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程宇 王亚荣 王建忠

摘 要 科技帮扶是增强脱贫户内生动力、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选取张家口市坝上深度脱贫县张北、沽源及坝下赤城县为实地调研对象，剖析脱贫攻坚期科技帮扶模式及其成效，其中，技术帮扶模式包括“科技+企业+农户种植基地”“科技+党支部+特色种养基地”“科技+电商+农户销售”“科技+产业融合”，科技特派员帮扶模式包括“政府+农业部门+高等院校特派员”“本土+北京市+农业农村部特派员”“协会+高等院校特派员”；建议对科技帮扶模式进行优化：技术类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等多种人才相互配合，加强政府、企业及科技三方联动，确保政策保障落实到位。

关键词 科技帮扶模式；深度脱贫县；乡村振兴；对策；河北省张家口市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C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3.09.041

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选派，实行产业技术顾问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二者的阐述，突出了科技帮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回顾脱贫攻坚初期，很多地方都采用“输血式”的帮扶模式，主要以对帮扶地区进行拨款及资源供给，在扶贫工作开始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帮扶工作的进行，粗放式扶贫带来的边际效用逐渐减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利用科技帮扶的精准帮扶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落技术落后、产业不发达等问题，以此来激发当地的内生动力。为了保障科技扶贫工作的进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1年12月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着重提到要开展科技扶贫，利用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及继续选派科技特派员到重点县工作，来促进科技扶贫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脱贫攻坚难题，《“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实施科技帮扶政策，促进科技成果向帮扶地区转移转化，让帮扶对象逐渐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并且走向富裕。

审视实践，发现各地区科技帮扶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乡村产业因缺乏科技支撑止步不前，甚至衰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本文对科技帮扶典型模式进行总结，剖析科技帮扶模式中的实施路径，总结科技帮扶中的好经验，以期为乡村振兴的推进给予政策启示。

1  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科技扶贫工作始于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国家科委<考察大别山区汇报提纲>的通知》，该汇报材料为我国的脱贫事业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梳理近些年的文献可以看出，吴强等（1998）通过对科技扶贫中的几种模式及产生的效果进行研究，较早地从理论和实践中阐述了科技扶贫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从宏观层面科技扶贫模式来看，卢淑华（1999）比较了集中扶贫模式，发现科技扶贫模式要明显优于救济式扶贫模式，但是需要找准切入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2]；欧阳红军等（2016）通过研究中国科学院科技扶贫实践，归纳出示范基地带动模式、技术培训推进模式和科技特派员创业推进模式等，发现这些模式在科技帮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3]。从中观层面来看，卢杨春（2018）主要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以秦巴山区的四川部分科技扶贫调研数据为例，发现科技扶贫作用在四川秦巴地区差异很大[4]。从微观层面来看，杨军等（2019）以省级科研院为例发现，农科院扶贫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提出從定点全产业链等多方面扶贫的建议[5]；程龙等（2019）根据多地的调研数据，分析科技特派员发挥的实际情况，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发现科技特派员对于脱贫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并提出科技特派员可持续发展的意见[6]；周华强等（2019）根据贫困地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分布特征，发现贫困地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高度依赖政府[7]；在技术和人才方面，依托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产业兴旺，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更好地做到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张亚平，2020）[8]，并且深刻认识到科技型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能够对小农户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贺岚，2020）[9]；付少平（2019）基于政策执行的视角进行了总结，发现科技扶贫企业的结构化困境、科技人员的结构困境及科技特派员的结构化困境，是造成科技扶贫不够精准的原因[10]。

从文献总结中可以发现，学者们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多种科技帮扶模式，不同模式产生的效果存在差异。中观层面发现，科技扶贫在不同地区亦存在显著差异，要因地制宜施行科技帮扶政策。微观层面，发现科技特派员、科技企业等科技帮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献整体上从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进行了分析，但是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乡村振兴和防返贫成为工作重点，现有研究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层面去进行差异化机制构建与路径设计的研究还很少，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研究有待加深与剖析。本文从河北省张家口市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有代表性地选取了坝上张北县、沽源县及坝下赤城县作为研究对象，对这3个县在科技帮扶的实地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从县域到农户科技帮扶的实施机制，对科技帮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2  科技帮扶典型案例

2.1  张北县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坝上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深度贫困县，截至2017年，该县的贫困发生率为8.75%。而且当地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传统的生产技术无法满足现在的生活需求及无法开展大规模机械化活动，资源禀赋较其他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人均收入较低。为此，政府通过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等科技帮扶的途径来解决贫困问题。

