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

关键词：元代 赵孟頫 书法批评 书家形象

赵孟頫书风一统元代，书法批评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书法批评内部理路演变、推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外部批评舆论导向作用的结果，赵孟頫书法风格与其时书法批评趣味相合。正是赵孟頫同时期的各类人物对赵孟頫的关注、评论与推崇，以及赵孟頫本身条件和书法的特点，在帝王朝臣、文人等群体中形成了对赵孟頫的共识，并引导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学习书法风气的转向，对学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赵孟頫个人身上，正好体现了书法批评在人物品评时的作用机制。[1]

元人题跋中对赵孟頫的推崇是如何树立起趙孟頫的书法形象的？赵孟頫书法地位的确立，带来对书法批评的另一向思考：赞许与推崇是如何影响书法史发展走向的？

在书法史上，因批评而影响到书家的境遇，改变了书家的书史地位，进而影响到书风流变、书法发展的例子并不鲜见，如王羲之因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而确立了书圣的地位，颜真卿因北宋文人欧阳修、苏轼、朱长文等对其政治人格的褒扬而确立了书品人品相互辉映的形象、成为与王羲之并峙的另一座书法高峰等等。不过，这些批评通常都是在后世出现的，在这些书家所生活的时代显现得并不是那么明显。

元人推崇赵孟頫，使其地位与前代书家并列或超越前代书家，这对本朝书家的取法和书风流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赵孟頫是我们考察批评对一个时代风气产生了影响的绝佳范例。王羲之、颜真卿等人虽然在书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也有很多学书者模仿他们，但他们的书法风格并没有成为一个时代占压倒性地位的风格。而且因为时代的久远，在这些书家生活时代的批评资料少有流传，我们很难描述出在当时时代批评是如何影响到书家，进而影响到一个时代的风气的。而赵孟頫则不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风格就已经成为流行风格，整个元代都是在赵孟頫风格的笼罩之下，受到赵孟頫影响的书家极多，赵孟頫的书法样式成为元代书法的标准样式。在向魏晋古法回归的背景下，赵孟頫的个人风格、个人书法样式是如何影响到一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格、一个时代的书法样式的？书法批评，特别是正面的书法批评在这种风气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元人对赵孟頫的品评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赵孟頫书风影响元代书家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赵孟頫主要只是倡导了向魏晋、向二王取法的风气，元人多向二王取法，与赵孟頫殊途同归，形态上相似，实际上并非元人均是直接模仿赵孟頫？赵孟頫取法二王的方法以及对二王书风的表现，是否成为元人理解、学习二王的主要依据与参考？

考察书法批评对赵孟頫在元代书法地位的确立、元代书法风气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的话题展开：宋宗室的特殊出身、元代统治者的重视与宠幸、仕宦阶层与江南文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江南文人进阶的途径、本身取法与书法风格和水平。具体的过程是：赵孟頫凭借宋宗室的身份与青年才俊的名声，获得江南文人群体的肯定与推崇。帝王的青睐与朋友、学生以及所提携的江南文人所形成的舆论影响，使赵孟頫成为江南文人群体的领袖人物，其书法得到时人的推重，识见、政治才干也在评论者话语中被强调。而对赵孟頫书法的关注与推重，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对赵孟頫书法与魏晋、二王关系的关注，到对赵孟頫在元代地位的肯定、对赵孟頫在长时段书法史地位的肯定，再到在书法取法领域对前代书家如二王、颜真卿等的取代，学二王不如直接学赵孟頫观点的提出，到对赵孟頫的政治才干、经济之学的强调，对赵孟頫书家完美形象的建构。

