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构筑起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能够看到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也能够看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起到的推动作用。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有必要阐明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建构，以及中国文化中和谐要素的重要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促进了国家与自然生态、国家与民族、国家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和谐。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着差异，但也是能够交流互鉴的。

【关键词】中国文化  中华文明  社会和谐  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6

自古以来，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底气和精神動力。追本溯源，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塑造。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构筑起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现在，我们有必要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下，阐明中华优秀文化产生的强大推动力，是如何形塑中华文明，进而推动历史和谐发展的。

当一位历史学者，从比较视野对中西方历史进行透视时，禁不住要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古代希腊的英雄都是战斗英雄（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而古代中国的英雄都是远古时代的“工程科学家”（女娲、愚公、大禹）？为什么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从统一的帝国走向了分裂，而中国则继续走统一国家的道路？为什么欧洲经济在中世纪长期落后，而同时代的中国，不仅农业生产技术相当发达，而且在医学、冶炼业、气象学、建筑学等各个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谈及中国文化的优势，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中华文明、塑造中国历史的。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中央与地方的和谐，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与互补，等等。同时，和谐也是构筑中华文明基本框架、塑造中国历史的关键文化要素。

远古的英雄传奇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追本溯源，就来到了远古的英雄传说。西方人谈到英雄，会列举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等战斗英雄。中国的英雄则与此不同，主要来自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裔射日等征服自然、造福民众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古代的希腊，分裂成了两百多个奴隶制城邦，互相争斗，战争连绵不断。希腊的三部历史书，《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谈战争的。而中国的典籍，如《春秋》《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虽对战争有所涉猎，但主要都是谈论治国之道。远古的希腊人因为政治分裂而呼唤战斗的英雄，而远古的中国，英雄却致力于开天辟地，为人们营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生存环境。同样，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经验总结，提出不少安邦兴国的政治方略。例如后文提到的国家与自然生态，二者一经结合，便描摹出了中华文明兴起、发展的路径，对中华文明的崛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中国很早就有关于国家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故事。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由来已久。天人之间的一体性表现在两者都服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缔造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当“天塌地陷”之时，不仅是神，人类也将自觉担负起“补天”的责任。在远古某一天，“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淮南子·览冥训》），一名女性勇敢地挺身而出，带领我们的先辈治理了泛滥的洪水，终因精疲力竭而倒下，却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倾泻罪恶的“天眼”。她有一个蕴藏着巨大力量的名字——“女娲”，这个名字如永恒的明镜，高悬于中华文化的浩瀚星空。

中华民族的每个分子都在向这面具有无私精神的旗帜靠拢。通过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历史故事，一个远古人类家园的轮廓逐步清晰地呈现出来。每一个被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人物的背后都有一部史诗，每一部这样的史诗之中都有着精神的“神秘转化”。在这里，人的努力与天（自然）的意愿是一致的。例如，在“愚公移山”的故事中，上天被愚公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最终帮助愚公把山搬走。中华文化认为，人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既属于自我又属于宇宙。天人合一，才算真正体现了人类与天命契合的大精神。

中国人敬天、补天，把天（自然）看作文化上的最高境界，并基于对自身和天（自然）的反观和审视，期望通过努力最终实现符合天意（自然规律）的目的。例如，在中国的山水画作中，人常常被画得很小，与天、地、山、水大自然同在，由此表现意境之美。中国文化推崇的大音希声、大道无术、大爱无疆，其实也意喻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契合，进入到了浑然天成的最高境地。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1]他认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已臻化境，这和他激赏王维的画、陶渊明的诗是如出一辙的。苏轼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写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2]对于陶潜，苏轼可以说是倾佩之至了。天下物之进化，从过程看，大多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发端，最后，又有一个“从繁至简”的收场。例如：徐梵澄在《〈佛教密宗真言义释〉序》中说：“以一般进化通例而言，简朴者在前，复杂者居后。如陶在瓷先，铁居铜后，皆有实物可证。由是可以略略窥见初民简单生活的情形。”[3]不过，人最后还是会回归于简约的，乃至于对“大音希声”“意在言外”情有独钟。简朴在开始，至简在事末，一头一尾，都是仿效自然而进入的两个大境界。

