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曙璋，段双龙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1）

北魏后期，进入中原的胡族受到了强大、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同时在胡族统治的政权下，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受到了胡族文化的冲击，大量中原汉人吸收了部分胡族文化，此后开始了双向的文化交流，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胡汉文化并行的文化——隋唐文化。

关于“胡化”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20 世纪40 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已先后对胡化、汉化进行了论述，且指出“胡化”主要是在文化方面，汉族等民族接受、认同的过程。

近几年，山西临汾市侯马市、运城市万荣县接连发现北魏墓葬，墓主皆为汉人，墓葬中表现出“胡汉杂糅”的面貌。本文从这几座墓葬作为出发点，简要谈论汉人胡化的原因，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侯马发现4座北魏墓

2014 年9 月至2015 年7 月，为配合山西省侯马市冶炼厂新月小区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对小区建设区域进行了考古工作，发掘地点位于山西省侯马市高村乡虒祁村西北。本次考古工作主要发现了东周时期祭祀坑，还发现了西汉、东汉、北魏以及宋金时期的墓葬，其中发现的4座北魏墓在晋南地区罕见。[1]

此次发掘北魏墓共4 座（图1），编号为M1006、M1007、M1008、M1024，其中M1006、M1007、M1008等3座墓东西并列分布，M1024位于3座墓南部。

图1 侯马虒祁遗址北魏墓分布图

4 座墓中M1007、M1008、M1024 为砖室墓，M1006（图2）为土洞墓，形制基本相同，都有墓道、甬道、墓室，其中M1006、M1007 还有过洞、天井。墓道均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均为单室穹窿顶，墓葬均坐北朝南，略偏西，方向135°-137°。除M1024 被盗外，其余3 座墓均为头大尾小状双棺，墓主人多头向南，仰身直肢。

图2 M1006墓室俯视图

出土器物方面，4 座墓葬共出土器物30 余件，主要有瓷器、漆器、铜器、陶器、铁器等，其中M1007（图3）出土1块有明确纪年的墓铭砖（图4）。

图3 M1007墓葬航拍图

图4 墓铭砖

瓷器种类有碗（图5）、鸡首壶（图6）、盘口壶（图7）、唾盂（图8）。瓷器釉色多青黄，釉面基本满布器表且多细碎开片。

图5 碗

图6 鸡首壶

图7 盘口壶

图8 唾盂

漆器主要是漆盘、漆碗，圆形，圆尖唇，浅腹，器壁内敛，内壁及器底施红彩，漆碗呈托于漆盘之内。

铜器有铜钵（图9）、铜鐎斗两类。铜钵为敞口，尖唇，腹内收，圜底，器内底两周凸弦纹内夹水波纹。樵斗出土2 件（图10、图11），器型不同，1 件为凫首曲柄，另1件为扁平状实柄。

图9 铜钵

图10 铜鐎斗

图11 铜鐎斗

陶器简单，主要有陶壶（图12）及灯盏（图13），其中1件陶壶（图14）施绿釉，肩部对称作铺首衔环。

图12 陶壶

图13 陶灯盏

图14 釉陶壶

铁器为棺环及棺钉。

根据墓葬出土墓铭砖内容显示，M1007 墓主人为裴经，生前为中下层官吏，属河东大族裴氏，裴氏一族在三国时期已经崛起，至唐代时达到巅峰。

二、万荣发现1座北魏墓

2017 年8 月至12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思雅村的北魏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大型单室砖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墓门、甬道、石门、墓室、耳室组成（图15）。墓道方向210°。墓室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壁面略弧。室内葬具为石椁木棺。[2]

图15 万荣薛怀吉墓葬平面

墓葬虽经盗扰，仍出土陶质、瓷质、铁质、铜质、石质等各类遗物共计380件（套）（图16）。

图16 墓室内景

陶质遗物主要是陶人物俑（武士俑、仪仗俑、骑马俑、文吏俑、伎乐俑、仆人俑）、动物俑及陶碗、罐、盆等；瓷质遗物残存碗底、执壶残片等；铁质遗物主要是棺钉；铜质遗物有铜簪子、扣、环、五铢钱等；此外，还出土石质遗物墓志1合、石椁1副，玛瑙珠、玻璃珠等。

根据墓葬出土墓志内容显示，墓主人为薛怀吉，属河东大族薛氏族人，在当朝身居刺史级官位。根据考古调查结果，薛氏墓葬所处之地的是薛氏祖茔之地，河东薛氏一族至唐时，达到巅峰，宋元明清以后仍有重要影响。

三、汉人胡化之现象分析

山西在南北朝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北魏时，平城（今大同）作为都城近百年，北齐时，并州（今太原）作为霸府，实行对中央的遥控。北朝时期的墓葬多集中发现在上述两个地方及其周围。晋南地区地处中原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北魏时期墓葬发现并不多。此次侯马、万荣发现的5座北魏墓，具备了从较大型墓到一般墓的规格，随葬品基本涵盖了南北朝常见的器物，而且两地墓葬均有明确纪年。

薛、裴两族在中国中世纪地位举足轻重，同属河东望族，侯马、万荣两地发现此二族墓葬绝非偶然。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仅在曲沃秦村发现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李诜墓，因此新发现的这5 座北魏墓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侯马、万荣发现的裴氏、薛氏墓分别发现有墓铭砖、墓志。裴君讳经字仲略，官至襄威将军司徒府铠曹参军，逝于熙平元年（519 年），终年37 岁。薛君讳怀吉，曾先后受封北魏镇远将军、恒农太守、益州刺史、梁州刺史、汾州刺史等，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殁于汾州刺史任上，死后诏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孝昌二年（526年）归葬故里。