一

先来看看朝廷和师友对赵孟頫的评论。赵孟頫虽以文学之士立朝，但最终却是以书画名垂于世。比较、分析元人对赵孟頫的评论，可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层面对一位书画家评价的多重视角和评价标准。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八月，杨载撰《赵公行状》。《赵公行状》中记录了元仁宗对赵孟頫的评价：『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认为赵孟頫他人所不及的有七个方面：『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辞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2]这些评价经过整理也大多被收入《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传》中。[3]元仁宗对赵孟頫的评价是从出身、相貌、学识、品行、文辞、书画以及对佛老之旨的通晓等方面着眼的，可看作是元代人物评价的视角和标准。元仁宗所评虽是对作为臣子的赵孟頫的综合评价，但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其时书家评价所关注的视角和标准。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对虞世南也有类似评价。张怀瓘撰《书断》，在虞世南小传中引用了唐太宗诏书之语：『太宗诏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有一于此，足为名臣，而世南兼之。』[4]将唐太宗所言虞世南『五绝』和元仁宗所言赵孟頫『七长』相比较，探究其异同和变化的原因，可窥见对文臣或书法人物的品评中所侧重的因素或是书法所占据的地位。唐太宗所言虞世南『五绝』，忠谠、友悌可归于品行，博文、词藻、书翰均可与『七长』一一对应，显示出自唐初直至元代，这些对善书文臣的品评视角和标准一直保持稳定。不过，在元仁宗的评价中，有三个角度和标准是唐太宗评价虞世南所没有的，这就是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帝王苗裔』和『状貌昳丽』，以及排在第七位的『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

唐太宗的『五绝』视角和标准，实际构成了唐代之后对书家个人形象的品评标准，人品书品问题也由此而生发、展开。在唐太宗的『五绝』标准中，没有提及出身和相貌，而在唐代的书法批评中，批评者也并没有在出身、相貌与书家本身的形象和书艺水平的高低之间建立起联系。出身和相貌在书家的品评中并非评价标准，这从唐代书法批评对书家的叙述比较忽略出身的问题以及欧阳询相貌丑陋，并无损于他的书法在当时的地位等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而元仁宗对赵孟頫『七长』的评价，则意味着在元代，对书家个人形象品评标准的微妙变化，出身、相貌、对佛老之学的通晓，成为人物品评的参考因素。而这些变化，在赵孟頫人物形象的塑造、书法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上至帝王，下至民间士人，元人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受到人物品评的暗示或影响，宋皇室帝胄出身、潇洒昳丽的外貌、对佛老之旨的精通，也成为元人评价赵孟頫书法时所关注的内容，成为元人理解赵孟頫书法的外在线索，是元人诠释赵孟頫书法特点和价值的基础。而这些角度和标准也逐渐进入到普遍意义的书法批评中，成为人品含义的一部分，在人们的评论中，成为影响书法品格、书法高下的因素了，甚至成为批评标准的一部分。出身、相貌以及对佛老之旨的精通，都是书家的气质、风度的表现或载体，暗示着其书作也蕴涵有这些特色。另外，对出身、相貌、佛老之学的关注，也正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书家品评模式相合，意味着元代对书家品评的要求是对魏晋人物品评模式的继承，这与元代书法崇尚魏晋、掀起向魏晋古法回归的风气也是一致的。

依据《赵公行状》而作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是由欧阳玄撰写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中也引用了元仁宗对赵孟頫『七长』的评价。杨载、欧阳玄均为当时名臣，与赵孟頫又有师生之谊，《赵公行状》和《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所述可代表朝廷和士人们对赵孟頫一生事迹的概括和评价。明初修《元史》，这些评价也被收录进赵孟頫的传记中。

在元人的评论中，对赵孟頫的出身、形象、气质等方面的关注颇为多见，如陆友《研北杂志》卷下所载『鲜于伯机目赵子昂神情简远，为神仙中人』[5]，柳贯认为赵孟頫书法『根于英姿敏识，而成于清机绝鉴』[6]，吴澄所评『子昂昔以诸王孙负异材，丰度类李太白，资质类张敬夫，心不挫于物，所养者完』[7]，倪瓒所言『赵荣禄高情散朗，殆似晋宋间人，故其文章翰墨，如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8]等等。

