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国

关键词：赵孟頫 书法评价 心性修养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很大，明清以来有关赵孟頫书风与人格的评价呈现褒贬不一的情况。梳理并探析其中的评价观念，探讨他的身世背景、逸民向往、仕途经历、清正廉洁的修养和儒释道学养等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清晰赵孟頫的形象，理解相关评价的产生原因，启发当下书家注重修养和学养。

赵孟书法与人格评价梳理及分析

赵孟頫一生饱受争议，明代中前期的书家受赵孟頫影响较大，此时对赵孟頫的书法评价正面、肯定者居多。比如，何良俊对赵孟頫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在书法方面，王羲之是唐以前书法的集大成者，赵孟頫是唐以后的集大成者，且赵氏在篆隶真草方面无不『臻妙』。[1]自王羲之以来，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米芾『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而赵孟頫真正做到了『兼形似、神韵而得之者』。[2]王世贞针对赵孟頫书法作出了客观评价，认为赵氏的小楷『精工之内，时有俗笔』；行书深得二王笔意，但『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3]黄道周认为赵孟頫是晋唐法度的集大成者，其书值得学习，同时认为当时所谓『宋时不尚右军，今人大轻松雪』[4]的说法都太绝对，不是客观的评价。以上评价都是就書法论书法，并未牵扯赵孟頫的人格修养与身世背景。

明代后期的一些书家对赵孟頫的评价前后反差较大。比如董其昌一生都在和赵氏博弈。他早年认为赵孟頫之书『秀润之气』不如自己，但赵孟頫比自己写得多，这是赵氏的优势。[5]这一方面说明赵孟頫在董其昌心中的分量很重，另一方面又体现董其昌不甘心落后于赵孟頫的心态，他认为赵氏常常『作意』而书，自己却是『率意』而书。当董氏也『作意』时，赵氏就不如他了。[6]董氏晚年认为自己年轻时学书能直入晋人，而轻视赵氏，直到晚年意识到自己和赵氏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种评价反映出董氏的客观冷静。

明代中晚期及清初的一些书家对赵孟頫的抨击较多，主要原因是赵氏作为南宋皇室后裔出仕元廷的行为，虽不是投降变节，但后人以意逆志，将『书品即人品』的观点用于赵孟頫，将人格和书法混为一谈，认为他的书法侧媚取妍，不足为法，表现出『骨软字媚』，被称为『奸佞体』『奴书』。比如，祝允明认为：『孟頫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7]项穆认为赵孟頫『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8]。又说：『骨气乃弱，酷似其人。』[9]冯班认为赵孟頫『为人少骨力，故字无雄浑之气』[10]。张丑认为赵孟頫的书画艺术『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傅山一生重视气节，明朝灭亡后拒绝入仕清廷，对赵孟頫的态度更是『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他认为赵孟頫虽学自王羲之，但『学问不正』，且人品不佳，因此痛恶赵书浅俗无骨，视其为『贱态』[11]。康有为对赵孟頫、董其昌的『姿媚』深恶痛绝，呼吁世人『勿学赵、董，荡为软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矣』[12]。这种说法是把人格和书法进行强行捆绑后的偏颇评价。

清代一些书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应该客观理性看待赵孟頫书法。比如，钱泳认为张丑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并非『正论』，褚遂良书法有『美女婵娟、不胜罗绮』之态，赵孟頫书法有『温润闲雅』『妍媚纤柔』之嫌，二人在后世眼中的书风评价有类似之处，但因政治命运不同，导致其在书法史的地位不同，因此不能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13]。王澍认为赵孟頫的『书法自佳』和『身自失节』的问题应区别对待，他认为书品和人品是两个维度。[14]翁方纲站在客观的角度对赵孟頫的气节和书法进行阐述，他认为，赵孟頫作为南宋皇室后裔出仕元廷，遭到世人讥笑，但掩盖不了赵书被很多人学习的事实。世人以为人格气节和书品是两个方面，互不相妨。但在翁方纲看来，人品和书品要放在一起看待，君子论人，应选择重要的方面，权衡轻重。出仕的气节和文艺相比，一定是以气节为重。翁方纲将气节和文艺合而观之，从气节来说，赵孟頫作为南宋皇室后裔本不应出仕元廷，但其学问深厚，精于礼经之学和古文尚书。世人不知赵孟頫学问功力深厚，而只纠结其出仕元廷，这是片面的，务虚而不求实。如果突出其深厚的书法功力而忽略其他方面的话，赵氏纯正的品质就显现出来了。[15]清代中期以来，在乾隆皇帝的倡导下，赵氏书法再次得到推崇，刘墉等人都深受赵孟頫的影响。

