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筱红　黄晓辉

摘   要：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建立健全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是以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为激励主体，以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干部为激励客体，以干部担当作为、干事成事为激励目标，以物质、精神、政治等为激励手段的有机系统。该系统的运行机理可归纳为：“激励手段”激发“担当作为需要”，“担当作为需要”引发“担当作为动机”，“担当作为动机”促成“担当作为行为”；“担当作为行为”受到激励又产生新的“担当作为需要”，并辐射带动广大干部的担当作为，开始新的一轮循环。如此循环往复，维持着“干部激励机制”的活力，维护着“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构成要素；运行机理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3）03-0067-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风肃纪反腐的同时，也非常注意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早在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从七个方面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1]4-11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會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的要求，并把它作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2]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3]67由此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建立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反腐机制，而且要建立健全“想作为、敢作为、能作为”的干部激励机制，也即“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以下简称“干部激励机制”）。

一、建立健全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重要意义

建立健全“干部激励机制”是党和国家为了更好地面向新时代、顺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落实新要求、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任务而提出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面向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迫切需要

新时代的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的新的历史使命。党和国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新发展阶段，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如何应对是对我们重大的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作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实现这些重大战略部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人，其中干部又是关键的关键。新时代要求干部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如果不担当、不作为，没有执行力、战斗力，那是要打败仗的。”[4]511。因此，建立健全“干部激励机制”是面向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迫切需要。

（二）顺应新形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针对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大不良作风”“四个不纯”“七个弱化”等问题，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但与此同时，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4]525，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3]69，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6]。那么，如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任务目标是什么？这就需要对全面从严治党作更深入的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惩罚干部”，把党管成“一潭死水”；从严管理干部不是为严而严、为管而管，把干部变成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胆小鬼”和毫无生机、机械行事的“木头人”。相反，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将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并且要“更加重视对干部的厚爱和激励，切实做到从严管理干部推进一步，干部激励工作就跟进一步”[1]13。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健全“干部激励机制”，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顺应新形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落实新要求，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紧迫任务

“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7]，“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526。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新任务的需要，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3]66的要求。从其中的建设内容看，既有加强源头建设，做好干部队伍增量文章，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等党一向比较重视的内容，也有突出提振干部精神状态，做好干部队伍存量文章，把干部队伍建设得更有理想、更有力量、更有勇气、更有担当等新时代新要求的内容。而无论是做好干部队伍的增量文章，还是做好干部队伍的存量文章，都要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踏实做事放在突出的位置，都要求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这是新时代新背景下为应对新挑战而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特别强调，是依据新时代新要求，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而作出的重要决策。目前，国际形势加剧演变，国内改革处于攻坚时期，发展任务处于“爬坡过坎”阶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这给广大干部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对干部能力、勇气造成挑战；同时，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对以权谋私，乱作为、滥作为等腐败的重拳打击，也导致一些干部畏首畏尾、不敢作为，从而导致了一些干部担当作为、干事成事积极性不高的现象，甚至出现有的干部慢作为、假作为或逃避作为等现象，因此急需建立健全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的“干部激励机制”，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增强干部的勇气、魄力、能力。为此，建立健全“干部激励机制”，激发干部干事热情，提升干部能力素养，增强干部本领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紧迫任务，有利于锻造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二、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构成要素

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是一个具体概念。它在激励机制的前面加上了若干个限定词，使得它既有激励机制的一般特征，又有和特定的要求相联系的若干具体特征。

首先，机制，是借用了工学上的一个概念，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把它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9]600具体到激励机制，则是指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为目的的工作系统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它一般包括激励主体、激励客体、激励目标、激励手段四个要素。其次，担当作为是对激励机制的第一个限定，它说明的是，激励机制的激励目标是激发激励客体的担当作为。再次，干部是对激励机制的又一个限定，它说明的是，激励机制的激励客体是干部。最后，新时代是对激励机制的再一个限定，它说明的是，激励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时代背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如上所述，建立健全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因此，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构成要素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特点和党的新任务做具体分析。据此，我们认为，其构成要素为：激励主体——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激励客体——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干部；激励目标——激发干部担当作为、干事成事；激励手段——综合运用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等各种手段。