活动于元惠宗至正年间的林弼在跋友人何执中所收藏的赵孟頫书迹时，提到他以前听到前辈对赵孟頫的评论，他说：『余曩闻诸老言，松雪公神度散朗，有晋人风，故书翰于锺、王咄咄逼真，岂非心画有千载神契者耶！』[9]也是将赵孟頫书法风格与魏晋书风相似的原因归结为神情、气质有晋人风。

宋濂在作赵孟頫像赞时，也将赵孟頫的相貌与其文学、书法相提并论：

文运中微，颓波日靡，公起东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孙，麟游凤翔，珠明璧温……三百年间，西东万里，雄鸣一代，如公者几！公貌如玉，公文如金，变化莫测，照耀古今。[10]

吴澄在《别赵子昂序并诗》中对赵孟頫的相貌、风度与修养也多有赞许：

子昂昔以诸王孙负异材，丰度类李太白，资质类张敬夫，心不挫于物，所养者完。其所学又知通经为本。与余论及书、乐，识见复出流俗之表。所养所学如此，必不变化于气。不变化于气，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11]

在元人的评论中，赵孟頫的形象、气质与晋人相似，故其书法也得晋人之韵。形象和通佛老之学成为赵孟頫书法外化的标志，成为赵孟頫书法能得晋人韵味的原因之一。这种品评倾向在赵孟頫去世后更为明显。

从这种评论方式可以看出，元代书法批评的视阈有了扩展，除了认为人的形貌、风度等外在因素与书法的品格和高下相关联外，对某些特定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也会直接影响到其书法的形态和品格。而通佛老之学，在书法品评中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暗示，蕴涵着其人之书也有远离俗世的趣味，更接近魏晋书法的韵味。

杨载在《赵公行状》中对赵孟頫的书法也有评价：『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锺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12]站在杨载的立场评论赵孟頫的取法，即篆为大篆古文，隶为汉末三国的名家隶书，行草为二王，唐代以下不在所论之中。从赵孟頫的学书历程来看，他曾经取法过唐人与宋人，对此，赵孟頫在自述中有明言，元人在评论中也时有提及，但在《赵公行状》中赵孟頫对唐人、宋人取法的经历被淡化，只突出了对魏晋以前书家的取法记录。

《赵公行状》对同时代人对赵孟頫书法的认可和接受的情况也做了描述，不过对赵孟頫书法的风格特点、在书法史中的位置、与其他书家的高下等并没有评论，但是强调了『与古人何异』的主旨。在古代针对人物的评价体系中，书法毕竟只是一艺，仅凭书法之艺难以获得高度评价，必须充分强调、展现出所评价对象在政治、道德、经世等方面的建树，对王羲之的评价是如此，对赵孟頫的评价也是如此。杨载在撰写《赵公行状》时就将主要篇幅用來叙述赵孟頫在政治、道德、经世方面的事迹与才干，并最终得出了赵孟頫『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也』[13]的结论。

《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也延续了杨载的观点，并作引申：一是评价赵孟頫『精篆、隶、小楷、行、草书，惟其意所欲为，皆能伯仲古人』[14]；二是对《赵公行状》中赵孟頫才名被书画所掩的结论作了修正，认为『故世知之浅者，好称公书、画；识者论公则其该洽之学、经济之才，与夫妙解绝艺，自当并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15]强调赵孟頫与古人一样，书画与『该洽之学、经济之才』相辉映，而不是相掩盖。

《赵公行状》和《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中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透露出元人的书法批评标准和主要的关注点。《赵公行状》和《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只说赵孟頫能伯仲古人，并没有采录当时就有出现的赵孟頫书法元代第一、超越古人的论断，显示出对赵孟頫做出综合评价的正式文献的慎重与选择材料的标准。不过，在元人诗歌、题跋中，对赵孟頫书法颇多元代第一、超越唐宋一类的评价。

