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王安全

[提要]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职业教育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建设中前景广阔,不仅参与脱贫减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而且服务当地乡村振兴以及与低收入群体互构共生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经验优势;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也面临高质量发展特征难彰显、民族地区发展结构性短板、自身内部发展性困局以及低收入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在意识上存在偏差的现实挑战。因此,应增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优势、深化民族地区扶志教育与职教补偿双向联动、提质培优完善职业教育内部系统结构,以及健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机制等,为当地实现共同富裕培育时代新合力、保障供给内驱力、增强人才创造力和提升思想牵引力。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提前完成了全国现行扶贫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P.14),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小康,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阶段性转化”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推进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和核心议题。

然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和关键点在于民族地区。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富裕水准是衡量国家整体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标准测度。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是提升个人和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富裕、个人精神富裕和个体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推进及实现共同富裕,基础在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能够实现惠性人力资本开发、定向式技能培训供给和高质量资源扩充[3],在提高劳动力素质、赋能产业转型、促进农民致富和弱势群体就业[4]、缩小城乡及收入差距、实现低收入群体“扩中”“提低”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关系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对于民族地区同步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意义重大[5]。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够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和生产生活能力,使其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成为反贫困战略的必然选择[6]。职业教育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在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以及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7]。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助推乡村振兴主体力量,与乡村振兴具有很好的融合机理[8][9],在要素、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明显耦合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人才就业[10],而且在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具有催生乡村产业兴旺的经济价值、负载乡土记忆传承的文化价值以及培育乡村技术人才的教育价值[11]。在取得脱贫攻坚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势必因其特有的职业属性和在民族地区脱贫、减贫以及乡村振兴中积累出来的突出优势,为进一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可能。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共同富裕的积累优势

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薄弱的经济基础,长期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教育类型,兼具教育与经济的双重价值属性[12],在长期参与民族地区减贫、脱贫以及服务乡村振兴建设中发挥出的助推产业迭代升级、技能型人才培育、乡村技术服务升级等作用的同时,也为实现地方共同富裕积累了经验优势。

(一)职业教育在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前景广阔,为地方谋划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依托

制度设计是国家进行改革和治理的基本形式和手段,是完善社会资源统筹和发展的重要举措。制度具有多重外显特征,是一种符号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持久社会结构[13](P.56)。考虑到民族地区自身物质资源发展的滞后性,为了破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内生不足的问题,国家一直注重从制度顶层设计上激励和引导职业教育发挥自身功能优势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

一是大力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统筹规划,勾勒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擘画。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突出作用,从政策顶层设计方面大力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都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所具有的同等地位。尤其在《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更是把职业教育看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坚实基础[14]。可以说,职业教育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必然选择,以职业教育培训赋能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增收,更是擘画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蓝图。

二是国家在政策上坚持职业教育对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拉动,铺垫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在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之路上,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是决定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基线,也就是说,衡量国家整体是否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点考虑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富裕程度。多年来,国家政策一直坚持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布局,通过教育先行拉动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早在1992年4月,国家教委就印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意见》;进入21世纪后,国家民委、教育部更是先后颁发《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指出要改革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大力培养适应当地需要的各类建设人才[15]。2016年,我国首个教育脱贫政策——《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出台,对包括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内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全方面部署[16]。可以说,从国家政策导向上激励和引导职业教育对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进行拉动,为实现共同富裕铺垫了现实基础。

(二)职业教育长期参与民族地区脱贫减贫成效显著,为实现共同富裕总结了经验做法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主要基点在于农村,难点在民族地区。让亿万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达到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和必要保证。在长期的脱贫、减贫工作实践中,职业教育所具有的职业性和教育性等特点,充分证明了在促进民族地区贫困群众实现生计等“可行能力”的塑造和提升方面具有很强大的作用。