（一）激励主体：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

激励主体是指激励活动的发起者、实施者以及激励责任的担当者。研究“干部激励机制”的激励主体，也就是要解决“干部激励机制”的发起者、实施者以及责任担当者是谁的问题。一般来说，激励主体与管理主体是一致的。在管理学上，管理包含了激励，激励是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实行的是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党组织肩负着对所有党和国家干部的培养、考核、选拔、任用等重要职责；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党是一个大党，干部的人数众多，在管理上是分层级、分部门、分单位进行的，因此我国“干部激励机制”的激励主体自然包括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

第一，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干部激励机制”的主体是党组织。党管干部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526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1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尤其把抓好、管好干部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把领导干部比作“关键少数”来说明抓好、管好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领导在干部人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始终摆在干部人事工作各项原则的首位。党管干部，客观上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拥有对干部培养、考核、选任、管理、监督、激励、惩处等权限。一般来说，党的领导机构制定有关干部的各项政策标准，决定重要职位的干部人事任免；党的组织机构负责制度要素的相互贯通和干部人事管理的具体工作。在强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时代背景下，“党管干部在管理体制上，强调分类管理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避免出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把关虚化。在管理内容上，系统构建‘五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包括素质培养体系、知事识人体系、选拔任用体系、从严管理体系和正向激励体系。”[11]由此可见，“党管干部”原则决定了党组织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方面的主体地位，党的领导机构要制定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党的组织机构要负责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做好具体的激励工作。

第二，干部管理的权限划分决定了“干部激励机制”的主体包括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党管干部是一项总的原则，具体怎么管，还要有一个合适的管理体制予以保证。我国是一个大国，我党是一个大党，干部的人数众多，在管理上是分层级、分部门、分单位进行的。从国家管理体制上看，在纵向上一般设有中央、省（直辖市）、市（地区）、区（县）、街道（乡镇）五个层级的国家机构和村（社区）的村民（居民）自治组织；在横向上一般设有人大、政协、政府、监委、法院、检察院、人民军队等国家机构以及各类型的社团组织；另外，无论是在哪一个层级、哪一个部门下面又都要设有若干个具体的工作单位，从而形成了分层级、分部门、分单位的管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在职权划分上，我国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部门、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①因此，各层级、各部门、各单位也都拥有一定的管理权限。与国家管理体制相适应，为了实现党对各项工作的更好的领导，我们党的组织设立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并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实现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样，党管干部的职权实际上是由各层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具体施行的，因此，作为“干部激励机制”之激励主体的党组织实际上也就包括了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

（二）激励客体：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干部

激励客体是指激励主体的激励活动所作用的对象。它解决的是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激励对象是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笼统地说，“干部激励机制”的名称本身就已经有所界定，即激励对象是干部。问题是，这里的干部指的是什么人？有具体的层级或类型的界定吗？或者还是包括所有层级、所有类型的干部？前面说明了，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激励主体是党组织，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激励客体仅局限于党的领导干部或黨员干部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激励客体应该包括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干部。这是由党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既然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党的领导自然包括对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的活动的领导，因此，抓好、管好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的干部也就自然成为党管干部的应有含义。据此，可以认为，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之激励客体是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的干部。

在现实中，受干部分级分类管理体制、所属单位性质、编制情况、职位类别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我国干部的层级明显、种类丰富。由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干部的担当作为境况不尽相同，所以激励的客观需求、要求也就有所不同。加之，每一类干部的基数都比较大，任何一类干部不担当作为，都会引起群众不满，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影响整体行政效率，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任何一类干部的担当作为积极性、主动性没有被激发都是干部激励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反映，都是对干部这一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这一角度考虑，党组织也必须通盘考虑、多措并举激励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干部担当作为。这也决定了“干部激励机制”的激励客体必须包括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各级各类干部。