二

元人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不断进益的畏友，到当代第一，到与唐宋人并传，再到超越唐宋、直接魏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对应着元人对书法取法方式和魏晋笔法、二王笔法理解的变化。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影响书法批评标准的因素以及书家品评的变化对书法取法、书法风格的演变和时代书风的形成的影响。

赵孟頫出仕元朝后，虽受元世祖宠信，但所授官职并不高。元代初期，南北文人成见很深，往来不多。赵孟頫入大都后，积极融入北方文人圈子，广结朋友，或以文会友、相互唱和，或共赏书画、品题甲乙。赵孟頫虽得到一些在北方有影响的文人官僚的赏识，但其诗文书画的成就并没有像在浙江一带那样得到广泛认可。当时北方流行的是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一路的风格，赵孟頫以魏晋为取法对象的书法风格在北方并没有受到重视。

赵孟頫入大都后，与浙江文人们仍保持密切联系。他在入大都的第三年（一二八九），在给杭州友人王芝的信中，对当时整个时代的书法发展状况予以关注，主张学书当学二王，而不主张学颜真卿，表现出强烈的欲扭转当时书风的决心。从此信札可看出，当时北方书坛对赵孟頫以晋人为指归的书法风格并不看重，赵孟頫在大都甚至有知音难觅之感。

与北方文人对赵孟頫的态度不同，南方文人对赵孟頫的书法成就非常推崇。

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秋，时年三十七岁的赵孟頫用王羲之笔意为石岩书小楷《过秦论》。是年冬，石岩携归杭州，鲜于枢、郭天锡等见后都称奇不已，各作题跋。鲜于枢题云：『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此卷笔力柔媚，备极楷则。后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耶！斯文又古今之一奇也。』[16]郭天锡题云：『子昂百技过人，就中楷书尤妙绝。民瞻自京师携此卷来钱塘，见之叹赏不足。』[17]除《过秦论》外，赵孟頫其他书作也得到大家的赞许，邓文原在题赵孟頫所临《黄庭经》时也推赵孟頫为第一。

鲜于枢与赵孟頫交情极深，常一同研习书法，书学观念亦相同，都提倡追摹魏晋，崇韵尚法，在风格追求上都偏向于冲和平正，不故作姿态，不以剑拔弩张、恣肆放纵为能事。鲜于枢等在杭州，与赵孟頫有着完全一致的书法立场，他与赵孟頫相互推重，他的评价代表了杭州文化圈的共识。其时赵孟頫虽不到四十岁，但鲜于枢仍不避溢美之词，将当代第一的称号安放在他的名下。可以说，赵孟頫在书坛的领袖地位，首先是在杭州书法圈中确立的。

鲜于枢、邓文原等人推许赵孟頫为当代第一，有较多的朋友情谊因素在内。元初以杭州为中心的书画圈中有着相互推奖的风气。鲜于枢推许赵孟頫为第一，赵孟頫则自谦不及鲜于枢。后来，大德三年（一二九九）鲜于枢在跋《赵书赤壁二赋并东坡像》时论及近世诸贤书画不能俱传，认为赵孟頫书画俱到，他日必能俱传无疑，主要着眼于赵孟頫的书画俱善，两者均能够传世，所言较推举赵孟頫为当代第一要平和了许多。

友人之间的相互推举风气，虽不能盲目认定为实，但从中仍能看出其时舆论评价和书家品评之一端，显示友人们对赵孟頫非常敬重。

总的来说，赵孟頫的早期朋友圈中人对赵孟頫书法的评论还是比较平和的，虽然肯定，但并没有显露出过度的推崇。仇远、白珽等人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更多的是针对书法风格而言，所评也更为具体。如仇远在跋《赵荣禄小楷过秦论》时，将赵孟頫更早时间所书《黄素黄庭经》与后来所书《过秦论》相较，指出赵孟頫十数年前所书《黄素黄庭经》『楷法端劲』，而《过秦论》『字画比《黄素》尤缜密』，并感叹『尔来子昂小楷与前微不同，年事笔力日进日益，真余之畏友也』[18]。而在跋赵孟頫所临《兰亭序》时，仇远总结出赵孟頫所临《兰亭序》数百本『无一字不咄咄逼真』的原因就在于『得之心应之手，在夫熟之而已』[19]。对赵孟頫书法的称赞，主要集中在熟上，认为赵孟頫因熟而能得心应手。