国家与民族的和谐

国家与民族的和谐之道在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富有成效。这种和谐是建立在三大融合基础上的：其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融合。很早之前，中国就形成了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遂形成了一个由华夏子孙、炎黄子孙组成的文明共同体。其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即以优秀的、先进的文化熔铸各族于一炉，同时相互吸取了各族的优秀基因。其三，各个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共同建设中华文明。历史学家程应镠先生指出，唐代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高峰。之所以称为高峰，原因不少，但胡汉融合、汉越融合是一个原因。例如：“元稹、白居易是中唐的两位大诗人，其氏族都不是汉人。稹出拓跋，魏昭成皇帝为其十代之祖，白为胡姓，和西域之白或帛氏有关。龟兹有白氏王朝，吕光（后凉创建者）灭龟兹，其沙门和乐工来中土的颇不乏人。盛唐时，李白自四川东行，其先世曾居碎叶，这地方即突骑施游牧之所。”[4]程应镠先生感慨：“中国历史是由居住在现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民族形成的（或者说创造的）。有许多民族，著名的如匈奴、鲜卑、氐、契丹、女真等等，已经不存在了，现存有五十六个民族，著名的是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高山族、黎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我国历史最长，有文字记载的已有四千年。她的文化最丰富多采，超过世界上资本主义以前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在古代、在中世纪，都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但和我国相比，就瞠乎其后了。”[5]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也是最早出现民族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并由各个民族共同铸造文明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坚实基础。三种不同融合形式构成的和谐，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强大的核心密码。

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文化塑造的国家在多个历史时期为社会提供了和平、富强和法律公正。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够维护和平，这保证了中国历史延绵不断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让人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的治国理念，可以说是一种很崇高的信念。例如，“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又如，“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自秦以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全方位地对社会进行照管，包括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司法，灾难时期的抵御外敌、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和赈灾济贫，等等。據研究统计，清代鼎盛时期有三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个数据也是惊人的：清朝每年用于河工的财政支出高达三百至六百万两白银。[6]由此可见，中国拥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代表公权力并且关注民生问题，这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和谐之道的根本之所在。

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坚定原则

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政治分裂，但从总的历史发展看，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国家与社会及自然生态的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稳定发展的基础。国家稳定了，就会孕育家国情怀。国家统一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的普遍责任。

对照西罗马帝国瓦解后的中世纪欧洲，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国家与民族、与社会的高度和谐，因此一经变故，就会出现乱世。罗马帝国瓦解后，日耳曼人建立的小王国林立，出现了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也通过契约掌握在私人手里的混乱状态。日耳曼人小王国体制落后，依凭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个人忠诚，公权力常被滥用，更是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实力。11世纪后，战争减少，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形成了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其后，英国、法国等原领地上的新兴国家崛起，取代了日耳曼人的王国制度，逐步走向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制度和国家司法。至此，欧洲的政治才渐渐步入正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

真和善是中国人精神领域的特质禀赋，彰显着中国人道德观的风格和气派。“真”在中国文化里，不是英语中true或real的含义，也不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罗宾汉表现出的“真性情，真血性”，而是指一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文化力量。中国人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有“认真”和“较真”这一说。“真”的字形，很像一棵从根基里生发出来的树，蕴含着一种逐渐长成的意味。当它长成之时，“真”就会出现，并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其标准，丰富其内涵。一直以来，求真的理念使中国人远离一切形式的虚情假意，认真而不认假，信实而不信空，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始终保持洁身自好，不在意各种诱惑。

善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通过高级情感凝结而成的高度和谐。和谐这个词的所指不仅是秩序层面的，它的基础是美学而不是法律，是自愿而不是强迫，是个人意志加入善的海洋而不是群体意志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善”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善不是好心的意思，也不是西方所说的慈悲和奇迹。善是一种“自明”，唯有自明，才能够“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才能够成大事。那么中国的善从何而来？答案是由美陶冶而来。中国的美学特别强调情景合一，即“情”与“景”交融，以景寄情，以情绘景，以情、景生境，从而由美陶冶性情，进而产生善。相较而言，西方的美也有一种功用——激励个人英雄主义。然而，在中国，一切世俗的劳动，一切与善有关的劳动，并不归于个人，而被视为集体的劳动成果。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铸就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例如，中国的山水画描绘了这样两层意境：揭示宇宙奥秘和表现天人合一。画家画天，所要揭示的其实并不是天空而是自然，同时，因为自然法则是无法看见和完全揭示的，因此只能以一种陶渊明的方式，来“抚弄无弦之琴以寄其意”。至于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可以大致表达的，有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国哲人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因此，中国文化的意境，多需从精神上领会。

中国文化在注重精神文明的同时，也相当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例如，在农业工具和耕种技术的使用方面，“中国犁的结构具有良好的犁壁，可将土块翻得恰到好处，并能开出较细较深的沟”，“分行种植作物和彻底除草技术，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采用，并与耧车、天鹅颈锄等配套使用”；天文学方面，13世纪中国人就确定了“天文赤道坐标系统”；医学、机械、造船、交通运输方面也都有发明创造；瓷器、漆器、丝绸织锦进入欧洲后，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7]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力，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明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上述的个人英雄主义崇拜造成的对文明的透支。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人的实践行为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西方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征服性的文化。从本体论出发，其本体有两个范畴，一个是自然、一个是人，自然是无机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有机的人对无机的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征服关系。

