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兆权（江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次副总理陈毅将要去成都，临行前向毛泽东告别。陈毅的浓重四川口音唤起了毛泽东对一位老友的思念，他向陈毅问道：“你们四川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陈毅答：“不知道。”毛泽东说：“你到成都时可以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到了成都后，陈毅在宴会上遇见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向他打听王光祈的下落。李劼人说：“王光祈是我中学同学、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他曾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30 年代早已去世。我曾从乐山运回青石一块，为他立了碑。碑文的字是周太玄写的。”陈毅回京后，将打听到的情况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又说：“你下次再问问，王光祈有亲属吗？”陈毅又向李劼人询问了王光祈的家属情况。李劼人答道：“王光祈娶罗次珊为妻，其妻早已死了，没有直系亲属，只有远房的一个侄子。”毛泽东听了，长叹一声，沉默良久。

王光祈何许人也？为何引得毛泽东两次询问。这还得从毛泽东二上北京，参与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3 个社团说起。在这3个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该学会1918年6月由王光祈、李大钊、曾琦、陈愚生、周太玄、张梦九、雷眉生7 人共同署名发起，1919 年正式成立，到1925 年7 月因会员分化而停止活动，共存在7年多。1920年1月，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广交朋友，探索新路，并为后来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广泛的人脉基础。

初进京城，不徒托空言重实践，参与少年中国学会活动

1918 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出路问题很快摆在大家面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诸国亟须劳动力。于是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北京成立法华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新民学会同人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大有所为”，遂决议“向外发展”。经过大家讨论决定，蔡和森先到北京接洽，毛泽东等人随后赴京。

王光祈

1918 年8 月19 日，毛 泽东和罗章龙、罗学瓒等20 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毛泽东遇到了两位导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和文科学长陈独秀。

泰山高矣，泰山之上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有地。在长沙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是一位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学生领袖，然而到了人才荟萃的北京，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默默无闻、受人冷落的无名之辈。北大学子们也没把这个衣着寒酸、满口湖南方言的年轻人放在眼里。

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角色。进大学无望，生活又无来源，这对北上路费还是靠借钱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他的学习和生活可以说非常艰辛。李大钊介绍他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薪俸是每月8块大洋。

北漂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毛泽东并不垂头丧气。对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担任图书管理员，有机会沉浸其中读书，这不啻是一份美差。报纸阅览室的楼上是校长蔡元培办公室，胡适、鲁迅等人常来这里借阅书籍和报纸。近水楼台先得月，毛泽东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他积极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知识。

由于李大钊的推介，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这些少中会会员多重视教育事业和学理研究，对于政治经济不甚注意，很少参加实际政治。与之不同的是，有“实践家”之称的毛泽东，不尚空谈，注重实践，与其他会员相比显得不甚融入。这点可以从其他会友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得到证实。有人曾问王光祈，毛泽东不大发议论，你以为为人如何？王光祈答道：“此人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作为湖南同乡的左舜生，觉得毛泽东总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印象，注重实行。当时勤工俭学方兴未艾，少年中国学会经常讨论相关话题，比如穷学生如何半天做工、半天读书，究竟应该选择哪类工作去做等。据少中会会员李璜回忆：1918 年的冬天，一次在陈愚生家用餐时，大家又开始讨论勤工俭学问题。平时不太发议论的毛泽东忽然说道：“不要只是说，让我来试行一下！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都交给我来洗，无论大件小件，一个铜子一件，三天后交货拿钱如何？”座中一时无人回答毛泽东的话。陈愚生太太在旁笑道：“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哩。你们这些斯文男子，是把衣服洗不干净的啊！”毛泽东一时颇为尴尬。善解人意的王光祈见毛很难为情的样子，赶紧说：“你明天来拿我的衣服去洗吧！看你洗得干净么？”王光祈只是想替毛泽东解围，没想到一向重实行的毛泽东却很认真，后来果然拿他的衣服去洗过一次。至于是否像陈愚生太太所说的那样洗不干净，不得而知。但这件事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不徒托空言、注重实践的作风。

再入北京，“驱张运动”露头角，正式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领导了声援北京的一系列活动。1919 年7 月14 日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8 月刊物被湖南督军张敬尧查封。毛泽东抓住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内讧的时机，领导湖南学联、新民学会等组织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张敬尧的运动，成为“驱张运动”的干将。

