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崇庆 柏路

摘要：人工智能催生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图景，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在多元价值纷争与技术裹挟中，抢占话语先机、增强话语阐释、提升话语魅力，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性问题。为此，需要把握人工智能嵌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可能进路，探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话语体系、话语叙事的三维改变。通过弥合圈层隔阂、巧用前沿技术、占领舆论高地、强化伦理规制等关键举措，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关键词：人工智能 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权

意识形态话语权由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及话语权威三个维度构成，“话语权利”是伦理向度，表现为在一定社会规制下运用话语的“资格”与“价值”；“话语权力”是阶级向度，表现为在多元价值纷争中支配话语的“能力”和“程度”；“话语权威”是真理维度，表现为使用具有权威性的思想和科学性的方法对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能否在多样意识形态纷争中掌握话语权，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关乎人心向背。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面铺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冲击、资本控制及应用难题重塑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格局与方式。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尚属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可行与谬误”“人文与技术”“价值与工具”等多重争端。对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应用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可能进路、现实挑战与关键举措，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

一、人工智能助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何以可能

作为反映和维系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和价值意旨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在阶级属性上明确“谁来说”的问题，在科学属性上明确“说什么”的问题，在实践属性上明确“怎么说”的问题。因此，要想回答人工智能何以助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问题，则需要把上述问题放置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进行具体化的本质澄明，探析人工智能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可能”与“可为”。

1.人机交互重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一方面，人工智能促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结构性变革。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的首要任务是赋予自己所在阶级思想以普遍意义，使全体社会成员认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共同体利益。要想达成这一生产目的，话语生产主体既要有坚守阶级利益的意旨，也要有“思想掌握群众”的能力。传统意义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主要涵盖政治工作者、理论研究者以及文艺工作者，旨在生产出具有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而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能够按照上述主体的程序设置，以更便捷、更精准、更高效的方式生产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的“合奏效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促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言说主体裂变式繁殖。意识形态话语是言说主体对原始内容进行思维构建的体现，言说主体的情感态度、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及阐释方式无不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从而牵引着社会成员的视角与思想。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言说主体未必是“人”。例如，AI主播不仅能播报新闻、直播带货，还能跃迁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公众人物”，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言说主体的体量。智能化社交媒体的连接性和共情能力，不断激活社会成员的言语欲望，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智能工具的牵引下不断下移，“自上而下”的线性言说将被“多点齐发”的交互言说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接纳主体在精神交往与意识对话中将从“接纳者”蜕变为再次传播的“言说者”，从而改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原有结构。

2.智能社会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表征一定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境况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人工智能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其催生的未来社会形态——“智能社会”，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创造了诸多可能议题。一方面，“智能社会”以新技术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当前，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交织互构，智能产业的崛起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共享增益”的技术特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成员在更好的生活体验下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另一方面，“智能社会”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话题，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拓展了理论视域。近年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人工智能的理论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现实前沿问题的重要维度。这既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总体逻辑，积极建构“智能社会”背景下新的理论空间与话语体系；也表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持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话语体系创新中与“智能社会”有机恰接，积极关注“现实个人”与“社会形态”的智能化需要，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智能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谱系，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内涵创新、形式转化以及语境重构敞开了理论视野。

3.技术赋能重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事。话语叙事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讲述方式，是话语权建设的方法之维。当前，人工智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应用日渐广泛深入，主流意识形态在技术赋能中构建起全方位渗透、具象化呈现、浸润式体验的感性传播机制，有效疏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宏大叙事和理论抽象的难题，弥合了大众通俗化的接受需要。一是智能技术助推叙事框架复归生活世界，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加工裁剪—编码排序—修辞装置”创设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样态，整合宏大叙事与细微叙事、精英叙事与大众叙事、文本叙事与生活叙事、学理叙事与通俗叙事，从宏大的人民伦理走向日常生活伦理，深入日常生活世界深刻洞察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和话语谱系，以其熟悉话语结构和话语风格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二是智能技术助推叙事呈现激发情感共鸣，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染力。人工智能可以构造虚拟场景，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重返历史现场、游历大好山河、走进文化场馆，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达人们的感官世界、直擊心灵世界、激活意义世界，进而在人们“环境—身体—意识”的感知体验和情感共振实现价值认同。三是智能技术助推叙事路线“精准对接”，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力。人工智能可以在汇聚海量信息、捕捉用户需求、分析数据规律、优化信息供给的基础上，搭建适配度极高的分众传输与交互模式，能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非线性叙事，改变由意识形态固有特质决定的“自上而下”的线性叙事方式，社会成员可以在接收、阐释、澄明、确证等交互环节中深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认同。