赵孟的入仕境况与心性修养

赵孟頫的书法风格和他的身世背景、逸民向往、仕途经历，以及清正廉洁的修养、儒释道学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探析后人对赵孟頫的品评原因，有必要深入了解其入仕境况与心性修养。

赵孟頫出身南宋皇室后裔，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一二七九年，在南宋灭亡之际，他才二十五岁。此时此刻，面对破碎山河，既然无法改变亡国的现实，那么入山『隐居』，成为『逸民』是其心之所向，《松雪斋集》中的《咏逸民十一首·序》[16]《五柳先生传论》[17]等篇章流露出他的心愿。对于归隐，赵孟頫向往庄子和陶渊明的生活，希望在闲时吟诵陶渊明之诗，学习王羲之书法。比如他在《次韵舜举四慕诗》中写道：『周（庄子）也实旷士，天地视一身。去之千载下，渊明亦其人。归来北窗里，势屈道自伸。仕止固有时，四子乃不泯。九原如可作，执鞭良所欣。』[18]在《酬滕野云》写道：『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但恐君未闲，书成无由寄。』

赵孟頫成为逸民之后，因才华出众，又因元世祖深知『参用南人』对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重要性，元廷屡次派人说服他入仕。欧阳玄在《圭斋文集》中描绘了这段场景：『尚书夹谷奇之，以翰林编修荐，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钜夫出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以应诏，公在首选。』[20]赵孟頫推掉第一次『游说』，第二次如果再推辞，就有灭门之险，因此被迫出仕元廷。由于赵氏博学多才，能诗擅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深得当朝重用。《元史·赵孟頫传》云：『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21]《松雪斋集·序》云：『子昂未弱冠时，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大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22]可见赵孟頫才华横溢，在书画、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

赵孟頫在为官期间，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想方设法造福百姓。《元史·赵孟頫传》记载了当年赵氏为民解忧的大事。[23]至元二十七年，赵孟頫任集贤直学士。同年的大地震死伤百姓十万余人，忽必烈心急如焚，召集集贤、翰林两院官员，共议产生天灾的原因及对治方法。很多官员因害怕宰相僧格，不敢讲真话，唯恐触及时政，只是泛泛地谈一些《易经》中五行灾异的说法。此时赵孟頫挺身而出，劝额尔根萨里奏请忽必烈免除灾民赋税，同时成功劝阻僧格免除未征来的钱粮，最终百姓得以解救，赵孟頫也深得当朝敬重。

赵孟頫的诗文多反映他对家园失去的遗憾与思念以及与世无争的态度，诗词中表达出不为功名所累，不辱其志的决心和信心。如『俯仰志不屈，又不辱其身。』[24]『功名不可为，我志久已安。』[25]『吾生性坦率，与世无竞奔。空怀丘壑志，耿耿固长存。』[26]诗中赵孟頫感慨中庸之道难行，但求洁身自好，『中道世所难，狂狷诚足取』。[27]这种状态更加促使其渴求自由、怀念逸士、皈依大自然，同时也加速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赵孟頫为官一生，有口皆碑，最终借病乞归，逝世之日仍观书作字，谈笑如常，可见其淡泊名利、以书载道的人生信念。

在书学思想方面，赵孟頫一生『尚古』『學古』，这种观点不仅体现在书学领域，而且在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都反映了这一艺术主张。身在宋末元初，勇担历史使命，毕生以身作则践行『尚古』『学古』之路，并且告诫青年学习书法毫无捷径。在人格修养方面，赵孟頫认为王羲之是『晋室第一流人品』，名声如其书品，『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28]赵氏还认为王羲之因人品『甚高』，而进入神品行列，他鄙视功夫不扎实、夸夸其谈者，认为他们太浅薄，『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

赵孟頫在艺术上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得益于入仕元廷带来的机遇。如果他真正成为理想中的隐逸之士，那么一生可能默默无闻，历史可能会埋没他的成就，他也失去了以自身独特视角传播古圣先贤文化艺术的机会。赵孟頫一生在政治修养、人格修养、艺术修养等方面都是问心无愧的，知其人，方可论其世，后人需要以理性的眼光客观评价他的人格和书法。

