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童学研究在中国要实现良好发展，必须解决三个关键议题。一是确定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应当是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统一体。学科性只能作为儿童学研究的外在组织结构和形式，超学科性才是儿童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二是确定儿童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框架。儿童学研究应当紧密围绕儿童与童年这个中心来进行组织、生成和扩展。凡是一切与儿童和童年有关、旨在促进儿童生存与发展的话题都可以成为儿童学的研究内容。儿童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当局限在狭义的儿童群体内，而是可以延伸至整個人类。三是确定儿童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这就需要回应并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中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关系、儿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儿童学研究；学科建设；超学科性；研究范围；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23）7/8-0003-06

儿童学是一门以儿童或童年为核心研究对象，旨在研究儿童方方面面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有关儿童的任意议题，都应成为儿童学的研究内容。来自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要有助于形成和发展儿童相关的知识，都应成为儿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儿童学自身的学科建设而言，必须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是它该如何在内容和方法上进行准确定位。只有解决如下三个关键议题，才能在我国已有的学科体系中进一步提高建立与发展儿童学专业或学术领域的可能性。

一、儿童学的学科定位

1.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学

最早提出“儿童学”这个概念的当属奥斯卡·克利斯曼（Oscar Chrisman）。他明确表示要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建立一门新的学科，认为“儿童学的建立，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于从各个视角各个方向对儿童进行学术研究，并试图达到对儿童本质或天性的完整理解”。〔1〕克利斯曼提出了四条建立儿童学学科的关键理由。〔2〕中国研究者群体中同样有人提出将儿童学视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加以建设的主张。如张华指出，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儿童学是一门具体学科，是基于某种范式，整合不同视角，对儿童及其发展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科。〔3〕他特别强调，未来我们需要将儿童发展视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视野和多元方法对儿童发展进行深入研究，获得深刻理解，并在理解基础上促进儿童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儿童的“解放”和教育的民主化。〔4〕

总的来说，儿童学是可以具有而且应当具有学科属性的。儿童学就是关于儿童的学问，是关于作为整体的儿童之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儿童是儿童学的元问题或元对象，是儿童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是生发这门学科的内核。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儿童学，就是要把儿童作为主体吸收进去，从各个相关或相邻学科入手，在批判和解构过程中创立属于自己的新学术和新理论。因此，儿童学发展的重要面向，就是儿童作为主体的解放和人道（童道）思维的建立。〔5〕儿童学试图建构和确立的不仅是儿童群体自身更好的社会生存，而且是同时思考和探索人类更好生存的可能性。可以说，儿童学是一面镜子，不仅能映射出成人是如何认识与理解儿童的，而且可以折射出成人是如何理解自身及周边世界的。

就中国当前的情况而言，要在学科林立的现有体系中找到儿童学的真正地位及其突破口，儿童学不得不首先开展两个过程的建设：一是解构（或批判）的过程，即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过去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惯例；二是建构（或创造）的过程，即确立新的研究主体、研究理论和方法。前者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在对主流意识形态中儿童失语的现象进行批判；在思想启蒙领域，重在对儿童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的淡薄进行批判；在知识生产领域，主要是对传统学科之儿童主体缺席、儿童或童年议题缺失、儿童生活与活动领域价值被贬抑的知识体系进行批判；在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对成人霸权或成人中心主义进行集中批判。后者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面向儿童的研究，即将儿童或童年作为独立的主体、专门的对象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作为其他研究的附带或附属；二是面向儿童问题的研究，即将儿童视为愿意提出问题并能够以不同方式提出问题的个体或群体，研究儿童所提出、所关心和所想解决的种种问题，目的是促进儿童福利的发展，而不是将儿童视为问题本身；三是面向童年经验的研究，将童年经验作为知识建构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来源，将儿童视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基于童年经验来重新检视其他群体和整个人类世界。