从认识上来看，西方文化具有两元对立性，容易造成把差异变成对立的结果。这种价值观认为：对立起来、对峙起来才能一分高下，于是就有了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人间与天国、暂时和永恒之间的对立。同时，这种对立关系中的“两元”又是不对称的，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例如，“我”这个词在西方的文本中是要大写的，“你”就不必了。又例如，天国与人间，天国要统摄人类，因此神高于人，神（God）要大写，而人应该小写。这种两分法，把一切置于对立之中，于是便出现了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之间的高度对立。

从实践上看，在国家层面，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独特地位，其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常常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经济形势演变，也影响着国际层面的政策变动。因而，发生于某一个国家的泡沫经济常常演变成他国乃至全球性的泡沫经济，从而加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个人层面，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带来的过分的竞争意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人过分强烈的消费欲望，造成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负面影响叠加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又进一步引发了财政危机、信用危机。同时，西方倾向于使用与主流文化相“匹配”的人，因此导致了部分一流人才的边缘化。即使发展到现当代，西方的主流文化仍过分强调“惟我独尊”，把文化分成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这使很多英才囿于其“非主流”的从业领域和专长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用。在国际上，存在着把世界史当作欧洲史来书写的“西方中心论”，即把西方文化当成标准，对非西方的文明横加指责。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逐渐走向了偏狭。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高情感特征的文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机的、有情的。“天人相合，天地有情”。天地怎么有情呢？天和地在一起，就会生万物，生阴阳，生五行。所以，中国的本体论，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以人为本，自然有情，人与自然就能实现和谐共赢。人与人要和谐，人与生态要和谐，人与文化要和谐。在天地人那里，突出的其实还是一个“人”字。天地生万物，因此人要敬畏天地、孝敬父母，这是中国本体论之根源。

在认识论上，中国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要求二元中合、二元和諧。天与地要合一，人与事也要合一，物质与精神也要合一，灵与肉也要合一。灵与肉怎么合一呢？那就是承认两者都是发展的要素，缺一不可。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共同推动历史进步。

结语

历史带给中国人的是极具分量与独特性的中华文化：观念上和而不同，现实中交融会通。它历经数千年嬗变而不曾中断，既标志着一个独特文明体系的定力和凝聚力，也彰显着与世界其他文明互联互通的包容和开放。步入现代，中国文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伟大的文明，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当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某种文化会演变成世界文化。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全球化一定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全球化。今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将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的多元化世界。

事实上，中西两种文化是可以互鉴、互补的。中国文化的底座很庞大、根基很深厚，而西方文化千百年来深耕技术研究，在诸多领域比较前沿。东方文明，尤其中华文明，内涵一种高情感特征的实践理性文化，而西方文明则以近代以来建立起的高科技文化见长。中国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人英雄主义。中国强调和谐，坚信和谐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前景，而西方强调征服。中国文化重积累，而西方文化偏重追求前沿和高精尖。中国人强调内心修养，西方人喜欢外在发展。中国人重现实，西方人重理念。凡此种种，既呈现出中西历史文化的显著差异，也成为交流、互鉴、互补和融合的基础。

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文化为基底的中华文明，将在赓续传统、面向未来中朝着更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和转变，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与其他文明深度交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文明如何实现对话与共处？这些是关乎中国发展与未来，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问题。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现实从不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文明和文化的多重视野。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中国文化将会更加繁荣璀璨，而今后的世界文明，也会在中华文明与与世界各国优秀文明的深度交流互鉴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文明史范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236）

注释

[1]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文章以书法为喻，评论诗歌，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参见苏东坡全集（中）第十五卷《题跋》，《苏东坡全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2]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转引自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52页。

[3]徐梵澄：《〈佛教密宗真言义释〉序》，《徐梵澄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4][5]程应镠：《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0、295页。

[6]晚清学者魏源曾对有清一代的河工经费进行过总结，认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的河工费用“数倍于国初”，嘉庆十一年（1806）的河工费，“又大倍于乾隆”，道光年间的则“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根据他的统计，康熙年间“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乾隆时“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嘉庆时“岁修抢修顿倍，岁修增，而另案从之”，所增之费可“以三百万计之”；道光时则增为每年六、七百万两。参见王英华、谭徐明：《清代河工经费及其管理》，2010年7月22日，http：//sls.iwhr.com/history/qszn/jnwj/webinfo/2010/07/1279703213603614.htm。

[7]郑家馨：《中华文明同西欧工业文明的融合和碰撞》，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92～910页。

责 编∕张 贝

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西方文化史、欧洲中古史、史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史学的意蕴》《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