（三）激励目标：促使干部担当作为、干事成事

目标是指主体通过一定的行为想要达到的境地、标准或结果，为主体的活动提供指引。[9]928激励目标即激励主体通过一定的激励活动（手段）所要达到的结果。它解决的是建立健全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初心”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同样，“担当作为”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目标的界定，即激励目标是促使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担当作为的实践指向是做事情，只有在做事情中才有担当作为的问题。强调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也就是强调要“敢做事、做成事”。干部，干字当头，部是部分的意思，干部的实质就是指做事情的那部分人，或者说是，带头做事情的那部分人。作为新时代的干部，更要强调这一点。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哪个部门的、哪个岗位的干部，都要带头干事、积极干事，并干成事。所以，作为激励主体的党组织激励干部的目标就是促使干部带头干事、积极干事，并干成事，简称干事成事。因此，促使干部“干事成事”也就成为担当作为的具体化要求、深层次要求。促使干部“干事成事”，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考察。

从外在维度，即行为和结果维度考察，表现为干事、积极主动干事、干成事的逐层递进。首先，干事是对干部的最基本、最低层次的要求。“干部激励机制”的作用就在于保证所有干部都能处在干事的状态，能够促使那些“不干事”的干部变为“干事”的干部。即能够使他们“在其位思其责谋其政”“有所作为”，不能混日子、偷懒，该尽的责不尽，该管的事不管等。其次，干部不仅要干事，而且要积极主动干事。“干部激励机制”的作用更在于能够促使干部积极主动干事，能够促使那些“消极被动”的干部变得“积极主动”起来。即能够充分发挥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主动争取干、保持热情干、有创造性地干、用尽心思去干，而不能亦步亦趋，推一步走一步，只是机械地为完成任务而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干部干事，“积极性是首要的”。[13]2最后，干部干事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为干事而干事，要干成事、干好事。“干部激励机制”的终极目标是促使干部干成事、干好事。即促使干部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真干事、干实事、干好事，而不是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花拳绣腿、华而不实，功夫做在表面，没有实际用处，甚至不顾当地实际和长远发展，搞竭泽而渔。

从内在维度，即心理和能力维度考察，表现为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逐级提升。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外在和内在的统一，干部的外在行动和结果是由其内在的心理和能力决定的，对应于干事、积极主动干事和干成事，其内在因素是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因此，“干部激励机制”的更深层次的激励目标应该瞄准于内在的心理和能力，能够促使干部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①或者说，促使干部由“不想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变为“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干部激励机制的这一重要功能。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好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敢于担当”，实际上就是要求干部“敢干事”。[14]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会议时的讲话中指出：“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13]2这里“想干愿干”都是在说“想干事”，“能干会干善于干”则是在说“能干事”。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干部要“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15]。其中，“勇于直面问题”是要求干部“敢干事”的又一种表达，而将其与“想干事、能干事”一起置于“干成事”之前，意在表明“敢干事”“想干事、能干事”是“干成事”的必要条件。因此，担当作为既是干部认知、精神、能力、行为的辩证统一，也是干部心理和行为的辩证统一。在现实中，干部具有了“担当作为需要”，也就是产生了“想干事”的念头，并不一定都能转化为“担当作为动机”，并进而生成“担当作为行为”。只有当他进行了全面的利弊权衡和主客观条件的综合考量，产生了“敢干事”“能干事”的念头后，才能引发“担当作为动机”，促成“担当作为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上述各方面的条件，才能在“行为”上做到“干成事”。所以“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是干部积极干事成事的心理要件和能力条件，是干成事的必要条件。促使干部积极干事成事就是要将干部由“不想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变为“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

综上，促使干部积极干事成事的激励目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促使干部干事、积极主动干事、干成事的外在目标和促使干部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内在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接下去分析的激励手段，不仅要能够激发干部“想干事”的念头，而且还要为干部创造“敢干事”“能干事”的主客观条件。