一方面,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功能优势能够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的生计问题,进而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之基。如何使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的生计能力得以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在民族贫困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越多,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积累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对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力也就越强[17]。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客观上为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的生计水平和就业发展提升了空间,在改善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前提下,能够以技术对接产业需求,通过技能培训带动劳动力就业增收,实现地区民众“扩中”“提低”,不断夯实富裕的物质基础。以四川实施“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近10年来,四川涉藏、彝地区的45个深度贫困县约4.2万名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年总收入达3万元以上者占到毕业生总数的64.39%[18]。由此看出,接受职业教育能够为农村贫困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职业教育也凭借着“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显著成效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明显、速度最快的方式[19],成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教育力量。

另一方面,接受职业教育能够助推地方产业经济效能的转化,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一定经济优势。职业教育之所以发挥出产业效能就在于能够通过提升地方低收入劳动力职业素养,从而极大提升低收入群体与产业经济结构的契合性和适应性,实现就业创业增收。那么职业教育在实现民族地区脱贫减贫中的成功经验,同样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发展根基。以云南省为例,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高职院校开展技术服务和非学历培训工作,仅2020年高职院校便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服务531980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18729人,为企业技术服务产生经济效益达10148.35万元[20]。低收入劳动力通过接受职业技术培训转化为产业结构发展动能,才能真正融入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在劳动中实现共赢共富。

(三)职业教育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打好了前期基础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由于诸多原因,目前我国城乡不同阶层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而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整体富裕程度成为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关键。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五项要求加以部署,决定了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新时期的职业教育也势必在衔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建设中,为探索共同富裕找到了先行之法。

第一,职业教育具有耦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根基,为参与实现地方共同富裕创造了先决条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项先行举措,职业教育以其内在职业性、教育性和传承性,能够在助力参与乡村产业振兴、赋能乡村人才振兴和传承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出重要的建设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够通过培育大量新型职业农民、能工巧匠和农业技能型人才等,能够极大程度地促进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和产业经济效益的转化;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够发挥文化传承优势,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融入育人实践中。结合职业教育耦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实践经验来看,职业教育势必能聚合民族地区散落的各种自然资源、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效能转化,以一种强大的内聚力、教育力和建设力为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找到了现实可能。

第二,职业教育具有衔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依托,为参与实现地方共同富裕指明了发展方向。在职业教育参与完成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国家更是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21]。正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指引,才得以让职业教育所具有的正向功能优势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大有可为。可以说,从政策层面来看,职业教育找到了衔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依托,为推动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现地方共同富裕指明了发展方向。

(四)职业教育与农村低收入群体互构共生,为推进共同富裕探寻了现实可能

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总目标,而实现共同富裕则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的统一性[22]。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参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建设,实质上是要参与人的形塑和互构发展,为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群体走向共同富裕寻找到现实发展的可能。

一是低收入群体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互构融合,激发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教育活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固然需要职业教育参与其中,以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持和人力保障。但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物质财富上的富裕,也体现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走向高质量建设方面。正是在长期的互构实践中,低收入群体在助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系、加强职教人才培养改革、促进职教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切实提升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并激发出职业教育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教育活力。

二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塑造低收入群体技能素养,为实现共同富裕厚植了人力资本。“教育所提供的是一种足以改变客观事物的力量,是一种间接的、潜在的生产力”[23](P.108)。接受职业技能不仅实现了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基本生计问题的改善,而且通过职业技能的提高实现了个体阶层的流动,加强与社会外界的沟通和联系,也是个体民众实现生活世界丰富的一个过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低收入群体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批支撑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时代新人。据《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数据统计,自实施“国家农民教育培训专项工程”以来,仅2018-2022年四年时间就培养了高素质农民约353万人,使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得到巨大提升,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根植了充足的人力资本。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尽管目前全国上下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个体间相对贫困的差距依然明显。尤其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一些民族地区可能面临返贫风险,也让我们深感实现共同富裕所具有的各项条件依然还很严峻。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征难彰显,难以映衬共同富裕高位发展的时代张力