赵孟頫的友人也有将赵孟頫书法与古人相较。刘敏中称赞赵孟頫的诗文、书法是『五十年来今始见，唐人句法晋人书』[20]，提到赵孟頫书风与晋人书法的关系。白珽在跋赵孟頫所临褚遂良书法时，将赵孟頫与褚遂良相提并论，认为『褚公书擘六朝众长而成一家于代』，而赵孟頫『后五百年一振豪顷夺其符而代之，岂规规学褚而能之，抑胸中有所谓擘者也』[21]。

在将赵孟頫与古人的比较上，友人们并没有刻意明言赵孟頫达到或超越二王、颜真卿等人，主要是将赵孟頫与唐宋书家相较，如将赵孟頫与欧阳询、褚遂良比较，认为赵孟頫能超越欧、褚，而欧、褚，在元及元以前的书法批评系统中的地位并不高，并没有占据主要位置，也不是古人重点关注、取法的对象。

当然，朋友们的这种将赵孟頫与古人相较评价并不妨碍他们对赵孟頫是元代书法第一人的认定。鲜于枢、邓文原、方回等人均曾在不同的场合称赞赵孟頫诸体或单体天下第一。而当赵孟頫在政治、文化上的地位有更大提高的时候，这种书法天下第一的评价更是得到江南文人群体的广泛呼应和认可。

大德二年（一二九八）春，元成宗召赵孟頫入大都书金字藏经，并许赵孟頫举荐二十多位善书者随其入京抄经，这些书家包括邓文原、邱子正、金江正等，后皆賜官。这一江南儒士借书法而入仕的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方回还专门为赵孟頫、邓文原等人写作长诗。他在《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中称赞赵孟頫『不合自以艺能累，天下善书今第一。魏晋《力命》《王略》帖，摹临有过无不及。真行草外工篆隶，兼有与可、伯时癖』[22]。

随着赵孟頫地位的提高，又有了推荐士人进入仕途的资格后，友人们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朋友的评论中，此时的赵孟頫俨然已经成为公认的天下书法第一人，而不仅仅是朋友出于情谊而做出的溢美之词。被推为当代第一尚不够，同时代的人很快将赵孟頫与历代著名书家相比较，进而将赵孟頫与那些著名书家相提并论。吴澄在跋赵子昂所临《兰亭帖》时提到以赵孟頫为今之羲、献的说法，在跋赵孟頫所书《麻姑坛碑》时则指出『颜字、赵字，并出于王，或端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时妆美女，二者各臻其极』[23]，直接将赵孟頫与颜真卿相提并论，认为二人并出于王羲之而各臻其极。

友人中对赵孟頫书法做出最高评价的是胡汲仲，他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是：『子昂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24]胡汲仲对赵孟頫的评论见于元末陆友所著《研北杂志》，此评论虽然并未在《赵公行状》等传记文献中有所体现，但流传较广，被后人广泛接受和引用。从评语本身来看，胡汲仲所评，是从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同时比较，即与前朝、与同时代人比较。上下五百年，正显示对其跨越唐宋的认定，纵横一万里则描述赵孟頫在当下影响之广泛和文人群体对其元代书法第一人地位的广泛认可。

赵孟頫去世之后，评论者们对赵孟頫的评价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赵孟頫成为超越前朝、直接承继王羲之、王献之的书家。

郑元祐将赵孟頫评为南宋后至元代第一。虞集推许赵孟頫书法为元代第一，并将其推为『继羲献之后者』。而柯九思也认为赵孟頫胜过唐人，他在至顺元年跋赵孟頫所书《黄庭外景经》时，对晋唐书法之别作了分析，认为唐人所临《黄庭外景经》不如赵孟頫所书更有东晋、六朝遗意。唐棣也评价赵孟頫得晋人书法，晚年行笔圆熟，度越唐人，指出其能超越唐人的原因在于对晋人的直接取法。