2.作为超学科的儿童学

尽管我们有必要将儿童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以便进行更加系统化、专门化的建设，使其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至于被完全边缘化，但并不意味着要将儿童学封闭起来，给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只贴上“儿童学者”的专属标签，而枉顾其他学科、学者对儿童学的可能贡献。事实上，儿童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后学科、一体化学科乃至超学科的属性。国际儿童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库克（Daniel T. Cook）偏向于使用“多”（multi？鄄）或“跨”（cross？鄄）学科而非“学际性”（interdisciplinary）的概念来描述儿童学，认为多学科性或跨学科性可以更充分地尊重及发挥研究者所属学科的背景与优势。〔6〕在中国研究者群体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主张从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来界定儿童学的学科属性。张华指出，从广义上说，儿童学是一个宏大的研究领域，是对儿童的发展与学习、儿童的文化与个性等诸方面的跨学科研究。〔7〕刘晓东主张从广义的儿童学角度出发来审视其本身，认为它包括与儿童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是从不同维度出发、以儿童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儿童学的学科边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应当是封闭的而应当是开放的。〔8〕儿童学内部虽然包含多个学科，但不是每个学科各自进行儿童领域的研究后再进行叠加，也不是一个学科简单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而应当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即在领域或方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知识范畴。〔9〕

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当我们在运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表达时，必须意识到它在本质上是以新颖的方式整合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论、概念和方法等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它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包括简单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方法、推动总体研究的范式转向、形成新的研究视角或立场等。〔10〕显然，就儿童学本身来说，如果只是采取最初级的呈现形式，即生搬硬套地借用及组合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最终可能出现各个学科依然各说各话、难以内在融通的局面。因此，以推动范式转型及创造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为导向的学科融合，才是跨学科儿童学的主要出路。事实上，这样的跨学科取向在国际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肯定与支持，在科学决策和研究基金方面享有更高的优先权，因为研究者们深信许多我们所面临的儿童问题是高度复杂和多面向的，无法通过单一的学科来彻底解决，而为了找到更好的整合一体的解决办法，必须联合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度合作。然而，在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学术体系中，建立跨学科的领域并非易事，可能会面临结构性、知识性和文化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11〕虽然儿童学研究鼓励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探索共同的问题，但不同研究者往往只会使用他们自己母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工具来进行“单向度”的研究，最多只是偶尔使用其他学科工作者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其他学科的不熟悉，很容易造成误解、误用和无效沟通，最终导致无法建立共同的愿景。这种学科之间的壁垒所导致的问题，从儿童研究运动的早期阶段开始就普遍存在。如斯克里普丘（E. W. Scripture）就曾指出，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各自开展儿童研究的时候，都是从截然不同的视角出发的，教育学家一心期盼心理学家能够提供关于儿童精神的丰富资料，而心理学家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12〕同时，不同学科领域在研究的范式、语言、风格、知识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还会存在文化差异，导致学科联系与协作存在切实困难。此外，无论跨学科如何成功推进，它所要解决的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话题，对儿童现实问题缺乏关心，因此对儿童福祉的整体实现并不一定会产生真实的意义。为此，有学者提出后学科（post？鄄disciplinary）、一体化学科（unidisciplinary）或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概念，来弥补跨学科概念的不足。其中，超学科的内涵和特征比后学科、一体化学科更加丰富，可以为中国儿童学研究的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超学科高度关注生活世界中的实际问题。它产生于特定的应用情境之中，倡导为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如米特尔斯特拉（Jürgen Mittelstraβ）指出，超学科是一种聚焦于解决和反思生活世界中真实问题的研究形态。〔13〕尼科列斯库等研究者也都指出超学科研究的目的在于将所有相关知识整合成一个理论的整体，以便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充分的知识回应。〔14〕这一点恰和儿童学研究的精神是相呼应的，因为对儿童学研究来说，其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真切地关注儿童的现实问题，并从这些问题出发来进行丰富的理论探索，从而为增进儿童的福祉做出积极的努力。如陈钢指出，儿童学研究的思想空间必须依托于最真切的实践，必须从最鲜活的、由实践提出的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探索，必须摒弃单纯营造体系的癖好而返回真实的情境中来。〔15〕超学科研究同时也致力于发展出更多新颖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学术与非学术性知识。因为超学科的传播形式并非通过原有学术体制进行的，而是通过以参与者自身为圆点的网络来不断传递及扩展的，所以其生产的知识更具有可迁移性和流动性。超学科重视更多主体的参与，即将聚焦点置于共同的研究问题上，避免单一学科的还原主义，以便使不同研究人员都可以参与进来，加强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同时聚集高校、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共同对象的协同研究中来，形成更大范围的超学科研究团体，切实发挥各研究主体对新知识生产的贡献。当然，和跨学科的路径一样，超学科也同样注重跨越学科边界的知识融合与范式统整。