（四）激励手段：综合运用物质、精神、政治等手段

手段是指“為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方法。”[9]1202“干部激励机制”的激励目标是促使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积极干事成事，因此，激励手段旨在探讨“采用何种方法调动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促使其积极干事成事”。在现实中能够促成这一目标实现的激励手段主要有物质手段、精神手段、政治手段等。而每一种手段都有特定的适用条件、范围和对象，并且也各有利弊，因此党组织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成事，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手段，必须多措并举，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必须将各种激励手段综合应用，使其发挥综合效应。下面就上述三种手段的含义、作用、利弊等作简要说明。

物质激励手段是指用工资、福利、奖金等物质性因素调动干部担当作为积极性的具体方法。比如，提高干部工资待遇、设置差异化福利项目、设置担当作为物质奖励等。这往往是最基本的激励手段。其发挥作用的逻辑是人有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物质需要，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干部也不例外。干部如果认为担当作为可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就会积极主动地担当作为。物质激励手段属于外在性激励手段，在物质激励模式下，干部并不是对担当作为的事情本身感兴趣，而是将担当作为作为自己获得物质利益的工具。所以物质激励手段适合对物质有较大需求的干部，一旦干部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物质激励手段就会失去激励效应。而且物质激励手段还会产生较大的副作用，即让有些干部产生“奖什么就干什么”“多奖多干、少奖少干、不奖不干”的想法，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消极后果，从而助长了干部的功利心理。

精神激励手段是指用理想信念、责任、良心、道义、情感等精神性因素调动干部担当作为积极性的具体方法。比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关心、关爱干部，及时解决干部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大力宣传、表彰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积极干事成事的干部，创造干部担当作为的工作环境等。精神激励手段发挥作用的逻辑是干部有理想信念、责任意识、良知良心及情感满足，愿意遵循道义行事以及有尊重、爱、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要。如果担当作为符合其价值追求，能够让其感受到使命的召唤、良心的驱动，并且其在从事担当作为事情的时候能够产生价值感、成就感、荣誉感、满足感、愉悦感等良好体验，干部就会愿意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勇于担当作为，积极干事成事。精神激励手段倾向于让干部对担当作为的事情本身感兴趣，在担当作为过程中产生更多价值感、成就感、荣誉感等，属于内在激励手段。其优点是能够持续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此内生动力一旦形成可以长久发挥作用，并且没有负效应。所以，它可以弥补物质激励手段的不足。但是由于在精神激励模式下，干部需要的刺激来源于层次较高的社会性因素，如事业、自我实现、追求真理、实现人生价值、履行责任、践行理想信念等，所以精神激励手段一般适用于有高层次需要的干部。而这种高层次需要的形成，既和干部本身所受的教育有关，又受干部所处的周边环境影响。如果干部本身没有这种高层次需要，如果整体的政治生态不好，激励就要创造条件使其产生这种需要，就要创造条件以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所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效果也难以保证。

政治激励手段是指用政治权力、政治前途、政治认可、政治待遇等政治性因素调动干部担当作为积极性的具体方法。比如，授权、正确选人用人、拓宽干部晋升空间、精准考核干部政绩业绩、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保护干部民主权利等。政治激励手段发挥作用的逻辑是不同职务之间、不同职级之间、核心部门与非核心部门之间、重要岗位与非重要岗位之间的阶序差异，干部越“往上发展”越能获得更大的权力自主权、政治参与权、政治决策权，还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认可，享受更多的政治待遇等。这种情况会极大激发干部“向上发展”的需要。如果干部认识到通过担当作为可以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干部就会担当作为。在科层次组织管理结构下，绝大多数干部都有“向上发展”的需要，所以政治激励属于一种强激励，能够较大程度地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政治激励手段兼具物质激励手段和精神激励手段的某些特征。一方面，政治上的发展，可以满足干部的自我价值需要，精神上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它也毕竟属于外在性激励手段，干部不是被担当作为的事情本身所吸引，而是为了“向上发展”才担当作为，擔当作为同样变成了干部获取“向上发展”机会的工具，一旦组织对激励因素的控制不当，政治激励就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最常见的情况是选人用人、晋升渠道被人情、金钱和领导者的个人喜好所左右，一部分干部为了尽快获得提拔重用将主要精力用于收买人心、贿赂贿选、巴结领导等，致使组织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另一部分干部则因为得不到晋升机会或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变得消极颓废、失去信心，担当作为积极性严重受挫。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政治激励手段的实施必须以法治健全为保障，没有健全的法治保障，政治激励手段很难正常发挥效应，甚至有走入歧途的危险。