为寻求声援，1919 年12 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此行的身份是湖南“驱张”代表团的领袖。为了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与张百龄等在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从12月22日起，平民通讯社开始向京、津、沪、汉等地的主要报刊发稿，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驱张运动”很快有了明显的效果，充分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为此，毛泽东的恩师、北大教授杨昌济在病重期间，写信向时任南北议和南方代表章士钊郑重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 年1 月，毛泽东经王光祈、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2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发行，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该期刊正文最后一页“新加会员”公告中。

少年中国学会吸纳会员标准相当严格，申请入会者须有5 名会员介绍，经评议部认可。会员如有违背学会宗旨、信条，对会务漠不关心或借学会谋私利，或有嫖赌及其他不道德行为，或人格中有重大污点，或接近、加入其他政党派系、妨害学会名誉者，学会可加以警告，令其悔改，乃至将其除名。学会要求会友在介绍新会员时“务要极端慎重，宁牺牲个人之友谊，勿为学会造将来破坏之基础”。

《少年中国》中“会员消息”专门报告会员活动去向。刊物中关于毛泽东的记载仅3处：一是1920年2 月第1 卷8 期，毛泽东入会消息；二是1920 年5 月第1 卷11 期，毛泽东于4月11日离京南下沪地；三是1921 年9 月第3 卷2 期，提到“暑假毛泽东在南京、杭州一带游历”，即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毛泽东的会员消息不多，这与他本人参与会务活动较少有关。在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一直默默无闻，始终是一名普通会员，这与他在新民学会中充当主角形成了巨大反差。究其原因：一是，两个学会会员的文化程度和知识背景有很大差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多系留学归国或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的知识青年；新民学会会员多系中师毕业，自然在学术谈话或月刊供稿方面存在差距。二是，少年中国学会要求会员“最上者能著书，其次要能作论，再其次要能作学术谈话会”，而毛泽东不尚坐而论道重实践。这是他对学术团体相关活动不甚积极参与的根本原因。

孤身南下，造访会友，践行工读互助的小组织生活

1920年4月，毛泽东从下关渡江，孤身一人登上了南京城墙，并徒步环行一周，而后，顺道拜访了南京少中会会友。南京的朋友热情洋溢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当时，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方东美21 岁，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25 岁，《少年世界》月刊校勘、文学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19岁，均比27岁的毛泽东要小，于是大家都称毛泽东为“毛大哥”。青年朋友们欢聚一堂，高谈阔论，气氛热烈，唯独毛泽东沉默寡言。大家思忖他只是师范毕业，并无大学学历，本着年轻人的直率，纷纷劝他进大学深造。毛泽东则用《老残游记》自嘲口吻笑道：“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大家则引用《三字经》鼓励他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毛大哥，你刚二十七，说什么年纪大了？有志者，事竟成！”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已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读到了《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感兴趣的是社会这本“无字书”。

青年毛泽东曾构想过一个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 小时，教授4 小时，工作4 小时。4 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 项。《少年中国》杂志也曾刊过相关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旁建间小房子，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从事户外劳动种菜，可解决物质的需要，且于身体有益；读书可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翻译可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1920 年3 月5 日，上海《申报》登载《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列名发起人的共有26人，除陈独秀、王光祈外，还有少中会会友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这年，毛泽东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其工读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这种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一样，一个月后，上海工读互助团也陷入了困境。

毛泽东与赴法学生在半淞园聚会后的合影

1920 年5 月8 日，毛泽东来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大家在上海半淞园召开欢送会，对学会发展等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毛泽东后来感慨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这次赴法人员中既有新民学会会员，也有少中会会员，还有赶赴南洋从事华侨教育的成员。

循序以进，从教员到职业马克思主义者

1921 年9 月29 日，毛 泽东致信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送上补填的入会志愿书，还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他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填写了“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则是“教育事业”；在将来欲维持生活之办法则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在备考栏中还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湖南一师的城南校区里坐落着一片西洋式的房子，那便是一师附小。它坐东朝西，背靠妙高峰，与风景秀丽的岳麓山隔江相望。1920 年夏至1922 年冬，毛泽东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在这里做了两年多校长。多年后，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说过，那个时候他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

早在1920年7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环境，在长沙四处奔走，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11 月，应陈独秀函约，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10 月，他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并任书记。1921 年年底，毛泽东还到安源煤矿考察，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的痛苦和受压迫的情形。

如今，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由信封和调查表组成的档案。信封长约19厘米、宽约24厘米，上面的字迹为毛泽东笔迹。