就此而言，儿童学应当是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统一体。学科性只能作为儿童学研究的外在组织结构和形式，超学科性才是儿童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儿童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不能被完全学科化的。关注其学科化问题，主要是出于知识时代学科化的命名需要和制度安排，以及为自身谋求生存空间的权宜之計而已。对当代中国的儿童学研究来说，仅仅提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是不够的，而应该上升到超学科的高度，即以儿童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打破不同学科、不同组织机构、专业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等群体之间的边界，构建问题所有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平衡机制和更有效的沟通平台，积极整合不同研究主体所创造的知识，最终形成不同层级的解决方案，并产生更多新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二、儿童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框架

不管儿童学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超学科的研究领域，探索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或范围始终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鉴别哪些是比较明显的、热点的儿童学研究话题，确立大家公认的传统与新兴分支领域，另一方面有助于使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具体地了解儿童学本身，树立和加强儿童学研究者的身份识别与认同意识。近代中国的儿童学研究者在界定儿童学的研究范围方面做过初步探索。受欧美早期儿童研究运动的影响，总体上他们也普遍认为儿童学主要是对儿童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研究，并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提出实际的指导原则。如姚枝碧认为儿童学是考察各种儿童（无论普通的、特殊的还是过去的）身心的构成、机能的发展以及环境中的生活，并在教育中予以实施的科学。〔16〕在民间出版的儿童学研究专题的期刊杂志和相关论著中，其范围并不完全局限于以上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内容，而是延伸至儿童文学、儿童食物、儿科（儿童健康）、儿童法律、儿童服饰、儿童民俗、儿童犯罪、儿童与社会等方面，特别是儿童文学、儿童社会学和儿科方面，出现了诸如周作人、张少微、诸福棠等代表学者。

当代中国的研究者在儿童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建设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陈永明等人主编的《儿童学概论》将儿童观与教育、儿童政策、儿童与营养、儿童与健康、儿童心理发展、儿童与哲学、儿童与文学、儿童与科学、儿童与造型、儿童与音乐、儿童与游戏、儿童与环境等广泛的议题纳入儿童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中，〔17〕所综合的学科涵盖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学、营养学等。虽然其内容体系中仍然遗漏了不少关键性的领域（如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但无疑是国内在探索建构儿童学研究内容体系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尝试。部分高校在儿童学的建设方面也做了一些初步探索，从这些探索中可以判断出儿童学研究的可能范围。如浙江师范大学早期成立的儿童文化研究院包括四大方向，分别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理论与政策、儿童发展与教育、儿童文艺创作，尤以儿童文学研究为主体。后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成立了国际儿童研究院，与儿童发展与康复重点实验室相结合，侧重于儿童认知发展与神经康复、儿童行为发展与康复、儿童生理生化检测与康复、质量评估与康复等心理学、神经科学、康复医学层面的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则更多关注儿童教育学、儿童哲学、儿童文学、儿童历史学、儿童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向的研究。