上述分析的物质、精神、政治等激励手段，可以说是“干部激励机制”的主要激励手段，主要着眼于“想干事”。此外，还有一些其它手段，党组织在开展干部激励活动中也是要善加运用的。比如，为了鼓励干部“敢干事”的积极性，党组织应该建立容错纠错的工作机制，为干部干事成事创造宽松的政治氛围；为了提高干部“能干事”的真本领，党组织应该建立经常性的学习制度，把定期组织干部学习纳入“干部激励机制”之激励手段的内容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细说。

三、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运行机理

机理，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把其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16]。据此，激励机制的运行机理，可以理解为：激励主体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作用于激励客体，激发客体的需要和动机，促使其做出主体所需要的目标行为的过程和方式。研究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运行机理，就是要研究作为该机制的激励主体的党组织如何运用各种激励手段作用于作为客体的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干部，激发其担当作为的需要和动机，促使其作出党组织所期望的担当作为行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内因外因关系原理，我们认为，其运行机理应该是这样的：党组织的激励手段激发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干部的担当作为需要，干部对该需要进行利弊权衡和综合考量后形成担当作为动机，该动机导向干部担当作为行为的生成，即实现“干部激励机制”所要达到的激励目标。具体分析如下：

（一）“激励手段”激发“担当作为需要”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据此，在“干部激励机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产生的第一对关系应该是：外在手段与内在需要之间的关系，即党组织的外在激励手段必须转化为干部的内在自我需要。只有这样，激励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自我需要是发生在干部个体内部的活动，因此，与自我需要相对应的干部个体是整个激励活动的起点，也是“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17]自我需要包括自身利益需要及其衍生需要，即构成自身利益需要的较简单的直接的因素被其它因素置换而形成的较为复杂的间接的自身利益需要。干部的担当作为需要就是干部的自身利益需要的一种衍生需要。因此，探讨干部个体的“担当作为需要”是如何被激励的，党组织的外在激励手段如何转化为干部的内在自我需要，有必要先明确干部的“自身利益需要”与“担当作为需要”的含义和关系。

首先，干部的“自身利益需要”与“担当作为需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需要。干部的“自身利益需要”是天然的、利己的，是每个干部生来具有的需要，是根源于人的物质属性和意识属性，即保存身体这一物质实体和保障意识这一精神功能的需要。比如吃、喝、住、穿、行的需要，受到尊重、追求幸福、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需要等。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干部尽管对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的程度可能不同，但是都有这些需要则是毋庸置疑的。干部的“担当作为需要”是指干部在社会活动中敢于承担责任、善于干事作为的想法、念头、意愿或倾向，是组织期望干部具有的利公的需要。由于担当作为是组织对干部的要求，这种需要一般是在外界条件作用下而产生的，所以“担当作为需要”并不是干部的天然需要，也不是每个干部都会有的需要，而是在特定的激励条件下才会产生的需要。