二、人工智能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多维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层次的价值挑战和伦理危机。人工智能对社会秩序和人性挑战日益显现，数字帝国主义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日益猖獗，能够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专业人才短缺，这些都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面临多重挑战。

1.智能技术异化侵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利。首先，“数字鸿沟”挤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空间。在资本逻辑诱导下，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享有深受贫富差距、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城乡差异等因素的叠加影响，造成人们的精神文化享有沟壑纵横、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数字穷人”这一群体被无情地定义为“多余的人”，部分社会成员会因“信息茧房”而无法接收到涵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化产品，不能真切地感知到高质量发展成果，从而影响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认同。其次，“社会排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道义力量。“算法歧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表现是“社会排斥”，统治阶级、谋利主体、程序设计人员均有制造算法偏见的机会，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文化参与等领域对社会成员进行“排斥”操作，进而出现对“特权群体”一味迎合的“媚俗色彩”，对“边缘人群”容易出现只言片语的“碎片倾向”，这两种情况是从“崇高性”和“整体性”两个维度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道义力量，进而降低凝聚社会思想共识的功能。最后，“电子人格”破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群众基础。或许，在现阶段“人工智能”与“人”的较量中，人工智能仍处于从属地位，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威胁并不是显而易见。但这种智能异化物正在悄无声息地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干扰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人脑中的加工生成。如果人长期因为智能技术的牵绊而呈现出意义虚无和价值困顿的状态，则难以建立起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兴趣感和认同感，“电子人格”若与主流意识形态持相反态度，则会通过“反伦理程序”制造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2.数字帝国主义威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数字帝国主义是西方经济强国垄断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掠夺方式，旨在借助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通过平台系统、知识产权与数据库建设攫取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知识和数据等数字资源，控制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动时间和平台用户的注意力时间，最终目的是财富掠夺，同时输出与投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迫使发展中国家在成为其经济附庸的同时，还需要接受着西方文化价值的“精神驯化”与“思想钳制”，企图以隐匿式的数字技术渗透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一是以“数字殖民”扩张资本空间，挤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在人工智能时代，帝国主义从领土扩张转向全面占领由数字构成的虚拟空间，妄想以“西式评判”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披着“伪科学外衣”的理论话语为政治宣传服务、以披着“伪真实外衣”的新闻话语为资本扩张服务，以“技术的合理性”佐证“政治的合理性”，进而打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减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场域中的份额。二是以“数字消费”进行精神诱导，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魅力。西方国家通过数字化包装和隐匿性处理，“精心设计”内隐西方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产品，将所谓的“普世价值”赋予神圣化色彩和普遍性意义，企图以“美感控制”扭曲我国民众审美品味和价值信仰，使人们在感官欲望满足的虚假愉悦中失去自主精神，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三是以“数字劳动”宣传虚假自由，降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黏度。数字帝国主义借用数字劳动者欲求衍发的虚假数字需求，通过“分析数据”和“劳动编码”让数字劳动者心甘情愿地为资本服务，成为数字资本增值和异质价值宣介的附庸，携同数字帝国主义一道宣扬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与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炮制“数字自由”“数字民主”的谬论，离间我国民众对主流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应用经验匮乏降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当前，在宣传思想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找到人工智能技术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战略契合点，并以人工智能塑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感，是新時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难题。首先，宣传思想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意识不足。从横向上看，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对前沿技术的应用仍显不足，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的方法层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从纵向上看，《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对此已做出有益尝试并收效良好，但部分地方媒体受经济条件、技术条件与业务水平等限制性因素的影响应用意识薄弱，尚未清晰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应用价值，仍实施以“政治力量”争取“社会力量”的传统运行模式。其次，兼备技术能力和理论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短缺，显示出应用能力欠佳。当前跨专业的人才匮乏，相关工作人员应用人工智能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经验欠缺、能力不足。“懂技术而不懂理论”的宣传人员容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失真”的问题；“懂理论而不懂技术”的宣传人员容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失控”的局面。最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智能化呈现的尺度把握难，表现出应用边界模糊。如何做到既能使内容呈现“活灵活现”，又能保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内涵“原汁原味”，如何做到宏大叙事与细节抒情兼备，如何做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通，这些边界性问题都对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巩固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挑战。