当前,随着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4],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职业教育类型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本质属性[25],与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明显的差距,难以有效映衬共同富裕高位发展的时代张力。

一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自身类型化特征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立足于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痼疾就是自身类型化发展的职业性不强和教育性不足的问题。其中,职业性不强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实际的耦合性、嵌入性不强,在产教互嵌、校地融合等方面联系度不够。而教育性不足更多体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难以走出“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培养模式,也就是说,难以凸显人才培养与民族地区特有的传统技艺、民间文化与民族医药等特色优势的有机融合,也就难以在现代化市场竞争中凸显出育人优势。

二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特性难以明确。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特性不突出,实质性在于创新化、特色化和产业化发展不足的问题。其一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创新化发展问题主要在于教师创新能力不足,对于固有体系和发展模式突破不够,在创新人才培养和实践上难以跟进时代化发展需要;其二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融入地方发展适切性不够,尤其涉及专业建设、课程教学、教育实践等方面难以体现区域特色;其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与地方市场、产业和社会脱耦,职业教育所具有的职业性并未在产业化发展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程度不高。教育信息化发展主要内涵特质就是教育设施信息化、教师素养信息化和教学方式信息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在实践教学上仍停留在运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层面,离个性化、定制化、智慧化教学还有较大差距;在课程开发上,职业院校教师应对本土性课程开发、实践和建设能力素养表现不足;在教学方式上,职业院校教师暴露出更多的落后于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的能力标准,难以在育人过程中激发足够的教学活力。

(二)民族地区发展结构性短板减缓了职业教育发展加速度,无法产生优先共同富裕发展的前进动力

一是经济发展短板。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区位劣势、产业基础薄弱以及生产方式粗犷等因素导致区域内部、个体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依然突出。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2021年民族八省区中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内蒙古为20514.2亿元,最低的西藏为2080.2亿元;而全国最多的广东省124369.7亿元是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近60倍[26](P.91)。虽然职业教育拥有“跨界性”的独特功能,能够充分发挥教育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综合服务优势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密切的联系[27],但是对于职业教育步入现代化高速发展进程而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结构性短板,很难在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整合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上发挥作用,也难以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实现职业教育成果的有效转化。

二是群众思想短板。一方面,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在思想上存在不够自信的偏差。受制于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老百姓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或多或少停留在理想憧憬的层面,造成较多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得过且过”的思想偏差。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自身内生发展意愿不强。当前,我国虽然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但“绝对贫困”的改善并不意味着贫困就此永远消失,区域间、个体间“相对贫困”的差异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28]。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等都有可能导致就业形势严峻,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如果单纯依靠政策“输血式”扶贫救济,难以培育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随时会因产业发展生态的脆弱性和国家政策兜底保障的撤离而再度返贫致贫,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自身内部面临发展性困局,难以迸发助力共同富裕的人才活力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自身内部面临着一定发展性困局,由于地处区位劣势、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等系列因素导致了教育发展过程中内部和外部各项条件改善和更新缓慢,在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时代进程中难以有效凸显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活力。

一是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内部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目前,随着建设技能型社会目标的提出,势必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变得日趋强烈。但就实际而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发展对于人才需求的缺口一直扩大,主要原因在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内部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人才培养与供需失调的发展困境一直难以改善: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自身师资水平不强,尤其是“双师型”高素质技能型师资队伍不足,对于学生理论和实践教学指导性不够,导致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远不能够胜任市场化发展岗位需要;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内部教学模式固化,自我实践实训模式更新与调整能力不强,尤其是涉及产教融通、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难以在适应现代化生产中体现出应有的人才创造力。

二是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外部成果实际效益转化不明显。由于民族贫困地区经济产业发展薄弱,产业自身的成果和资源需要借助外部供给转化,这也导致职业教育相关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强、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人才培养的市场转化力不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养的一些毕业生难以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和一定社会、生产适应性。二是教育实践成果的产品收益率不高。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国粹,包括民族医药、民族工技和民族艺术。多年来,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也在努力挖掘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积极开展民族文化传承的教学实践[29],但并未有效利用民族地区上述丰富资源,有效发挥出产学研一体化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致使教育产品成果效益转化不明显。