作为利己需要的“自身利益需要”与作为利公需要的“担当作为需要”，虽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需要，但不是截然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和达到统一的。首先，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直接依赖于实践活动的能动范畴”[18]，“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19]。因此，干部作为人，其需要是可塑造的，是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干部认知能力、道德水平、思想觉悟等的提高，干部的自身利益需要也会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就可以实现利己需要与利公需要的相互转化和相互统一。特别是从精神需要的角度看问题，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等不同，其精神需要就会有明显的不同，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等的形成，则与其所处的生长环境、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新闻媒体的宣传等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教育，其目的就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四观”，做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高尚的人。当人们摆脱了低级趣味，做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高尚的人，以帮助他人、奉献社会为荣的时候，就会实现利己需要与利公需要的统一，“自身利益需要”与“担当作为需要”的统一。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舍小家为大家”，甚至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实现了“自身利益需要”与“担当作为需要”统一的典型表现。其次，从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利己需要与利公需要的相互转化和相互统一。以担当作为为例，当党组织的激励手段能够给担当作为的干部带来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或政治利益的时候，比如，给担当作为的干部与其所作出的贡献相适应的物质奖励、精神鼓励以及更好的发展机会，即把干部的担当作为与干部的自身利益直接挂钩时，“担当作为需要”也就转化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最后，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是统一的，国家富裕、集体有钱，个人才能幸福。中国谚语“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干部的担当作为行为所创造的公共利益本身也包含了干部自己的个人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担当作为需要”与“自身利益需要”也是统一的。当实现了“担当作为需要”与“自身利益需要”的统一的时候，“担当作为需要”也就成为了“自身利益需要”的衍生需要，从组织的外在需要转化为了内在的自我需要。

基于以上认识，党组织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作用于干部个体使其产生“担当作为需要”的过程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在一定的激励手段刺激下，干部逐渐将担当作为视为自身的理想信念、责任所在、道义追求等，从而实现了利己需要与利公需要的统一，产生了“担当作为需要”。一般来说，精神激励手段最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如理想信念教育、初心使命教育、正确的荣辱观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表扬表彰等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其二，在一定的激励手段刺激下，干部相信通过担当作为可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进而产生了“担当作为需要”。通常，政治激励手段和物质激励手段就是发挥这种激励作用的。比如，给予担当作为干部“向上发展”的机会，提升担当作为干部的福利待遇等。总之，党组织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可以使干部产生想要担当作为的心理，即产生某种“担当作为需要”，这个过程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逻辑起点，也即“干部激励机制”运行的逻辑起点。

（二）“担当作为需要”引发“担当作为动机”

干部个体产生了某种“担当作为需要”意味着其有了要“担当作为”的想法，为进一步形成担当作为动机和担当作为行为奠定了基础。依据心理学的研究，动机表示人的一种心理倾向。[20]223担当作为动机则表示干部个体的担当作为心理倾向。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行为动机总是产生于一定的需要。”[21]24“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追求内部平衡，一旦出现不平衡状态，就会形成需要；人们的需要經过一系列心理过程，会产生某种特定的行为动机。”[21]22质言之，追求美的动机必然产生于追求美的需要，寻求他人认可的动机必然产生于寻求他人认可的需要，干部个体的担当作为动机必然产生于干部个体的担当作为需要。但是，担当作为需要只是产生担当作为动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具有担当作为需要并不必然都能引发担当作为动机。从担当作为需要到担当作为动机还要经过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可以称为“担当作为认知过程”。

行为科学研究认为，人的行为分本能行为和理性行为。本能行为遵循“刺激—反应”模式，理性行为遵循“刺激—认知—反应”模式。担当作为行为显然是一种理性行为。理性行为必然是理性认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可以对进入其大脑的信息进行加工，也就是进行认知，以保证人的行为真正符合人本身的意愿或利益要求，并且有条件实现这样的意愿或利益要求。换句话说，有了“担当作为需要”只是解决了“想”的问题，而这个想法是不是真正符合人本身的意愿或利益，值不值得人们大胆地去追求，还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知。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风险。还有，即使这个想法很值得我们大胆去追求，也还有一个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够实现它的问题，是否能够追求得到的问题。这说明：“担当作为认知过程”是干部个体对担当作为行为进行利弊得失权衡的过程，对实现该行为的主客观条件进行综合考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干部主要解决的是“敢不敢担当作为”和“能不能担当作为”的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担当作为需要进行最终确认。如果干部对担当作为行为的利弊得失权衡和主客观条件综合考量之后形成了某种“又想又敢又能”的心理倾向，则意味着其产生了某种真正的担当作为动机。相反，如果干部形成的是“虽想”，但“不敢不能”的心理倾向；或者“虽想”“也敢”，但“不能”的心理倾向，都意味着其没有产生真正的担当作为动机。因此，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还要注意创造条件，比如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增强干部本领、消除干部顾虑等，从而使干部产生“又想又敢又能”担当作为的心理倾向，这可以说是“干部激励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