总的来说，研究者们普遍倾向于将儿童学视为一个吸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不同方向的综合研究领域，但这种综合并不是全方位和无所不包的，而是集中在那些与儿童最相关的学科领域，如自然科学范畴的生理学、心理学、临床医学（以儿科学为代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以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为代表），社会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人口学、教育学、人类学、传播学、法学、民俗学等（以社会学为主），以及人文学科范畴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与艺术学。儿童学的具体研究范围虽然会因时代、国家、地域、高校类型、已有师资与学科优势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图景，但多以某种范式、某个或某些学科、某个方向为主导和依托。这说明儿童学研究统整乃至超越尽可能多学科的理想并不容易实现。

儿童学的研究范围，一方面应当紧密围绕儿童与童年这个中心来进行组织、生成和扩展，凡是与儿童和童年有关、旨在促进儿童生存与发展的话题（不论是理论体系中衍生或包容的话题，还是实践中产生的话题或现象）都可以成为儿童学的研究内容。具体来说，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儿童学研究，主要关注儿童的自然属性或生理意义上的童年，即作为人类生命发展历程中一个特定阶段的童年，可重点探索儿童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凸显儿童与成人以及儿童个体之间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异，积累儿童身体各项指标的大数据并据此进行实证研究。作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儿童学研究，更加关注儿童的社会文化属性，坚信童年是社会不同范畴（如民族、阶级、种族、文化、性别、社群、家庭、国家、经济等）建构的产物，呈现出复数的、多样化的状态，因而是一种“社会性童年”（social childhood）。其重点在于以童年为“武器”，批判及解构现有的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和再生产机制，从儿童视角科学勾画或重建现实与未来更为平等的文化与制度，站在儿童立场弥补在成人中心时代儿童失语、失声和缺席的状况，战胜、打败和抑制那些阻碍儿童解放、生长或发展的力量。作为人文学科的儿童学研究应当以对儿童的关心或关爱为出发点，集中探讨儿童或童年的内涵、本质及其属性、历史演化过程等话题，为儿童构建一个更富有智慧和意义的世界，让儿童的心灵更有安顿和依归之处。另一方面，儿童学的研究对象或许不应当局限在狭义的儿童群体内，而是可以延伸至整个人类。也就是说，儿童学研究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揭示阶级、种族、年龄、性别等相关的压迫结构和等级制度，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偏差与误区，创造儿童视角下的新知识、新经验与新方法。而儿童学可以开展这种宏观研究的前提是，过去人类自身的知识大厦往往是以成人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普遍缺乏儿童的立场与经验，甚至将儿童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对儿童的歧视、偏见或忽略合理化了。儿童学研究或许可以对人类所有知识进行重新检视、批评、纠正和改造，增强各个学科研究者的儿童意识，广泛传播儿童与成人平等的理念，从而推动实现社会的新变革与新进步。

三、儿童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中国儿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需要回应并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儿童学的研究项目中，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常常被混淆和交织在一起，但本质上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研究方法通常指向的是收集儿童相关资料的具體手段、方式或策略，而方法论则是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哲学反思，即研究者应当如何操作或展开研究的一种理论省察与建构。对于儿童学研究者来说，需要树立从儿童出发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视角与立场的思维方式，主动将之引入建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完整过程。有此方法论作为先导，就会自觉地从儿童学的学科视角出发选择合适的研究工具和手段，让具体方法及其应用真正与基于儿童的分析框架保持一致。因此，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方法论和相应具体研究方法的统一。

二是研究过程中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即儿童应当在研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传统的儿童学研究中，儿童只提供问题的回答或现状的描述，扮演着信息供应者的角色，而解释则是作为研究者的成人的工作，因此它实际是一种“对儿童的研究”（research on children）。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总是处于被动的、受成人操纵的地位，只能按照成人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问题提供资料，没有机会和权力对信息给出自己的分析和解释。南钢、郭文霞明确指出儿童学研究过程中存在儿童缺席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不见儿童”“伪儿童”和“儿童作为替代品”。〔18〕刘宇批判性地指出这种儿童学研究的背后隐含着“成人中心”的强烈倾向，不仅不能建立对儿童的准确认识，而且可能形成各种偏见和误解，无助于儿童的真正发展。〔19〕因此，当代的儿童学研究者正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强调儿童与成人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双方共同构建研究所需要的信息与意义，并参与到研究工具的开发与研究的实施、评价过程之中，从而转型成为“与儿童一起研究”（research with children）甚至是“儿童自己的研究”（research by children）。