(四)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接受职业教育意识存在偏差,削减了助力共同富裕建设的思想引力

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接受职业教育育人理念的偏差是干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导向。按照共同富裕实现要求,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更多体现在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发展和统一上[30]。

综上所述，实施人性化护理可以有效改善胆结石手术患者的术前焦虑心理，患者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手术治疗，可以促进手术顺利开展以及实施，而且通过实施该种护理方式还能维护好护患关系，对促进患者尽快康复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受农村家庭教育投入占比和市场经济影响,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一般不会主动选择接受职业教育。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侧关系变化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开始呈现出熟练工人短缺、非熟练工人数量增加现象,从而导致学生接受教育成本上升,而教育相对回报率下降的情况[31]。以对云南省怒江州的调查为例,82.85%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而愿意接受中职学校培养的学生家长仅有7.95%,甚至低于希望孩子打工的8.79%比例[32]。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部分低收入群体不愿意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对于广大基层民众而言,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实现阶层跨越。但受社会上“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影响,许多考生和家长不了解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就业前景,片面认为是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次等教育[33](P.77),这也就容易在基层困难群体中形成一种“职业教育=农业技术教育”的理念偏差,而大大降低了职业教育在基层民众心中的接受程度,从而不愿意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选择和接受职业教育。

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共同富裕的持续路径

目前,已进入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也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同时,后疫情时代下的不确定性和新挑战带来巨大冲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固然遭遇诸多发展困境。职业教育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以及着力实现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建设目标的新阶段,势必持续发力,彰显出教育的使命担当和时代作为。

(一)增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优势,培育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新合力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本身包含着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二者之间是同向互证的关系。在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职业教育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时代理念,促使自身类型化特征更加凸显、现代化特性更加明确和信息化程度更加完善。

第一,着力凸显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时代特征。职业教育作为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必备的专业技能人才培养领域,在人才培养特质和地方适应性上自然具有别于一般性教育的特色差异。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不仅要敢于亮出职业底色,而且要善于凸显区域特色。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所以难以焕发生机,就在于与基层地区发展耦合性不强。所以要把育人实践深入到基层一线,既能展现出职业教育特色化实践的基本要求,也能汇入更多互构共生的多元社会力量。第二,更加明确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特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对于人才素养的基本要求,根据市场化实际需要和自身区域特色进行人才培养根本性变革和创新。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不是“独木”生长,需要多元力量合力推动,在类型化发展中深化“产业—企业—高校”密切合作,因地制宜地构建职业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的共生融通机制。第三,大力提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首先,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优先倾斜供给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数字化基础设施, 以“远程协作”“同课异构”“轮岗交流”发挥出东部示范拉动、中西部合力协作的育人优势,以最低成本实现育人成效的最大化。其次,要发挥对口支援帮扶作用,把帮扶工作的重点从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等“物”的建设逐渐转移到“人”的发展上[34],着力提升和完善职业院校现代化教学方式变革和优化,并且不断增强教师信息化教学素养。

(二)深化扶志意愿与职教补偿的双向联动,保障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供给内驱力

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人口的主要聚集区,以“造血式”扶志教育着力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内生发展意愿成为治本之策[35]。与农业社会发展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和技能型社会更多是一个由教育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流动能力的社会[36](P.29-30),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担负的使命,恰恰就是要造就具有共同富裕能力的主体。