在历史主动和现实观照中启发当下

对于赵孟頫的评价想做到客观理性，需要和历史上书品与人品相关联的几位书家进行对比分析并观照当下现实。历史上有这样几种类型的书家，第一种是虞世南等横跨两三个朝代的良臣，第二种是赵孟頫等被动入仕他朝者，第三种是王铎等身居高位而主动投降入仕他朝的贰臣，第四种是蔡京等奸臣，第五种是李斯等亡国之臣。初唐四大家之一虞世南最早在南北朝（陈朝）、隋朝做官，隋朝灭亡后，依附于夏王窦建德，授黄门侍郎。秦王李世民灭窦建德后，被授任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虞世南虽先后任职于陈、隋、唐三朝，但书法品评在后世从未因其有『三朝官员』的经历受到影响。王铎作为明代晚期的官员，在清军入关时，率领众臣，冒大雨跪迎清军，在气节上理亏，晚年被贴上『贰臣』的标签，书法遭到不公正的评价，乾隆年间被夺谥而禁毁其书，后人在编纂《清史列传》时将其列入《贰臣传》，直到清代碑派书法蓬勃发展，书家追求个性、崇尚骨力，王铎书法逐渐受到重视，康有为、吴昌硕等对王铎的草书大加赞赏。北宋蔡京是奸佞之臣，史称『六贼之首』，但书法造诣颇深。《书史会要》用『正书如冠剑大人』『行书如贵胄公子』『大字冠绝古今』[30]等言语说明蔡京书法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岳飞之孙岳珂认为，蔡京书法虽『豪放而具骨力，激越而竞波澜』，但因政治声誉和书坛地位无法齐驱并驾，导致书法受品节牵连，遭人唾弃，因此警醒后人，『世之以艺称者』必须重视自身名节，否则存在『得而唾弃之』的风险。[31]李斯曾参与秦朝焚书坑儒事件，后被赵高利用伪造遗诏，有亡秦之罪，但其整理的通行书体小篆以及《泰山刻石》等作品千余年来被广泛传承、学习，人格问题并未影响到书法作品的流传。

在人格气节问题上，文徵明认为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殷商被灭后，武王拜访箕子，诚邀其出山，并问及治国之道，箕子将夏禹流传下来的《洪范·九畴》讲述给武王，史称『箕子明夷』。这段历史『千载之下不以为非』，然而赵孟頫却屡被非议，实在是不公平。[32]如此看来，赵孟頫在气节上和横跨三朝的忠臣虞世南情况不同，和横跨两朝的『贰臣』王铎情况不同，和奸臣蔡京情况不同，和李斯的情况更不同。赵氏并非被俘或主动投靠元朝，而是元世祖忽必烈多次邀请他入仕元廷。赵氏从『归隐』到『入仕』实属无奈，他在职期间时刻为百姓着想，无贪婪纵欲、妄作非为等品行不端问题，一生恪尽职守，勤慎治学、尚古学古、精研书画，开创了元代新画风，被后世称为『元人冠冕』。

徐复观先生对赵孟頫评价很高，他从哲学角度指出赵氏以『清远』代替了南宋末期的『幽玄』，重新开辟了艺术的新生命。元代绘画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是立足于这一主观与客观均衡的基础之上。赵孟頫的这番成就，得力于内心之『清』，领悟到自然世界之『清』，最后形成作品之『清』。因此他的作品可以用『清远』二字来概括，在清远中，主客恢复了均衡，赵氏便可以上追北宋山水画成熟时的风格，下开元代四大家的逸韵。[33]徐复观认为赵孟頫的这种『清』，来源于他对官场名利的淡泊，对庄禅思想境界的追求以及晋人对『清』的审美追求的影响，足见赵孟頫的思想艺术功力过硬，对书画界的贡献很大。

现实中将书品与人品以等号对待，以人论书，书以人贵，书以人废的观点并不是客观评价。实际上，人品属于伦理学范畴，书品属于审美学范畴，二者无法简单画上等号。孔子云：『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34]『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35]。也就是说，不能用人品决定论去简单讨论书品。正如清代吴德旋曾为张瑞图、王铎抱打不平，他认为张、王虽人品『颓丧』，但『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36]，也就是说不能以人废书，应遵从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对书品的评价不可避免掺杂人品的因素，传统的审美观念在无形中会加入伦理道德的品评，某些时候人品维度超越了书品维度，会提升或降低书法自身的价值。这就给广大书法家予以启示：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向世人呈现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