薛、裴二墓均属于北魏洛阳时代，薛怀吉官衔较高，附于《魏书·薛安都传》，目前万荣发现的北魏薛氏墓志已有4块，其中包括薛怀吉父亲薛真度的夫人孙氏墓志、薛怀吉弟弟薛怀俊墓志等，此次发现的薛怀吉墓志系第5块，且此墓为首次经发掘出土的北魏薛氏墓，1995 年发掘的万荣薛儆墓是隋墓，但其先祖与薛怀吉同出一脉。裴经官衔较低，逝世前仅为司徒府参军，未见史籍。

万荣薛怀吉墓、侯马裴经墓等5座墓形制上有北魏流行的斜坡砖室墓、洞室墓。北魏时期，无论是平城还是洛阳，高等级贵族墓几乎都采用了弧壁砖室制度，[3]但是万荣薛氏、侯马裴氏砖室墓墓室四壁基本均为直边方形，且墓室的砌筑方式是错缝平铺。太延元年（435 年）平西大将军破多罗氏墓，[4]太和元年（477 年）幽州刺史敦煌公宋绍祖墓，[5]太和八年（484 年）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6]洛州刺史封和突墓，[7]大同七里村M37，[8]永平元年（508年）平城镇将元淑夫妇合葬墓，[9]熙平元年（516年）洛州刺史元睿墓，偃师杏园村M926，[10]孟津邙山M17[11]等墓室四壁全部为弧边方形，且砌筑方式为两顺一丁。由此，大抵可以看出，无论是北魏早期还是晚期，高等级贵族墓室四壁多为弧边方形，采用的砌筑方式是两顺一丁，这些墓主人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或皇族联系更为紧密，并且多为胡人，而万荣薛氏、侯马裴氏墓皆是汉族，且地位较低。

薛怀吉与裴经都是普通贵族，但二者又略有不同。薛氏地位较裴氏更高，薛氏为将军、刺史级别，而薛氏为参军，因此二者在陪葬器物等方面有较大差距。薛氏墓虽遭盗扰，仍出土陶质、瓷质、铁质、铜质、石质、玛瑙、玻璃等各类遗物共计380 件（套），裴氏墓等4 座墓共出土30 余件遗物，器物种类上也不及薛氏墓。就器物大类上看，薛怀吉墓出土大量陶俑，裴经墓未见陶俑，尤其是武士俑及骑马俑等能够代表墓主身份地位特征的遗物则与两者身份差别对应等。

侯马裴氏墓出土2 件鐎斗，1 件与贵州平坝东晋南朝墓M55[12]所出相似，另1 件与福州屏山南朝墓M1[13]所出相似。M1006所出鸡首壶与偃师南蔡庄联体砖厂二号墓[14]所出鸡首壶相似。盘口壶与宣武帝景陵[15]所出相似。在葬具方面，裴氏墓中的木棺沿用平城期墓葬常见的头大尾小、棺体前档开阔、足档低窄，这种形制早在扎赉诺尔早期墓葬中已出现，此后在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早期墓葬及平城周围北魏墓继续使用，加之墓葬中随葬的漆盘上置残存的兽骨和殉牲的习俗，因此，侯马裴氏墓在北魏洛阳期墓葬中使用了较浓厚的鲜卑化葬具，同时还有南朝器物随葬的习惯。万荣薛氏墓在随葬方面使用大量北魏风格陶俑，同时兼具南朝瓷器。

如果说，随葬品的鲜卑因素多，可以很好理解，但是裴经墓在棺椁的形制、殉牲的使用上却有浓厚的鲜卑风格，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文化的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吸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同样如此，在胡文化汉化的同时，汉文化在胡风内渐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胡化’的现象”。[16]北魏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的汉化改革，使得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严重的汉化，作为中下层官员或汉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政治上同样也会鲜卑化，比如在婚姻和政治上。胡汉通婚促进了胡汉社会风俗文化的交流与渗透，胡汉双方的婚姻礼俗既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又糅合了对方民族的色彩，从而使得胡汉双方的婚姻礼俗异彩纷呈，丰富而多彩。[17]司马金龙墓的考古发现即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司马金龙本人随叔父辈族人自南朝归附北魏，先后娶两位胡人妻子，官居高位，死后墓葬中处处体现出北魏的胡化风格特征。

南北朝时期，官员叛逃时有发生，裴经叔侄即为其中1例，叛齐附魏后，在政治上更迫切向高层靠拢，中下层汉族官员出于政治需求，会主动吸收统治民族的文化，以此来获得统治集团的政治认同感，于是在墓葬在就出现了更能反映民族风格的葬俗特征，如前文提到的头大尾小状棺、漆盘殉牲等。

北朝后期至隋唐，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更加深入，逐渐对社会的变化、制度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即使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及一系列汉化制度的革新，也不能完全改变鲜卑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在民间的深入。

从上述两处5座晋南地区北魏墓看，在北魏洛阳期汉人墓葬中鲜卑化程度比较深，在政治上具有向当权者习俗靠拢的意味，即使孝文帝迁都及汉化政策实施，鲜卑等少数民族文化拐弯似的转向中原汉文化，而汉人却在极其严格的墓葬制度中掺入大量鲜卑族的埋葬习俗，至少在汉人贵族墓葬中能够体现汉人鲜卑化习俗的共性。

山西晋南地区过去在曲沃发现1 座北魏墓，[19]新发现的这几座北魏墓葬，不仅是在数量和地区上新增了几处北魏墓，更为研究北魏后期汉人或汉族官员、鲜卑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在当时政治地位的变化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作为相向而行的文化交流，体现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古今中国对外关系及民族关系，是构成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