2.2  赤城县

赤城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东部，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之前，全县建档立卡户有30 417户，贫困人口64 034人，贫困发生率26.5%，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截至2019年，贫困发生率降至2.7%，产业帮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发展当地的产业，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增加贫困户的收入，该种模式可以让贫困户真正地和区域做到协同发展，可以激发其内生动力，达到更加持久的帮扶。

2.3  沽源县

沽源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属于坝上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经过当地科技帮扶，2019年贫困发生率相对于2018年有大幅度下降。面对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当地开展有特色的党支部帮扶的模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3  科技帮扶模式

3.1  科技帮扶助力产业发展

上述案例背景中提到，由于地区限制，传统技术无法适用现代发展和产业融合，所以采用科技帮扶措施，融合到产业发展中，实现以科技+产业为基础的帮扶模式。科技帮扶是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到贫困地区、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创新平台载体建设。产业帮扶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科技帮扶离不开产业作为载体，产业帮扶离不开科技作为支撑，两者相辅相成，助力科技

帮扶（见图1）。

3.1.1  科技+企业+农户种植基地

河北绿健食用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张北县的帮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该企业利用新型技术，在2018年申请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采取由公司负责棚室、品种、制袋或基料、技术、品牌、销售“六统一”，農户负责出菇管理的“六统一分”新型的经营模式。在技术上利用改良的品种，大大提高了抗性和产量，并采用新型种植技术，引入生态循环技术，实现了技术上的重大创新；在模式上首次采用统一制种、统一采购原材料、统一生产出菇菌袋、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回收产品，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凭借着该项目带动着31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食用菌产业，并且常年吸收26个贫困户在公司进行就业，做到了产业+科技帮扶的同时也实现就业帮扶，带动百余户贫困户发展食用菌及养牛产业，扩大了当地的产业规模，增强了张北县预防返贫风险的能力。并且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实行土地流转政策和入股分红，给一些因身体原因而无法耕种土地的贫困户一笔稳定的收入，缓解经济压力。

3.1.2  科技+党支部+特色种养基地

赤城县党员起到带头作用，党员同志积极学习适合当地的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包括测土配方、机械化生产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等，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增产增收。并且深入田间地头和农业生产站到一线，组织贫困户进行规模种植养殖，改变传统种植理念，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新型产业模式，打造当地特色支柱产业，在科技+党支部的带领下，累计建设扶贫项目157个，投入资金1 408.27万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种植业的发展，建设特色产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3.1.3  科技+电商+农户销售

赤城县将新型的互联网销售模式融入到科技扶贫中，截至2019年4月，累计成交单数32 458单，其中包括网站销售、微信销售等，交易额达到3 215万元。凭借着电商帮扶，帮助435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为群众节约和降低购买成本200多万元，真正地利用科技帮扶到贫困人口，实现收入的增加。张北县为了更好地销售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共计建设电商服务站点264个，覆盖到各个需要帮扶的地区，覆盖率达100%，并且为了当地更好地运用电商平台，累计开展电商培训153场，让农户运用电商平台实现致富致强。

3.1.4  科技+产业融合

产业强则农村兴，产业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长远之计。提高产业的融合度，可以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内循环，从根本上预防返贫问题的发生。产业融合通过技术融合创新，利用品牌效应、上下游产业相互结合的方式，提高农村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农民获益；通过产业组织创新，减少链条交接之间的繁琐程序，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使农业增效；通过产业创新，能够高效提升价值链进而使农村繁荣。

1）提升价值链。强化科技扶持，推进有机肉羊养殖园区建设，聚焦产业链条，鼓励企业补足短板，投资1.2亿元，启动了有机肉羊、肉牛屠宰深加工项目，使企业形成“养殖—屠宰深加工—特色品牌连锁餐饮—秋实有机肥—青贮饲料基地”的闭合全产业链条。发挥出了产业融合“1+2+3”的加法效应，纵深发展农业，提升农产品附属价值。

2）完善利益链。禾久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产业发展和产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成立禾久产业扶贫办公室，大力发展一二三产业，让贫困人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进行帮扶，形成“以品牌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助推精准扶贫”的特色发展之路。

3.2  科技特派员助力人才培养

科技特派员是为了解决农村地区三农及医疗问题而设立的，根据农户的实际需求，将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建立特色产业开发，培养专业的医疗服务人员等，以此来解决农户的实际问题。最早在1999年时，福建省南平市为了解决农村科技力量不足，科技服务缺位的问题，推出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由政府组织225位科技特派员到215个农村进行科技帮扶，对当地进行科技帮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1]。在科技特派员实际帮扶过程中，由于在贫困地区存在大部分人文化水平较低、科技水平有限等问题，导致现有的科技成果较少能够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科技特派员政策的提出，可以对当地的技术难题进行指导和解决，并且培养一批乡土技术人才，以此来达到可持续发展（见图2）。