（三）“担当作为动机”促成“担当作为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是辩证统一的，有什么样的心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动机作为人的一种心理倾向，可以激发和维持人的某种行为，并使该行为始终指向一定目标。[20]223这些都说明：干部个体一旦产生了“又想又敢又能”担当作为的心理倾向，即产生了“担当作为动机”，就必然会将这种动机付诸实践，生成一定的担当作为行为。即把担当作为的想法变成了担当作为的行为。

当一个干部生成了担当作为的行为后，就该干部个人来讲，就该激励机制运行的一个过程来讲，其激励目标已经实现。但是，必须明确，干部激励机制的激励目标并不局限于个别干部，而是全体干部；也不能停留于一个过程，而是长远。因此，这里所说的“担当作为行为”是指干部整体的行为和长远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研究干部激励机制的激励质量和数量问题。

就激励质量而言，关键是考察激励效果能否长期保持的问题。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激励主体能否保证激励手段的持续运用，兑现事先的诺言；二是激励主体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强化激励措施，以始终保持客体的积极性；三是激励主体如何对待干部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否能够为其加油鼓劲和容错纠错。如果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正面的、肯定的，那么该激励机制的激励质量就是高的，激励效果可持续，该机制就能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发展。反之，则质量不高，不可持续。

就激励数量而言，关键是考察激励的榜样作用和覆盖范围问题。这就要求激励主体要加强对“担当作为、干事成事”干部的表彰宣传，树立榜样，扩大影响，以使其他干部能够积极向“担当作为、干事成事”的干部看齐，使所有干部都能够积极“担当作为、干事成事”。这就要求党组织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敢于、善于担当作为，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贡献的干部即予以表彰、奖励；凡是不敢担当作为、怠于担当作为，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损害的干部即依法依纪依规给予相应的处分。激励主体若能够做到这些，干部群体，乃至整体的积极性可调动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实现了“干部激励机制”所要达到的激励目标，才是真正实现了从“担当作为动机”到“担当作为行为”的发展，从整体意义上生成了“担当作为行为”。

综上，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运行机理可作如下归纳：“激励手段”激发“担当作为需要”，“担当作为需要”引发“担当作为动机”，“担当作为动机”促成“担当作为行为”；“担当作为行为”受到激励又产生新的“担当作为需要”，并辐射带动周边的干部担当作为，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如此循环往复，维持着“干部激励机制”的活力，维护着“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推动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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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Cadres to Take Charge and Act in the New Era

GAO Xiaohong1， HUANG Xiaohui2（1.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Fujian， China； 2. School of Law，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Fuji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developing in-depth，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cad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 a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agenda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new era of cadre responsibility a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is an organic system that takes Party organization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as the incentive subject， various cadres at all levels of the Party， the stat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incentive object， cadre responsibility as the incentive target， and material，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incentives as the incentive mean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ncentive means” stimulate “acting as a need”， “acting as a need” trigger “acting as a motivation”， and “acting as a motivation” promote “acting as a behavior”； “Acting as a behavior” is stimulated and generates a new “acting as a need”， which radiates and drives the acting of cadres， starting a new cycle. This cycle maintains the vitality of the “cadre incentive mechanism”， maintains the enthusiasm of “cadres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Key words： new era； cadre；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excitation mechanism； constituent elements； operating mechanism

收稿日期： 2023-01-20

基金項目： 福建师范大学廉洁文化研究中心2022-2023年度廉洁文化研究课题（VY-2204）

作者简介： 高筱红（1989— ），女，山西吕梁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黄晓辉（1958— ），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