LUO Sh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6, China)

The diagnosis made byfor modernity is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itself with violent nature. The reason for its alien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Greek period. In the novel, Simon is killed as a beast by Jack and other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special subject's desire to obtain the universal truth, that is, the internal orthodox of reason. Different characters' interpretations of beast imply confrontation of power about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for dominion over the desert island. The change of the dominion indicates the fragility and powerlessness of reason.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Ralph and Jack, the power possesses the body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bondage of reason and suppressing the subjective reason from two aspects: preserving the subject and eliminating the subject who violates the power. Finally, it causes the subjective reason to lose the function of self-reflection. The end of the novel called "deus ex machina" provide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internal orthodox of reason.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interpreting it intertextually with ancient Greek works such as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ason, pow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illiam Golding;; modernity; subjective reason; power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3.019

I106

A

1672−3104(2023)03−0206−10

2022−11−20；

2023−05−0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界的‘后批判转向’研究”(22BWW008)

阴志科，男，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瓯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文论，联系邮箱：jack@wzu.edu.cn；罗仕淋，男，四川广元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文论

[编辑: 陈一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