三是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关系。早期的儿童学研究者竞相推崇以实验研究为代表的量化研究，如郭任远指出，从客观的、科学的角度来说，实验法应当是儿童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作为主要方法，而只能作为实验法的辅助方法。〔2０〕不过，当代中国的研究者普遍意识到严格控制和操纵变量的实验法是一种成人化的、施加控制的研究风格，而非儿童化的、合作的研究模式；对儿童的偏见、轻视或不信任，存在于实验研究的各个阶段，造成事实上的对儿童的压迫；实验室研究并非是完全中立的，实验者可以最大化地控制作为被试的儿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无论实验者将实验场景设置得多么接近“自然”，社会生活都不可能如实验法所揭示的那样客观和简单。因此，为了能够把儿童立场、儿童优先的哲学意识贯穿到整个研究过程中，也为了让更多的儿童能用他（她）自己的声音叙说和解释其生活经历，揭示不同社会范畴所建构起来的复杂童年（childhoods），当代研究者们更加提倡使用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当然，这不意味着质性研究比量化研究更具有儿童学研究的特征，不是指量化研究应当被排除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体系之外。事实上，质性研究经常受到量化研究者的攻击，尤其是在准确性和可信度等方面。这主要是因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各有优势，前者有助于儿童直接参与到研究项目之中，详细展现儿童自己的视角、声音与经验，后者的重心则在于解释儿童及其生活体验的一般趋势及其关系，在更宏观的维度上总结儿童群体的特征。因此，儿童学研究者在开展质性研究的同时，应当保持对客观性的追求，调整并优化自己的研究设计。两者结合才是儿童学研究的最佳选择。

四是儿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中国当前的儿童学研究缺乏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此需要从其他学科领域中主动学习和吸收各种类型的方法，丰富和扩充儿童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库，推动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繁荣对儿童议题的研究。如刘谦、王正阳提出儿童学研究可以借鉴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使研究者沉浸在与儿童共享的时空之中，凝视儿童的真实生活样貌，在此基础上进行生动描述和解读。〔2１〕但是从长远来看，要想真正形成和增加儿童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资源，必须对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适儿化”改造，以及增补新的方法与策略。只有如此，才能使儿童学在方法上独立和强大起来，摆脱对其他学科的过度依赖，化解被边缘化的危险。目前国内的研究者们已经普遍注意到，要积极引入非传统的参与式研究方法、“以儿童为中心”或儿童友好型研究方法，〔22〕如在马赛克方法中强调的旅行法、摄影法、绘画法、魔毯法、地图制作法等，又如提倡将图片之声（photovoice）或图片日记（photo diary）融入到儿童作为摄影师（children as photographers）的研究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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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of Key Issues in Childrens Studies in China

Gao Zhenyu

（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To achieve good development in childrens studies in China， three key issues must be addressed. The first issue is to determine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childrens studies. Childrens studies should be a unity of 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nature， with transdisciplinary nature being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ldrens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nature as the ex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form. The second issue is to determine the research scope and content framework of childrens studies， which should be closely organized， generated， and expanded around the centre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All topics related to children and childhood， aimed at promoting childre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an become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childrens studie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childrens studies should extend beyond a narrow group of children and include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 third issue is to determin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for childrens studies， which requires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Keywords】childrens studie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ransdisciplinary nature; research scope; methodology

*本文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儿童学学术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8CZS036。

**通信作者：高振宇，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儿童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电子邮箱：lincolngao@hz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