一是持续深化扶志教育,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职业技能素养。作为民族地区而言,在消除千百年来的深度贫困问题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农民群体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37],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群体依然面临着返贫的风险,主要原因在于长期性政策依赖形成了低收入群体自身素质上和精神上的贫困。美国著名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利用二十多年时间分析数百位士绅名媛,来思考致富的成功法门,揭示了信心与思考的结合能激发出无限智慧,从而转化为物质、金钱等方面有形的价值[38]。为此,一方面,要严格规划政府兜底保障政策,对于有劳动技术能力的实行动态监测,通过增加政府公益性、普惠性稳岗来替代财政兜底,摆脱政策性依赖;另一方面,要依托政策的目标引导、价值宣传和具体实践等计划安排激励低收入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培训,通过政企合作、定点培训、对口上岗进行劳动力输送、转移就业,提高人力资本最大化使用,从而增加家庭收益。

二是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一定补偿扶持和政策保障。就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而言,其目的是推动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这也决定了职业教育在补偿实践中更加强调对其非强制性的指导、建议和援助,进而促进主体的内生发展[39]。因此,针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扶持措施,要变过去“输血式”物质资源供给,转设为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激励基金和转化基金,让有限资源投入到新型职业农民“内生式”提质发展中去。同时以技术培训、平台共建和成果转化的“造血式”内生服务模式从根本上摆脱“等靠要”的物质依赖,真正激活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内生活力。

(三)提质培优完善职业教育内部系统结构,增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人才创造生力

人是生产力诸多要素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教育发展的最高理想和根本追求,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40]。民族地区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变革,需要人才作为直接生产力创造出社会财富。而教育恰恰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培养人的社会性活动,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却能通过实施育人功能的聚合发散,在实现人力资本转化的同时,为实现社会经济增长发挥出能动性功效。

第一,优化职业院校办学的师资结构,推动内部育人模式变革创新。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实现高质量教育的基本保证,更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依靠[41]。虽然国家为解决民族地区人才缺乏等问题,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干部等培养计划,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不足的难题。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需要破除高层次人才发展痼疾,建立起持续性人才发展机制。要采取有别于东中部地区的差异化政策和柔性人才机制,通过本土化培养,建立人才发展专项制度,提升高层次师资引进待遇和后续发展配套措施。同时实施“引凤还巢”计划,吸引民族地区人才返乡回流就业创业,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人才基础。

第二,搭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校外合作融资平台,增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成果的社会转化力。对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而言,难以有效发力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经济基础支持和外部力量的拉动。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T.W.)曾指出:教育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助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42](P.45)。以北京、天津等十个对口援疆发展模式为例,通过依据地方区域和新兴产业发展优势,支持和推动职业院校实现基地建设,采取“订单式”培养、与企业“冠名”合作等措施拉动毕业生就业新渠道[43]。

(四)健全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机制,提升参与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牵引力

职业教育以其特有的价值属性和功能优势成为参与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考虑到民族地区基层群众接受职业教育育人理念的偏差,提升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参与接受职业教育的思想引力重在健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政策上落实好技能型人才可持续性保障措施,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学生及其家长之所以不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自身办学质量不够理想造成社会各界对于职业院校形成不良的刻板印象有很大关系[44]。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45]。大国工匠的重要性从政策话语上奠定了技能型人才的育人高度。为此,要从政策制度上明确职业教育的社会发展价值定位,通过全面普及职教高考制度,来保障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公平、均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才有可能扩大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增收,不断缩小中低收入群体的贫富差距,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可能。

二是完善职业育人体系建设,提升职业教育育人高度和温度。增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就在于要体现职业教育的育人温度和思想高度。对于广大基层民众而言,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之本和稳定之基,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文化知识与技术技能的学习实现个人就业和阶层跨越。只有牢牢把握基层民众接受教育的底层思维和现实需求,职业教育才能绽放出旺盛活力。为此,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充分结合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和企业用工需求,尤其是要完善“大数据”“智能化”人才培养,提升人才现代化市场适应性。另一方面,要合理考虑基层民众的教育诉求,凸显职业教育育人温度。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来说,实现稳定就业成为接受教育的最大动力。所以,职业教育发展重在解决农村地区失业群体、适龄学生和青壮年的就业矛盾,为农民群体提供一体化、多元式和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服务,逐步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在接受职业教育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向发展和富足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