三

元人针对书家的评论中，较多论述所评论的对象与古法关系一类的评论。元人在评论赵孟頫以及其他书家和作品时，在题跋中经常提到优孟模仿孙叔敖的典故。

元人对这个典故的热衷，正透露出元人对模仿古人是须求似、守法度还是不似、求神气等问题的关注。

元人评价赵孟頫书法，通常着眼于赵孟頫对锺繇、二王的学习，认为赵孟頫既能从形、又能从神两方面得二王之妙。在这些评论中，元人并不讳言赵孟頫早年极力模仿古人，在形态方面与古人的相似性，赵孟頫之书与王羲之书法之似是元人评论赵孟頫时所津津乐道的，并以肯定、赞许的视角，以优孟模仿孙叔敖来比拟赵孟頫书法与王羲之的相似，这种相似也正是赵孟頫在元代书法批评中得到极力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元人在对赵孟頫书法的品评中，也会论及赵孟頫晚年能融合变化，自为一家，但是，得右军之妙与合规矩，仍是元人评价赵孟頫书法的主要关注点。赵孟頫『深得右军之妙』『得右军遗意』一类的评价成为元人的共识。而法度也是元人评论所强调的因素，正如柳贯题赵孟頫所书《洛神赋》所言『全篇虽自用其体，然应规合矩，可谓善学大令者欤』[25]、虞集所论『吴兴公书妙一世，此卷盖盛年所作，波澜老成不及暮岁。而法度整整，未容无所师匠者知之也』[26]。而要得右军之妙，在元人的批评观念中，首要的就是形似。

在元人的鉴赏中，对唐代摹本不太重视，对刻本反而相对更重视些，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元人对所谓《定武兰亭》刻本极为推崇，而对唐摹本《神龙兰亭》一类关注的热情明显不及《定武兰亭》刻本。

魏晋、唐学书者通常并没有将通过作品来复原笔法技巧作为书法学习的主要途径，故在宋代后，虽有名家墨迹流传，但一直有唐末五代笔法传递中绝的说法。笔法的授受传承是书法法度、技巧流传的最主要途径，故围绕这条途径，有大量的传说以及各类传承脉络的论说。而脱离笔法的授受传承，通过古人墨迹来揣摩、复原笔法技巧的方式因带有强烈的个人想象意味，在观念上被忽略，被看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承断绝的体现。北宋米芾强调石刻不可学，须通过墨迹来学习，也是因笔法亲相授受的传承已经断绝而退一步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而米芾本人也被后人作为变乱古法的典型，原因就在于通过墨迹来复原古法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

后人对赵孟頫的推崇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由墨迹复原古法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方式的反對与修正，将关注点转向外形的相似上了。赵孟頫书作与王羲之书法的相似，与唐摹本的性质不同，唐摹本更近于工艺制作，而赵孟頫所书则是文人书写。摹写相似的价值让位于书写、创作相似的价值。因此，元人在评论赵孟頫时喜用优孟模仿孙叔敖的典故，而多数时候对这个典故的使用是偏向于褒义的，也就是认为赵孟頫如优孟生动地表现出孙叔敖的形象一样，逼真地展现了王羲之书法的外在形态。而赵孟頫的这种逼真展现，是带有文人气质的书写，而不是工匠意味的摹写。元人对赵孟頫的推崇，部分原因就是对精工书写表现能力的推崇。对元人以及其后的部分学书者来说，这种相似意味着对古人笔法的掌握。北宋的米芾也善临摹，所临书迹常被人拿去假充古人真迹，但米芾所书、所临仍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印记，在精神、气质方面可能与古人非常相似，但在外在形态上则并不是那么相似，批评者们并没有将米芾视为直接王羲之的书家。