三、人工智能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关键举措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现代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要想在这场“技术—人—价值”三维交织的革命性变革中巩固与提升话语权，则需要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旗帜，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技术破题”与“话语创新”的内在张力，从话语位势、话语形态、话语立场、话语秩序四个维度着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1.弥合圈层隔阂，以“小众话语”承载“大众意识”。马克思曾强调，机器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因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要复归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日常生活话语无悖融通。一是以“精准识别”把握圈层特征。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不同圈子成员的数据痕迹和电子脚印，从中筛选与析出能够反映圈层特征的数据信息，对圈层总体特征进行文本描摹和编码分类，重点考察不同圈层成员的话语方式与行为方式，力求建成符合圈层特征的话语库，凝练出符合圈层特质的主流话语内容，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准化和分众化传播提供依循。二是以“靶向供给”回应大众关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样态要精准对接受众需求，关注接受圈层的分众化、垂直化特点，通过定制化的传播、互动和反馈满足受众需要，充分发挥传播通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权威地位，激活智能媒体的活力和张力，以定制化意识形态供给回应大众需要。三是以“话语叠化”消弭价值分歧。在“术”的层面，运用“机器人写作”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深度考察、充分阐释，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共时性话语进行报道与宣传，促使大众在熟悉的话语叙事中汇聚价值共识；在“道”的层面，以区块链技术抓取人民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时代热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时尚新潮话语的价值内涵，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阐释方式，在富有共时性的话语营构中凝魂聚气。

2.巧用前沿技术，以“浸润话语”做好“成就宣传”。“浸润话语”作为可视化、体验性、低触点的话语形式，打破了传统话语传播的时空界限、呈现形态以及接受模式，实现了人们感官系统和情感体验的高度浸润，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为此，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凝练伟大成就的亲民话语符号。在伟大成就中提炼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话语符号，在“大成就、大发展、大变化”中聚焦“小人物、小故事、小感动”，实现“入情入理入心”的话语转化，力求使叙事话语反映出“成就之恢弘、文化之自信、个体之期盼”，增强人民群众的信仰、信念与信心。二是构造视域融合的拟态话语环境。借用图文、视频、交互融合产品等全息技术创设主流意识形态的拟态话语环境，在这一环境中适时地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引人入胜的故事、丰富立体的画面、情感真切的话语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以完整的故事弧线诠释和勾画党带领全体人民砥砺奋进、追逐梦想的光辉岁月，使人们在场景浸润中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三是增强身临其境的置身话语体验。注重将简单的数据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触碰、可感知的真实场景，聚焦人们难以亲临现场的历史记忆和重大事件，构建“跨越时空”的沉浸场景，为成就宣传提供具有亲和力、趣味性和实效性的基础性支撑。

3.占领舆论高地，以“理论话语”批驳“异质思潮”。一是占据话语先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积极推动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创新发展，通过议题设置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构建“多主体、立体式、分众化”的大外宣格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使全世界人民都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着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在受众熟悉的话语环境中阐明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提升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二是强化理论质询，揭露异质思潮破绽。在理论层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权，清算西方试图颠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小伎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阐释力和批判力。在本质上批驳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谬误与话语陷阱，掀开西方价值观的“抽象人性论”理论根基，破除普世价值观的话语霸权与思想迷雾。三是勇于正面交锋，肃清各种不良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揭露数字劳动劳动自由化的意识形态骗局，构筑中国特色的数字阵地，筑牢国家安全与文化主权的“防火墙”，警惕数字帝国主义在数字空间罗织的“精神陷阱”，在亮剑交锋中用正面声音抑制负面舆论，堵住错误信息源头、监控中外合资网站、过滤西方社会思潮、净化网络意识形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

4.强化伦理规制，以“制度话语”引领“多样叙事”。一是构建“人民主体”的价值引领机制。在人工智能应用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制度规约的条例中，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使人工智能成为科学分配的“加速器”而不是“拦路虎”，提防资本逻辑不断扩张、抑制技术逻辑肆意增值，加强对“数字穷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救助，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技术支持和伦理保障。二是构建“以人为本”的算法矫治机制。充分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促进人机和谐友好、提升人文关怀，使人们在科学的算法设计下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奔赴美好生活之途感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魅力和磅礴伟力，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传播者。三是构建“监管追责”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监管问责机制，强化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和价值规约，使其明确“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明确不同道德主体所具备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道德主体的心灵深处和價值世界，经由从业人员的驯化与牵引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人工智能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确保人工智能在助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过程中葆有一颗维护正义的“良心”。对于故意制造“算法偏见”和“算法独裁”，侵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行为主体，要进行严肃地追责并依法制裁。

作者包崇庆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柏路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媒体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CKS03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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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shevsky E.Do robots and AI deserve rights？[J].PC Magazine，2017（0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编辑：钱尔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