3.2.1  政府+农业部门+高等院校特派员

张北县为了解决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低的问题，联系县直农业部门、县职教中心和河北农业大学小二台实验站组成科技帮扶团队，共计35人，开展相关农业培训活动，大力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极大地提高了种植户的家庭收入，增强了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3.2.2  本土+北京市+农业农村部特派员

赤城县在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帮助下，建立了本地的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站，根据当地情况选派本县18名科技特派员、北京市科委和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各18名，并且覆盖全县18个乡镇，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18+18+18”新型的科技帮扶模式，该模式通过现场指导和集中教学等方式，持续开展技术援助，服务团中包含国家、省、市、县等多方面的专家，既解决了本地专家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又克服了新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使得新技术更好地应用到该县的发展中。

3.2.3  协会+高等院校特派员

沽源县架豆协会与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进行合作，邀请专家开展培训讲座、建立科研实验基地，吸纳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技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联系县级农业技术人员、挖掘乡土技术人员开展经常性技术方面的帮助，亲身到田间进行指导，实地解决遇到的难题。

4  科技帮扶对策的优化

4.1  多种人才相互配合

在科技帮扶中，相关的农业型技术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从相关实地案例中我们看出，与相关院校合作，实行特派员制度，仅仅停留在专业技术层面；除此之外，工程技术类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农业技术再好，也需要进行对外销售才可以实现增值增收，再好的销售平台都需要进行运营管理，才能了解市场的需求，做到与时俱进。

4.2  加强政府、企业及科技三方联动

从案例中发现，很多县域都是企业与农户直接进行合作，企业家承担着主要的作用，淡化了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作用。实际上，光靠企业家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要做大必须实现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三家”的结合。1）政治家指的是政府，在科技帮扶过程中，政府是主要的因素，政府是否大力宣传科技帮扶政策，并且向当地积极引进新技术，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及对新技术的学习程度；

2）企业家，从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多地的科技帮扶，企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会直接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这也是目前主要的帮扶路径之一，所以要继续加强企业在科技帮扶中的作用，继续加强与当地政府和农户的合作；3）科学家指的是科技护航，科技帮扶的前提是找到适合当地的新技术，这样才能让政府有底气进行科技帮扶的宣传，企业利用新技术帮助农户，利用科技成果替换落后的传统农业模式，促进帮扶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

4.3  确保政策保障落实到位

很多地区在进行科技帮扶中，都实施了农企合作、土地流转及股份入股，但是经过调研发现，后续的政策保障不到位。在入股分红方面，由于经营存在不确定性，出现亏损时需要农户共担风险，这就无法对脱贫户做到很好的后续保障；对于土地流转，在流转后期经常出现长时间不支付对应的租金，农户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政府要做好兜底工作，督促企业及时下发土地租金，并且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在帮扶初期选择合格的企业。面对突发的情况，提前做好紧急预案，做好农户的后续生活保障。

参考文献：

[1]   吴强，雷洪.科技扶贫开发模式及其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1）：16-18.

[2]   卢淑华.科技扶贫社会支持系统的实现——比较扶贫模式的实证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43-51.

[3]   欧阳红军，赵瀛华，覃新导，等.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扶贫模式研究——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J].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6（4）：7-10.

[4]   卢阳春，肖君实，程润华.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评价及县域差异分析——基于四川秦巴山区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8（10）：97-104.

[5]   杨军，池敏青.省级农业科研院所科技扶贫模式研究与思考——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为例[J].科学管理研究，2019，37（1）：51-54.

[6]   程龙，于海波.精准扶贫形势下农村科技特派员可持续发展路径及政策研究——基于陕西、内蒙古、福建等地区实地调研[J].科学管理研究，2019，37（5）：133-137.

[7]   周华强，李镜，杨柳，等.贫困地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分布特征——以四川省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19（3）：148-159.

[8]   張亚平.科技引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10）：1211-1217.

[9]   贺岚.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下科技兴农的运行框架与主要模式[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24）：222-228.

[10]   付少平.结构化困境与碎片化行动：科技扶贫为什么不够精准——基于政策执行视角的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9（7）：173-180.

[11]   杨金鑫.“南平经验”：破解“三农”问题的尝试[J].中国农村经济，2002（10）：69-73.

（责任编辑：丁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