在关注赵孟頫书法与王羲之形似的基础上，元人进一步论及形与神的问题，诠释赵孟頫在形似之外，更能意会、多变化、得神似的特性，傅与砺所论堪为元末人对书法取法中的形神关系认识的代表：

吾闻善书若画，画之妙者，岂徒以形哉。故临书非形似为难，得风神为难尔。晋王右军之《兰亭序》，世之临者不少，即唐诸人以书名家者勿论，其他得称善于天下几何人耶？赵吴兴学书一世，其胸中皆右军全书，故其所临，譬之轮扁斫轮，得之心应之手，故能极风神之妙，岂若区区以形似求哉！虽然，此非一日之力也。夫书一艺尔，苟力不至，不足以深诣，矧君子之学，有大于是者乎！[27]

在书法批评中，形神问题又经常与有意、无意的书写状态联系在一起。元明之际的评论者也注意到在书写状态方面，赵孟頫与王羲之实际上并不相同。正如王行所言『《兰亭禊帖》盖右军无意书也。惟其无意，故与神会；惟其神会，故复书之不能似也』[28]，他还对赵孟頫反复临写《兰亭序》等法帖的做法做了解释，说『松雪翁平生临《禊帖》甚多，用心良苦，盖欲以己之有意，求至于古人之无意也』[29]。不过，元人并没有对赵孟頫『以己之有意，求至于古人之无意』的做法是否恰当或是否应该推崇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从元人对赵孟頫书法出于二王的肯定与强调，可以看出元人书法批评的观念与标准，即：对传统的临习以及与书法传统中最被认可、最经典的书家与作品的关联仍是元人书法批评的核心标准，而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形神兼备，则是核心标准的生发。

四

元人的评论中，对政治、道德方面的关注较少，元人自己也不会去批评赵孟頫出仕元朝之举，不会纠结忠义、道德问题，而对气质、风度的评论较多，并以之与书法相关联，这也说明元代书法批评在人品问题上，仍是侧重于气质、风度一面的，并继承了南宋江南文人品评中的隐逸思想，将品行高洁与隐逸之行关联在了一起。

在对赵孟頫的评论中，风神、气质以及这种风神、气质与其书法形态、风格的吻合，是评论者关注、强调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对赵孟頫经世之才的强调则是从政治、道德形象建构方面所作的补充。

对赵孟頫的推崇，分为书法与人物形象两部分，即相貌、风度、气质、出身、经世能力以及其书法的形态、与传统、古法的关系等，这两部分均与人们所树立的理想人物、理想书法相合，故对赵孟頫的评价，即是后人对魏晋理想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在现实中的映射。

在关于赵孟頫的批评中，古代书法批评所关注的要素均体现了出来，赵孟頫除了因出仕元朝而在人品方面有可议之处外，其他均是以一种近于完美的形象出现于世人之前的。后人对赵孟頫的批评，分别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各取所需，对所涉及的批评要素重视的程度不同，对赵孟頫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并以此类不同的评价立场去看待、评论其他书家和作品。

对赵孟頫的推崇，更多的是意味着赵孟頫的形象和书法形态与人们理想中的魏晋形象一致，因而成为集体记忆的附着对象，成为现实中的、有着具体形象的魏晋风度、魏晋书法。与王羲之的书法相似，又能自成一家，形象、气质与元人想象中的魏晋风度接近，加上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使得赵孟頫在元人的评论中被视为冠绝当代的书法第一人，又由当代第一人成为跨越前朝、直接王羲之的书家。

不过，在赵孟頫直接王羲之的书家地位确立的同时，也有清醒的声音。虞集就记录了其长辈姚先生的话，认为将赵孟頫书法视为晋人书是不对的。虞集在题跋中记录了这句话并表示赞同。这句话是：『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然吾父执姚先生曰：此吴兴也，而谓之晋，可乎！此言盖深得之。』[30]但是在元代，这类清醒、敏锐的认识得到的赞同和呼应还是太少了。