从信封上可以看出，寄交地址为“南京网巾市（今玄武区香铺营小区边）六号黄仲苏先生”（黄仲苏，安徽舒城人，原名黄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首先加入，后成立南京分会），落款为“广州大车路旧省议会毛泽东 缄十一月廿一日”。

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于1925 年11 月21 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调查表显示，当时毛泽东的通信地址为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和长沙文化书社（永久）；在“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这一项填着：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这一项填着：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在“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之下写道：学业上，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上，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为将少年中国学会改为革命团体，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刘仁静等人都曾做出过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学会会员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他们平时忙于党、团工作和工人运动，没有很大的精力做学会的组织工作，国家主义分子利用其机关刊物编辑的机会，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使得刊物更加脱离实际政治经济斗争，于是学会会员中的左、右、中三方面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据方东美和左舜生回忆：1924 年冬，李璜乘武昌师大寒假之便赴沪访舜生。一日舜生约集少中会同人之在沪者于其寓，意在协商如何重振少年中国学会之旗鼓。参加聚会的国家主义者有曾琦、李璜、陈启天、张梦九等，共产主义者有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杨贤江等。孰料国家主义派醒狮与共产主义派猛虎相遇，初时辩论尚作客气，态度平和，然而愈辩愈烈，乃至野性发作，各自张牙舞爪，直欲攫取对方皮肉骨髓吞噬之以为快。双方争至高潮时，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辩论一天后，临别时，邓中夏在门外向国家主义者握手话别，说道：“好，我们以后在疆场相见吧！”这算是学会成员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的决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对学会的前途“宣布解散”干脆利落的回答，鲜明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深邃的世事洞察力。

不忘故友，利用学会开展统战工作

王光祈，1892 年8 月出生，四川温江人，字润玙，笔名若愚。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我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家，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者，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毛泽东最初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的活动，是由于王光祈的关系。

1914 年春，王光祈在亲友的资助下，出川北上谋求深造，初到京城时是一名寒酸落魄的穷学生。同年秋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课余兼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王光祈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经常邀约爱国青年聚会，谋求救国之道，在李大钊的鼓励和帮助下，发起筹组了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并负责起草学会章程。王光祈曾创作《少年中国歌》：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手创中国古文化，常为人道作先锋。彼以耶来，我以孔对；彼尚强权，我讲仁义。诸君看将来，将来谁胜利？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环顾四邻兄弟国，多在他人压迫中，朝鞭夕唾，弗如犬豕。睹此不平，安能自己？且上昆仑山，高呼起起起！1920 年，王光祈远赴德国留学，整理、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音乐文化。1934 年，他以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音乐学博士的音乐家。1936 年1 月病故于德国波恩，年仅44岁。

王光祈初到北京，“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脚上破布鞋被好友戏谑为“空前绝后”

（指前有洞露后跟），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这与4 年后毛泽东初入京城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的境遇让王光祈与毛泽东这对年龄相仿的满怀抱负的青年惺惺相惜。后来，由于国内多年的战争阻隔，毛泽东与王光祈久绝音讯，但对这位故友一直念念不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让去成都的陈毅打探王光祈的状况。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富理想和朝气的青年团体，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当时会员最多时近120人。学会有3个分会：成都分会、南京分会、巴黎分会，还曾酝酿过成立上海分会、美国分会。会员除国内外，还遍布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留学德、法、美、日等国有39 人，几乎占会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会员出国前都是高校学生，留学归来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其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高君宇、黄日葵、侯绍裘、杨贤江、刘仁静等。国家主义青年党有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等。还有实业家苏甲荣、卢作孚，音乐家王光祈，戏剧家田汉，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家朱自清、宗白华、康白情、李劼人、李初梨等，还包括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郑伯奇、舒新城、邰爽秋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士。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上世纪40 年代就有人称，当时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

1945年7月，左舜生、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褚辅成、冷遹等6个国民参政会成员，以私人身份为调解国共之争访问延安，毛泽东与少中会会友、时为青年党领袖的左舜生进行了一整天的长谈。后来赴重庆时，毛泽东曾一度透露出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并与少中会发起人之一的周太玄商讨过重建少中会的问题。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上清寺渝园专门宴请了在渝的少中会会员，赴会的有方东美、曾琦、左舜生、宗白华、周太玄等20余人。会面时，众人仍以“毛大哥”称之，并戏称：“当年毛君尽一日之力绕行南京城墙，乃万里长征之初步练习，不知今日仍有此雅兴否？”全场大笑。

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产生了一群自由挥洒、挥斥方遒的青年。在那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以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的红色旋律，回答了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